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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组织部的杜部长对我说，宋老板原先还是想提小丁的，后来才改变了主意，你知道为啥吗？我说不清楚。杜部长就说，宋老板在开会前分别找小丁和老范谈过话，征求他们对县办主任人选的意见。小丁毛遂自荐，当仁不让，一二三四，列了好几条，认为自己最合适不过；问到对老范的看法，小丁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同样是一二三四，当然都是否定的意见。宋老板当时就有些不高兴了，说是老范难道就没一点优点吗？看人要一分为二嘛。后来，他又找老范谈话，没想到老范一开口就极力推荐小丁，他说小丁如何如何有才，如何如何比自己强。宋老板笑了起来，他说老范你也不要贬低自己，说说你的长处嘛。老范说，我那点长处不值一提，也就是打打杂，跑跑腿，和丁主任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宋老板听后又笑了，他说县办的工作就是打杂跑腿，你能打好杂、跑好腿就不简单啊。杜部长说，小丁太自负了，读书都读傻了，对社会太不了解。还是老范厉害啊，四两拨千斤，让你栽了都不知咋栽的。
杜部长说得没错，小丁栽就栽在对社会缺乏了解，而老范的过人之处也正在这里。作为一个中专生，老范读书并不多，但他从底层从乡镇摸爬滚打—步步混上来，却积累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老范常爱说，我最佩服毛泽东了，毛泽东从未留过学，可那些留学巴黎和莫斯科的，都不是他的对手。“晓得为啥吗？就一点，他老人家懂得国情啊！”说到这里，老范总要大发感慨：“要懂得国情啊，不懂得国情可不行啊！”
就在我到县里挂职的第二年，有一次省绿化委员会来了急件，要求各县上报近年来的绿化情况，随通知附有详细的统计表，七天内必须填好上报。当时，宋书记去中央党校学习，刘县长患病到上海检查去了，家里的工作临时由我主持。由于事情很急，我便打电话找老范，老范下乡去了，钱副主任闻召匆匆赶来。钱副主任就是原先会计科的小钱，老范当主任不久便把他提了上来。钱主任看了通知和报表就皱起眉头抱怨起来，他说这表怎么报啊？内容这么细，每年种了多少树，还有树的种类、分布等等，县里过去从未有过这方面的统计，无从下手啊。我说，那就赶紧通知各乡镇，让他们抓紧摸查上报。可小钱挺为难地说，七天时间怕是来不及啊。听他这样一说，我也有些急了，抓起电话就拨通了老范的手机。老范显然喝了不少酒，说话时舌头有些发硬，不大灵便的样子。
我说老范，你又喝多了吧？老范说没喝多，才小一斤的样子。我说这还不多啊，你都快成酒桶了。老范哈哈地笑起来，他说下边这帮伙计你也知道，不喝他们能放过我吗？我一听便笑了，老范说的倒是实情。这帮乡镇干部喝起酒来个个生猛无比，每回下乡我最发怵的就是吃饭，不知要说多少废话，并把随身携带的胃药挨个展示方可勉强过关。我说老范啊，酒的事以后再说吧，现在有个急事马上要办。老范说啥事啊，我便把绿化委的急件说了一遍，老范听了并没有像钱主任那样感到棘手，一副不大当回事的口吻说，我知道了，我今晚就赶回来。我强调说只有七天时间啊。老范说没问题，要不了七天。我听他挺有把握的样子，便说那这事就交给你了。老范说没问题，你就请放心吧。
果然，没出三天，老范的报告和统计就弄好了，送到了我的案头上。我一看，统计搞得很详细，各类数据也煞有介事，很精确的样子，可以看出县里这些年的绿化工作是逐年提高，成效显著。我不禁心生疑惑，问老范说，你这数据咋来的？老范笑了起来，他说还能咋来啊，毛估估呗。我一愣，说这样怕不好吧。老范说没事的，以前也都这么弄的。看我不放心的样子，他又安慰道，你一直在上边工作，下边有些事你不清楚。这种事认真不得。要都那么认真，就啥事也别干了。我说上边万一查起来怎么办？老范笑了，查啥查啊？查得过来吗？这么说吧，这些年各地上报的绿化数字如果累计起来，怕是要绕地球好几圈喽，可实际情况呢？大家都模糊，我们是这样，别的县也一样，上边心里也清楚，就这么回事吧。“国情嘛！”说到这里，他咧开厚厚的嘴唇，满不在乎地笑起来。
材料就这么报上去了，可谁也没想到随后却惹来了一桩大麻烦，就连老范也始料不及。那是半个月后的一天，省政府办公厅突然来电话，说是要在松县召开一次全省绿化工作现场会，各地市、县均派人参加，到时还将安排进行实地考察。我一听便慌了神，责怪老范把事情搞糟了。“你瞧瞧，成绩肯定说大了，”我埋怨道，“这下好了，看你咋收拾吧广老范却感到挺纳闷，他说：“不可能啊，成绩方面我是留有充分余地的。”他还说，这事填表前，他就考虑到了，不能太突出，也不能太落后。“太突出了，别人不信；太落后了，对县里的形象也不好。”老范解释说，为此他还动了一番脑筋，专门给南边的几个绿化先进县打过电话，我们报的数字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所酌减的。“这就怪了！”听老范这样一说，我心里也犯起了嘀咕。当天晚上，我打电话找到了省政府办公厅三处的齐处长。
