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虫变成龙呵！蔡氏四兄弟目瞪口呆地这样齐声高呼道。
昆山真的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跑在最前面的一条中国龙，这龙让十三亿中国人，尤其是九亿中国农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是什么样子，真正的中国小康社会是什么样子。
第四篇 东莞：30年超越西方300年
题记
她是一片让人心动的土地。
她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典范。
她的人民和各级干部依靠智慧和精神，将一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南国沙滩之地，建设成富裕厚实、充满活力与朝气、名扬全球的现代化城市。
她就像东方的一束光芒，让整个世界感到了中国的绚丽与灿烂……
东莞与“东莞模式”，如今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
这个象征，刻烙着中国人的探索与智慧，辉映着伟大民族的复兴印迹，它是30年来中国最耀眼的那束划破历史长空的东方光芒！
第01章 开门。鼎地
●率先开门
命运常常会跟人们开一些并不好玩的玩笑。
1979年5月的一个傍晚。虎门沙角海边。
两三百人的送行队伍黑压压地站成一大片。在无数遍离别的叮咛声和哭泣声中，提着包裹的小伙子们陆陆续续跨进岸边一只简陋的机动船里。
船就要开了，突然，由远而近传来“嘀嘀”的汽车喇叭声，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开了过来。人群躁动起来，公社领导来了。
车还没停稳，虎门公社党委书记黎桂康便跨出了车门，看着眼前这一幕，他扯着嗓门大喊：“不要走！大家不要走……”
江边的空气倏然凝重起来，但很快出现了反弹——短暂的沉寂后是更大的喧哗与嘈杂，此起彼伏的人声淹没了黎桂康的声音，人群那头传来愤怒的吼声：“我们就要去香港！”“我们要到那边去活命！”
焦急的黎桂康走上前，试图拨开人群走到岸边，但几百人的队伍不约而同形成一堵人墙，使他难以前进。黎桂康急得振臂高呼：“大家不要走，千万不要走，我们这边已经好起来了，你们不要走……”然而他的声音很快就被疯狂的嘈杂声给淹没了，连同他那瘦高的身躯……
黎桂康无奈地退回来，钻进车里。他站到车座上，举起喇叭对着大家说：“乡亲们，你们听我说，不要走！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我们的党，我们将来会更好……”
突然，人群中有人发出“少管闲事！”的怒吼，接着，人们纷纷围了过来，情绪激动地挥动着拳头，向他威逼着、诅咒着。不知是谁开的头，转眼间，那辆破旧的吉普车被推倒了……
人群那头，载满五六十人的船在隆隆作响的马达声中，义无反顾地起航了。
长长的白浪一浪一浪地卷过来。波涛声中，黎桂康孤寂的声音仍久久回荡在江面上：“你们会后悔的，你们会回来的！你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浸透着泪水的那一幕，终于随着潮水一起流去了。
时光流逝许多年之后，命运的波涛将当年的逃港者陆陆续续卷了回来。每当他们路过这里，回想起当年那一幕场景时，都会禁不住摇头叹息：人生如戏啊！
马克思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悲剧，一次是作为喜剧。
中国，正是改革开放这个历史事变，以一种巨大的伟力，将这幕在浓烈悲剧氛围中开启的剧目，很快演变成一场人皆欢喜的喜剧。
东莞以其独特的历史发展变迁，用30年的时间，完美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因此便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具特色和光芒的地方。
2006年夏天至2008年夏天的3个年份里，笔者怀着对这片神奇土地的特殊情感与好奇心，曾一次次地来到这里，感受着所有令人神往的美丽与激情，并亲历了这片经历沧桑巨变之后的崭新天地下那些可爱的人民的每一个表情……
遥望苍茫海域，再回首虎门这片临洋之地，心扉似被阵阵波涛撞击。
中国历史在这里不断出现惊人的巧合——大海的波涛曾在这里两次撞开中国的国门，而且每一次撞击都是惊天动地！
从中国的版图上我们看到：珠江水系出海口有八门之多，虎门竟被历史选中，成为历史之门，虎门因此得大名，成为国之门——中国之门。
谁曾料想，这个被号称为“金锁铜关”的虎门当年曾经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自这扇国门被英国人的炮火轰开以后，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
翻开世界文明史，人们会发现，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不仅始终与世界同步，甚至是长期引导世界文明的潮流，中国文化曾成为世界上的强势文化，中国的文明史不愧几度成为全世界的最高成就。翻开中国经济这部史书，你更会发现，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300年前，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到了1840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依然占世界四分之一。
