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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的情感比起那些在派对上碰杯的外交官，又能低级多少呢？西方有很多中国通，他们跟我们的领导人打交道，喜欢说一些家常话，比如这样的话：我们是向着你们的，其实我们特理解你们，理解阁下的职务压力（这是特别聪明的西方信使的口头禅，然而在信息分析上不能高估，不能高估这里面的善意成分，因为当年，他们对乌干达的伊迪？阿明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有国会，我们给国会、给少数党领袖面子上得有个交待，所以我们得现实一点，你们担待一点，……诸如此类。
早些年就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切磋的时候，可不可以如法炮制呢？可不可以也这样说：我们特别不愿意这么做，可是我们国内的民意汹涌啊，人民提高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你看，这回你们就担待一点吧。
所以，别一说要闹崩了就那么紧张。绝大多数闹崩了，在经验中是可以转圜的。不能转圜，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就值得那样害怕吗？我理解：害怕也是一种情感，《狮子王》上的老王回答儿子辛巴“你也会害怕吗？”说：我只有必要的时候才勇敢。当年诗人李亚伟跟我说：懂得害怕，其实是男人的品质。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又想起张承志当年写到的：投降是一种战争规律。意思是说：军事上的投降，也是一种不失尊严的抉择。然而害怕和怯懦毕竟是两回事，指责“情感抉择”的人士，可能精于这一类知识的归纳，可是他们没有尊严，他们的词库里没有“必要的勇敢”。
有条件决裂的意思，再简单不过。“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一种形式”，“如果和平成为不可能，那么我选择战争”，这些当年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选项。
再说到情感选择，其实是人类交往中极其高端的形式。我们经常看到生意场上，老总之间闹掰了，会扔下一句话：你算计都不重要，关键是你在玩我！这里，生物性的反应可以暂时压倒一切。这种反应，也可以是决定性的。
国际间的事情，也是如此。
在中法关系上，就是要明确“惩罚外交”的概念。惩罚，报复，这是国际间交往的常态。
说到萨科齐的表演，他是有着明显生物性的，他的翻云覆雨，看起来有滑稽性的特点。我觉得中国网民对这个人的评判并不幼稚。我们知道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也发表了一些乱弹中国的讲话，比如“把婴儿放到水里煮”，绝大多数网民的反应，就不会把水平放到他的层次的，甚至还以友善的态度来打趣。但是萨科齐的冒犯，是最卑劣下流的机会主义，他的玩法，连在生意场上都无法容忍，以民间经验来回击他，惩罚整个法国，并不低级。话本小说《三遂平妖传》里有个“发贱鬼”，客人话语温和地向他讨茶喝，他会跳着脚骂人；把他吊起来拿鞭子抽，他讨饶，不但有茶，点心也拿出来了。萨科齐就有点像那个“发贱鬼”。不把他彻底教训一回——就像诗人王琪博常说的黑社会原理：要弄就弄痛！这有什么不对呢？如果不这样，一定于事无补，在这个事情上，中国能不能显得骄傲一点呢？能不能使用“惩罚”这个词呢？能不能搞一点中国情感特色的外交呢？能不能用于承担一定的折耗呢？记得在最蜜月最“开放至上”的年代，我们都敢于把卖台湾潜艇的荷兰惩办一回。在一些不友好国家轮轴闹的情势下，我们不能轮盘赌，不要把外交思路弄得那样零碎，把法国归于“差信誉客户”，着着实实惩办一回。搞一点“解气外交”、儆尤外交，也符合我们开放时代的大思路，成熟的大国心态不光是“宽容”，也有较真儿。
十六、萨科齐见达 赖：了无新意的游戏
这次萨科齐会见达赖，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绕法国走了一圈，就是没去法国，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很到位的抗议，中国外交终于站直了。但是事情也许没有这么简单：长期以来，西方大国，一会是德国，一会是法国，一会是英国，一会是美国，一会是日本，一会是他们的中央政府，一会是他们的地方政府，反正总是有一个冒出来，在台湾问题上，西藏问题上，给中国添恶心；而中国的回应呢，一如既往，都是为了对这个冒出来的表示抗议，而大给其他人好处，似乎是想起到某种激励作用。可是长期看下来，他们当中这个冒出来的，始终在换，今天是甲，明天是乙，后天是丙，几圈下来，一个不拉，全都大大地捞到了好处，没有一个真正是受到惩罚的，你说他们是串通好了轮流来的，都一点不过分。而中国这种给其他人更多好处的做法，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激励作用？