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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不同意见，新疆一位科技人员王湔就花费了多年功夫，研制这种神奇的机械。我曾经观看过他的模型，木制马形的关节是活动的，以轮轴推动前进，木马也似乎奋蹄前行。它的特点无非象四轮推车，木马起到稳定前辕的功能。我曾经到过当年诸葛亮北伐的指挥中心之一，现为四川广元市的筹笔驿（现在这一带恢复了部分蜀汉栈道，以供旅游者凭吊），万山环绕，一江蜿蜒，交通条件是相当艰难的。所以四百年后的李白，犹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设想如果仍然依靠人力推拉，躜行在蜀道崎岖山路之间，恐怕并不省时省力。
须知诸葛亮所以要造“木牛流马”，主要是需要在蜀汉人力资源极端缺乏的条件下，解决“恢复中原”的前线后勤供应问题。原其初衷，其实与一次大战中欧洲战区大量使用汽车差不多。但汽车因此经过这次大战的严酷检验，成为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交通运输工具，却是当初人们始料不及的。
实际上，三国时期虽然不过百年，但它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在中华民族科技文化史上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和三国竞争的局面大有关系，竞争才出成果。
和现在的军备竞赛一样。三国时期的很多科技成果，也是首先运用于军事目的，不光木牛流马。诸葛亮曾经改进了汉代的一种强力弓箭形式的兵器弩机，使之从单发变为十连发，称为“连弩”，又叫“元戎”，就象现在的连发冲锋枪似的。这种新式武器曾为蜀兵赢得过胜利，据说曹魏大将张郃就是被这种新式武器击毙的。曹魏获得实物后都很惊讶，但巧匠马钧的细心研究，用心揣摸，指出如果再改进一下，效力还可以提高五倍。
东吴境内河湖交错，又临大海，在制造、使用船只方面很有经验，赤壁一战，就是发扬了这一优势。当时东吴造船业一度领先于刘、曹，发展到新的历史水平，所造船舰“大者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南州异物志》）远航北至辽东、高丽，南至东南亚、天竺（印度）等地，是一支真正的海军和远洋船队。但魏晋也不甘落后，刻意发展造船技术，到灭吴时，晋国大将王浚制造的船又比东吴的大出两三倍，“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楫之盛，自古未有。”结果“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晋舰队顺流而东，势如破竹，东吴五千战船也成了俘虏。竞争中发展起来的造船术，对南北朝以至唐宋的海上交通和贸易都有很大影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军工转民用了。
行军布阵，离不开对地形地貌，道路交通的充分了解，所以地图是军事指挥员的囊中必备之物。熟悉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张松献地图”的事。张松是刘璋部下的官员，因为刘璋谙弱不能自保，主动把西川的地形路径绘制成图，交给了诸葛亮。张松后来为这张地图丢了一条命，可刘备的军队就是凭着这张地图，顺利地攻下了素称天险的四川。《三国演义》中有关地图的故事还有一些，《失街亭》的故事就是一例。马谡一意孤行，屯兵于山顶，副将王平劝说无效，将形势画成地图派专人火速送给诸葛亮，诸葛亮一看地图，就知道马谡必败无疑了。刘备攻东吴时，因为天热，在彝陵的密林中结营八百里，也是给诸葛亮送去了地图，诸葛亮在成都看到，就知道大事不妙了。看来当时绘制地图的技术还真不简单呢！
中国的制图术很早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大约也是征战的需要，已经有相当水平。还记得荆轲刺秦王的事吗？荆轲就是以向秦王嬴政献地图为名，在地图中暗藏匕首，躲过卫士的盘察，留下了“图穷匕首现”的成语。长沙马王堆出土过西汉用帛画的地图，近年还发现西汉的纸地图，可能推翻东汉蔡伦造纸的传统认识。事实上，三国时期制图术的确有一个新的大发展，不仅是绘图技术的提高，还提出了最早的制图学理论，这就是历仕魏晋的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地形方丈图》和“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个基本原则，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图理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世界地理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与古希腊的托勒密交相辉映。著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制图学，要比西方领先一千年左右，现存西安碑林里的两方宋代地图碑刻描绘中国地形之细致准确，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军工都能转为民用的。