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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牙海盗-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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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命!”

中午十二点,光天化日之下,海盗开始进攻了,然后上岸。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老海盗们都说,自打有海盗诞生那天算起,千把年了,就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这好比小偷当了强盗,妓女嫁入豪门,贪官突然被拉下马,属于相当难得的事儿,值得哪个历史学家大书特书一把!

战况比较出乎我的意料。路易。科斯塔带领的上岸海盗,太猛了!这些水鬼小兔崽子们,爬上岸竟然比大海之上还生猛,一路突进,一路高歌,席卷整个里斯本都市,一直突突到王宫。其实很危险,突进得太快,后面的支援火力都上不来,如果葡萄牙军方有一个头脑清晰做事果断的将军,只需派一支小部队在路易。科斯塔部后方那么一穿插,截断他和海上的联系,那么,路易。科斯塔那六千名从海儿的火枪团借来的士兵,就算彻底完了。

可惜葡萄牙军方没有那么明智的人。

路易。科斯塔完全秉承了我的战争意图。走到哪卷到哪儿,专吃大户,说好了的,从豪门贵族王宫抢来的财物,我金牙船长和舵手得双份,炮手厨师医生水手长得一又二分之一份,其他有职人员分一又四分之一,士兵每人得一分。这可是千年难遇的发财好机。豪门深深,哪个不是多年搜刮?战争后期里斯本的暴民都眼红,自发加入劫掠的队伍,顷刻全城暴动,流氓乱窜,里斯本彻底完蛋了,全部乱套!每个人都趁机往自己兜里捞一把,场面混乱到连战争的发起者海盗王我也无法控制。

太乱了!只得将大笔金银财物还有玛努艾尔一世抢运到船上来,还有那一批“黄奴”。我最关心这件事,先跑去看我的同胞,至于玛努艾尔一世国王,留给路易。科斯塔慢慢折磨吧,有仇的报仇,申冤的申冤,我猜这是路易。科斯塔活着最大的乐趣了。

下到底舱,张浪早迎上来,神秘地说:“是自己人。”

整个金牙海盗集团里,只有我和张浪是中国人,是自己人,因此我将与这批黄奴接触的任务交给了他。一听是自己人,我兴奋莫名,脚步不由加快。

边走边问张浪:“是哪里人,怎么过来的?”

“是江浙一带的流民。大明嘉靖皇帝实行禁海政策,民不聊生,大批流民前往海外谋生,说是经商,最后大都沦为海贼。这几个便是王直的人。”

我停住了脚步:“王直的人——怎会是他的人?这个人可是个大汉奸,国贼。”没好气地说:“真是救错坏人!”这时已经走进去了,我对几个坐着喝茶的同胞吼道:“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声大如雷,又是冷不丁的,吓得几个汉奸从椅子上蹦起来立正站好,唯唯诺诺道:“我们是‘五峰船主’王直的人。”

心里不禁强烈地失望,你们就不会骗骗我?这些人果然是王直的人,并非我所希望的,回答是身家清白的人就成。这个所谓的“五峰船主”可不是什么好鸟,我这孤陋寡闻的历史盲在后世也曾听说他的臭名,此人以汉奸著称,以国贼闻名。在我所来的那个时代,曾经发生过一件国人拍手称快的事情:安徽歙县境内,两名文弱教师,持锤夜奔,一举敲掉了该县境内日本人捐助修建的“王直墓”及其“芳名塔”。此举可比张良,高渐离等人的“棰秦搏浪沙”!他们都是英雄!前世的我虽力有所未殆,然而内心对这种行为是极佩服的,唤起了我的民族自豪感,国人尊严。所以,对王直其人,也是有所了解。

王直,最早靠与同乡徐惟学合伙贩卖私盐起家,失败后又到浙江、福建沿海地区从事其他走私活动。明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又在广东私造双桅大船,从事硫磺、硝石、生丝和棉布等政府禁运物资的走私活动,频繁来往于倭国及中国东南沿海,甚至暹罗(今泰国)一带。

嘉靖初年,活跃在海上的闽浙商业集团主要有两支,一支以闽人李光头为首,另一支以徽州府歙县许栋为首。许栋的商业集团最初与葡萄牙合作,后来又有倭国私商入伙。王直与许栋是同乡,便加入了他的商业集团。许栋和李光头因从事海盗活动相继被明军剿灭后,王直迅速成为流民商业集团的首领,先率众北上屯居定海县偏北约50里的浙东屏障烈表山(又名烈港),后又随一直赖在中国沿海的倭国来华贡使寿光到倭国躲避风头。

