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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四个人，分别在四个城市。小A 在东北，我在重庆，B在成都，C毕业回了基地，开始做工人。四年后的结局是，小A 因为对专业索然无味，开始迷上了网络，后来发展到沉醉黄网不能自拔，毕业时连学位证都没拿到；小B 读职大的时候谈了个女朋友，后来怀了孕，打了，女孩对此耿耿于怀，对小B不好，却又不离开，小B22岁的时候，看上去就跟30岁一样。我毕业时拿到了到北京的通知书，而小C已经下岗了。
对我继续到北京读书的事情，家里起先有些犹豫。当时我妹也要上大学了，我爸手术后身体虚弱，家里当时还是希望我找个工作，这样至少能缓解一下压力。但我很想去北京，最后我跟我爸说，你就当投资原始股好了，以后迟早要涨的。我爸就因为这句话，开始大力支持。
来北京前，我去见了C。他正在后悔没有读高中上大学，才在竞聘中失去岗位。我也觉得他去读中专是失策，给他讲了大学里很多事情，还给他拿了很多书，当年都是他借给我，现在可以还这份情。
一晃又是八年，我在北京过着自由的生活，挣的钱是我爸他们的很多倍，而他还记得原始股的说法，并以此为傲。
之所以写了这么多废话，是因为今天我忽然接到了C的电话，告诉我他刚来北京，开了一家公司。下午我见到了这位八年前的下岗工人，在深圳他已经有了一个做书籍的文化传播公司，现在业务伸到了北京。分公司在建国门，我瞟了一眼资料，注册资金500万元———跟我经常梦想着可以追打主编的巨奖一样多。
C说，他下岗后就去了深圳，做了很多东西，都失败了，老是奇怪自己为什么没像我一样挖到原始股。后来他想到我那么喜欢读书，那么喜欢读书的人一定会买很多书的，灵机一动，他管父母借了一笔钱，从卖盗版书开始，慢慢从零售走向批发，又从流通做到内容，几年波折，终于有了今天。
跟C的联系，让我想起了多年未见的A 和B。一番打听后，知道A后来靠他原本不喜欢的专业，进了一家公司做技术，后来在2003年考上中文系研究生，现在还没毕业；B 工作没两年就跟那女孩结婚了，挣得刚够用，不过他已经有了一个几岁的儿子，这是A、C和我三个人都没有的幸福。
以前我只以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原来每一个方向都有生活的原始股啊。
真相之死
希望工程
因为这个塘子的水太深，我的棍棍能搅搅锅底却戳不到塘底。2003年1月20日，那篇《六问希望工程改革》见报了。
要做这个选题，我开始心里也没底。因为自2002年3月的“明报事件”以来，有关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的大事小事，似乎都有可能成为泼向滚油锅里的一瓢水，随时能折腾出个鸡飞狗跳的动静来。
可我想要的是一根不带水的木棍，这样可以伸进滚烫的油锅里去搅搅，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是从1999年中国青基会与香港《壹周刊》较劲的时候就开始跑他们的新闻的，其间也出过几件比较引人注目的事情，比如“巩俐阿姨广告事件”、“假信事件”、“明报事件”等。2000年调查“巩俐阿姨广告事件”时，我还是唯一随队调查的北京媒体记者。几年下来我对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
2001年底“假信事件”和2002年3月“明报事件”接连发生，青基会由“巩俐阿姨广告事件”中的调查者成了备受猜测的被调查者，希望工程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方进玉去年3月那篇未能在《南方周末》面世的稿子和12月底在网上流传的那篇十万言书我都看过。我佩服方进玉的勇气，但是他提出的那些问题，比如投资使用方向、停止1＋1助学行动的原因等等，都没有回音———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使出惊天动地的一招后，却连对方的一点反应也没得到，不爽。
2003年1月16日，我在国内新闻版上发了一篇消息《希望工程助学金到农行领》。稿子是中国青基会传给我的，讲的是沿袭了13年之久的希望工程助学金发放程序从今年开始被彻底改变，中国农业银行将负责发放。
