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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志》上有这样一则掌故：
据传孔圣人晚年不放心各地学生的作为，驾着马车到南方察访言子的德行。一日，孔子来到常熟西南郊的“十里亭”，时值炎夏，一路上闷热异常，孔子一行很想进城早些歇息。他举目四望，见附近河中有一赤膊孩童正在捉螺蛳，即下车含笑问道：“此去城内有几许路？”那孩童见孔老夫子样子斯文，便拿起盛螺蛳的钵头顶在头上，口中有板有眼地吟唱起来：“钵为冠，水为衣，此去琴川一十里。”（常熟城古名琴川）。孔子听罢，暗自思忖：“此地孩童都如此知书达理，足见此地文风之盛。吾何须再去关照子游？”于是便挥鞭折回了山东。
两千余年过去，我想如果今天孔圣人再能到常熟一游，必定会“听歌而醉”，“轻车而至”。像所有被吸引入城的人一样，我是被一首《新吴歌》吸引而开始“常熟之行”的——
要来就来常熟，
山青燕高飞；
要来就来常熟，
人杰地灵美。
要来就来常熟，
改革天响雷；
要来就来常熟，
开放地增辉。
来常熟，有滋味，
待日再来你更醉；
……
这就是常熟——
歌美，田美，山美，川美，人更美。
这就是常熟——
它东临上海，西接无锡，南邻苏州，北连张家港。三四千年的文明史，使其建城史同苏州古城相差无几。
“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为之灾，则岁得常稔。”常熟由此而得名也。宋代大诗人杨备对这块使人不用对它品味便能闻其富饶与丰收甘蜜的地名，曾这样引吭高歌道：“县庭无讼乡间富，岁岁多收常熟田。”自南宋以来，我国的经济中心由中原转到了苏南地区，而地处苏南腹地的常熟则一直是这个中心的首富，并有着“苏常熟，天下足”之称。史有记载：在康熙年间，常熟就是“实征平米40万石，额征地丁20万银两”，居全国州府首位。
其实，即使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间，在苏南诸多县市中，常熟人无论向国家交售的粮食还是缴纳的财政收入，一直位居第一。
这样的贡献只有常熟——无论在苏南乃至全国。
1997年4月14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江苏省政府近日公布的对全省64个县（市）小康水平的162项指标测评结果表明，常熟名列第一。
这则消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10年前的江苏省是全国小康水平最高的省份，常熟市在江苏省名列小康榜首，也等于说，常熟目前的小康水平也是全国县（市）级中的第一位！常熟始终名列全国“十强县市”前列。
常熟本不该仅凭一曲《沙家浜》而引世人瞩目。也许是受虞仲的“让国”美德的影响，也许是承言子谦学进取精神的遗风，也许是东边的上海、南边的苏州、西边的无锡、北边的张家港，还有像昆山、吴江等“小老虎”们这些年来太光芒炽人，“富地明珠”常熟的步子声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国人面前“隆隆”作响……然而，历史并非因某个“音符”的高低声论说英雄，当透过五光十色的迷幻与各种各样的嘈杂声响，回首再看一看常熟时，我们肃然感到：贤圣虞仲、言子的后代们，不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铿锵的步履，而且走得越来越有力。只是在这样的行程间，他们的双腿迈得更实实在在，更富有常熟人的特色。他们的脚步，已经迈在了向中等发达国家甚至更高水平的征程上……
昨天的孔子不进常熟城是对的。今天的圣贤若再不去看常熟人，那将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不知是为了还两千多年前孔圣人之愿，还是感恩岁月对常熟人的特别偏爱，1995年10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一群科学家，慷慨激昂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着同一个主题。他们共同提议要把最新发现的一颗编号为“3221”的异常闪亮的行星，奉献给为中国建设四化征程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常熟人民，并定名为“常熟星”。
从此，天幕上那颗闪烁着特别光芒的“常熟星”，与我们人间的常熟星，交相辉映……