比如《三国演义》里写关羽用的青龙偃月刀和张飞的丈八蛇矛，老百姓就没法拿来砍柴、钻眼，那玩意儿说得太沉了，当然，关羽的刀和张飞的矛都是小说家言，不足为凭的。军工转民用，说起来好象是十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似的，广告上也老在说什么什么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是“军工技术”。其实，这是世界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势，很多人们熟悉的用品，最初都是用于军事目的的，比如农业上用的拖拉机是由坦克发展而来的，电子计算机最初是为了破译军事密码，更不用说从核电站，通讯卫星直到防汗臭鞋垫这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产品了。可以说，现代家庭里充满着曾经用于军事用途的东西。
三国的军事医学也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最有名的，自然是华陀的故事了，他为关羽“刮骨疗毒”，要用开颅手术为曹操治疗“头痛风”，这在传说中都被带上一层神奇色彩。史书记载，华陀是用一种叫“麻沸散”的药作为麻醉剂，来进行外科手术的，《三国志》的有关记载，是人类文化史上关于全身麻醉术和腹部手术的最早记录。这种神奇的麻沸散究竟是如何配制的，至今也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有的人认为是以鸦片为主要原料，有的人认为是曼陀罗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战争的环境，外科手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进展。
华陀还创立了最早的健身体操“五禽戏”，摹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用来怯病强身。今天武术里的形意拳，什么猴拳，蛇拳，鹰拳等等，很可能就是由此发展变化来的。还有现在风行的健美操，道理也是一样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在小说中也说是华陀做的，史实上曹操杀华陀在前，关羽负伤事在后，“刮骨疗毒”是另一位不知名的医生做的，可见当时有本事的军医还不少。因为华陀有名气，情节上又能前后照应，所以后世小说家就把故事移花接木，按在他头上了。
此外，被后人尊奉为“医圣”的张仲景也是和华陀同时代的人，不过他的名字在《汉书》而不是《三国志》里，因此一般以他为东汉人了。张仲景是内科专家，当时战乱频繁，疫病流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对军队也有很大影响，曹操兵败赤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感染时疫的人太多，战斗力大受影响。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一整套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中医辨证诊治的临症理论，至今仍被中医视为法则。据说华陀看到这部书曾拍案叫绝，说：“此真活人书也。”是一部真正可以救活人的书。医学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但是每一个重大进展，又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说到三国科技，人们总是推崇诸葛亮，史书也确实记述他非常重视科技，还亲自发明创造，“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一位一专多能的T型人才。从这一点看，他和两汉以名物训诂的见称后世“汉学”大儒有着带有根本性的差别。文革中有人以他为“法家”代表，其实，“儒法兼用”才是后世能员干吏的特点。
其实，那时候最巧的还不是诸葛亮，而是曹魏的马钧，就是改进诸葛亮连弩的那个人，被誉为“绝世巧思”。他出身贫寒低微，却聪明好学，肯于钻研，发明改进了很多东西。有一次听见人们议论说，古时候有一种指南车，失传已久，恐怕不是真的，他却认为原理是对的，也应该能造得出来，别人都不相信，经过几天研究，他果然制造了一种制作出以齿轮传动的一种指南车，这在行军时是非常实用的。还有农业上使用的提水工具“翻车”，“令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于常。”（《晋书。杜夔传》）这在浇灌耕地上非常实用，至今仍在南方一些地方能够看见的龙骨水车，恐怕就是翻车的后代。马钧还改进了织绫机，提高功效五六倍，使古代纺织技术有了一个突破性发展，这类机械直到解放前还可在一些偏僻的农村看到。还有水力推动的齿轮传动玩具“百戏”。他的发明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真可谓三国时代的爱迪生了。说来他也是曹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受益者。这说明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还是会用人，而不一定事必躬亲，这一点上，似乎还是曹操更高明些。