那么，这个曾经的世界头号富国，怎么会一步步沦落到挨打割地赔款的境地？究竟是哪一股力量使虎门这道曾经牢固无比的大门被轻易打开，使中国迅速滑向灾难的深渊？
也许，被誉为清末中兴之臣的曾国藩对此总结的那句“大抵在西洋的制造”道出了其中缘由。
这“西洋的制造”则来自于勃兴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发展中，西欧列强交替崛起，而我们这个民族还固步自封在农业文明里呼呼大睡。我们并不知道，在沉睡中，门里门外的两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也许，腐朽和沉睡了的中国，需要用炮声来震醒，然而这样的代价太大，而且充满着血腥。
在这样的炮火中，虎门也因此成为一块抗争的土地。从林则徐销烟池、威远炮台、沙角炮台等抗英古战场遗址，从抗日名将蒋光鼐的故居，到热血洒虎门的民主革命战士朱执信纪念碑，无不辉映着中国人民不屈的灵魂！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这个民族依然在救亡求存的严峻环境中苦苦挣扎。
但大海之口毕竟不会永远地消沉与无为。龙的子孙仰望长空，期待崛起，渴望富强——他们在等待机会，等待天晴浪又起。
1978年，中国从动乱的年代中开始复苏。
夜渐明了，太阳从东方升起，世界开始瞩目中国……
英国的《卫报》在2006年曾如此评价中国：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瑞典的《哥德堡邮报》也指出：从30年前的“一穷二白”到现在的“世界强国”，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体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2007年1月3日，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卢宜宜在《海峡时报》上惊呼：中国是个“谜团”！
一个大国是如何崛起的？中国又是以什么样的伟力使世界中心得以东移？
欲解开这个“谜团”，我们的目光有必要再次投向虎门。因为正是虎门这个尘封了140年之久的东方大门，在改革开放的波涛中率先打开，从而开启了中国崛起的序幕。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历史巧合呀！
当我们把目光就近延伸到虎门背后时，你会发现那里光芒四射，那耀眼的东方光芒令人惊讶：中华民族的版图上何时闪出如此绚丽而灿烂的光芒？
是呀，这里何时崛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这不是昔日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吗？
是的，正是这个昔日的农业县，在短短30年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走完了西方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如今，她屹立在珠江之口，以万众瞩目的光芒昭示世界：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无法不崛起！中国的崛起必然光芒四射！
要探究中国这一东方大国崛起的奥秘，我们不妨从东莞这道独特的光芒里寻觅谜底——
1978年7月6日，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然而这个日子对于广东、福建两省来说却意义非凡。这一天，国务院特别对这两省制定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办法试行条例》（东莞人称此为“22号文件”）。1979年国务院又将该试行条例变为正式条例。
“22号文件”引发出一个叫“三来一补”的名词，正是这个极具浓厚争议色彩的名词改变了东莞的命运。可以说，东莞改革开放这扇门的打开就是从这个“22号文件”开始的。
也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吹响中国伟大时代改革号角的话，那么，东莞人则是在这个号角下走在最前列的那群勇敢的改革先锋！
然而，在30年前的那个岁月里，这种开创历史的承载者角色，连东莞人自己也没能清醒地意识到。仅有的记忆是，饥饿着的你我他都在寻找黎明前的那束曙光。
有这样几个历史镜头——
1978年7月30日下午，太平公社农民李玉龙在路上碰到村里的一个老光棍，悄悄告诉老光棍一件事，说他今晚要去东南角。
李玉龙所说的东南角指的是海那头的香港。那年头当地人不敢直接说“香港”，都习惯称“东南角”。晚上，人们只要站在家里的窗口处，就能远远看见东南角的上空，一片红光。那片红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天堂。
向老光棍打听清一些事后，李玉龙沿着太平公社那条窄窄的路往回走，心情不知不觉沉重起来，今晚不知能否走成，凶吉未卜，这两天母亲一直哭哭啼啼，如一切顺利，这一别不知何年才能相见……走着走着，迎面走来3个男人，一看就不像本地人，其中戴眼镜的高个男人尤为引人注目，40岁模样，从衣着上看，没准是“东南角”那边的人，他正琢磨着，那人冲他走过来，问起路来，打听太平服装厂怎么走。
李玉龙给他们指了指路。看着这3个人的背影慢慢消失后，李玉龙这才慢腾腾地往家走。
那天晚上，天黑下来不久，李玉龙就出发了。