第01章 马路地摊垒出的神话
凡爱吹嘘的那些记者、作家都会发现：跟常熟人打交道要比其他地方难得多。原因是，常熟人即便做了100分的成绩，他也不愿你说成90或95，他会认认真真、有板有眼地告诉你说：最多只能说80，当然，不说最好——末后他还留下这样的话。
但是关于“中国服装城”的神话，常熟人是瞒不住的。至少对我。
服装城是常熟人迈向市场经济的一个窗口，也是“常熟模式”（或者叫“常熟精神”）的一个缩影。
长镜头1：不识城中城
做生意的人，尤其是做服装生意的人没有不知道常熟服装城的。据说10个中国人身上穿的衣服有3个人的衣服是出自常熟这个商城。可见这个市场之厉害！在香港、在巴黎、在莫斯科的大商场里也能见到中国的“常熟服装”。而中国百姓们身穿常熟服装却不知道常熟服装城的是大多数，这并不奇怪。就像北京人包括中央领导们都说“红都”服装棒而并不知道“红都”的首席师傅就是常熟人一样，如今改头换面的东西太多，谁也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也没有多少必要去弄明白它。因为常熟市场上的服装本来就来自天南海北。今日之世界乃是个流动的生命，像贝利、泰森那样的大明星连自己“播”下的种子都可以不去管它，更何况是流通的商品。
常熟人对此从不在乎，因为他们非常自信：只要中国乃至世界的服装市场火爆，“常熟服装”不管如何改头换面或者流向非洲还是美洲，它的血统还将是“常熟”的。有了这一点，坐在潮头的常熟人便永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描绘美丽的诗篇。
同许多男士一样，我平生最怕的就是逛商场。妻子每次兴致勃勃拉我去商场，回来时差不离都会气得想一脚把我踩到街路底下。不过我知道在北京有王府井和西单两大商场，大概它们在中国算得上数一数二了。北京人和外地到北京的人十有八九进过这两个商场——它们确实也代表了首都和中国最大的购物场所及其水准。每次走进这两座大商场，我心头总情不自禁地埋怨起中国人太多了，多得连盖个商场也非得把人转晕才是。尽管如此，王府井和西单两座商场一直是烙在我心中的恐惧宏厦。
但到常熟之后，我对王府井、西单商场的那份恐惧消失了。这是因为说来你肯定有些不信的常熟招商城内竟有好几个与我心中的“宏厦”不相上下的大商厦！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走进去了。
眼前的这座大楼叫“万利商厦”，大概是一本万利的意思。为了证实一下它的宏伟，我不得不暂且扔掉惧逛商场的毛病，从一楼转到四楼，又从东头走到西头，再由南边逛到北边……当我从商厦出来时，几乎认不出东南西北。
“比你北京的西单商场大还是小？”门口的“保安”笑嘻嘻地过来问道。
我摇摇头，说早糊涂了。
“保安”看我汗水淋淋的样，便道：“你不用丈量，肯定比西单商场大。”
“你怎么知道？”我有些不服。
“我在北京当过兵，西单商场常去。那也是四层，但总面积比我们的‘万利’小。”
“这楼有多少建筑面积？”
“7。8万平方米，占地近43亩，共可以安排3000个店铺。”
对数字没多少概念的我无法作出比较，但面对如此宏伟的建筑以及刚才“巡视”的感觉，我相信“保安”的话基本是正确的。
“像这样的商厦在服装城总共有多少处？”
“老商场、新商厦加起来不是26就是27吧，这你可以去问问我们干部。”“保安”说完，不无自豪地为我指点道，“你看，那边是鞋帽城，挨着它的是‘国贸商厦’、‘长江商厦’，那边有‘金谷商厦’、‘交通商厦’……东边还有‘华盛’服装市场、‘永丰’羊毛衫市场等等好几个呢！”
“都跟‘小西单’似的？”
“那倒没有。不过有的还真比‘西单’大。”“保安”问，“你去没去我们常熟服装城的‘王府井’？”
我朝他笑笑，心想常熟人是不是太有点牛了？但是当我跨入被他们称为“王府井”的那片大无边际的服装城中心商业区时，我真正地认为常熟人确实应该牛，因为他们有资格牛，牛得在理！
所谓的“王府井”实际是常熟服装城中最大也是最热闹的一个商场——“招商场”，它也是形成整个服装城最原始的一片地域——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城。不，确切地说应该把它称之为长城——服装的长城！如果从第一个摊位开始，你有心沿着一排排整齐有序的各种款式、各种档次、不同产地、不同花色、从地上一直挂到顶棚的衣服的“队列”，不停地走到最后一个门市，那至少得花上一个小时左右。在部队时我练过用标准的步伐加时间来计算距离。于是我开始做了一件常熟人自己可能也没有做的事，丈量“招商场”（常熟官方对这“王府井”的用语）……结果，我整用了55分钟。当年的考官对我的考测是每小时正常步行速度为6。7公里。如此算来，这座招商场真的是“十里长摊——服装长城”了！
