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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F 福柯的意思是说，现代思想不能产生道德：它的唯一的伦理承诺在于思与非思的相互转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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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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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使我们回想到《癫狂与非理性》的主要论题：伴随理性与科学的膨胀而来的是人类经验的枯竭，把非理性压制到寂无声息的地步的理性现在呈守势，不断受到来自外部的攻击。这是因为理性和科学的赓续君临行将告终，因为自从尼采以来，人道主义大厦正愈加变得摇摇欲坠。
（三）起源的隐退和返回在１８世纪，返回起源，就是人们尽可能接近表象的纯粹复制。古典时代依据一个“理想的发生”
，即无法恢复的过去中的一个不可还原的瞬间来理解过去。对自然史来说，这意味着一张详尽完备的图表；对财富分析来说，这意味着原始的交换形式（交易）
；对普通语法来讲，这意味着一种古代的体语。然而，这些都不是现代含义上的历史事件，而是说明了目前境遇的史前史神话。在现代思想中，先验与我思是构建知识的两种可能方法。第三种方式则通过把人思考为一个历史实在而发现了知识的起源，这是一种现时代的过去观，即对过去的看法。在现时代，生命、劳动和语言从未能真实地表达它们的起源，不再是起源产生了历史性，而是历史性使得起源的必然性成为可能。过去观为新的起源观所代替。
根据新的起源观，人类限定性的“确实性”方面在于从存在瞬间起，人甚至是由并非他自己创造的一种历史所构成。
作为能认识世界的唯一实在，人产生于本质上并非人的一切。
似乎人的起源是人的历史的界限。于是，如果人设法凭着把自己的历史追回到其起源处，发现他的本性和身份，他就会连续受挫。位于人类历史界线上的明显起源点并非真正的起源。而事实上，产生了人的那个真正的起源是一个人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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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出现的地方，严格讲，它并非人的起源。于是，人的起源不断地从那里隐退，离开人。因此，语言的起源成了一个真正的历史问题。在经验研究面前，语言的开端披上了神秘的外衣，并愈加隐入过去。起源的隐退就是知识的历史开端愈来愈深远地退回历史中去。
尽管物种、产品和词语之类事物的起源现在无限地退回历史中去了，但这个起源仍可以返回目前。离开了人，存在的仅仅是事件序列，因此，只有通过人类意识，我们才能把世界构建为一个历史实在。
历史仅仅肇始于人类意识的设想，历史本质上就是人类史。
人在把自身构建为历史实在的同时，也把世界构建为历史的。
这是人类限定性所蕴含的两个方面。
即使上面所讲的起源的隐退，也是由人构建起来的历史实在的组成部分。因此，似乎通过重新理解人用来构建历史的初始设想，我们就能克服人类起源的隐退。这样一个重新理解就是起源的返回，通过它人能把他的初始的、本质的实在恢复为人。
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家设法对付这一起源的隐退，并致力于起源的返回，这个事实说明了现时代专心于返回（ｒｅｔｏｕｒ）和重新开始（ｒｅｃｏｍｅｎｃｅｒ）
U G 。福柯认为，在现时代，人拥有的是起源，而非开端。
“自从《精神现象学》以来的现代思想所始终不渝地加以描述的起源截然不同于古典时代设法加以重构的理想发生。”
U H 从黑格尔以来的现代哲学一直不可能为人探出一个发生（一个开端）。
福柯认为，在现代哲学中，在起源的返回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探讨方法。黑格尔、马克思和斯宾格勒等人认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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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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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返回是这样一个过程：当我们离开起源时，我们身上所缺乏的一切得到了充实和完满，即人的本质是存在的充实。
凭着假定历史的完满、停止和退步，他们设法消灭时间。而荷尔德林、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则把起源的返回看作虚空的畅开，即人类历史的所有意义都成了虚无，即人的本质是存在的否定。这两种方法貌似对立，实际上都把起源的返回看作返回到人类生存的本真的和初始的意义。