齐处长原在报社工作，我俩关系很熟，无话不说。“这事是洪秘书长定的。”齐处长很快就把事搞清楚了。第二天，他给我回电话说，原先绿化委的意见是，现场会最好在南边的几个县中找一个，可洪秘书长却说我看松县不错，这里基础差，进步却不小，有代表性啊，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我一听便叫苦不迭，问齐处长说能不能更改了，齐处长说你老兄别搞笑了，通知都发下去了。
放下电话后，我真有些不知所措了。稍稍冷静下来，想到这事应该向宋书记报告，于是便给中央党校打了电话。宋书记接了电话，反应相当平静。到底是老县委书记了，经见得多了，他不慌不忙地说既然事已至此，那就全力以赴把会开好吧。他提醒我说有事要多和在家的领导商量，包括老范他们。“玉东同志，”他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多辛苦了。这事关系到松县的形象问题，因此现场会只能开好，不能开坏。”第二天，我便召集有关方面开起了紧急会议。会上提出了几套方案，其中老范的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老范的方案概括起来八个字，即“扬长避短，避实就虚”。具体说，就是把现场会放到黄堂乡去开。松县的绿化状况总体来说比较落后，但靠着大青江的黄堂乡却一枝独秀。这里有山有水，人称小江南，绿化程度就是与江南的几个县相比也弱不到哪里。“以点代面，一俊遮百丑嘛，”老范的主张还是极有说服力的。
半个月后现场会召开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松县，省市领导加上各地市、县代表足有150人之多。会议由洪秘书长主持。洪秘书长叫洪天民，实际是副秘书长，分管绿化工作。他是个大高个，一表人才，说话做事简洁干练，从不拖泥带水。水平也挺高，看问题常独具慧眼，不喜人云亦云。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都说，糊弄别人可以，要和洪天民打马虎眼儿你可得掂量掂量。会议只开了半天，包括开幕式、领导讲话以及经验介绍，短得不能再短了——这就是典型的洪天民式的作风，用他的话说：“废话可以少说，多说无益，关键是看，百闻不如一见嘛。”接下去便是进行考察了。当天晚上，我和老范来到洪天民的房间，向他报告考察路线和安排。
洪天民微笑地听着，等我讲完了，他说：“嗯嗯，看来你们已经安排好了？”
我说是的，黄堂乡那边前几天就作了准备。
洪天民噢了一声，眼睛眯成了细细的一条线，他看着我说：“玉东啊，你们工作做得很细致，这很好。”停顿了一下，他用手指在沙发的扶手上轻轻弹了两下，接着说，“不过，为了使这次考察更有说服力，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换一种方式，黄堂乡就不去了，随机抽一个地方去看看如何？”
听了他的话，我的心不禁咯噔一下。洪天民果然厉害啊！这一来，我们的计划可就要全泡汤了。
“怎么了，玉东，有问题吗？”见我迟疑着没说话，洪天民紧接着又问道。他的眼睛仍然眯缝着，带着笑意，但这笑意中仿佛透出一种探究般的尖利，要把我看穿了似的。
我忙掩饰住慌乱，支吾着说：“没，没……没问题……秘书长安排吧……”
“那好，”洪天民站起来，走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县域地图前察看起来。一边看，一边轻声念叨着地图上的地名。我的心悬了起来，不知他到底会选中什么地方。我悄悄看了老范一眼，老范的表情倒并不慌张。不仅不慌张，而且不知什么时候从哪里找来了一个放大镜，很殷勤地递到了洪天民的手中。
“大侯乡……小侯乡……”洪天民用放大镜照着地图，嘴里重复念叨着。显然对这两个地名发生了兴趣。他回过头来，说：“大侯乡……小侯乡……这里的人是不是都姓侯啊？”
老范说：“不错，这里侯是大姓。”
洪天民嗯嗯了两声，接着用手点了点地图，笑着说，“那就大侯乡吧，怎么样？”