王直不断设法与明朝的海道、卫所官员接近,利用自己的力量代其剿除其余海盗团伙,以换取明官员的好感和支持,从而实现开市交易的目的。

经过不断征战和与明朝地方官员的私下勾结,王直逐渐获得了中日之间的海上垄断地位,新入海通番的船只都只有悬挂“五峰”旗号才敢在海上行驶。但王直的行为始终与明王朝中央政府的“禁海”政策相违。

王直集团的行为引起了明中央政府的注意,政府相继派朱纨等人清剿浙江沿海流民武装。他们派兵两路夹击王直,王直只好将活动基地迁至倭国。

倭国各诸侯的对外贸易政策为王直提供了客居的良好条件。王直善于拉拢、结交朋友,取得了倭人的信任,他定居平户(今属日本长崎县),挂起“徽王”旗号,在平户深山中建起巨大的中国式房屋,追随其定居在平户、福岛一带的中国人至少也有3000人左右,海港中也时常可见供300人出海的大海船。王直以此为基地吸收反明势力,并利用倭国浪人向中国沿海地区发动多次跨海攻击。

这就是大汉奸王直的历史。

“那,你们怎么又来到葡萄牙了?”我冷冷问道。

“大明朝浙江总督胡宗宪将王头目诱捕,去年处死。我等无所依托,先被抗倭名将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谭纶,李华梅等人轮番夹击,又被大倭寇头子岛津义虎出卖,将我等缴械,转卖给葡萄牙人。”说起来,他们也是义愤填膺,悲愤莫名。

我哈哈干笑两声:“杀得好,卖的好。这就是汉奸叛徒的下场!”

第二百三十章 … 如果一切推倒重来

 大明浙直总督胡宗宪诱捕“五峰船主”王直一事,堪称经典。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明朝政府任命胡宗宪为浙直(徽州)总督。嘉靖皇帝决心一定要剿除匪患,对贼首绝不轻饶。

当年三月初,王直派人传话给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听从命令,协助剿除松江各处流民,并希望以此换得明政府开放沿海贸易的许诺。胡宗宪故意制造出一种双方议和的气氛,将王直诱捕。

由于当时沿海形势紧张,胡宗宪不敢贸然杀掉王直,把他软禁在杭州两年多,希望流寇因为失去首领自行解散,但效果不大。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被处死。

我看这个明朝浙督胡宗宪比台湾综艺明星吴宗宪还滑头。能将大名鼎鼎,老谋深算的王直骗来杀掉,手段之高,且兵不刃血为国人除一大害,不得不让人佩服。手法虽然卑鄙一点,取得可是大义,不象王直这种人,纵有千般借口,引来倭寇卖国求荣就是不对,一步走错,历史就将他牢牢订在耻辱柱上!

无论是汉奸叛徒还是民族英雄,既然走到现实这一步,谁人没有理由?就连我金牙从一个现代人沦为胆大心黑的海盗王,那也是有诸多理由的,万千苦衷,百味陈杂,但是,理由并不能成为判断我们行事对错的评判标准,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价。我们心中应有一些固定的,不可逾越的原则,生而为人的底线。不然,与禽兽有何区别?

明初,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因江浙等地百姓曾协助方国珍、张士诚与其争夺天下,严禁百姓出海。为了巩固新政权,实行安内平党和海禁政策(包括严禁私商出泊),即关起门来巩固政权。接下来惠帝当政,一切都按太祖朱元璋的既定方针办事。四年后,朱棣发难,取代了惠帝,登基当了成祖。朱棣一上台就改变了朱元璋的平内和闭门锁国的方针,转而实行富国强兵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其代表就是打开海禁,鼓励私商,责令郑和组织了庞大的下西洋活动。永乐三年(1405),市舶司恢复,海禁有所松弛,明朝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贸易时期,人们互通有无,各取所需,海上贸易相当繁荣。其间,就有了中国航海史上的奇迹,三宝太监七下西洋〔永乐三年(1405)、五年(1407)、六年(1408)、十年(1412)、十九年(1421)、二十二年(1424)〕。

郑和下西洋,比西方国家的航海家都早了近百年。郑和船队超过二百艘,其宝船的载送量达到一千多吨,船队总人数达二万多人。郑和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永乐二十三年尚有一次筹划中的远航,但因“仁庙(仁宗)诏停止之”,嘎然而止。

