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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潦槿恕⒉厥槿擞质墙淌Τ錾恚枷碌乃罩荻潦榛疃匀徊挥盟盗恕Ｋ翟谒罩莸备刹咳绻惶岢潦榈幕埃慵词沽斓即丛炝嗽俑叩腉DP也会有人骂你。苏州人重教育、重知识远比重金钱的程度高。朱永新这个名字在中国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名气很大，他现在是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之前他在苏州当了十多年管教育的副市长。我与他有多年交往，给我的强烈感受是，这位博导出身的市长对教育特别是他一手发明和倡导的“新教育方法”，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多次私下对我说：“当官总有当到头的时候，但搞教育你会发现没有尽头，而且其乐无穷。”朱永新做到了这一点，他当副市长时与同事们一起一方面把苏州全市的教育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高水平上，同时他不停地写书，不停地到全国各地讲学作报告，推广他的“新教育革命”，现在他的“子弟”有几十万人，有人称其是“中国民间教育部长”。
有人对我说，你还应该写写苏州的城市建设改变。其实这是根本用不着争议的问题。借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的话说：“苏州的老城外形没有变，但内容变了。苏州老城的外面是苏州新城，苏州的新城是苏州老城的继承者和创新者，苏州城外的苏州也早已是美丽无比的城市。”这话听起来有些绕口，可丁教授说出了今日苏州的城市概貌。
现在的苏州城与2500多年前时伍子胥建造的“阖闾城”从面积和风格上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值得庆幸的是苏州这些年在保护老城上所下的功夫和投入是空前的，你若有机会到苏州一游，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对待古城的保护是一门大学问，对苏州这样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来说更是如此，一方面她是国务院发文明文规定的一座整体风貌需要保护的城市，同时，她又不得不与现代文明社会接嵌，保护和改造成为摆在苏州人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聪明的苏州人采取的态度是：老的不动，不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原样，要保持原样就得在“动”的时候下功夫。为了这“动”与“不动”，苏州近几届政府领导没少动脑筋，甚至没少受各种压力。然而这种压力带来的效果是我们今天能够让世人看到的苏州古城里的传统与现代、古老与创新之间流动着的那种美观、深刻和韵味——当然是具有东方水城特色的那种畅流着文化和民风的韵味、深刻与美观。它们仍然是我们记忆中的观前街、干将路、沧浪亭、狮子林、虎丘塔和粉墙黛瓦的民居、花木飘香的小巷及亭园塔斜的映月……
鸟啼花落屋西东，柏子烟青芋火红。
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
有一日我站在苏州西门的老城与新城交会处的立交桥上，不由想起元代名僧释惟则写的这首诗，一下觉得很奇怪：几百年前的老僧他怎知几百年后的苏州人会有“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的感受？
现在的苏州城已经成为一城三体，即原有的古城，与东、西山合为一体的“新苏州”和东边与上海接壤的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中心的“洋苏州”。它们以古、中、洋三个不同特色构成了今日苏州城的风貌，其面积已比“阖闾城”大了几百倍，与二三十年前的苏州城相比也完全变了样。今天生活在苏州城内的居民特别地幸福，他们既可享受古典风物的韵味，又可呼吸现代化城市的气息，更可与当今世界最完美的物质文明景物融合。如果你想重温姑苏的市井旧景，你可搭乘免费公交车上人民路，然后到观前街轻步漫游；如果你想换换空气、观赏蓝天白云、鸟语溪流，你就或骑车或驾车到孙武亭旁的太湖岸堤上，那里既可朝来暮归，也可享受半时一午的浪漫情调；当然，如果你是年轻人，最好上东方的金鸡湖，那岸头的时代广场和水上游艇，尽可让你激情澎湃……
苏州城的历史性变化是在这二十多年里，这种变化既有形体的，更是内容的，但只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对古城的保护。为此，苏州人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昂贵的。因为历史和现实的衔接、保护和重建，其实充满着矛盾与对立，有位苏州官员告诉我，苏州百姓对旧城的感情和保护意识强到你若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他为什么要动一块砖、一块瓦时，他会直接向北京中南海写信告你状。我听说有一任苏州市委书记在任三年，被老百姓骂了三年“大拆”。后来这位书记走了，他力主改造的老城老街改造好后，老百姓又经常念叨他的好。这事让我深切体会到“苏州干部不好当”的真实含意。