尽管这两种起源观在比先验观和我思观要深刻得多的层面上起作用，并且表面上使我们认识到人类限定性植根于人的存在与时间的不可克服的关系中，但福柯认为它们并不成功，因为它们依据历史和时间，设法思考人类限定性，却不能理解人的存在，不能理解作为先验主体的人与作为经验客体的人之间的神秘关系，于是，起源观变得更加不可理解。
始于康德的限定性分析在海德格尔的《在与时间》中日臻完美。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内涵于人类学假定，集中体现了当代哲学的主要特征。他指出，每当一个本体论把种种并不具备此在式特征的在者当作为论题时，它就在此在的本体状态上的结构中拥有自己的基础和动力，在这个结构中，此在的前本体论理解被构成为一个确定特征。因此其他一切本体论所源出的基本本体论必须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寻找。
在谈到此在同其他一切在者相比所具有的优先性时，他又指出：“作为生存的理解的构成者，此在还拥有对一切非此在式的在者的存在的理解。因此，此在具有第三个优先性，即为任何本体论的可能性提供本体论条件。因此，同其他任何在者相比，此在结果成了必须从本体论上首先得到质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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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U I 在福柯看来，海德格尔的思想产生了几个悖论：首先，此在（人）是一个将被经验地研究的一个“本体”事实，但又是所有“本体”知识的先验条件。其次，此在（人）对他自身来说是不明白的，却又是所有可理解性的源泉。
最后，此在（人）是历史的产物，却又是历史的来源。康德通过把人分为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来避免这些悖论，黑格尔设法通过把世界等同于一个神圣的先验自我来克服这些矛盾，而海德格尔则坚持认为，每个矛盾的双方都是一个尚未分化的存在即此在的方方面面。
福柯的结论是：人类学本体论正在崩溃，因为它用来处理和解决自己招惹的种种问题的所有计策都用完了。
（四）人类学沉睡福柯并没有提出理解人的更进一步的深奥的方法，但对现代哲学方法作了评价，认为现代思想追问人都采取“人类学”形式。人类学作为人之分析，确实在现代思想中起着建构作用，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它的影响。
在现时代，当古典表象无力自主地决定单一运动中综合与分析的相互作用时，人类学是必需的。这是因为，正是在别处，而非“我思”的主权内，经验综合才有必要执行。恰恰必须当主权在人的限定中达到了其界限时，综合才会应运而生，人的这个意识的限定差不多等同于生活着的、讲话的、劳动的个体的限定。
福柯引证说：“当康德为传统的问题三部曲添加了最后一个问题时，这一点早已为康德的《逻辑学》所系统地阐述了：这三个批判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被允许希望什么？）
于是发现自身涉及第四个问题，并且似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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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在‘第四个问题的说明’中：人是什么（Ｗａｓｉｓｔ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
U J 。只要涉及人，所有经验知识及其问题（知识的基础、知识界限的限定、真理的真理）都能成为可能的哲学领域。现代哲学的人类学构型在于把教条主义一分为二，把教条主义划分为两个既相互支持又相互限制的不同层面：它把有关人的本质的前批判分析变成了有关人的经验物的分析，在于它未加怀疑地把人当作哲学研究的必然对象。这就是福柯所谓的“人类学”沉睡UK。思想如此酣睡甚至麻木，以至于把这种状态矛盾地体验为警惕性，因此，思想完全把包容自身以便在自身内为自身寻求基础的一个教条主义循环与一个激进哲学思想的灵活和焦虑混为一谈。显然，为了把思想从呼呼大睡中唤醒，为了把思想召回到其最早开端的种种可能性，就必须通过排除作为我们思想的主导范畴的人，以摧毁人类学‘营垒’四周的基础，舍此别无他法UL。无疑，当代思想设法根除这一人类学，作出第一次尝试的是尼采。福柯认为尼采的“上帝之死”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之死”。
“凭藉语文学批判，通过某种生物主义形式，尼采重新发现了人和上帝相互属于的时候，在那时，上帝之死与人的消失同义，同时，超人的前途首先意味着人之死的逼近。”
