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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一面有如自言自语地沉吟道：
“这妇道也是可怜，十几岁上怀了身孕，丈夫又无缘无故遭人谋害，人就有些个癫狂。幸亏钱爷容留，指点她读读书、认认字，照管书店的事渐渐也做得了，后来托钱爷帮衬，还拿了个学位。只这疯病厉害，就连汪爷的医道也诊治不了。
“大整肃之后，祖宗家门里忠肝义胆的光棍四处不能容身，各位爷彼此也不方便时常见面，如何照应她呢？便给送进松山疗养院住了好些年。直到一九七七年夏天，赵爷为了避敌耳目，自己放了一把火，把书店烧了，原地重新安顿，装成废墟面貌，里头再摆上个固若金汤的弥天大阵，才又把她接过来的。这妇道每日里捧着书读了又读、读了又读，动不动就说找到了一个什么什么证据，又访着了一条什么什么线索。有时候儿抓起本明星画报，看了便说那白嘉莉就是她女儿红莲，已经叫石牌训练班的特务培育成谍报人员，专陪国外元首睡觉、好套取情报。有时候儿翻着本多少年前的旧杂志，看了便指着照片里的人说她丈夫其实活得好好儿的，并没有死——照片里的人明明是‘老头子’，哪儿是她丈夫呢？
“当时汪爷陪着孙爷在花莲山里养伤，李爷领着小六在桃园行馆习艺，钱爷、魏爷早已改名换姓——教书的教书，作厨的作厨——这二位爷虽然时相往来，可若依着赵爷书中历法所示，还不到会面的日子。就连我，也还没参透赵爷书里的机关，怎敢贸然出首和诸位爷相认呢？这可就苦了赵爷了。偏偏赵爷为人强项，凡事从不求助告帮，只他同瘸奶娘二人苦苦撑持。好在我东奔西走、上求下索，总算寻着了三万六千忠义光棍，不久又识出了赵爷书里的藏字历法，这才一方面得着接济、有了凭靠，一方面则借那‘一清专案’撺掇下一百零八条好汉自首，好与诸位爷在苦窑里重新聚义、共商大事的——”
“那么红莲呢？”我猜想万得福还想说说他们“共商”了些什么“大事”，但是我并不关心。我重复了一遍我所关心的，“红莲呢？”
就在这转瞬之间，我倏忽觉察到万得福并不是走在我的前面、反而应该是绕回我的后面去了。念起身动，我猛回头，果然看见他的背影已在七八步开外，当下消逝在浓黑之中。正待追上去的时候，第二个念头又波涌般席卷而来——他也许已经转向左走，重回先前陈秀美所在的位置，且脚步声和带着回音的话语也确乎自彼处传出：“那是另一头儿的事了——咱们是不是先上四号瞧瞧去？你老弟所耿耿于怀者不是放了你一暗枪的那小子么？咱们不多不少、不深不浅，也照样儿给他来了那么一下子。只不过——谁叫他身上没裹着‘壳子’呢？嘿嘿嘿嘿……”
“我要知道的是红莲！”此刻我全然不在乎万得福究竟身在何方，我拼命喊着同样一个句子，喊了五遍（或许六遍），像是承受了十分重大的委屈，直喊得眼角微湿而口唇却发出阵阵干燥撕裂的疼痛。我依然可以在闪烁晶莹、曳拖着刺状星芒的灯光下辨认自己被几万册甚至几十万册书籍包围着，我也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陷身在这个疑惑和解答时隐时现、互缠互绞的阵中，然而——关于红莲的一切，我已彻底迷失；且正因为这迷失，我爆发了自己从未付出过的爱意。