2007年11月15日，时光消逝近30年后，年近五旬的李玉龙在长安镇的一家茶楼里向笔者详细回忆了那晚的惊险偷渡：“我们是晚上11点左右开始出发的，我们就往香港发电厂那个方向划，划了大约六七个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多的光景，我们的船就到了香港。下了船我们分开走的，我和另外一个人沿着一条山路往前走，没想到刚走了不到半个小时，突然冒出好多香港警察。在香港被关了两三天后，就被遣送回来了。回到这里又关了一段时间，先在广州三河收容站关了7天，然后又转到东莞樟木头关了几天，接着又是在大朗，前后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回来……”
李玉龙被放回太平没几天，在路上又见过两次向他问过路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一打听，果然是个香港人，现在和太平服装厂做起了生意，开了一家叫“太平手袋厂”的企业。
这个香港人叫张子弥。
事实上，如果没有“22号文件”，张子弥很有可能破产变成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然而，一种叫命运的东西却使他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三来一补”的第一人。
当时的张子弥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板，手下有两三百号工人。这一年来，张子弥焦头烂额，正深陷因香港人工成本提高公司面临破产困境的时刻。他每天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企图摆脱困境，也曾把心思动到内地，只可惜内地大门一直紧闭。当张子弥在1978年7月中旬无意中听说内地出台了“22号文件”，规定广东可以试点搞“三来一补”时，他突觉绝处逢生，意识到自己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乎，他在听说“22号文件”的第二天便匆匆跑到广东打探情况。打探得知，对于国务院“22号文件”，广东省委、省政府已快速作出反应，将东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5个县定为试点。
张子弥心花怒放，他立即通过广东的华润公司找到广东省轻工局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也巧，广东省轻工局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正好是个东莞人，便引荐他来东莞发展。
天下的事情竟是这般地充满偶然性。
在东莞考察几处后，张子弥这天来到了太平（该地于1985年和虎门合并为虎门镇）。在这个到处是农田的地方，他一路打听下来，终于找到一个叫太平服装厂的小作坊。
1978年9月，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虎门成立。
自国务院“22号文件”出台后，东莞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更不必说，他们也在紧张而热烈地研究商讨如何进一步落实文件精神。
这年12月18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和方向的重大历史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标志着我们的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此刻的东莞领导热切地关注着这一切，他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讲话中兴奋地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
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东莞县的领导深深明白这些道理，他们清楚迅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他们更清楚眼下的东莞有什么样的家底：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这一切谈何发展？
时代，迫使东莞必须尽快做出一个重大抉择，杀出一条快速发展的“血路”。
东莞眼前的这条“血路”就是“22号文件”所带来的“三来一补”。
为了抓住“三来一补”这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县领导们很快达成共识：所有的来料加工，东莞一律来者不拒！东莞敞开大门，不设任何门槛。不仅如此，还要动员全东莞的干部群众们全民出动，去联系香港的亲朋好友，说服他们回来投资。为了解决眼前一无资金二无厂房的困难，县委还提出了几个充分利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劳力资源；充分利用各种祠堂、饭堂、会堂，以及各种仓库等现有资源……