当时那篇消息稿让我特别留意的是“提高发放效率，消除管理盲区”这几个字，这一年中类似的措施已经不只一次了，但是中国青基会绝对是第一次这么明白地说出“盲区”两个字。再把那些亡羊补牢的措施连起来一想，顿时觉得非常有意思。
跟当班编辑棍表姐说了，她也觉得是个好题，不过做出来的困难比较大，中国青基会会接受采访吗？不过以我对中国青基会的了解，它们肯定也是有话想说的，只是怕表达不合适引起公众的反感。后来我们就商量，别绕圈子了，干脆把事情都跟中国青基会直说，争取得到采访的机会。2第二天，中国青基会答复我，秘书长顾晓今可以接受采访———这让我很意外，因为她不像徐永光，她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甚至还不喜欢上照片。结果令人满意，先采访顾晓今，再采访常务副秘书长涂猛。
采访前我和棍表姐花了一天时间准备问题，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是公众关注的东西，又不能说得太过。这时候我才体会出这三年多跑口经验的重要来，中国青基会在“明报事件”后出台的政策、这些政策后面的背景、针对的是哪些最让公众关注的问题等等，都在我的脑子里。
我的第一个问题选在从捐款中提取管理成本上，因为中国青基会多次表示他们之所以会拿捐款搞投资是因为零成本运作的关系，那现在捐款中有了管理成本，还有没有投资？以前的投资怎么处理？……在这里我不是要方进玉式的推测，我要的是中国青基会的回答，因为这个塘子的水太深，我的棍棍能搅搅锅底却戳不到塘底。
2003年1月17号从9点到12点，采访了三个小时，顾晓今和涂猛的坦诚让我有些没想到。我们原来设计了八个问题，其中最有可能被毙掉的是“提取管理成本后还有没有投资、以前的投资收益用在哪些方面”这一问题，但是包括这个他们都回答了，实在是意外之喜。
采访录音整理了20000字，初稿6000字，见报5000字；值得庆幸的是，最重要、最能吸引读者的问题都得到了保留，顾晓今和涂猛审过稿子后，已经是晚上11点了，当时已经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等到了12点半，正开车回家呢，忽然接到棍表姐的电话，连忙把车停在路边，胆战心惊地按下接听键：“是那稿子被毙了吗？”
表姐说：“差点。（阿弥陀佛）”不过那稿子过总编那关也够悬的。想想也是，这么敏感的问题就这么被我们俩商量商量的就弄出来了，还咣当就是一整版，总编直到看大样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做了这么一个“雷”版。好在我行文没什么问题，青基会的一、二把手又都看过，总编最终还是签了版。
呼，终于出了口长气儿……
早上10点我到了单位，网上已经到处都是这篇文章了。一个上午我就接到了四个境外媒体的电话：“中国青基会为什么会接受你的采访？”“这些东西以前怎么从来没披露过？”还有的想采访我，呵呵，NO。
在另外一家媒体的同学问我：“你小子怎么这么敏感的东西都敢写？你们报纸还敢发？”呵呵，YES。
有人说，如果没有方进玉之前的两篇针对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的文章，我这东西没什么价值，倒有点像中国青基会总结改革措施的宣传稿。的确如此。不过就因为有了前面那两篇文章，这篇稿子才有了不一样的价值，才成为了新闻。毕竟能让中国青基会开口又能顺利见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我们做到了！
稿子发后有人问棍表姐，《北京青年报》能做这篇稿子有什么背景。她说，我们的背景就是……没有背景。
这个回答很妙。
平舆的叹息
在他们眼里，记者大概只会愤慨，是不会流泪的。“平舆杀人案”是我采访过的最血腥也最残忍的新闻事件。后来因为事情的波折跌宕，连续写了三篇采访手记，在网上一度流传广泛，这是手记开篇。
1
2003年11月15日深夜，我坐上火车从北京赶往河南驻马店。不过驻马店并不是此行的目的地，离它50公里远的平舆才是。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正和一位远道来访的朋友惬意地享受周末，忽然接到郑直的电话。这时候来电话，多半要出差。果然，电话里郑直告诉我，河南有一个地方这两年连续失踪了20多个孩子，一直没音信，成了当地的悬案；最近悬案破了，失踪的人都被一个人杀害后埋在院子里，而破案的线索却是其中一位失踪者最后逃了出来。通报消息的是一位读者，他哥哥的孩子也被害了。