这个数字对外地人无疑是一种惊叹，我想对常熟人可能也是一个振奋，一个激动。
它实在值得常熟人振奋和激动。因为我所言的“十里长摊”那个商场的面积，还不到整个常熟服装城的十几分之一。由此你就可以想一想整个常熟服装城商市该有多大多宏伟多气派了——而一个县级市竟有好几个像北京的“王府井”、“西单”那样的大商场，其本身就说明了常熟商市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现象早已引起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等的重视，而文学的介入我为初入者——但我还是觉得在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问题上，作家比社会学家要落伍得多。）
从史书上我知道，常熟始建于商末的勾吴时代。当时吴王为抵抗从长江而入的外敌，在虞山（常熟城西，现已为城区一部分）设立兵站与瞭望所。为解决兵士的营宿，吴王下令在山的东边垒了几间茅棚，这就是常熟城最初的形成。古常熟城的发展比蚂蚁爬还慢。到1000年后的隋朝时，常熟城仍只有“城周240步、列竹木为栅”的堡垒式小城池……然而又过后的1000年间，常熟城因其所处的独特富饶之地而获得大发展，到明清时已成为江南名城。
然而3000年前的古常熟城比起常熟新城，比起常熟新城中崛起的另一座“城中城”——中国服装城来说，那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下面的一组数字可以使我们作最简单的比较：
从隋朝时的“城周240步”到1950年的1000多年中，常熟城面积扩大到3平方公里；从1950年到1985年的35年间，常熟城面积扩大到8。25平方公里；而从1985年到今天仅20年多一点的时间，常熟城扩大到30多平方公里。这中间被常熟人称为“城中城”的“中国服装城”则占了一定比例。
常熟人在10年中为建“中国服装城”投入了30亿元资金。当地的建城费约为北京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常熟人用这么短时间等于北京人拿出300多亿人民币新建了一个全新市场，而这使我们看见了常熟农民们建起这座服装城的意义所在。
然而常熟“中国服装城”的意义远不在此。它的真正意义在于：——
它不是国家重点工程，没用过国家一分钱投入，而全是农民们凭着双手和智慧自己建起的——
它不是在已有的什么框框下铸出的“金色模型”，而是由马路地摊滚雪球滚出来的市场经济产物。
一座城市般的巨型市场！
一座每天拥有一二十万客流的市场！
一座年成交额200亿的市场！
这就是常熟人做出的一个奇迹！
这就是常熟农民在市场经济海洋中涌动的潮！
长镜头2：雪球是这样滚出来的
凡是常熟人都知道，如今占地面积达3。7平方公里的服装城原来并不是现在这个样的。
那时是什么样？
那时没有样。常熟人都这样回答我。
这么大一个市场咋发展起来的？
你知道吗？不知道。那你呢？不知道。常熟人又大都这样回答我。
好像是一夜醒来的事，老乡们谈论这事时脸上的笑容总透着一种光彩的憨气，其实是一种自豪和聪明的狡黠。但是对我和所有外来的人，常熟市场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总是个感兴趣的话题。
你说说——我找到第一批进驻市场的小商贩沈某。
沈某现在已是拥有数个几百万的老板了，但他还是自谦地喜欢别人称他为“小贩”。“咱常熟服装城里一竿下去能打上几个百万富翁，我算不了啥湖潮。”（常熟方言，即不算什么）他回答我的问题时也这么简单，说他一直是种地的。有一年儿子从他们乡办厂里拿回几件腈纶衣，说出厂价才两三块钱一件，到外地就能卖十来块。我听后心一动，就让他从厂里多买回了几件想抽空去卖卖看。到哪儿卖呢？我一下先想到了常熟城南门汽车站那儿。因为那儿人多又有不少外地人。于是我用中午和下工时间上那儿试着卖，结果一两天就卖出了十来件，赚了五十来块钱。一想这不等于干一个多月的农活所得吗？！值。从那开始我就一直在汽车站门口的马路边搁一张旧报纸放上几件衣服摆起了小摊。后来有人看我小生意做得蛮实惠，就跟着学。马路边小摊多了也就有些乱哄哄，我们就被集中到一起。开始大伙都不乐意，因为那儿离车站100多米远，买东西的人不易去。管市场的人说会有人来的，过了些日子，客人真的都往这边来了，而且越来越多，进市场头年只有4个来月时间，我就赚了一万多块。第二年翻了番。第三年又翻了四番……这往后的钱就像潮水涌来似的，推也推不走。我回头再看看左右前后的摊位、门市不知啥时候里三层外三层，转眼又一个里三层外三层，比潮水涨得还快。接着是一栋栋好大好大的商场，像春笋似的从地上冒了出来，弄得我现在几天在摊位没动窝，都对服装城有点不摸门了！
