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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来说，廿三里是一个特殊而又不可抹去的里程碑，它不仅缔造了拨浪鼓和“鸡毛换糖”，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形成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把义乌农民在20世纪末所进行的伟大实践，看做是中国农民运用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进行的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那么，廿三里走过的路则是这种伟大实践的缩影。
廿三里，当我着意再一次满怀情感迈步在那条百米老街时，我仿佛听到脚下无数块青砖都在隆隆发响。啊，那是千千万万个拨浪鼓手在向苦难的历史告别发出的铿锵步履和向往新生活的怦怦心跳声。啊，当我的脚步轻轻移动在那每一块青砖石块时，分明再一次清晰地感受到，那一条条缝隙间流淌的，正是义乌人几百年来向命运奋争所付出的成吨成吨的血与泪；而踏步在老街尽头那小桥头的级级台阶时，我分明意识到义乌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奔小康过程中所肩负的沉重。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在那割“尾巴”的年代，有一妇女想上街用自己的长辫去换几盒“蛤蜊油”途中，一群造反派丧心病狂地抢走了她心爱的长辫后向她扔下一堆唾沫，并骂道：“见鬼去吧，臭资产阶级分子！”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当有个农民第一次提着自家的母鸡上街想为新出生的儿子换几块稍稍柔软的尿布时，突然一群“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员将他拉进一间黑屋责问，而胆小的他竟然吓得当场小便失禁……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那年的一个风雪之夜，有位“地富反坏右”子女刚把几盘“义乌青”糖块和货郎担备好，几个打砸抢分子带着棍棒和手电不由分说地横冲直撞进门，将那副未挪窝的货郎担和青竹做成的拨浪鼓，连同其主人一起砸得皮开肉绽……
我更忘不了冯爱倩说的：“有一次上苏州没有进到货，我就改道到上海，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货进到后，老天下起了大雨。为赶路，我便冒雨挑着担子上火车站。哪知车上人很多，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车门进不去，我便想扒窗子。可当时衣服湿，手也湿，车身也湿，我攀着车窗刚往上挣扎，手突然一滑，我的整个身子像小泥袋一样重重地摔在铁轨上，头也摔破了一层皮，疼得怎么也动弹不得。可眼看火车快要开了，我不顾一切地跳起来伸出双手再一次扒住车窗，但我还是钩不住，因为我的手是滑的，车也是滑的，可火车则在隆隆启动，我当时真的眼泪哗哗往外流，就在这时，是车上的好心人伸手将我拉了上去……等火车到了嘉兴，我透过车窗见也是经商在外的我们义乌的楼香云等4个妇女，正在站台上焦急万分地一边嚷一边跺着脚，个个全身淋得像落汤鸡。我心头一阵酸痛，忙伸出双手招呼她们。我一手接过她们的货担，一手抓住她们的胸前衣襟，拼着全身力气将她们一个个拉进车厢。楼香云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倒在车厢内脸色苍白，刚开口就哇地嚎啕大哭起来，那情景我至今想起便想哭……”
我更忘不了朱关龙说的：“那是1985年正月，我同堂弟楼桂贤和楼华明一起到温州进货。由于春节刚过，在温州一时找不到货源，于是我们又回到以往落脚的永嘉一带寻找货源。我们搭乘的是一辆机动三轮车。那三轮车刚开出不到十分钟，突然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大客车顶头相撞，我当时只听耳边一声巨响，随后是身子翻了个个儿，便不省人事了……当我清醒过来、从倒地的车厢爬出时，第一眼便看到我的堂弟一动不动地倒在一边，他的嘴上和鼻子边直冒鲜血。坏了，堂弟他死了！我的最初反应就是这个。还有楼华明呢？我转头一看：楼华明正痛苦地呻吟着指指他的腿：快快，我的右腿不行了！我一看，他的脚不多不少，被扭了个180度。我想起了自己曾在部队学过医的，便迅速上前抱住他的腿，来了个扭正动作。老天有眼，还真的成功了！当我再回头时，发现堂弟的身子轻轻地扭动了一下，啊，他还活着！还活着！我悲喜交加地一边告诉楼华明，一边开始上路招呼过路的车子，请他们帮忙搭救我奄奄一息的堂弟。可……可我太失望太痛苦了，从我身边至少驶过了十多辆车子，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搭救我们，我眼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堂弟带着对生命的无限眷恋痛苦地离开了人间。当时我的堂弟年仅25岁，原定正月十五完婚，可为了生意而被意外的事故夺去了生命。多少年来，每每想起那一幕，我的心总难平静，因为春节，我求了好多人想把堂弟的遗体运回义乌，却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愿意拉尸体的人，我为此伤心了好久好久……”