我看是什么激励作用都没有起到，而且一不小心被别人当猴耍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首先，西方国家对于遏制中国，是完全一致的。中国不可能用这种类似于幼儿园孩子“今天我跟你好，明天我跟他好”的方法打进楔子去；其次，以今天西方国家的实际力量，他们虽然力图遏制我们，却也不能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还得跟我们做生意，同理，以我们今天的实力，也还得跟他们做生意，我们还不具备跟他们全面翻脸的实力。对于他们给我们添恶心的回应，要么是直接惩罚那个国家，如果惩罚有困难，则只能先不理会，但决不应该用奖励其他西方国家的办法去回应。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不得不买美国或欧洲的大飞机，既然不得不买，我们就没有以不买西方国家大飞机来惩罚他们的能力，那我们也就没必要以买谁的大飞机来作为外交杠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就应该完全不考虑政治，而是在商言商。我们今天说美国惹了我们，所以去买空客，明天又说欧洲惹了我们，所以去买波音，几个轮次下来，他们还可以借所谓的政治上“友好”而抬价，我们自己却成了傻瓜。
那么，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回应呢？难道就是不回应吗？我认为，可以有很多的着眼于长远的回应。首先，我们应该让中国国民清楚地了解，西方人今天是怎样利用了他们的技术优势欺凌我们的，我们要不受他们欺凌，就必须把自己的产业技术提升上去，要造出自己的大飞机，自己的飞机发动机，自己的先进燃气轮机，自己的先进的数控机床，自己的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等等。其次，我们的主流媒体，早就应该停止对于西方人的美化、神话了，早就该告诉国人西方的真相了。比如，中国的电视早就应该告诉中国人：巴黎的地铁、巴黎的街道有多么肮脏，这一切有很多中国民间的“普通”驴友所拍摄的照片为证。而这一切都反映了法国人素质的低下，以此作为对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对达赖抛媚眼的回应，我看要好得多。再次，我们要让国民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十分孤立的真相，西方人是一丘之貉，丢掉对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幻想，不要幻想他们中间有哪个大善人是对中国更好一点的，中国人必须在被孤立、遭敌视的环境中自强不息，谋取自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我十年前就写过《光荣孤立论》，那里面的思想今天仍旧值得中国人认真思考。这一切回应，都不是直接针对外国，而是着眼于练自己的内功，等到我们练内功练强了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站起身来直接给予那些给我们添恶心的人以严厉惩罚。
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原则：对于损害我们的人，没有力量就不回应，自己回去苦练内功，以期将来可以严厉惩罚他们；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头痛击，叫他们痛到永远记住，而绝没有去奖励他们那些仅仅是某一次没有直接出手的同伙的道理。
十七、论“优秀的中国人”：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
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
2003年的样子，诗人、供职于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法国文学的树才带来一位法国人和我们一起喝酒。这个法国人有点来头，长期供职于法国国防部，在中东地区工作了很多年。关于国际关系和中东局势，我们谈了很多，当谈到小布什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著名“口误”时，国防部的前专员挑着眉头，用一种不耐烦的口气说：人们太天真了，其实，在布什和美国利益集团的头脑里，任何非基督教的文明，都属于“泛伊斯兰文化”，一定要除掉或钳制为后快的。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法国前专员的话，在座的人多年以后都能鲜明地记得。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富有个性的中国人在巴勒斯坦人遭受屠杀的时候，表现出的那种大快意，那种淋漓酣畅的仗义情怀（当然，这种仗义是给“伟大的以色列战士”的），看到那种不知道由何而生的幸灾乐祸，奇Qīsuu。