我的心往下一沉，彻骨的寒气猛地灌顶而下。我想，秘书长唉，你啥地不好选？怎么哪壶不开偏提哪壶！大侯乡是全县最落后的一个乡，也是绿化最差的一个乡。这要去看了，我们在会上介绍的那套天花乱坠的经验可就成了大笑柄了！从宾馆里出来，我急得直叹气，对老范说，这可咋办，黄堂乡那边都白准备了。老范说不怕，刚才我就想好了，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啥意思嘛？”我不解地看着他。“很简单，不变应万变啊，”老范凑到我的耳朵边，压低声音说，“不论他抽到哪个乡，反正我就一条，带你上黄堂。”
“什么？”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
“没错，”老范肯定地回答，“他们不是要去大侯乡吗？咱就把黄堂说成大侯！他们都是外地来的，谁能搞得清楚？”
老范的话简直把我说傻了，这不是开玩笑吧？这么大的事能糊弄过去吗？我愣愣地看着他，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老范却满不在乎地说：“不是有出戏叫狸猫换太子吗？咱就来个黄堂换大侯，怎么样？”说着，竟扑哧一声笑了。
我可一点也笑不出来。我说：“这样好吗？这不是明显欺骗吗？”老范说李书记啊，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可不这样做又咋办呢？事到如今，为了松县的形象，只能试一试了。我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了。我这人一向本分厚道，这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长这么大，我还没做过什么太出格的事。这样的搞法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不是小事情啊，”我想了想说，“要么给宋书记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老范马上反对，他说你这不是让宋书记为难吗？眼下可是你在主持工作。我一想，确实如此。老范给我打气道：“李书记，怕个啥呢？说千道万，咱还不是为了松县好吗？出了事你就往我身上推，好大事啊！不就是一顶乌纱帽吗？”叫他这么一说，我倒显得太自私，不好意思再坚持了。
就这样，老范开始按计划连夜布置妥帖。次日一大早，吃过早饭，与会代表们便分乘八辆面包车由警车开道，热热闹闹地驶出县城，驶向了所谓的大侯乡。我和老范陪着洪秘书长等领导坐在第一辆车上。老范昨晚一夜未睡，天亮才从黄堂乡赶回来，尽管两眼熬得通红，眼底布满了血丝，可神情却没有一点疲惫的样子。一路上，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与我那副心事重重的模样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我真有些佩服他了，不得不承认他的心理素质比我强多了。
车队浩荡前行，显然没有按照通常的路线行驶，而是绕道牛洼乡、青田乡。因为这两个乡的路两边植树情况较好，这又是老范的煞费苦心！果然，洪秘书长等领导都被道路两边绿树成荫的景况所吸引了，啧啧称赞起来。洪秘书长说：“绿化搞得不错嘛，是不是全县情况都这样啊？”我斟酌着词句，正考虑如何回答，老范已经接上来了。他说：“这还不算最好的，黄堂那边的几个乡，一眼望去，树都连成片，比这里要好得多。”
“是吗？”洪秘书长眯缝着眼睛，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好啊，好！能够这样，已经太不简单了！”
老范谦虚地说：“领导过奖了，我们做得很不够，欢迎多批评。”
目的地渐渐地近了。一路上，我已经注意到了，路标上凡是指明“黄堂乡”的都已改成了“大侯乡”。当车队进入黄堂乡地界时，迎面的牌楼上原先写着“黄堂乡欢迎您”的几个大字，现在赫然在目的却成了“大侯乡欢迎您”。“中国共产党黄堂乡党委”和“黄堂乡政府”的牌子也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大侯乡党委”和“大侯乡政府”。就连会议室墙上悬挂的锦旗、奖状也是连夜从大侯乡搬来的。洪秘书长进入会议室后饶有兴致地看了半天，也没看出破绽来。看来老范布置得真是周密细致，滴水不漏。
负责接待的是黄堂乡的周书记，这时临时扮演起了大侯乡的书记。汇报材料原本就炮制好的，只是昨夜临时进行了加工，把文中的黄堂乡一律改成了大侯乡。一切都有条不紊，按照事先的安排有声有色地进行着。只是有一个细节差点儿出了纰漏，那是在代表们进入会议室后，服务员准备上茶时，老范突然发现茶杯上竟印有“黄堂乡政府”字样——显然是被忽略了——好在老范反应迅疾，马上打了一个马虎眼，“怎么还用这种杯子啊？”他不高兴地咂着嘴说，“如今都作兴一次性嘛！”他看了周书记一眼，周书记也省悟过来，连忙拍着脑袋说还是范主任说得对。