我更忘不了卢浩说的：“我父亲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中校教官，1949年在杭州投诚，经过党和政府教育，被留在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院校任教。在极‘左’年代，我父亲阴差阳错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于1965年病逝。他老人家一死了事，而我却从此成了‘罪人’。‘反革命狗崽子’成了我儿时的别名。长大了，没人愿意嫁给我这样的‘坏蛋’，无奈我跟自己的表妹结婚，对此我从没后悔过，然而有人却连生活的权利都要从我这儿剥夺。村上的人可以出去摇拨浪鼓，我却不能，似乎放我一出去就会跑台湾去。‘十年浩劫’结束了，我也由‘狗崽子’变成了与别人一样的可以行使正当权利的公民了。可在最初的开放年份里，一切变化都在非常非常的沉重之中。村上的人都开始经商做小买卖，我学着也捣鼓起来，可刚一动手，背后的‘枪手’就来了。那年，队上分给我1200元的政府征地费。苦了快半辈子的人了，我也想学着大伙的样做起买卖。于是我到杭州边的一个地方进了1200双袜子，下午坐火车回义乌。那时车站上的‘打击投机倒把’的便衣检查人员到处隐伏。我刚把200双一包的袜子从车窗递给妻子，突然几个彪形大汉从我妻子的背后冲上前来，扭住我妻子的胳膊。我一看吓坏了，慌忙将头缩回车厢内，随即脱下外衣，又转换了一个座位。我知道不这样做的话，马上就会面临厄运。果不其然，几个便衣检查人员迅速登上车厢，逐一搜查，好在我若无其事地装着与一位乘客聊天，才未被认出。可等检查人员下车时，我摸摸自己的衣襟，早已湿了一片——那是冷汗呀！我好怕好怕，怕得不知如何处置：是下车还是怎么着？我心头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我全家的1200元货物泡汤！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车开了，开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又急又怕，这时一个好心的乘客帮了我，使我在半途跳车逃下了火车。我终身难忘的是那个再不能黑的夜晚。当我一脚高一脚低地摸着回到家门时，妻子‘哇’的一声哭得差点背过气。她告诉我：来搜家的人刚走十几分钟……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叫到车站候车室一个房子内受审。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把你弃农经商搞资本主义的罪行交代出来！瞧，那时候做点小买卖有多难、多心悸啊！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小屋子出来后，我的后背就像多长了两只眼睛，时不时地要往后看看有没有人在后面盯着。妻子劝我说有什么怕的，咱一没偷二没抢，让我再去街上卖袜。我就是不愿去，她偏让我去。最后我只好去，当我战战兢兢提着一包袜子上到街头刚放下正准备吆喝，我又一下目瞪口呆：几个‘打击投机倒把’人员像铁面包公似的站在了面前……我怕，我真的想如果不是后来党的政策开放，我现在恐怕早已得神经病了，咱义乌人做买卖的开始时期，没有几个不像这样天天是在心惊肉跳的情况下出外摇拨浪鼓，做小买卖的……”
在我去拨浪鼓故乡的那一天，廿三里镇正在举行一个特殊的表彰会，几十名自动出资捐助政府修路的农民披红戴绿、手持镜框，从崭新的镇政府大楼里走出。当我得知此情况时很想上前采访一下这些无私为公益事业作贡献的农民兄弟。但我始终未上前打扰哪一位，原因是廿三里镇女党委书记告诉我，她这儿的大多数公路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兴建的。开始我心头有些疙瘩，想是不是这里“坑害”农民的现象很严重？女书记大笑起来，说这可是你们太不了解咱义乌人了。她说我们义乌在处理农民利益问题上在全国也是做得比较好的，从不在利益问题上坑害农民，恰恰因为在政策和制度上这么多年来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农民才真正富裕了起来。而富裕了的农民今天他们又主动自愿地出钱出力来支持政府搞基础建设和公益事业。