以上的整整一万字是我第三个失败的尝试。开始动笔写它的时候我已经见过了四号房的倒霉鬼——他曾经挥舞着一把二尺四、几几乎在双和街和青年路口的红绿灯下砍断我的手筋或脚筋。当时他的脑袋上没有半茎头发，可是如今躺在病床上，发丝已经长得能够打辫子了。他显然已经不认得我，还悄声拜托我：“如果有机会回到阳间去的话一定要打电话给‘花枝’，叫‘花枝’务必赶快把‘孝堂’大伙解散掉。”他并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会相信——其实他还活着。但是那样像一具骷髅架子般活着又其实和死了没什么差别。病房里当然没有昼夜，只有睁眼和闭眼。他睁开眼睛之后所能做的就只是吸食一种叫“安素”的奶汁，以及用稍稍可以动弹两下的几根手指头抠弄尿袋管子。
在这活死人隔壁的六号房里住的是个粗头大脸的汉子。这间房里没有床、也没有日光灯，仅有的黄光来自一具嵌在墙上、专供停电时照明的蓄电灯泡。黄光斜射而下，恰恰敷洒着对面墙角的汉子四周。他的左手给铐在三尺高的一根白铁横栏杆上，整副看来十分壮硕的身躯半坐半跪地蜷缩着，右手自腕骨以上仍凸肌暴筋，犹似健身房的教练，可是腕口却只剩下一截覆了层薄皮的秃骨，手掌则泡在他面前不远地砖上的一只玻璃瓶子里——我不能确定瓶中所盛的是什么样的油汁或溶液，不过那只断掌悬浮着，空气中则传来混合了甲醇、乙醚、汽油和消毒水的味道，因为室内绝大部分的空间都摆置着或粉红、或墨绿、或透明无色的燃剂。据说这汉子外号人称“火霸天”，当年不过三十出头的岁数，便已经纵火不下四百二三十起了。
“一清”囚窑期间，各方光棍首领汇整信息，得知“火霸天”旗下几个消防器材公司进货出货时程以及此子惯常作案手段，遂在狱中研议，要设下个趁火打劫之局。
到了一九八六年秋天，相传政府宣布解除戒严令，光棍们争说：“帮朋大老”何不趁此出去透透气、观观风向？设若洪魔爪牙消磨、气焰略减，便是庵清光棍替祖宗家门挣一副头脸的时刻了。倒是六老怀疑其中颇有险诈，深恐这解严之举不过是敌垒识破庵清方面藏身囚牢之策而安排的一个欲擒故纵之计。于是又迁延了好几个月，直到魏谊正不得不出去会晤高阳，钱静农也非得当值应卯，向孙小六传授一身绝学不可了，这才由赵太初摆下一个小小的“风遁阵”，掩护另五老出狱。其间竟有一事是出乎五老意料之外的。
就在这九九八十一颗梨核儿布起的阵式一经作用——时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二、阴历丁卯年正月十五之夜——登时狱中校场掀起一片沙墟尘暴，密云罡风自地脚拔空冲起，五老鱼贯而行，刚刚站定在一个篮球架底下的钢骨方圈之中，忽然瞥见阵口赵太初身后站出来密匝匝、闹哄哄的一群好汉，正是万得福亲率着一百单八将前来送行了。此际自万得福身侧闪出一个张翰卿来，奔前数丈，捧呈给孙孝胥一枚纸封，曲膝拜倒，泣道：“二十年前六位大老受了洪魔毒火残烧，此仇不报，众家光棍寝食不得安宁。这里头的机关，就请诸位爷笑纳了罢！”
封中之物无他，却是光棍刚刚打探出来的一个秘闻：“火霸天”刚丢失一笔大生意。原先招标的买方是“中国石油化学开发公司”，要在高雄大社厂的丙烯腈反应系统纯化区设置自动防火侦测机具，可是“火霸天”出价过高，中化大社厂所生产的丙烯腈（供应下游工厂制造压克力纤维、塑钢之用）当季行情又看跌，这买卖便让他人夺去。依“火霸天”行事习惯，结下如此难堪的梁子，则三个月内必然是要滋事报复的。自竞标日的一月三十号算起，四月底之前，“火霸天”势必要对大社厂展开行动。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钟，该厂丙烯腈纯化区果然发生连续十起爆炸。方圆五里之内的厂舍、民宅玻璃门窗悉数震碎，消防单位一共出动了十一辆化学车、十三辆水箱车，耗时两个钟头才稍稍控制住火势。此案延宕五年又三个月未曾破得，因为事发当时“火霸天”即为孙孝胥亲手擒住——他就此住进了“人文”，给削去惯常用来点火的右手。然而，之所以囚之在此，并不单是为了报复——在另一项更重要的大计划之中，“火霸天”洪子瞻还是一份诱饵，只不过五年又三个月以来，还没有任何人作过“放饵”的决定。
