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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从振新纱厂得来一个教训： 稳定的组织结构是正常经营的保障，必须在企业拥有绝对控股权才能有效开展工作，企业需要上下一心。于是，在招股时，荣氏兄弟保持55％股份，另一位朋友持股25％，其余20％为散户所持，这些人大多是荣氏老部下，对兄弟二人有信心。他们集资30万（实到21万，其余9万陆续补足），荣氏根据每位股东能力，为其安排特定职务，由于涉及自身利益，所以每个人都力求节俭、杜绝浪费、精诚建厂。
1915年10月，当36台英国进口纱机开始转动起来的时候，历时5个月的筹建工作宣告结束。荣宗敬、荣德生为该厂定名“上海申新纺织厂”，即申新一厂，作为其棉纱事业的新起点。
申新的组织形式别具一格，与多数企业采取的股份制公司形式不同，它采用了股份无限公司的形式。企业不设董事会，股东会亦无大权，经理总掌大局，对企业全权负责，甚至拥有不经股东会改组企业的权力。此外，为保证股权结构稳定，股东股份只能在内部流通，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允许，不得以自己股份之全数或若干转让给其他人”。
辩证地看，管理者缺乏约束，容易独断专行，但结合当时实情，却能有效避开繁琐的讨论程序，当机立断，不至于错过市场机遇。而且，以荣氏能力，大可赢得股东信任。
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很快显现。申新开工仅两个月，1915年底即实现2万元盈余。企业利润节节攀高，到1916年利润达11万元，1917年达40万元，1918年为80万元，1919年达到100万元。
申新纱厂成就“棉纱大王”
申新纱厂旗开得胜，鼓舞了荣氏增建新厂的愿望。1917年，兄弟二人意欲在无锡茂新面粉厂附近建造纺织厂，厂址迟迟未定之际，听闻上海恒昌源纱厂盘让出售，无论从成本、时间、效率等角度考虑，现成纱厂的诱惑大大高于自建工厂，于是荣氏兄弟紧急赶往上海探察。
恒昌源原是日本棉花株式会社在1907年建造的九成纱厂，曾名日信纱厂，1916年终止营业，被祝兰舫买下，更名恒昌源。祝兰舫财大气粗，但经营能力一般，纱厂在他手里并未摆脱窘境，于是挂牌沽售。
因自己是茂新股东，祝兰舫自然乐于卖给荣氏兄弟。但考察完这座占地27亩的纺织厂后，荣德生心生退意，他认为“仅地好无益，制造尚不如地偏而机新，立时可造，自成一局，在锡为佳”。而荣宗敬观点相反，认为厂址位置优越，从长远计，日后必有发展便利。最后，荣宗敬说服荣德生，以40万元买下恒昌源，改造后更名申新二厂，于1919年3月正式投产。
两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抵制洋货运动风起云涌，纺织业获得空前的市场契机。耐人寻味的是，在荣氏兄弟经营之下，恒昌源生产起色，迅速占据日纱消退后的市场空白。日资建造的纱厂为华商收购，并成为阻击日纱的主角，这在中国商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纪录。
随后，荣氏赶回无锡，在振新纱厂旁觅得土地，筹备申新三厂。不料，振新纱厂老板荣瑞馨横加阻挠。
荣瑞馨与荣氏兄弟虽有不快，但并无深仇大恨，此番阻挠，是害怕申新三厂抢走了自家生意。荣瑞馨对荣氏兄弟的经营能力心知肚明，申新纱厂生意红火，若在振新旁建厂，岂不是公然竞争？于是，荣瑞馨召集一帮农民，在申新厂地建造五洞桥，令建厂无法进行。无奈之下，荣德生疏通关系，让官方出面下令禁止，名正言顺地筹建申新三厂，荣瑞馨只得作罢。
此地块横跨无锡梁清溪河，东岸规划为生产区，建造纱厂、布厂，西岸作为办公区及生活区，建造公事房、职员宿舍及发电、轧花、修机部门，两岸以桥相通。建厂期间，荣氏兄弟前往湖北汉口，投资150余万元，筹建申新四厂。1922年3月，申新三厂、四厂同时开工生产。
筹建申新新厂期间，荣宗敬召集华商纱厂联合会同仁，积极筹建纱布交易所。当时棉纱期货交易被日商控制，荣宗敬建议，各厂绝不从日商取引所采购棉花，凡在取引所买卖棉纱的商号或掮客，一律断绝往来，并在报上刊登说明。各纱厂早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如今有荣宗敬带头，自然群起响应，募集200万元，组建纱布交易所，荣宗敬、穆藕初担任理事。
申新出品“人钟”牌棉纱质量上乘，广受欢迎，被列为纱布交易所标准样纱，也带动“人钟”牌布线销量。“人钟”牌产品畅销国内，为荣氏兄弟赢得“棉纱大王”称号。
申新各厂新创品牌，如“宝塔”、“铁锚”、“龙船”、“仙女”等。荣德生要求甚高，尽管每个品牌各有特色，但从用花、拼花、用料上，丝毫不大意。荣德生为申新三厂“好做”牌亲自配料，保证品质，“好做”刚一面世即受到市场追捧，迅速取代“人钟”，成为申新王牌产品。