“苏州干部不好当”的后一句话应该是：苏州干部必须当好。
前者不易，后者更难。
然而苏州的干部们依靠邓小平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工作的指导，几十年来很完美地完成了一棒接力一棒、一棒更比一棒强的执政任务。
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的十几年间，苏州依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现了大飞跃，创造了著名的“苏南模式”。可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特别是“温州模式”出现后，苏州的乡镇企业经济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甚至几乎到了“全军覆没”的地步——这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阶段的苏州人异常地痛苦。摆在他们的面前有两条路：或继续固守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导的集体经济形式作最后的挣扎，或摒弃它重走一条腾飞新路子。固守老路显然要准备接受落后的现实，重闯新路同样将可能面临“死亡”的命运，因为在这之前的苏州一直走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并已经形成响当当的“苏南模式”。
那是一场蜕变。一场意味着必须自我否定的蜕变。一场意味着从头重来、另起炉灶的蜕变。
凤凰能否涅槃，姑苏城内城外顿时山雨欲来风满楼……
“谁敢动一下我们的机器，我们就砸谁的脑壳！”那个时候恰逢全国纺织行业大调整，国家下达了“砸”几万万锭纺织机械设备的指令，苏州的乡镇企业又多数是纺织企业，是“砸”纺机成为首当其冲的地区。某乡镇的几百名工人手持铁铲和锄头，堵在厂门口，死守三天三夜，欲与前来砸锭的干部拼个你死我活，并声言“愿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社会主义成果”！
纺机仍然要砸，而且砸得稀巴烂……
工人们嚎啕大哭。
又一个工人痛哭流涕的现场：一群工人们愤怒地撕碎手中的新工作证，高喊着“要当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人阶级，不当资本家皮鞭下的臭苦力”的口号。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转制，想不通自己用几十年的心血建设起来的工厂一夜之间成为某某个人名下的企业，尤其是想不通昨天还是“共产党的厂长”，却转眼成为掌握许多股份的“资本家”……
“转制！”
“必须定时间、定任务地转制！”市委的死命令。县政府的死命令。镇上的死命令，企业和工厂关上门也要完成的死任务！
呵，那岁月，苏州像一艘漂荡在海上的大船，突然折断了桅杆与篷帆，不知驶向何方，在风涌浪滚的海面上打转转……
“来，你们看看，看看这条小河还可不可以下去游泳了……”
“来，你们闻闻这江水为什么是臭的，看看水里还有没有游动的鱼儿……”
“来，你们瞧瞧这桃花为什么不再是红粉色的而像是涂了灰似的……”
干部们耐心地将原来是种地的农民现在是乡镇企业工人的群众引到河边，领到江堤上，让他们自己体会发展和致富的同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污掉的河可以治，涂了灰的桃花可以在雨后重艳芬芳，江湖清了小鱼还会欢游，可是产品不对路，资金周转不了，工厂就会关门，这才是真正的自取灭亡啊！
苏州全市的干部群众不得不放下头上的光环，开始痛苦地反省……
“浙江的私营企业火得很，为什么我们的产品越来越成问题，人家的企业越办越红火？到底奥妙在哪？”
“没啥奥妙，人家姓私，我们姓公，一字之差，效益和效率差之十倍百倍。市场经济竞争如此激烈，我们不败才怪！”
有人已在私底下“悄悄革命”——把僵板的企业分配制度和产权制慢慢分解成集体的、个人的，还有企业主的，甚至是彻底的私人承包制的、部分出租式的……
那股风从东南角吹来，越吹越猛。那风里夹着浓浓的“温州味道”，最先吹到了苏州乡镇企业走在最前面的丝绸之乡——盛泽。
“一河之隔，人家的原材料，人家的销售成本低了又低，利润高出我们几倍，而且老板可以当场付现，甚至十万百万的现钞出手也没违规、违纪一说，可我们呢，厂长请客商吃一顿饭因为没有发票却弄不好被说成是贪污！别无选择，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浙江人俘虏过去了……”一位在苏州土地上当了15年乡镇企业的厂长经受不起浙江人五万元的年薪诱惑，带着10多名骨干跨过一道十来米的小河，在浙江嘉兴的一家私营纺织厂安营扎寨，不到半年这个厂长获得20万元“分红”，那10多个骨干每年也有4万元“红利”。