сom书突然心生恐怖，突然像回到了80年代，想起了我们一厢情愿的充满国际主义热情的年代。就是《中国可以说不》第一章里所写到的：当年我们被上海学联安排去见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时，我们抱持的那种挑剔的态度。我们思想是那样的解放，我们厌烦主流媒体给我们灌输的“正义”。“正义”在哪里，应该由我们自己去探索，这是对的。然而我们真的去探索了么？难道我们没有不知不觉地被自己的“先验”所左右，以一种贴着西方媚着美国的势利心态冷眼看巴勒斯坦人的挣扎么？这是贯穿了多少年的真实情绪？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问：巴勒斯坦天天死人，有哪个具有“国际胸襟”的中国人站出来举着蜡烛，祷念“今夜我们是巴勒斯坦人”？不可能的，格局太小了，太不讨好卖乖了。我只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凄惨劲儿，只有一种强烈的感受，“生活在有核弹的国家真好”。这个话里的深层信息，大家能捕捉到感受到吗？我们可以管好自己的事，不和亚非拉弱小民族套近乎，但是能不能不去作践别人呢？你刚刚过上安稳日子才几天呀？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吉卜林的诗句也许有教益作用：
假如你懂得在失败之后取胜，
并同样对待这两种假象，
我的儿子，你就会成为一个人。
现在的问题是：你做得到人家对你放心吗？我们看到的是，慷慨激昂讨伐弱小民族的做法，急吼吼跟别人划清界限的怯懦的心态，在今天反而有一层“正义”的光晕，而且还能引起欢呼！周孝正教授最近抖机灵，宣布：以色列是个好国家。他的一个吁求，是“信息的对称”，那么，在他的信息空间里，能听到巴勒斯坦穷鬼的哭声吗？
素有“话唠子”雅谑的周孝正，为以色列声辩的手脚功夫倒是不太滞迟，我们应该佩服他从魔术绳索中尽快脱颖的本事，他老人家的故事剪裁，那种怪诞的勾连，阴毒的暗示，把一个遥远的国际事件同内政愤懑、本土愤懑嫁接一体，功夫了得。伊拉克有个“化学阿里”，我们倒应该庆贺中国出了一个“化学周”，周氏化学程式居然是这样的精彩，他散布的毒化气体是：以色列打了哈马斯，中国人岂止是不该谴责，而且应该深情理解，应该叫好！叫好还不够，还要回身反掴中国人自己的耳光！看看以色列怎样拍钱！相比之下中国人怎样的混账王八蛋！从实际效果来看，从网络发言普遍的冷漠态势看，可以援用一句布什被飞鞋袭击后说的话：他想引起欢呼，我认为他得逞了。一个大学生声音微弱地抗议：周教授这种置身事外的“公正”态度其实是一种赤裸的残忍！然而，大学生的抗议只说出事实的一面。搞煽动的人真是置身事外了吗？他摆弄的如此阴毒的“多米诺”，借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把中国人的尊严拿来开涮，引向不可收拾之境，导致另一种心灵的灾难，他的这种用心，难道人们真的看不明白吗？这里，姑且再引用周教授的学生发表的公开信的文字：
我为您的片面之词和为侵略者辩护的荒谬逻辑感到羞愧。……您奇异的和平型侵略者理论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因为您的辩护，让我想起了日本的所作所为，如果对他们灭绝人性的屠杀掳掠视而不见，你更可以赞叹他们民族所创造的种种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甚至连我都不得不为他们美言几句：老家中学的篮球馆是当年日本驻军的兵营篮球馆，也是我见过的工程质量最棒的篮球馆！……我本人不排斥日货，喜欢日本的游戏动漫。问题是，这和我对日本曾经对中国和亚洲以及世界犯下的侵略罪行的认识是两回事！干戈可以化玉帛，但干戈毕竟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不容质疑和抹杀。而以色列今天的行径，对于遭受炮火蹂躏的无辜巴勒斯坦民众，其感受和突然一日我们遭受日美的侵略的感受接近呢，还是和置身事外却还津津乐道于强者对弱者的故作姿态的周教授的立场一致？除了被侵略的人民，谁有资格代他们立言？周教授非常懂得什么叫不合时宜与哗众取宠，但却缺乏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客观立场和同理心……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个人可以没有如周教授般渊博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地位，但一个受过正常教育和有着正常心智的成年人，在战争阴霾仍然飘散在弱小国家和人民的今日之世界，如果连这点大是大非都不懂，连这点跨越民族与国界的同情心和正义感都不具备，我只能选择再次无语。