比如像最近镇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当地的投资环境，决定修建一条新交通要道，由于政府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当农民们知道后，主动组织起来进行捐献，300多万元没几天就集齐了。女书记自豪地说：“在义乌，农民们在做生意上一分一厘会算，但对支持公益事业上也是最大方的，几千元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几百万地拿出来不眨一下眼，而且是作为一种荣耀。我相信，因为在去年的那场大洪水过后的捐助活动中，义乌农民的捐款数额在全省是最高的，如果人均计算恐怕在全国农民中也是最多的。有位农民一个人就捐了10万元。”
这就是义乌人。他们的每一次举手投足都叫人心服口服，都叫人难以置信，然而我们更多的是缺少了解他们每一次举手投足时所经历的非凡。这是最重要的。
“廿三里市场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再加上由于受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影响，我们义乌的多数出外做小生意的拨浪鼓手，此时已经感到传统的‘鸡毛换糖’远不如直接做其他的生意收益好了，特别是那些经常跑广州、上海方向的人，更感到摇几个月拨浪鼓，不如走两趟广州、上海贩点小商品赚得多。再就感到廿三里毕竟是小镇，离火车站、离县城又远，很不适合做买卖，于是摇了几百年拨浪鼓的义乌人，从此放下“鸡毛换糖”的活计，把注意力放在了做各类小商品买卖上。在告别廿三里老街的旧市场时，我们小镇上曾经出现了齐山村的一户农民用了两台拖拉机把全家积存的1吨多重‘鸡毛换糖’而赚来的硬币，拉到信用社储蓄。银行为此发动了全体工作人员整整数了5天，才把这两拖拉机的硬币数清，总共是43439元！”
在我临别廿三里时，村支书朱有富别有一番感触地向我透露了当地的这一传闻。这个真实的传闻，虽然是在无意间听说的，但它在我心头却占了很大的空间，因为我不止一次在品味拥有1吨多重硬币的主人在平时是如何积存它的，而当这些辛辛苦苦积存下来的硬币被满满地装上两台拖拉机驶向信用社的路上时，其主人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虽然因为时间关系我没能采访到这位存硬币的农民，但从他一家一户所拥有的如此多的硬币以及他最终毫不犹豫地将其存入银行的那一瞬间，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义乌人独特的积财方式和从商的决断行为，那是十分叫人钦佩和深思的。
许多精神是可以学习得到的，而许多精神又是无法学习得到的。义乌过去创造的“鸡毛换糖”从商方式流传了几百年，使在一方贫瘠土地上繁衍生息的骆氏后代得以传宗接代。今天他们继承和发扬“鸡毛换糖”的精神，在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中谱写新的乐章，具有深刻而不朽的宝贵精神财富。
就在被如今的义乌人视为“中国小商品市场”奠基者的谢高华书记到任义乌前夕，义乌县城所在的稠城街头便开始有了一群群做小买卖的生意人。这中间有上面提到的冯爱倩、何海美、金莲珠等人，他们都是义乌市场的第一代经商者。这些人中间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黄昌根——现今义乌市场里绝对的大亨。
黄昌根也干过“鸡毛换糖”的事，而且是廿三里市场上最早的客户之一。但因为黄昌根是“地主狗崽子”，生产队不发他外出从商的证明，于是他只好在家摇他的拨浪鼓。而正是这种非人性的压迫使这位具有经商天才的农家汉子饱受痛楚。在今天千千万万个义乌经商者中，上一点年岁的都知道和了解黄昌根这个人，因为在义乌所有经商者的眼里，早期的黄昌根是受苦最多的一个。他母亲是解放前的“地主小老婆”——解放后改嫁了还当了“好人”，所以这就决定了黄昌根要比别人更往下低头；他黄昌根多才多艺、聪明过人，因而也就决定了在那个特定年代里他要比别人更多地碰上倒霉的事。那年他实在脚痒也想偷着出去“鸡毛换糖”，可老天不作美，在经过一条山溪时，滂沱的大雨唤来咆哮的山洪，挑着货郎担的黄昌根只觉脚底一滑，连人带担掉进了滔滔而去的山洪激流之中，当时他唯一的知觉是：这次是死定了。但上帝没有让其过早地结束苦难，一位卖山货的人路过时搭救了他……黄昌根因此认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哪来福呀？他听说廿三里市场上能做小买卖，于是手巧心灵的他便在自个儿家里办起一个小作坊——其实就是在家门前挪出一块空地，做黄泥哨子。这种不用任何本钱的事正好适合他黄昌根做。黄泥哨在当时对小朋友们来说是很受欢迎的一种玩艺，只要有力气和手巧就能制作，经黄昌根十个指头来回掐掐捏捏，一把把小哨子就成了，而且他一天竟能做500个这样的小哨。“快来买啊，一分钱一个！”黄昌根哪敢在市上把这些泥巴做的小玩意卖高价？