“换喽，都换喽！”他挥着手，故意用训斥的口吻对乡政府的办事人员说，“你们这些人呀，一点卫生意识都没有！”
洪秘书长并没有发现问题所在，他乐呵呵地瞧着老范和周书记说，没事，没事的，换不换无所谓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嘛。可老范和周书记却容不得半点迟疑，忙不迭地让服务员撤下茶杯。这一来手下大乱，过了一刻钟光景，茶才换了纸杯送上来，好在事情总算遮掩了过去。
汇报结束后，周书记便领着代表们进行参观。黄堂乡的绿化状况的确不错，正值春暖花开，青山绿水，满目葱茏，到处充满生机。洪秘书长看得高兴，说是这里景色真不错，远离城市，空气清新，要是退休了，在这里买上一个小院子，颐养天年，那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说着，不禁吟起了苏轼的词来：“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老范带头喝彩，大家也都鼓起掌来。
众人走走看看。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群群的村民们正在植树。洪秘书长便饶有兴致地走上前去与他们攀谈起来。
“老乡啊，”秘书长说，“种树呢？”
村民们说，是啊，赶季节哇，眼下可正是种树的好时候啊。
秘书长说：“每年都种吗？”
村民们说，可不是哩，每年都要种，人人都要种，现如今已成了大家伙的自觉行动。
秘书长说：“为什么呀？”
村民们说，认识提高了呗。
秘书长说：“哦？具体说说看！”
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回答，种树好啊，发展了经济，又美化了环境，绿化了我们的家园。
“好啊，说得好啊，”秘书长连连颔首，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和老范，说，“能有这样的认识，不错，很不错嘛！”
我知道这又是老范他们事先安排好的。后来一问，果然这些村民都是事先找来的，他们中有村干部，还有乡办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老范颇为得意：“周书记搞得不赖，这些人说的都挺溜啊！”
第三天，现场会圆满结束了。闭幕式上，洪秘书长对于松县的绿化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才几年时间就进步这么快，说明县委县政府工作做得好啊。“你们是造福子孙，积了大德！”他很欣慰地说，“看来我这次在松县开现场会是开对了。”
会议结束后，省政府以文件形式把我们的经验发向全省，号召各地向松县学习，掀起植树绿化的新高潮。省市报纸专门辟出专版，电视台、电台还做了专题，声势浩大地对松县经验进行了报道。我心里却感到有愧，忐忑不安。宋书记从党校回来后，我向他作了汇报，并真诚地进行了检讨。宋书记并没有过多责怪我，他说从党性原则上讲这样是不妥的，有弄虚作假之嫌，好在事情并没有产生后果。“这样也好嘛，”他扔给我一支烟说，“这对我们也是一个促进，坏事可以变好事嘛。”正说着话，老范从外边进来了，宋书记突然高起嗓门大声说：“老范啊，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这种事也只有你能干出来，简直瞎胡闹嘛！”老范红着脸，做出一副腼腆的样子，说：“我该死，我该死！”宋书记哈哈大笑，用手指头轻轻点着他说：“是该死！出了问题，我看你是吃不了兜着走！”我真有些糊涂了，不知这究竟是批评还是表扬。
我在松县挂职不到两年就被组织上重新调回报社担任副总编了。离开松县后，我与老范的来往逐渐少了，不过联系并未中断，关于他的情况，通过一些熟人也时有所闻。在我走后，老范可谓官运亨通，提拔很快，先是升了副县长，没几年又被磨正，当上了一县之长。有一次，老杜来看我——老杜就是松县组织部的杜部长，现已退居二线——他对我说，老范上得快主要是靠宋书记，别看宋老板经常敲打他，可骨子里还是对他欣赏有加。“怎么说呢？”老杜用一种说不上否定也说不上肯定的口吻说，“老范这人啊，贼大胆，身上有一股草莽之气，许多事情不照规矩来。别人不敢办，他敢；别人办不了的，他却办了。实事求是讲，这几年，他为县里是做了不少事。松县这两年发展也很快。从好的讲，这是有魄力；从坏的讲，就是目无组织纪律——唉，如今也是邪了，就是这种人吃得开！”
我对老杜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