“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李约瑟。

如果没有劳民伤财说,如果没有航海有伤民族文化传统和儒家风范说,如果没有实行“罢宝船弊政”,迫使郑和停止航海,限制私商和禁止私商出泊,如果没有那长达五百年之久的闭关自守的漫长岁月……如果那个时候郑和跟八十多年后的哥伦布同时航海相遇,那么,西方舰队在中国舰队面前,就像几条小渔船遇到了庞大的航空母舰舰队一样,不堪一击。

如果……

没有那么多如果。如果有那么多如果,欧洲发起的全球航海壮举算个屁,我金牙现如今这个欧非海盗王的封号也不值一晒了。

可是,究竟为什么中国人的航海壮举会嘎然而止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几个儒生的聒噪?不应该啊,要知道,当年的航海壮举并非只是向海外蛮夷小国耀武扬威那么简单,带来的更有大吞吐量的对外贸易,惊人的商业利润。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明朝时期,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利润,有那么丰厚的利润,为什么突然禁航禁海?我尝试着找出原因。我就不信,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大明皇帝会在利润和几个儒生常谈的空话之间,选择了老生常谈。谁,不知道有钱好啊!反正爱钱的金牙没法理解,除非让我找到更深层的原因。

嘉靖后期,由于赋税过重和官吏、豪绅的盘剥,江浙一带民不聊生,大批流民前往海外谋生。沿海海防官员故意夸大其辞,使明中央政府错误地认为“海上奸民武装掠夺我辖内良民”,将出海经商的全都称作“通番奸民”,进而加紧海禁。

当时,倭国上上下下都垂涎于从对华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向中国大陆派遣了大批商船。由于没有正式手续,这些商船都遭到了明朝政府的拒绝。倭人被拒绝后,有的并不急于回国,而是与在沿海漂泊的“通番奸民”勾结,占据沿海岛屿。加之1517年葡萄牙侵占澳门后,也开始与沿海中国居民进行贸易活动,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沿海一带官民对峙的紧张形势。

利润,一切还是利润!倭寇,沿海官民对抗,都是为了两个字,利润!而明朝的禁海,恐怕也是因利润带来的威胁大于利润本身,沿海民心不稳,倭寇频频滋扰有很大关系。当做一件事情的成本大于收益时,大明当局选择了放弃。闭关,禁航,编练戚家军,剿灭倭寇流民海贼……

说到底,一千一万个头绪,最后都集中在罪恶的根源上面——倭寇!可恨的倭寇,如果不是他们频繁扰边,禁航也不会发生,下西洋的活动仍将继续,江浙一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慢慢发展壮大,最后来个什么选举维新,从封建社会提前过渡到资本主义,到我们这一代进入管吃管够的社会主义……没有马关条约,没有八国联军和鸦片战争,没有军阀割据,提前有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我们比美国孩子更优越,多美……我是不是个妄想狂?

总之,可恨的倭寇!它们打乱了大中华帝国平静前进的步伐,该杀!

现在既然有了金牙海盗,既然倭寇才刚刚开始寇边,我是不是有必要回东亚,帮“戚虎”一把?将巨大的历史危机化解于无形?

第二百三十一章 … 明朝海防

 怎样处置王直的人呢?说到底,都是些可悲的人呢,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出卖了祖国,该死!不过好多年没见中国同胞,不忍杀,心道首恶王直已死从犯给个机会吧,还是以教育为主。回头老子亲自办个学习班,告诉他们什么叫做礼义廉耻,要学梁启超,不要学汪精卫汪直之流的,挂着曲线救国的羊头卖汉奸狗的肉。

以后他们就知道梁启超先生让人敬佩之处了。百日维新变法失败时,梁启超被清廷鹰爪通缉追捕杀,形势危急,幸得日本大使馆营救,后来又送到日本政治避难。小鬼子没少给梁启超好处,拒绝清政府将梁引渡回国的要求,可谓有再生父母之大恩于梁。梁自己也说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要报恩。可是后来袁世凯要和小日本签《二十一条》,知道第一个跳出来在报纸上公开反对,大声呼吁的是谁吗?就是这个梁启超!

很多日本人不理解,用言论抨击梁启超,梁说:“恩情是恩情,民族大义是民族大义,有恩报恩,然国家民族大义绝不敢忘!”

我听说这个故事后当时拍案击节:“梁启超,是条汉子!大是大非分得很清楚,吕端大事不糊涂!对付小日本,就要吃它的喝它的,拿了它的对华援助贷款还不还!”