当然，曹操用人才，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华陀给曹操医治头痛，他想让这位名医老乡作他的私人医生，只为他一个人服务，华陀不愿意，他就就宁可杀害华陀。这还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霸道作风。马钧的很多项发明都失传或无钱制造，如发石车，就是可以把石块抛掷几百步远，以击伤敌人的，是火炮的前身，也是掌管的官吏不拨给经费，不能投入实际应用，成为我国科技史上的憾事。
竞争促进发展，战争更是一种特殊的，紧迫的竞争，关系着生死存亡的竞争，科技在这里就是特殊的战斗力。一项新的科技成就，关系着数万，数十万以至数百万，数千万人的生命，所以必然要集中最优秀的人才，调动最先进的设备和充足的资金，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来，投入应用。战争中或战争后，凡是能够有利于生产、经济发展的技术，设备，自然而然地会转入民用途径，继续完善、改进。综观世界各国历史，无不如此。三国科技给我们的启示，恐怕就在此吧。
立向斜阳说孔明（陈酿三国之十二）
《三国演义》的故事一向有“七实三虚”的说法，就是说大部分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少部分则出于艺术虚构。就拿“七擒七纵”来说吧，这是说诸葛亮南征时七次捉住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又七次释放了他，终于安定了蜀汉的西南后方。这是三国中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
曾经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去过的人，会发现那里有很多以“诸葛”、“孔明”命名的地名，如“孔明山”，“孔明塔”，“诸葛营”，“祭风台”，“祭锣洞”等等几乎遍布云贵川一带，有关诸葛亮的故事还流传着很多，一直到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习俗，节日礼仪，都能看到诸葛亮的影响。
比如傣家传说诸葛亮率兵南征到澜沧江时，杀了贪婪的汉官，送来谷种教他们打谷舂米，用牛犁地，临走时还把自己的帽子赠给傣人。后来傣人遇上可怕的瘴气，便遵照诸葛亮在这顶帽子的绸带上写下的“想命长，水冲凉；草盖楼，住高房”的嘱咐，按照帽子的形状盖起了竹楼，并且坚持用凉水洗澡。这种傣家的竹楼就叫做“孔明老爹的帽子”。又如基诺族关于他们的起源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他们的祖先是诸葛亮南征军队的一部，因为途中贪睡，掉了队，赶上大部队后，诸葛亮军法如山，不再收留他们，但赐给他们茶籽，让他们种茶为生。基诺山就是今天中外闻名的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他们衣服上绣的八卦图案叫做“孔明印”。甚至男子留的三绺头发，中间一绺还是纪念诸葛武侯的。
其他如景颇族传说他们的各种制度是诸葛亮制订的，彝族、苗族也都认为诸葛亮传授给他们许多生产技术。很多少数民族戏曲也有大量的三国戏目，尤其是孔明戏，象《三气周瑜》，《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此外，象傣人的热气球灯叫“孔明灯”，西南很多少数民族使用的铜鼓叫做“孔明鼓”。祭神时有的要设“孔明天子”的牌位，有的要高呼“孔明先生”的名字，还说火把节也来源于欢迎孔明大军的仪式，泼水节自然和诸葛亮“水冲凉”的嘱咐有关了。正因为诸葛孔明在那里有这样崇高的威望，近代西方传教士去佤族传教时，还得编造出“耶稣是孔明的弟弟”之类的故事来，这也是一种“中为洋用”吧！
当然，关于这些习俗的来源，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诸葛亮的故事很久以来就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深入人心，以至明朝一位诗人在写了一首诗感慨：“孟获生擒雍岂平，永昌南下一屯营。棘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阳说孔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地理志》永昌军民府“古迹”条录曹迂《咏诸葛营诗》）一个统治者，征服者，在两千年后还能受到不同民族这样深切的感念和崇敬，古今中外恐怕还很难找出第二个来。既然有这么多的遗迹影响，我看未必是空穴来风，“七擒七纵”的事，总会是会有些根据的吧？
陈寿的史书《三国志》中的确没有提到孟获，但其他史书，如习凿齿《汉晋春秋》，常璩《华阳国志》等书中却有对孟获“七纵七擒”的记载，应该说《三国演义》的描述是“事出有因”的，至于是不是小说里写得那样曲折生动，当然是另外的事了。诸葛亮生前死后受到西南地区各民族爱戴尊崇，《三国志》里也有记述，说诸葛亮死时“黎庶追思，以为口实”，“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数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