一条小河可以隔成两种经营制度，却隔不断老百姓的耳朵。于是又有十个百个盛泽人跨过那条十来米宽的小河省界，来到浙江嘉兴和湖州地盘，或加入当地的私营业主的行列，或干脆租下几间房子自己开始干了起来……
“怎么样？跟这边集体的效益比哪个好？”
“还用说！过去我们是为‘大家’干，现在是为自己干，干多干好除了缴税全归自己，你说哪个好？”过河的人对河这边的人如此说。
于是，又有一批批盛泽人过河去了。这回不再是盛泽人，还有震泽人，甚至是吴江以外的昆山人、常熟人，甚至还有张家港和老吴县人。
苏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严峻。这种危机和严峻不仅反映在内部的分裂状态，更有外界机枪式的对乡镇企业发展实质的抨击与争议。
彻底的否定是唯心主义的。苏州乡镇企业从无到有、直至成为“半壁江山”，一切讲实事求是的人谁也无法否定它对国家、集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带来的深刻而直观的积累与贡献——那些年农民们盖的小洋楼、昔日泥泞的乡村土埂变成了四通八达的水泥马路，还有学校、医院、图书馆等等公益事业的大改观，难道是天上掉下黄金白银后才换得的这些吗？
不，没有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硕果丰实的乡镇企业经济，一切都不可能有！
苏州人清楚。苏州以外的人后来也清楚——“人间天堂”并非上帝给的，天堂同样得靠人的奋斗与辛勤的劳动。
但此时的苏州人更清楚另一点：任何一种创新的产物都早晚会僵化，都早晚会走向反面。只有继续不断地创新才能永葆生命活力。思想解放的成果只有在继续思想解放中才获得可持续发展。“苏南模式”是如此，其他模式也是如此，一切模式都不过是发展途中的一个路标。现实的自我否定并不意味对历史的全部否定，而恰恰是对历史更加尊重和未来的负责。
“乡镇企业到了该脱胎换骨的时刻！那种政企不分、不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和不注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皆是开放型市场经济的阻力，我们需要调整，需要继续创新。”苏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清醒地意识到：90年代之后世界工业革命已呈明显的全球化经济特点，开放型是它的主要特征，顺其规律所行则昌与盛，逆势而走则灭与亡。
既然是开放型，我们的发展方向不能简单地掌握一种“灵丹妙药”，也就是说，浙江的私营经济模式我们要，但我们更要大量吸取外资企业，走外向型经济之路！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这样说。聪明的苏州人在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们又比别人更清楚和高出一筹：一方面派出数千名干部全力以赴帮助乡镇企业全面转制，一方面花大力气左冲右突抓外向型经济项目……如此握紧两个拳头，以万钧迅雷之势，在短短的几年里实现了98％以上的乡镇企业的转制，并将一定规模的企业又集中到乡镇以上的工业园区，同时调整产业结构，高调喊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这是苏州人在发展乡镇企业过程中深刻总结出的一条血的经验教训，也是曾经被人在“苏南模式”的光环上涂黑漆的一处隐痛——有痛，才能有痛定思痛。防止环境污染、保护土地资源，这是苏州飞速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难题，巨大的经济总量，洪流般的劳力拥入，使得苏州人越发“虽富难安”。为这，他们给自己制定了一条铁律：380万亩基本农田保护是谁也不能碰的红线，随之他们提出了后来传之全省乃至全国的经验——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的“三集中”。于是，招商引资中有了一条“土地投资强度”硬性指标：每亩土地上的投资必须达到500万以上，否则入门无路。
“绿色苏州”、“生态苏州”、“文化苏州”“平安苏州”、“情趣苏州”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一个个地提出来，并且一个个被实实在在地做了出来。
造绿、造园是苏州人的传统与特长，苏州人以其特有的聪明和智慧，再一次用古典园林的技巧，布局出现代经济的新版图。
这一苏州新版图在2004年、2005年全面形成：
2004年，苏州被入选当年“全国十大最具活力城市”之首，并获得惟一的年度大奖。到这一年年底，苏州市区的绿化覆盖率达40％，人均公共绿化地达8。6平方米。古城区内的居民出行350米即有一处小游园；全市建成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9个县级以上风景名胜区和5个县级以上森林公园，受保护地区面积占全市面积的10％，整个苏州市的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达87％，在全国重点城市名列前茅。