我又把老蔡找来了。因为有人告诉我老蔡是成立如今这个中国农民第一集市的最早建议者之一。他自己告诉我他还是常熟服装城商市的第一位“工商”、第一位市场营业领照人。看了他的名片我又给他加了个“第一”：常熟“中国服装城”的第一位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这是他现在的职务）。
老蔡的全名叫蔡小兴，53岁，当过生产大队会计、大队长、书记。他从“泥腿子书记”岗位上下来，是因为当时的乡多种经营服务公司（简称“多服公司”），需要一个管管在乡管辖范围的汽车站门口前马路上所出现的那些摆小摊的人。老蔡当时的任务是，每天带着小本本沿马路挨个让小摊不要太放在马路中央碍事，顺便为“多服公司”收每个摊位3毛、5毛管理费之类的事。
汽车站门口的马路市场开始也就是几十个小贩。到1983年时有了一百来个。1984年时一下多到四百几十个小贩。那么多小贩天天堵在车站门口又吆喝又占路，简直把老蔡累得喘不过气来。要单累还不要紧，要命的是老蔡整天跑东头奔西边的还不落好。有的部门说他是“纵容资本主义尾巴来扰乱社会主义大道”；小商小贩们骂他是光知收钱而不管开绿灯的“吸血鬼”。两头落不是的老蔡只得抱着一团怨气到上司那儿发牢骚，说再不想法子说不准哪天汽车轧死几个人，我跟你经理大人都得被撤职……
“那你看咋弄？”经理问。
“在车站边弄块地把小贩们集中一起。”老蔡说。
经理自言自语说：“这样好是好，可不知行不行。”
“咋不行？人家报纸上都介绍过说这叫办市场。”老蔡固执道，并翻出一张《人民日报》要经理看。
“那就向上面打个报告试试吧。”经理终于松口。
“报告”是以老蔡他们的“多服公司”和湖泾村联名向市政府请示的。不想市政府很快批准了他们关于筹建“常熟市招商场”的建议。
老蔡拿着市里的“批复”，领到那张招商场营业执照时，真有点欣喜若狂的味道，只是当他怀揣“执照”去请他的一位城区“老工商”朋友，出城帮忙做市场管理员时却碰了一鼻子灰：“叫我？你想得出的！你们乡下人也搞市场？省省劲吧老弟，反正我是不会去的。”“老工商”这样回答他。（不过后来老蔡还是死皮赖脸地把“老工商”拉到了乡下他的那个马路市场，并且俩人一直一起干了很长时间。）
“你当时心目中的那个市场是不是就是今天常熟‘中国服装城’这个样？”我问老蔡。
老蔡直摇头，说：“哪里哪里，讲句实话，当时我们提出建市场与其说是为了发展经济，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为了治理车站门前的脏、乱、差。服装城的形成完全是后来市场本身所带出的市场效果，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确实，常熟服装城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常熟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然而也确有一个常熟人是想到的。他就是被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农民经济奇人”的服装城开创者、首席功臣顾邦君。
高高的个头，硬邦邦的身子，走路气昂昂、雄赳赳——这是见他后的第一印象。60岁上下的人了，一点不显老。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与颇有魅力的风度，更难叫人将他与一个农民画等号。然而，他的精明、睿智、直率和纯朴，又是典型的中国农民性格。
顾邦君的传奇故事可以用一根扁担两个筐子挑；而他也乐意别人夸他的才能是从“一○○大学”获得的专利。
“一○○大学？中国有这样的一所大学吗？”美国记者把眼珠子瞪大了。
“有呀！一条扁担，两个粪桶，这不是一○○吗？我是挑粪出身的农民，在实践中学的知识。中国10亿人中有9亿跟我一样是从这个‘大学’毕业出来的。”他这样风趣幽默地告诉外国人。
市政府关于在车站边建个市场的“批复”下来后，当时的琴南乡党委书记夏祖兴找来乡里办企业的“能人”顾邦君。
“你发话，咋搞？”
“我要知道咋搞，还搬你出山做啥？”
夏书记回答得干脆。顾邦君要的就是这样的话——要让我干，就得敢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