截至我写出第六个失败的尝试为止，八号房一直是空的。据说那是一个宽敞无比的房间，可以容纳所有老漕帮庵清光棍亟欲诛灭的仇家。我说我不相信这么多年下来这几个老鬼只囚拿了二号、四号和六号房里的三口仇家——这纯粹只是为了跟万得福抬杠而已——万得福的答复却玄奇得很。他说：“李爷的嘱咐你老弟不记得了么？设若你老弟想知道的就只这么些，然则在赵爷的‘人遁阵’中，又岂能别有所见呢？”然后他为我打开了八号房门，里面是另一方幽冥晦暗的空间，除了门内数尺之处放置着和先前外间屋中一模一样的破圆桌之外，全无其他陈设——连藤椅、板凳或壁钟、月历之物都没有。倒是桌面上有一盏油灯和四杯冒着蒸汽儿的热茶。我凑近桌边，垂脸端详了一会儿，但见各杯之中确是黄澄澄、清荡荡的茶汁——只杯体下半截沉淀着厚达寸许的古怪物事。其物长不过二三厘、粗不过毛发一般。有些黑、有些白，有些则灰似雨前之云，也有极少的一部分黄如车后之土，入眼直要令人作呕。
“这是咱们六位爷的胡子渣。”万得福接着道，“六位爷每年一到万老爷子忌辰，便剃下这么一部蓄了三日夜的胡子渣，盛入杯中供奉。待哪一日擒住了‘二才’、小爷还有洪魔之际，便伺候他们一口饮下。”说到这儿，万得福引我退出，随手掩上八号房门，当下却早已一旋踵俯腰，利用交睫即逝的一点油灯余光，将对面的七号房门又打开了。
此间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有一袋书、一叠反面透露着高阳字迹还勉强可供书写的残稿遗骸，一个专属于我的房间、专供我疑思惑想而布奇设幻以应之的迷阵。我的左邻是一间森严肃穆的祠堂——九号，奉祀着老漕帮庵清光棍数百年来的列宗列祖、家法家规，里面还有无数载录着该帮典章制度、仪节德训、礼器刑仗的图籍簿册，以及比图籍簿册更多的幽灵——我在写完第四则开场的时候撞见一个，他说他叫俞航澄，他要告诉我当年远黛楼事件之后他之所以引咎退位，乃是受到万子青挟制不得不然，最后我没搭理他。我的右邻既是一位我素所尊仰的前辈学者，也是一位搜证翔实、推理严密的妄想病人——我甚至曾十分恐慌、忧惧：万一自称比我年长八岁的红莲其实也是我这位右邻的话（起码我是无法从外貌上判然区分的），则我那只剩下肉体欢愉印象的所谓“爱情”，则充其量不过是一具容颜姣美的躯壳所提供的虚假幻想而已。这是我开始以及结束第三则开场时的一个困扰——红莲。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红莲对我隐瞒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从来不曾想到，当我执意向她追问一切的时候，她竟然会从那一则看似与现实人生无关的故事说起，因为那则故事与我和红莲的爱情也无关——那是一九七四年，她在当特别看护的时候听来的故事。