他把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压到了最低点，没想到这些小玩意大受欢迎，毕竟一分钱能买到一样东西，再穷的人也不会在乎这么便宜的买卖。黄昌根呢，回家一点钱，整整5块哪！他想我在家挣工分一天也就几毛钱，这几毛钱与5块钱之间的差异可非同一般呀！黄昌根望着门前的一堆黄泥巴乐得合不拢嘴，而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心灵深处从此牢牢根植下了要出去做生意的坚定信念。但黄昌根想不到他的生意越兴旺自己的命运就会越倒霉。“地主狗崽子”搞“资本主义”肯定是罪加一等。一天，“革命领导小组”来了一群人把他的家特别是门前那个制作黄泥哨的家什搅了个翻天，最后留下一句话：“你要是再干，就准备再在批斗大会上下跪吧！”黄昌根心想，下跪的日子太多了，我又不是没跪过，但要让我瞅着5块钱一天的生意白白闲过去，那怕是难了。这不，不让“狗崽子”干了，可左邻右舍的老百姓们闲不住呀。捏黄泥哨的活儿大伙都学会了，可没有人会做那模具。于是东家出5块钱请黄昌根做一个，西家又出5块钱请黄昌根再做一个模具。哈，黄昌根乐死了：不到半小时做一个模具赚5块钱，比自己上街卖小哨子还来钱呀！黄昌根真是因祸得福着实赚了一大笔——当然，邻居们也没有少赚。这是1966年至1970年之间的事。黄昌根那时正是少年，脑子聪明好使，看到卖泥哨子的人多了，他便翻着花样卖老鼠药。两分钱一包的磷化锌，经他一加工药性不改价值却变成了两元，升值99倍。那时正值“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杀老鼠和斗“地富反坏右”同是农村斗争的重点，黄昌根因此常常一天就能赚得四十几元钱，而当时一般工人一月的工资也才三四十元，用黄昌根自己的话说，“老鼠药简直让我对老鼠都有了感情！”
黄昌根自己也不会想到，义乌今天出现令世人瞩目的庞大市场，正是当初有了像他这样一批依靠自己的聪明与勤劳，又不断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与可能，做着一样又一样小而实用的百姓日用品，才慢慢形成与构筑起了现在“中国小商品市场”的根基和它的商业定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义乌人还清楚地记着20年前的稠城街头，时常有一批极为惧怕被抓却又始终抓而不走的地摊小贩们，整天串东街走西巷。别小看了这些人，在义乌人眼里，这些提着竹篮或者仅拿着一块破布满城跑、满街摆摊的“游击商”们，无论是在昨天还是今天，他们都是英雄，是了不起的英雄。因为正是这些“街头游击商”的吆喝声，才唤醒了千千万万曾经只会在异乡和偏远地方去“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手，同时也给管理这片土地的那些父母官们以清醒的重新认识。
第一代的义乌市场经商者都还记得这样一幕：手巧的黄昌根在大街上正向来回走过的行人演示着他用肥皂重新加工制作的一种新型油渍洗涤剂。用了几十年固体肥皂的百姓，对黄昌根发明的用液体洗涤剂去污特别是去普通肥皂去不掉的油渍，极感神奇。因此每当他在大街上吆喝售卖这些东西时，总能吸引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而正是这种非正常的街头行为，使得黄昌根一次又一次地被早先的“造反派”和后来的“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人员抓起来批斗。黄昌根呢，好像就根本不把这种批斗当回事，似乎自己这样的“地主狗崽子”不被批斗才不正常呢。生活的无奈和有利可图的诱惑，使他无法不上街兜售他自制的手艺品连同他的聪明与智慧。那时商品匮乏的义乌街头的众多行人，又特别喜欢黄昌根这些人手中的既便宜又花样新的小商品。因而除廿三里外，义乌县城街头便从此不断开始出现像黄昌根一样的小商小贩，他们最初是各干各的“游击”式的兜售，后来是自发地成群结队地满街吆喝，再后来便是占地为市，设棚摆摊。老城的新华书店门口来往的人多，黄昌根等最早“吃螃蟹”的小商贩们就集中在那儿叫卖。后来他们觉得挤在大街上影响过路行人容易被有关部门取缔，这时正好对面有块火烧房基空着，于是就到了那儿。不多日子，做买卖和来买货的人越来越多了，黄昌根他们就把小摊延伸到了北门街的两侧人行道。
义乌城内的这条叫北门街的小街从此失去了它的宁静，而整个县城乃至县城外的所有1105平方公里的义乌大地也失去了宁静。神州大地的改革春风和本土上涌动的叫卖声，此时正剧烈地撞击着千万个行程途中的拨浪鼓手，他们从自己的亲友口中知道了家乡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再不能犹豫了，再不能单一地依靠传统的货郎担去从事“鸡毛换糖”了！义乌农民们心底里期盼的自我革命的时刻到了！
而此时，一个重要人物也将天降大任似的来到了义乌。
他便是谢高华同志。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