说起来，现在遍布全国的各个纪念诸葛亮的名胜古迹当中，还有西晋末年十六国时西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巴氐人的首领李雄修建的，这就是位于成都南郊的武侯祠。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清代人写的对联，看了很有教益：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里又讲了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谓之上”，又讲了政治上审时度势与法制上掌握宽严的重要性，确实把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诸葛亮两方面的特点都突出来了，也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上面曾谈到少数民族戏曲演的戏里有《斩马谡》，说起来，诸葛亮的“攻心”战略，还真是和马谡大有关系。马谡虽然在街亭的表现不怎么样，但是“心战为上”的建议，看来还是符合诸葛亮的既定方针的。他在南征中正是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才会出现“七擒七纵”的局面的。二次大战时也出现过“心理战”，不过那主要是指宣传攻势，似乎还和诸葛亮的作法有些不同。诸葛亮为出茅庐，已在《隆中对》里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主张，也就是说在取得西川根据地后，要用和抚的基本方式来解决与生活在今天甘肃、青海一带的氐、羌和云贵川一带的西南民族的关系问题。当然，三国鼎立的竞争局面下，更能显示出三方不同的处理民族问题方式的利弊优劣来。说起来三方还真是有“和抚”、“征剿”和“征抚结合”三种方式的区别。比如曹操，他对北方民族的基本方针是征抚兼用，以征剿为主。他为了阻止袁绍与北方民族的联合，亲自率军北征乌桓就是一例。
到著名避暑胜地北戴河，当地人们会告诉你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当地俗称“桃山”的，就是当年曹操回师时吟咏“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碣石山，毛泽东因而写下过著名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诗句。当然，曹操也有抚的一面，否则蔡文姬也不可能从匈奴顺利归来了。至于孙权，则完全是征剿了，为了弥补他在竞争形势下兵力人口的不足，对东吴境内的山越族多次征战，强迫他们搬出深山老林，到平原定居，以充当家兵、佃客和奴隶。但这引起山越人不断的反抗，反抗又引来新的征剿，形成恶性循环，内部反而增加了不安定因素，所以在三国争夺中，始终只能采取“保江东，观成败”的消极防御态势。而曹操依靠强大的武力，虽然使西部和北部后方平静一时，但没过多少年，这些民族就进兵中原，形成了五胡十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
诸葛亮的方针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总结一下他的经验，还是很有教益的。据史书记载和学者研究的结论，主要有这样几条：一是让少数民族自治，尽量少留汉兵，少派汉官；二是尊重当地民族习俗；三是待之以诚，取信于民，和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还指示部下官吏在当地广交朋友，“投石结草”，拜为兄弟。这对后世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红军长征路过彝民区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友好，约为兄弟的事，就传为佳话。这恐怕和彝族人民对诸葛亮的习惯崇敬不无关系。
当然，光凭这些还是不足以使当地各民族心悦诚服的，最重要的是诸葛亮为当时相对处于落后状态的民族传播去中原科技和文化，帮助他们提高发展了生产能力。据史书载，他曾在南中大兴屯田，传授生产技术，的的确确地促使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了一大步。明朝有人总结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杨慎《滇载记》），意思是说，这些地区的很多民族出于对诸葛亮的敬仰，逐步迁出深山老林，摆脱原始方式，开始耕织生活。
据明代中期一本叫做《滇略》的书记载，仅云南一地就有与诸葛亮有关的地名、遗迹四十多处，而当地少数民族对这些遗迹仍然“畏之如天地，爱之如祖考”。那还是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没有广泛流行以前。可见诸葛亮在千年以后，确实还在西南民族中得到广泛地崇敬爱戴，傣族群众中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天上的星星再多，也没有丞相为我们做的好事多，高高的贝叶树，会永远记下丞相的恩德。”
至今西南很多少数民族中，如壮、仡佬、布依、侗、水、苗、瑶等，还保存着一种特殊的铜鼓文化，每到集会或节日喜庆，就敲起铜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