病人是个四十六岁的中年妇人，那妇人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长过一身骨刺，叫煤球给熏坏了一部分的脑子，后来还中过三次风，有好几年不能认人记事。到了四十岁上，那妇人又罹患了一个奇怪的毛病，病发的时候，她会自动把当下处身的现实移置到过往生命的历程中去。换言之，妇人不时会过着一种文法上称之为“过去进行式”的生活。在最初的三年当中，这种病发作的频率较低，一年只三四次，可是每次发作，妇人退返其生命过往的程度也比较规律，总在一到两年之间——举例来说，病人四十二岁的那年第十次发病，明明是生活在一九七年的妇人却以为当时是一九五三年，因为此前的九次分别以两年、一年、两年、一年……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倒退使得她这一回从现实中遁入了自己二十五岁时的状态。医生原本想以此推估出一个“退婴曲线”，配合上病患家属的观察和回忆，也许可以查考出妇人之所以致病、是否与年少时受过什么样特殊的惊吓或挫折有关。但是基于十分神秘的原因，病患似乎并不愿意配合。从第二年起，这妇人几乎每月发病一次，时而退返几个月、时而又只退返数周甚至数日。医生终于宣布放弃作“退婴曲线”的观察实验，只交代家属：当病患再度发病时，必须雇请特别看护“帮助病患适应对现实之异常认知生活”。红莲并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位特别看护，只知道她在一九七四年间照顾的这位妇人以为自己还不满二十岁，世界仍旧属于一九四七年。红莲的职责则是在帮助她重组一个“看来不像一九四七年”的现实认知——无论是支吾敷衍、虚应故实，还是顺水推舟、因势利导，目的只在陪同那妇人重新走过一次一九四七年——红莲来到这世界之前近三年。然而红莲很快就会知道，这妇人的故事和她尚未出世的生命竟有些许幽渺的联系。
妇人的故事是在一个热得连纱窗都冒出蒸汽、板墙也开始渗油的炎夏午后讲起来的。当时她坐在不过三坪大小的客厅正中央的一张藤椅上，手摇蒲扇，朝二门外正在屋檐下的阴凉地里整理鸟笼子的丈夫指了一指，对红莲说：“明天一早天不亮，趁凉快的时节，我就要随他去了。”
“噢！”红莲应了一声。
“先搭火车上天津，再去北平。”
“北平？”红莲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她隐隐约约意识到：妇人正发作着了。
“他是北平来的，不回去怎么成？”妇人继续摇着扇子，眉眼之间略显些许不安，不过，那神情很快地就转变成一种自己宽慰自己的笑意，嘴角倒不曾当真笑出，眼梢却扬了扬，以非常娇俏的声音说道：“我压根儿不认得他呢！”
红莲顺着妇人的视线望去，看那年岁大约也不满五十、却已经有几分佝偻之态的丈夫居然围着条毛线围脖，右手把了支毛笔在一只小钵里涮着，空气中飘泊着一股松香水的呛味。他两眼直勾勾凝视着空鸟笼子密致的栏杆上刚髹涂过的一层朱漆，似乎是满意了。这时妇人的话语又犹似一种绕口令般地迸出来：
“不认识不怕不认识，总比你认识了多少年结果人家根本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可要强得多了呢！”说到这儿，妇人坚执地点了点头，眸光朝里间屋扫了一扫，再次压低嗓门儿，道，“我说的是我爹——他是个恩将仇报的小人！打从明儿起，我这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他了。我跟人跑了。”说到这儿，妇人朝院子昂了昂下巴。此时妇人的丈夫抬手轻轻拨转了一下笼底，好让向内的一面也能在阳光下曝一曝。
“他是个好人，就是命苦，什么都错过了。”妇人说时，那做丈夫的把笔和钵儿搁在窗台上，人便绕过一方小小的菜畦，往大门外步去。妇人抢忙接道：“他要去救人了！”
“救人？”红莲闻言一愣。