衣食上坐拥半个中国
19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三新财团”一定是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词汇。作为荣氏兄弟数十年打造的茂新、福新、申新系统的统称，“三新财团”雄踞面粉、棉纱两界，分别占据全国面粉、棉纱产能的1/4和2/7。
然而，随着事业壮大，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出现在眼前，即如何有效管理这些工厂。
事实上，在增建工厂过程中，荣宗敬和荣德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终在1919年前后达成共识： 成立一个总领机构，对“三新系统”进行统一管理，集中调拨、互通有无，以图发展。
1921年，上海江西路耸立起一座英国城堡式建筑，即茂、福、申总公司所在地“三新大厦”。作为荣氏“大本营”，这幢耗资35万元、占地2。8亩的办公大楼高三层，楼顶插公司旗帜，风光气派，在当时，恐怕只有“状元企业家”张謇在上海建造的南通大厦可与之比肩。
三新总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对茂新、福新、申新系统的采购、供应、销售、资金和人事进行统一管理。各厂经理每日中午到总公司开会，报告生产经营状况，领取指令，然后分头行动，通过电报、电话将指令传至上海、无锡、济南的工厂。从规模和做派上讲，颇具现代企业风范。
毫无疑问，荣宗敬担任三新总公司总经理，下设两个职能部门，一个是专营进、出货的外账房，另一个是负责银钱出纳和资金周转的银账房。此外，更下一级设有庶务、文书、会计、粉麦、花纱、五金、电气、运输等8个部门，各部设主任、副主任及办事人员和实习生若干。
三新总公司犹如一台精明机器，数百号人马围绕它运转不停，荣宗敬处于绝对核心。在三新大厦容纳上百人的会议室，这个年届50的商人端坐中央，各厂经理分列左右，轮流汇报生产经营情况。荣宗敬发号施令，俨然企业“教父”，也曾难掩意气地说： “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不容忽视的是，三新总公司本身并无多少资本，只是代各厂筹措、管理资金。各厂独立预算，多余资本存放总公司，存款利息高于钱庄、银行。总公司开展存贷款、投资业务，实现资金盈虚调度。对此，荣德生在日记中记载： “盖总公司之地位，犹人体之大脑，各厂则五官百骸，其关系视后齿尤为密切，是以总公司对于各厂无分轩轾，酌盈济虚，以冀平均发达。”
现在看来，三新总公司其实相当于现代企业中的集团公司，是企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有产物。自1902年投身实业，荣氏从资本5万元的保兴面粉厂起步，到1922年，经历20年的时间，已更是发展为资本上千万，更是近20家面粉、棉纱工厂的产业巨头，为数十万员工提供工作岗位。
在国贫民弱的时代，三新总公司的出现不禁令人眼前一亮，其代表着民族工业的最高发展水平。荣氏兄弟更是被誉为国内实业界的“骑士”，他们的创业故事被日本人写入小学课本，就连一向低调的荣宗敬也认为自己的事业“几满半天下”。
第三章 大王如蚁
引言
荣宗敬选择了一条冒险之路——举债扩张。在和平年代，这或许能创造商业奇迹，不幸的是，战乱引发市场频繁波动，荣宗敬最终没能逃脱信用破产的厄运。
而这一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严重。为其赢得声誉的“申新系”面临崩溃，国民党、洋人趁机大捞渔利，宋子文甚至计划将之变为私产。荣宗敬拼劲老命，保护基业，挨到战争爆发。
运气似乎溜走了。“三新财团”在战火中毁灭大半，荣宗敬客死异乡，荣德生苦苦支撑，但人心涣散，各谋其事，荣家第二代企业家就此登场。荣鸿元、李国伟、荣尔仁、荣毅仁在辛苦奔忙之余，终于发现抵不过这个意气的时代。暂时的繁荣引人妒忌，即便实业大王，也逃不脱政治倾轧。
扩张
现实的凝滞性常常体现为措手不及的意外，正如繁华过后难免苍凉，而顶峰也不过意味着下滑的开始。
三新总公司成立这年，恰逢棉纺业开始没落。之前数年大规模地建厂导致产能过剩，加之棉花歉收，日纱倾销，出现“棉贵纱贱”现象。小厂纷纷倒闭，规模较大者亦半死不活，如穆藕初的德大纱厂、张謇的大生纱厂均开始走下坡路。
行业不景气，“申新系”不可避免地卷入亏损漩涡，所幸荣氏资本实力雄厚，暂时免于劫难。兄弟二人正值人生巅峰，意气风发，举手投足间似乎认为自己具备挽救危局之力，跃跃欲试。
世俗所谓的危机，在少数人眼中也许是难寻的机遇。行业萧条之际，惯常做法是停产自保，荣氏则反其道而行，四处寻求收购。荣宗敬认为，中国棉纱业长期为日资所掌控，因各厂各自为战，一直仰人鼻息，而此时抄底、整合国内资源，可用最小代价实现规模扩张，增强竞争力。