最关心的当然是现时中国的态势。

已是大明嘉靖朝中后期,国有乱象。江西爆发闽粤起义;北方蒙古铁骑的威胁依然存在,蒙古各部首领如俺答、董狐狸、土蛮、长昂的大军时时威逼都城;倭患猖獗,波及从辽东到广东的全部沿海地区,并弥漫到东南内陆,海盗们往往动辄纠集数千甚至上万人马,深入内地数百至数千里,围攻州府,攻占县城,大肆烧杀抢掠,掠虏人口,抢劫财物而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当时倭寇的主要军事力量来自当时海上走私集团。嘉靖二年,按大学士夏言建议,朝廷取消市舶司,中止了对外的官方和半官方的贸易,继而嘉靖二十五年,浙江巡抚朱执为防倭,推行了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但禁止民间出海贸易,甚至连出海捕鱼也在禁止之列,沿海之间的交通也都被阻断。断了财路的海上走私集团遂由以前亦商亦盗变成纯粹的强盗。由于东南沿海地区人多地少,很多平民均“资衣食于海”,或依附于海上贸易为生,严厉的海禁使他们衣食无着,相当—部分人投入海盗行列或与山贼合流,倭患遂达颠峰。“真倭少,从倭众。”“今岂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和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能够自由来往于海上,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的,绝大多数是违法犯禁的武装走私人员……海盗商人。身兼商人和海盗两种最光荣职业的航海者。

嘉靖三十四年,战事扩展到了江浙,倭寇不仅横行江南,出入于长江下游。甚至围攻苏州、杭州、扬州、温州、泰州等城市。地方动荡,海上豪杰众多,官民间战斗亦颇为激烈。。

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徽州府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辛)、李七(光头)引倭聚双屿港,后来海盗商人林剪驾船七十余艘至浙海,徽商王直也“招千人亡命逃入海,推许二为师”,以许二为首的海商集团形成,成为“海上寇最强者”。

许氏海上集团在东南沿海既从事走私活动,又攻城略地,明朝军队的指挥吴璋和总旗王雷斋都曾被抓获,用一千二百金才赎回。惹怒了明朝政府,浙江巡抚朱执亲率备倭大军四路围剿,许一被捕,许三许六李光头丧亡,许二许四逃往西洋。

然而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又形成。“许二逸去,王直素有机智,人多服之,,乃领其余众”,后来吞并另一伙海商陈思盼后,成为舟山群岛乃至东亚地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海商集团,其手下郑春庭、陈豹、施大、叶宗满、徐维学、谢和、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头目。王直为扩大海上贸易,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领船队,满载货物,扬帆世界各国,“凡五六年间,致富为大,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船主”。接着,他又招聚徐海、叶麻、陈东为将领,勾引倭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人啸聚沿海。

千错万错走错这一步。如果他能借助自己在沿海的威望,学“宋江”之举,与朝廷勾通招安,以达到通商互市的目的。这并非不可能,朝廷一直都在与王直交涉,更何况“杀(陈)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但王直千不该万不该,勾结外倭,损我中国利益。这是大明朝所不能容忍的。

招来大明攻击。“俞龙”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王直突围而出,逃到日本,在平户建立贸易基地,自称“徽王”,控制要害,“凡三十六盗之夷,皆受指使”,成为中日海盗的总首领。

真是一步行差踏错步步错,王直在叛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多次跨海攻击。“纠岛倭及漳泉海盗,巨舰百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这就是著名的壬子之变;“比年如是,坐定海操江亭,号净海王”;占据浙江拓林,连营三百里,出太仓入昆山,师家滨大破明军。

可悲的是,王直甚至仍然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通商互市本不为过,罪大莫过于勾结外敌。打败明军后,他又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他对明使说:“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俞大猷)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向总督胡宗宪递交请愿书,请“胡军门代为疏请通商”。但千万不该,这个笨蛋又为日本人说话“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海患乃平。”

浙直(徽州)总督胡宗宪拍案大骂:“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狗贼,替倭人说话!”一旦牵涉到国家尊严,王直非死不可,乃被诱捕杀掉。王直海商集团覆灭。

说实话,明朝政府胜之不武。王直部下大将徐海、叶麻、陈东率众出动,夺海船,攻海宁,陷崇德,袭德清,拥众五六万,有海船千余艘,杭州苏州危在旦夕。朝廷为之震惊。但后来由于浙江总督胡宗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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