U M 这里，由于尼采向我们提供了既作为希望又作为任务的未来，因此，尼采哲学就标志着现代哲学与当代哲学之间的分界线，并且尼采无疑将长期主宰当代哲学的前进。福柯预言了哲学的前景，认为如果轮回的发现确实是哲学的终结，那么对哲学来说，人的终结就是哲学开端的返回。因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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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留下的虚空并不形成一个缺乏，而是一个人们借以再次能够进行思考的空间的展开。
福柯接着指出，从康德直到今日，人类学也许构成了那个主宰和控制着哲学思想道路的基本排列。
当代思想必须从“人类学沉睡”中醒过来，检验语言的本性以及词之序借以表象其他词（而非自然或人）
的方法。
因为在福柯眼里，语言是当代思想的主要关切，尤为适合于那些见证了现代认识型的终结的人们。现代认识型的终结将表明，人们不再把有关语言的思考分散在几门学科中，而是设法寻求对语言的本性作出统一连贯的思考。这种尝试，要么把人的存在的可能性条件看成派生于新的统一的语言观，从而“人之死”意味着人丧失了中心地位，而非完全消失；要么把人与语言的统一想法看成互不相容，语言代替了以往由人占据的位置，从而人就毫无地位可言。无论如何，人类学及其有关人的话语都导致了“不正常的”和“扭曲的”思想形式，因而临近结束了。福柯断言，“对所有那些仍想要谈论人及其统治或自由，对所有那些仍在自问何谓人的本质的人们来说……我们只能付之哲学的一笑”
，而且只是默默一笑，因为取代人类学的新哲学尚未存在UN。在《外面的思想》（１９６６年６月）一文中，福柯指出：“我们现在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长期来不为我们所见的鸿沟：只有当主体消失时，语言的存在才是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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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当代认识型
１８世纪并没有以人或人性的名义，为人文科学留下一席之地，当时的知识没有碰到人，同生命、语言和劳动一样，人并不存在，因此，在福柯的“语言四边形”和“哲学四边形”中，人文科学并没有出现。只有当人在西方文化中，把自己既构建为必须被思考的，又构建为将被认识的东西，人文科学才会出现。只有当旧认识型得到重新配置以后，人才第一次成为科学的对象。也就是说，由于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等现代经验科学在１９世纪初的崛起，人文科学成为可能了。福柯设法探明１９世纪人文科学并表明２０世纪的反人文科学如何正在改变现代认识型的基本构型。
１９世纪，表象领域的有序坚固性崩溃了，经验科学的知识不再囿于表象，哲学同样从对表象的评注转为论及由此产生的知识有效性的问题。由此创造的真空和合适位置提供了人文或社会科学的生存空间。
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分析、心理分析、人种学和文化研究等人文科学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人们发现了那些早已被勾勒出但处于休闲状态的被忽视领域（于是，使用实证方法和科学概念去详述这些领域就是它们的任务了）
，而是，只有依据现代认识型的专门构型，人们才有可能限定这些领域。
如上所述，福柯认为，从１９世纪起，认识论领域在不同的方向崩溃了。现代认识型是一个在三个方向上畅开的空间区域：一是数学、物理科学，二是语言、生命科学和财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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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分配，这两个方面一起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层面；三是哲学的反思，它作为同之思与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一起，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层面，与数学学科一起，构成了另一个共同层面，即思想的形式化层面。
由于人文科学不能仅仅在以上任何一个方面中存在，所以，福柯认为，人文科学从这一认识论的三维中被排除了。
但是，由于人文科学发生在这些知识分支的边缘地带，发生在由这三个维度所限定的区域中，所以，福柯又认为，人文科学与其他知识分支是联系在一起的。
具体说来，一方面，人文科学问题的解决，需要诉诸于数学，另一方面，考古学分析并没有在人文科学的先天历史中揭示出任何新型的数学，或者数学在人类领域中的突飞猛进，而是相反，人的出现和人文科学的崛起与一种“非数学化”有关。