在苏州老百姓的眼里是另一种发展的新景象：楼房改成了小别墅、小庄园。河水开始能见底，鱼儿又在水面上嬉戏，白鹭飞满了湖塘……
那一年，美国《新闻周刊》刊发一篇文章，推介了世界9个被认为是信息时代重要角色的新兴科技城市，它们分别是美国的奥克兰、奥马哈、塔尔萨、汉茨维尔、阿克伦，巴西的大坎皮纳，西班牙的巴塞罗纳和中国的苏州与法国的蓝色海岸。无独有偶，其后不久的《纽约时报》也评出世界最具竞争力和最佳投资的十大城市，苏州也赫然在列。
海外众多媒体此时都把苏州评价为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第一名。
到了2005年的苏州更了不得：全市GDP过4000亿元，等于1982年时的全国总量。这一年GDP总量统计一出，使得苏州在全国大中城市的排名一下从第七位跃升为第四位。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由全国第六名跃升为全国第二名（仅次于上海），农民纯收入全国第一……
“苏南模式”似乎仍未降温，“苏州现象”则又再次成为全国焦点，并引起世界瞩目。
“苏州发展好，应当率先在全国全面实现小康，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分别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向苏州发出号令。
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同志得令后，两年中为指导苏州的“两个率先”，光到昆山就跑了不下七次。“苏州有这个能力和实力，应当负起这个使命！”李源潮每到一次苏州，总要反复强调这句话。
江苏省委和李源潮是讲求实际的，“两个率先”到了他们手里可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硬邦邦的“4大类18项25个综合指标”，其中第一大类就是经济发展指标，它具体包括人均GDP、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等几项。“全面实现小康最核心的问题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必须以富民优先，以老百姓切身感受为依据，以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省委的文件上这样明确，李源潮说得更直白和坚决：“农民纯收入不到8000元的，一票否决！”
苏州人没有辜负党的领袖和上级的期望。到2008年，全市的GDP达6701亿元，财政收入66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6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680元。
这样的一串数字在普通人的眼里也许并不感觉什么，但如果你是一个地方的执政者、领导者，你就知道它的分量。拿出苏州2008年的GDP的数目来同其他地方的GDP比一比，你就会怦然心动地发现全国有些省市的GDP落后在苏州这样一个地级城市之后。再拿2008年苏州的财政收入数目来比一比，你同样会惊叹地发现全国有些省市的全年财政收入少于苏州。
什么叫对国家的贡献？什么叫对民族的创造？什么叫伟大的时代精神？
苏州便是。苏州的发展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标志。
苏州的贡献、苏州的创造、苏州的精神便如今天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对人类文明进步所发挥的作用一样，你无法忽视，也无法不被它的光芒与伟大所折服。然而，许多人并不真正了解苏州，或者并不真正认识“苏州精神”是什么，他们只把苏州看成是简单的“好地方”——自然条件好、人聪明、机会多，他们并不知道苏州的这些“自然条件好”、“人聪明”、“机会多”并非天造的，而是苏州人的汗珠甚至是流血牺牲以及千百年、千百回磨砺与挫折之后所换来的，是在这样的千百年、千百回的磨砺与挫折中熏陶出的超越于他人的修养、灵性、文化与哲学。
其实苏州人所拥有的这种超越于他人的修养、灵性、文化与哲学从他们的远古祖先那里就已经开始显现——
很难想象，假如伯泰、仲雍兄弟二人不是因为谦让和忍辱负重，来到当时的江南湿地，“断发文身”，何来吴国的伟大纪元？何谓“断发文身”？就是因为当时吴地到处是荆蛮荒芜的水域之地，长发飘然不利于劳作，于是只能“断发”。而当时近靠大海的吴地水害常发，处在蒙昧时代的人们以为是“水怪”，于是在自己身上刺画花纹，打扮得像个怪物，企图以毒攻毒抵挡水怪的侵袭。伯泰、仲雍原是王室公子，也要“断发文身”并终日与百姓下地蹚水，流血流汗，足见其磨砺。传说仲雍有个小孙女叫女红，那一日恰在隔壁内房缝衣，听爷爷仲雍在与乡亲们商议如何减少因“文身”而引发的感染丧命的对策，不慎一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