前面说过，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很少能够找出中国智识阶级这样的堂而皇之作践自己赚吆喝的“优秀人物”；在世界各民族中，很少能找到这样的智识集团，卖弄一种可耻的论说的同时，根本不打算掩饰自己的势利心态和无原则的叛卖。过去我们常说，二战期间中国大地汉奸如云，伪军如蜂，人民认为这个现象是中华民族之痛，是国耻。归结原因，很容易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小人式的个人主义，“炮楼一躺，半个皇上”，这类民间情绪，反映了一个国家令人窒息的底层困苦和精神颓唐，因此有人得过且过。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图谱化，在《中国可以说不》有关章节中，我曾尝试着以日常经验和政治情怀来解析这种历史后果，我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路：
人很容易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而且变成了以后，他还动辄自欺：“我变化的过程和那种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值得人们洒泪的故事。”屁话，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80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的时候，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要跟写《报任安书》的司马迁相比肩。一时间，我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于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看看这个人吧：李尔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发幽州情怀，多么叫人感动！……其实细想一下：汉奸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力诸方面都很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投向敌营，何尝又不是中国干部力量的损失？
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济济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所左右的勾当。……祸国殃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超人物干出来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前进滞迟的罪恶。
我写的这段话后来遭到了冯英子老人的批评，我觉得老人家没有读通我的话。我接受他在史实上的驳厘，他说汪精卫在重庆时代是拿了日本人的钱的，但这个并不妨碍我的观点延展下去。
那么现在来看，中国人的优秀人物中，有没有这种精神堪忧的现象呢？当然我们不会像麦卡锡那样，用“非美委员会”的严厉绳尺来给现在的松弛混乱的精神状态做断语，实行文字上的指控。但是至少要点出：我们中国确实存在着这种令人堪忧的精神前景！记得建国以后，直至1979年，我们修订的各本宪法，都把惩办卖国贼放在导言里，以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夸大敌情观念的做法，“卖国贼”这个词语从宪法中隐去了。而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民间纷涌起各式各样对“汉奸”“卖国贼”的指控，恐怕不再是道德清教徒们的迫害幻想了。它有事实的依存，有大量可以公开看到的堕落的征兆。
一说到这一点，有人就跳出来了：开历史倒车了！出“爱国贼”了！
只要说出这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有人跳出来把你赋予一种色彩。“爱国贼”这个组合嫁接，是南方都市报装蒜小丑们最突出的发明，且不说它是最糟糕的修辞，语义上毫无知识可言。即使从事实来看，它也是不明大局一叶障目的。
谁要对外部压迫发表一些抗议的意见，谁就是反改革。这是《交锋》的逻辑，“唯开放论”忽悠国人的言论。《交锋》热起来的时候，作者之一马立诚到处作报告。台上发言，台下记录，啧啧，风光无限啊。而在“改革破阻力”兴奋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就有保留意见。我经常对香港的媒体朋友说，你们这些年的兴奋点就是找内地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任何一个事情，你们都能解读出一段左派右派拉锯战，然后来一番拜占庭宫廷阴谋描绘，夸饰一些不存在的困难，为改革车轮找碾碎的对象，毛泽东批评过的，“揪人”。有人批评民族主义是在转移国内矛盾，搞民族主义的人起了坏作用。我看热衷于这种故事的人应该反躬自问：制造拜占庭神话，是不是转移矛盾，沉浸在这种兴奋当中不能自拔？看一下戈尔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