由于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都不是人的科学，所以，我们决不能把这些经验科学视作第一批人文科学或最基本的人文科学。因为，经验科学把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当作一个经验客体，把人的表象力量当作外部世界的产物。而人文科学（类似哲学）则关注作为一个主体、认识者的人，他的表象构成了他的世界，而非世界的产物。因此，人文科学并不是从经验科学进化而来，两者不能混淆。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并不依据生命、劳动和语言对人来说所具有的意味来译解这些活动，而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研究则直接考虑问题，即把人自身表象为生活、工作和讲话的存在对人意味着什么。人文科学的分析方式从人的专门确实性（生活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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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讲话的）拓展到“使得人去认识何谓生命、劳动及其规则何在以及凭何方法能讲话的一切”。
于是，把人文科学视作一种在人种内，在人类复杂机体内，在人类行为和意识内内在化的生物学机械论的延伸，将是错误的；由于经济科学或语言科学试图构建一门纯粹的经济学和语言学，因此把它们置于人文科学内将同样是错误的VE。尽管有这些差别，但人文科学与经验科学处于同一层面上，具有类似的形式，尤为重要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为人文科学在取自经验科学的概念基础上建立了它们的确实性。福柯把人文科学区分为三个“认识论区域”
，每个区域都对应于每门经验科学，与生物相关的是“社会学区域”
，关注着劳动和生产个体借以向自身提供社会的表象的方法。与语文学相关的是文学和神话的区域，关注着分析文化或个人可能遗留下来的词语痕迹VF。由于人文科学从事人的分析，注目于人的表象在构建世界中的作用，因而较为密切地相关于阐释人的限定性并设法依据经验—先验对子来统一人的存在的哲学思维。福柯大胆地认为，人文科学在“知识的外部性”中发展了哲学在知识的内部性中所完成的一切。人文科学把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导回到去分析“人（就其存在而言）如何能关注他所认识的事物，如何能认识决定了他的存在方式的事物（就其确实性而言）”。但是，人文科学与哲学的差别在于：鉴于哲学把人的表象当作人的内在意识对象，人文科学则把人的表象当作无意识结构和过程的一部分。
诚如上所述，尽管不能相互等同，但生物学、经济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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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等经验科学却赋予心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分析以构建模式，这些模式之所以是构建的，乃是因为它们有助于为可能的知识分支提供几组作为客体的现象；它们保证客体在经验领域中相互联系起来。它们在人文科学特有的知识中发挥着“范畴”作用VG。这三对构成模式是“功能”和“规范”的生物学概念、“冲突”和“规则”的经济学概念以及“意味”
和“符号”体系的语言学概念。在生物学领域中，人被设定为一个拥有功能的存在。他的行动牵涉生理学、文化和社会环境。他是一个有机体，具有理解力，以辨别他在履行自己的功能时须遵守的规范。在经济领域中，人被设定为一个处于永久冲突状态中的存在。他的需要和欲求导致他与他人对立起来，但是这一争夺并不因为确立起社会行为的规则体系而受到限制。在语言学领域中，人被设定为一个作为意义载体的存在。他的个人和社会、自愿与不自愿的行为都构成了一个严密整体和符号体系。因此，这三个对子完全涵盖了整个人类认识领域。
尽管福柯相信每个构建模式在一个特殊人文科学中发生主要作用并具有意味，但他承认所有模式都在一切人文科学中起作用，因此，所有人文科学都相互联系，都能相互阐释，结果它们的边界模糊了。福柯使用这种相互性来说明人文科学特有的方法论争议，它们都设法回答究竟哪个模式最适合于一个特定研究领域这一问题。实际上，构建模式及其每个组分的相对重要性在１９世纪发生了变化。
在１９世纪早期，当浪漫主义者把人、社会和语言视为生物有机体时，生物学模式主宰着人文科学。
在１９世纪中叶，当孔德和马克思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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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社会学理论时，主宰人文科学的是经济学模式。在１９世纪末，当语文学家尼采在颇具价值的词中探寻隐藏的意义以及弗洛伊德在病人的词语和非词语表达中揭示了基本符号体系时，主宰人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