一方面，收购比直接建厂成本低、效率高、时效快；另一方面，工厂亏损，业主无心恋战，只愿早日脱手即可，价格并不敏感。最重要的是，有三新总公司统一调拨，即便瞬间增添数厂，人力、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都不会捉襟见肘，恰好发挥总公司的集约优势。
随后，荣氏展开眼花缭乱的收购。
1925年4月，荣宗敬以65万元的价格将破产抵押的德大纱厂盘下，改为申新五厂；两个月后，租用常州纱厂，改名申新六厂。1929年1月，荣家以170万两收购挂牌标售的英商东方纱厂，为申新七厂；同年，荣氏在申新一厂旁建造两层厂房，为申新八厂。1931年，收购三新纱厂，为申新九厂。
三新纱厂原是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曾遭火灾，经“红顶商人”盛宣怀筹资修葺完善，在上海棉纱界名盛一时，盛宣怀失势后，该厂经营不善随即没落，最终抵押给汇丰银行。三新纱厂占地一百多亩，价值二百多万两，其厂房、机器众多，由于地皮贵、拆迁难，一直无人问津。
时间拖得越久，对三新纱厂越不利。一天，银行代表找到荣宗敬，开价40万两，劝其收购，首付5万即可。荣氏资金全部投入实业，连5万两现钱都无，遂向开钱庄的亲家孙直斋贷款，拿下三新纱厂。不久，厚生纱厂低价转让，荣宗敬故伎重施，贷款将其盘下，代替租办的常州纱厂，是为申新六厂。
用他人钱财办自己之事向来是荣氏所长，此番收购更将“借鸡生蛋”发挥到极致。麾下纱厂之众，与创业时不可同日而语，相比之下，振新纱厂在荣瑞馨等人手中日渐式微。收购三新之后，黄裳黄裳，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文史专家、收藏家。到无锡采访荣德生，目睹“申新系”之繁盛状况，在采访后记中感喟道：“申新已经有了九厂，振新却还是振新，寂寞地困在了无锡。”
盛极而衰
从1925年到1931年的6年，正是棉纱业低谷徘徊时期，“申新系”却迅速壮大，新增5厂，扩展为9家，纱锭达到52．15万枚，布机5000多台，冠绝国内。而这5家新厂，几乎全部贷款收购。
荣宗敬尝言：“茂新、福新、申新各厂得力于： 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企业盈余几乎全部滚动投入，现金预留极少，当收购机会出现，必是举债进行，于是在荣氏企业规模日益壮大之时，债务越发沉重。1931年年底，三新总公司负债4000万元，坊间开始传出“自不量力”、“贪多难化”的指责声。
1932年4月18日，全国工商管理协会举行聚餐会，荣宗敬对外披露心迹，将巨亏原因归结为三点：第一，税赋沉重、成本抬高；第二，日、英产品倾销，造成市场压力；第三，工厂管理有失科学。
荣宗敬所言不虚。事实上，这三条也是棉纱业乃至整个民族工商业处境的写照。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厘金税，按照“一物一税”原则征收特税，即同一商品缴税一次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其他税务，如有重复，甚至可申请退税。1931年元月，统税署成立，对面粉、棉纱、水泥、卷烟等行业开征特税，并废除厘金税，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等各类苛捐杂税。
税务改革的出发点是堵死地方军阀财源，将征税权收归中央政府，充实国库。同时，为获得工商界认可，官员们打出“振兴工商”、“扶持实业”等口号，荣宗敬对此拍手称快，认为这将极大减轻企业负担。
然而，荣宗敬很快发现，负担非但不曾减轻，反而愈发沉重。实行一物一税制度后，每袋面粉征税一角，面粉袋另外征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棉纱界，各地巧立名目，加税现象层出不穷，仅1931年一年时间，申新就被强行抽税1500多万元。
荣宗敬大失所望，写信向民国政府反映，请求体恤工商业，给予减免，言辞切切。不曾想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竟破口大骂：“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而另一头，日商发动倾销战，华商纱厂被迫应战，生死悬于一线，根本无暇顾及生产。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迅速蔓延为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严冬。为转嫁危机，美、日、英等国加大出口，纷纷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上海口岸每日车水马龙，外国棉纱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入。