1978年12月21日，北京正在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结束，东莞县委便发出了本县的27号文件，从县委和县政府各职能部门抽调出48名精兵强将，组成东莞“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的“三来一补”工作和合资洽谈业务。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他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行政审批一条龙服务的措施。港商在这里签个合同，往往只需个把钟头，这在中国其他地方到现在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即使是广州，也要盖几十个章跑几十天。当时的东莞，所有行政单位都增加了一项新的职能：一切围绕着招商引资这个中心，审批手续一律从简。甚至在码头的人群中，也开始走动着东莞工商管理等部门的人员，银行、邮电局等部门紧随其后，紧急修改制度，延长工作时间……总而言之，只要能为“三来一补”服务的，一路开绿灯！
东莞这样的作风和思想解放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显然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
在全民出动的东莞大招商中，东莞各个村镇的弹丸之地，都雨后春笋般丛生出了大大小小的作坊。一时间，飞红万点，各竞其秀。截至1979年年底，东莞的来料加工企业已有140家，对外加工签订协议205宗，全年加工费234万美元，净收外汇218万美元。此后不久，东莞便成为全国最大的加工基地。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共引进资金达17亿美元之多！
一个曾经将自己大门紧闭拒绝世界又被世界拒绝的人群，在此时以从未有过的勇气打开大门，去体验、吸吮从门外吹来的阵阵狂风。
●悲喜大逃港
在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农民李玉龙后来的人生命运。因为谈广东的开放，不可能回避“逃港”人的前后命运。
李玉龙1978年逃港未遂后，又逃过两次，最后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于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后来在香港的命运并未如他所梦想的那样，工作不好找，断断续续干过一些建筑工的苦力活。倒是长安这边的弟弟先是搞运输，后来开公司做生意，很快发了财，10年前就在长安盖了幢四层小楼。李玉龙在1999年便从香港回来投奔弟弟，给弟弟打工，目前帮着照管弟弟在长安南城边上开设的一家洗浴中心……
听着李玉龙这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笔者在想，有一点，李玉龙可能一生也不会意识到，那天在太平公社惟一的窄道上，他和张子弥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是充满了怎样的戏剧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道无形的国门中，一个正往门里迈，一个正往门外挤。
其实，这个场景又何止发生在李玉龙和张子弥身上。
门外的人往里走，门里的人往外拥，这种颇有戏剧色彩的情景竟成了东莞这扇门刚刚打开时的真实写照。
在香港人纷纷进来办厂的同时，东莞进入了又一轮的逃港高峰。《东莞志》的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79年上半年，全县又出现逃港高潮……”
好日子即将开始，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疯狂大逃港？假如说是因为贫穷，但这种贫穷并非一日之寒，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后再次出现一个逃港高潮呢？那是如何一个让人困惑和忧愁的谜呀！
原东莞市文联副主席邓慕尧，在本地是个颇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帮笔者解开了这个谜：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后，那些去香港多年没回来的人可以回来了。他们这次回来探亲，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给搞乱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挣了钱。他们回来后大包小包的，有的带回了电视机，有的买部货车送给村里。大家看到这些事后，突然发现香港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
水往低处流，人往外域游。疯狂的大逃港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状态下形成了。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输给他们一种全新的认识——香港即天堂。东莞人性格一向务实，敢于冲锋，此刻他们不再相信理论上的说教，在他们认为，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榜样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涛强烈地冲撞着人们的内心，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