不寒而栗。这只有在电视或者小说里才能见到的情节，忽然由这个冬天的晚上变成了我耳朵边的现实。去，这种事当然要去。朋友说你别一个人去，这样的事情太危险。我说案子都破了，又能怎么样，不过我还是听了她的，没把这次出差告诉家里人。
16日早上7点，火车停在驻马店。在车站旁边随便找了个小旅店，扔下东西接着去坐去平舆的汽车。通报消息的读者告诉我，最好不要住在平舆，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命令那里的旅店一律不能接待外地记者。
23具尸体，18个中学生。坐在颠簸的汽车上，我脑子里不时闪出这两个数字。当记者这几年，也算见识了不少事情，这么冰冷血腥的还是第一次。因为被害的都是男生，凶手的心理状态是否正常自然值得怀疑。
没等我多想，另外一个意外又出现了，在车上跟一个孩子家长联系，接电话的是他爱人，说孩子父亲已经被控制起来了；没听说还要控制被害者家属的，那边说是乡里的干部把人带走的。
到了平舆，在县医院门口见到了七八位孩子父母，丈夫被带走的那个家长也在，一脸憔悴，她的儿子红雷18岁，高二；孩子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名字都很响亮，昆仑、鹏超、政威……问家长们为什么守在县医院门口，他们说因为想找到那个最后逃出来报案的孩子张雷（化名）。我说他在这里住院吗？家长说不知道，哪儿都找不到他，案子一破就找不到他了，想去医院查查病例，雾里寻人。
后来花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找到张雷的三爷。老人很梗直，张雷别的亲戚都躲着记者，他没有躲，却认认真真地验看了我们的记者证；他女儿怕他日后惹麻烦，不准他接受采访，结果被老人骂了出去，骂的都是河南话，就听出一句：如果是你儿子出了事……
2
又回到县医院门口时，已经快11点了，那些孩子的父母还等在那里，说怕我找不到他们。当地农村结婚比较早，这些家长应该都是三十七八岁，但面相上已是四旬开外，尤其是几位独生子的家长，不知道这样的惨事对人心是多大的摧毁。
中午跟家长们在一个饭馆吃饭，席上气氛沉闷。母亲们都贴身带着孩子的照片，拿过来一看，都是眉清目秀、将要成人的翩翩少年；将这些孩子的脸摆在一起，翻拍了一张，后来发在11月17日的报纸上；而这一字排开的照片，突然间变得让人看不下去。
既然找不到逃出来的那个孩子，下一步就是去现场。在场的十多位家长中只有两位得知消息后去过，但也被拦在凶宅外，没让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望。而且当地对此事也在尽力封锁，前一天新华社记者想去拍照片，结果差点就起了冲突。
吃饭时还在的几个孩子父亲，出门后却都没了人影。一回头，发现餐馆门口停着一辆车，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让孩子父亲上车。我顿时明白过来：红雷父亲大概就是这么被带走的。便问：没问题吧？一位母亲说，都是乡上的干部，其实也很同情我们，但是上面有规定，不带走不成，可也不会难为他———当地干部眼里，剩下的这一群孩子妈，大概也没什么用处。
下午1点半，6位孩子的母亲带着我前往现场。我们包了一辆车，司机本来要价颇高，但一听是这事，来回50公里的路，只要了40块钱。
开到近村处，走不了了，全是烂得陷车轮的小道，只有步行。一行人，连同司机，开始靠近那个叫玉皇庙乡大黄庄的村子。昆仑的母亲下了车就紧紧挽着我的手：“等下有人问你别说话，我就说你是我大儿子，来看弟弟的。”
我点点头。她又说，真的，刚刚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说，你的眼睛和鼻子长得跟我家昆仑一模一样。我一愣，眼见她又拿出个塑料袋，把我那显眼的黑色皮包装好，让另外一人拎着，外面看还以为是一袋杂物。
果然，还没进村口就有10多个人挡住了去路。别人都是当地人，我的样子自然最格格不入。昆仑妈对挡我的人说，这是我的大儿子……话还没说完就成了哭腔，泪水也滚了下来。别的母亲也哭了，哀求说，就让我们喊喊魂吧，孩子死得这么惨，不喊回去我们当妈的怎么安心。