妇人手中的蒲扇往口鼻上一遮，仍旧低声道：“救他师父。他师父的儿子从前打杀过一个大魔头的爪牙，大魔头于是布下天罗地网、出赏重金捉拿人犯，一拿拿了好些年，到后首连那大魔头都死了，还是拿不着。”
“那不就没事儿了么？”红莲搭着腔，看那妇人说得吃力，便要接过蒲扇来替她扇扇，不料妇人紧紧扣住扇柄，似是溺水的够着一根浮木的一般，瞳中清光乍闪，又朝里间屋瞬了瞬，登时喘着牛吼之气，犹如奔跑了一段崎岖难行的道路，才切齿道：
“可恨的是我爹，自从当年下了那场大雨之后，九丈沟以下三十里的河道先溢后淤，通船的营生没几年便捱不下去了。我爹只能改行上旱路卖力气——在他祖上几代走船这一行里，上旱路混生计有个名堂，叫‘鸭打摆子’，是极没有出息的意思。我爹‘鸭打摆子’过了几年，脾气也恶了、性情也坏了，只道是下那场贼雨害人，还说下那场贼雨是咱家高人码头上暴杀几条性命、血腥气招惹了河中蛟怪，于是兴风作浪、惊动东海龙王銮驾，龙王这才搬请雷雨镇伏。说来说去，说去说来，不过是为了他要去通风报信、请领赏钱编派的口实罢了——我娘便十足恼恨这小人行径，直说，他去请赏，她便去投河，横竖当年若非人家小恩公出手搭救，咱娘儿俩也不免投河一死的下场。”
在这一刻，红莲并不认为这个听来支离破碎、虚妄奇幻的故事曾是妇人真实生命的一部分。在这一刻，红莲只能想像自己的母亲——一个长年居住在疗养院里的近代史学者——也同样生活在虚实错综、真伪交织的时空之中。在这一刻，红莲抚掠了一下妇人额头沾满了热汗的垂覆发丝，且十分诡异地听见屋后传来一阵阵如骤雨冲刷硬质地面的声音。她明明知道这一家只有妇人和她的丈夫居住，里间屋并没有妇人所谓的“我爹”或“我娘”，世上更无蛟怪、龙王作祟，然而那倾江倒海、如泄如注的暴雨声响竟如此逼真地灌入她的耳膜。在这一刻，红莲仍抗拒着从妇人的瞳仁深处看见自己以及母亲的容颜。她匆忙别开脸，道：“您不是说那大魔头已经死了么？”
“他们是死不绝的！”妇人拼力喘着气，又将蒲扇向敞开的大门外指了指，“这老好人便是受尽了他们的支使折磨，到如今还尽顾着要去搭救他那个‘讲功坛’的师父呢！可终究——还是错过了。”
红莲永远也不会知道，屋后传出的不是雨声，而是徐老三、孙小四，也许还有我和那个还没长出毛来的孙小六闯进来洗澡的声音。可是当她听见“讲功坛”三个字的时候，耳鼓深处一定会响起一记惊天动地的霹雳。她面前这个妇人——我们的彭师母、当时的儿——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这天，一路汗流浃背地跑了五里地，来至泰安通西桥东端，再也没了气力。她匍匐在滚烫的石板上，估量着自己再也走不完剩下的一段约莫五百多步的途程。偏在这个当儿，迎面撞来了那个从北平到此投拜欧阳秋习艺的彭子越——可惜，他来的不是时候。
早在两年以前，对日抗战胜利，中央派赴山东的接收大员同时带来了戴笠早在十几年前就发布过的一道悬赏缉令——“务期结合地方稽查处及宪警单位力量，加急捉拿杀害居翼凶犯”。这道缉令一出，欧阳昆仑自然不敢再于家乡逗留，于是辞亲别里、远走高飞，遁往南方去也。据云他此后所为者也是一部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事业，从而将一副原来只在冀鲁间传扬的“铁头昆仑”美誉，又往大江南北张播开来。日后以年幼时一遇之缘助李绶武完遂“上元专案”发窖运金的艰巨任务，所凭的不只是盖世神功，更是江湖人任侠慕义的慷慨之气。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