洋纱倾销加剧“棉贵纱贱”，民族纺织业大受摧残。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申新“人钟”纱，每件成本218。33元，市场价只有204元，每件亏损14。33元。棉纱业陷入“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的恶性循环。
时局动荡，流年不利。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市场沦陷。1932年，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上海工商业遭受重创，其中申新7家工厂被炸，棉纱产能迅速下降。
向来不愿动笔的荣宗敬记下此间的抑郁心情：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多，越无销路，乃至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在1932年的聚餐会上，荣宗敬似乎在无意间“遗漏”了“举债办厂”这一扩张模式，而那才是造成巨额亏损的本因。外在环境不过是加重了财务压力，让本已高度紧绷的资金链越发脆弱、紧张。
也许荣宗敬在内心仍保有一丝幻想，企图以“举债办厂”翻盘，毕竟他对这一模式充满信心。
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 为何银行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贷供荣氏扩张，甚至在其曝出巨额负债时，仍有银行暗中放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非但不收回贷款，还继续借钱给三新公司供其发放工资。
在常规情况下，债权人处于强势地位，债务人逢迎讨好才可能成功借债；此案恰相反，荣氏占据主导地位，银行界反而忍气吞声。更令人惊奇的是，荣宗敬似乎对此习以为常，他曾对一位金融界人士说： “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其强硬姿态可见一斑。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或许是钱庄经历使然，荣宗敬热衷投资银行，使其作为股东得以支配更大规模资金。荣宗敬以个人名义至少投资了7家钱庄、2家银行和1家保险公司，以公司名义投资了3家银行，如上海正大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通过不断增持，荣宗敬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
如此之多的投资，使荣宗敬轻而易举晋身中国银行董事行列。有一次，荣宗敬毫不避讳地对身边人解释：“他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还早呢，我搭上1万股，就可以用上他们10万、20万的资金。”
荣氏规模之大，涉水之深，关联之广，似乎已将银行“绑架”，一道卷入“滚雪球”游戏。
长久以来，荣氏一直依靠外债扩张，对外形成惯性和依赖，倘若资金供应不及，或遇到经营困难，牵一发而动全身。若荣氏破产，银行贷款有去无回，工人失业、产业失衡、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必随之出现。
不幸的是，“亏损雪球”越滚越大，到1934年，连续巨亏第四个年头时，危险降临了。
1934：申新搁浅
上海的春天总是来得格外早，这一年与往常并无二致。浮云苍苍、尘世茫茫，空气中满是潮湿气味，白虹、周璇那艳丽、暧昧的嗓音在街巷飘荡，将两年前的战争伤痛抹平，不留痕迹。
商业城市的自我修复能力就是这样令人惊叹，如潮的人流滚滚向前，转瞬间，一切旧物抛诸脑后，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纸醉金迷乃是常态，十里洋场更添热闹。然而，棉纱大王荣宗敬却整日愁眉苦脸——申新财务日益恶化，日子越发艰难了。
被损工厂复工遥遥无期，每隔几天，从无锡、汉口等地便传来停工、歇业消息，举债收购的工厂变成深不见底的黑洞，一刻不停地吞噬着现金流，荣氏不得不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贷发放工资。但是，在1934年春天，这两家银行突然终止向申新放贷，其他有业务往来的16家钱庄预感大事不妙，纷纷表示不再借钱给申新，风声日紧，人心惶惶，登门索债者络绎不绝。
此时，荣宗敬面对的申新债务高达6375。9万元，而申新全部资产不过689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