拦路的人一下犹豫了，放过了其他人，唯独拦着我。这时我耳边全是昆仑妈那一声声哭诉———要是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母亲怎么熬得过去？这么一想，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这下没人再拦着我了，我搀着昆仑妈进了村子。母亲们仍在哭泣着喊自己孩子：红雷，抓住妈的衣服吧……政威，你爸老了好多啊……这一路，走得人真是哀伤。
守在第二道关口的人，也怀疑我是记者，但是见到我脸上的眼泪，都没再上来拦———在他们眼里，记者大概只会愤慨，是不会流泪的。
3
终于到了凶手的小院前，母亲们再也抑制不住扑在门上号啕大哭。守在这里的是几个干部，只让昆仑妈过去，问我是不是记者。这时我的眼泪已经被冬天的风冻没了，只有不说话，很镇静地看着他。6位母亲拍着小院的门，周围的村民越来越多，几位妇女已经在偷偷擦泪。村干部的脸上，再次显出了那种犹豫，然后跟我说，十分钟，就让你看十分钟。
就在这十分钟里，我围着凶手小院走了一圈，仔细看清楚了里面的具体位置，看见了院子里那三堆浮土，看见一把带着黑红痕迹的铁锹和散落在屋子里的孩子衣服。
回到门口，孩子母亲们还想进院子，被村里人拦住：再冲，我们就难做了。母亲们抽噎着停住，又哀哀地哭了一阵，每人拿了门口的一些土，慢慢地转身。
回来的路上，都不说话。我的包仍被一位母亲抱着，里面的证件、相机、录音笔都完好无缺。反光镜中看见后面跟上来一辆面包，司机说是当地乡政府的，我们快它也快，我们慢它也慢，甩不掉，也懒得再甩，用反光镜蔑视它。当天我还要赶回驻马店发稿，到了平舆县城，见我上了去市里的车，面包才离开。
第二天收拾好东西，直奔平舆。管它怎么使绊，总是采访中不可少的一环。后来见到《广州日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他们在当地住得并不好，宾馆把长途掐了，全县的拨号都用不了，出事后网吧都关了，发稿都成了问题。
这一天我找了县政府、公安局、刑警队、县一高、县二高……七八个单位，没一家让我进门。不是不让我进门，而是不让所有记者进门，那些家属守在门口也没用，哭得再惨也没用。那天昆仑妈她们又将《南方周末》的记者带进了现场，村里干部说，你怎么又来了，他也是你的儿子？她看出了对方的恻隐之心，说不，这是孩子的叔叔。对方真的没有阻拦。
第二天稿子一发出来，网上就看见了。同事说，很不错。我听着，高兴不起来，呆在屋子里犹豫着出还是不出去。因为一出去别人就知道你是记者，就有好多老百姓围上来，诉说他们的委屈，和种种靠他们的力量无法解决的难题。在北京时我嚣张聒噪，面对这些满是皱纹和黢黑的脸，就觉得难受。
有一家三口，一对年迈的夫妇带着他们被打瞎了眼睛却没人过问的儿子，问了半天才找到我住的地方，又在门外站了半天都不敢进来，要不是我出去扔垃圾，都不知道他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
那对夫妇都已经快60了吧，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很本分老实的人。老父亲跟我说了情况，还没等我说话，又补了一句：我知道你这次来是为了那些孩子，所以也不敢麻烦你别的，只求你看看这份材料。然后就不说话了。
我说，您怎么不敲门，这么冷的天在外面站了这么久。那瘦弱的老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忽然就跪下了———真的，满头白发的老人就这么给我这个后生跪下了，可是我承受不起啊，天下又有谁能承受得起这哀伤的一跪？！———我连忙去扶，居然扶不动，却听她低低地说，县政府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只有找你，求你一定看看我们的材料。又是一个求字，重若千钧。
我拼命把母子俩扶起来说，我一定看，一定尽力帮您转到有关部门。一家三口看着我，尤其是那老母亲的眼神，唉……除了那一跪，这一家人似乎一直很平静，而我的眼泪在他们走后终于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这是我短短一年的深度报道记者生涯中，第二次面对这样的场景。上一次是4月份，辽宁海城，几百名学生家长面对永远官腔的干部们怒不可遏，面对记者时却都跪了下去———当时3000多个孩子中毒，一个孩子死亡，政府瞒报，家长将记者当成了救星。
4
终于到了返回北京的日子，又请那些母亲吃饭。昆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