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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恃】
少年时代，胡適受梁启超的影响尤深。他最爱读梁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报纸上连续刊载几章后，却再不见有后文出现。胡適眼巴巴地盼了几年后，暗下决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多年以后，胡適说：“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赵元任回忆在美国留学时的胡適说：“他给人的印象是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当时大家都留着辫子，胡適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的时候就说要把辫子拿掉。他的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
留学归国途经横滨时，胡適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认为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于是他表示“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但数年之间，他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劝阻其，提醒他不要做“梁任公之续”，但胡適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新文化运动提倡之初，守旧学者虽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但并没有人出来主动攻讦。为了扩大影响力，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唱起了双簧，先由钱化名“王敬轩”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再由刘写文章加以驳斥。胡適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对此种做法很是反感，提出不再让刘编《新青年》，而由他来编。同为《新青年》编委的沈尹默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鲁迅、周作人兄弟也表示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適这才作罢（按：许多学者对沈尹默此回忆存疑）。
1919年6月，应少年中国学会之邀，52岁的章太炎在北京作题为“今日青年之弱点”的演讲。他以长者的身份针对青年人的短处做了几点语重心长的告诫。章演讲完毕后，28岁的胡適登上了演讲台，开口就说，太炎先生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胡適以一句荷马史中的诗句为演讲做结：“You shall see te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曾偷看胡適的日记，并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罗笑言：“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刚偷看几页，胡適便发觉了，他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又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胡適写日记用的是美国产的最名贵的日记簿，唐德刚见后大惊，胡適解释道：“别的钱可以省，这个钱不能省。”此后，唐亦效仿胡，用最好的日记本写日记。
胡適最初对新文化运动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但多年之后，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他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適、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对《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適颇为自负：“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1932年，胡適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经常说：“我在27岁时就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事后对人说：“我真为班中30岁以上的听讲者捏上一把冷汗。”
朱穆之回忆：“胡適是很自负的，他讲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关于华北大局，有蒋校长（梦麟）、梅贻琦……和胡適在顶着。’他说自己当时是不说‘我’，而是以第三人称谓‘胡適’。以前，我曾听说过，他在上课时说：‘近几年来，称得上学术著作的是胡適的《说儒》。’我原来只是听听而已，这一次，我亲耳听到他这样讲自己，真是‘如雷贯耳’。”
一次，唐德刚告诉胡適，美国一位反战史学家查理·毕尔在他的著作《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中，将日军偷袭珍珠港归咎于胡適，说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因罗氏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上了中国大使胡適的圈套，故惹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胡適听后很是高兴，让唐借来这本书，并在毕尔对他的评论下画了一道道的红线。但是当唐问及他究竟用了什么圈套使罗斯福上当时，胡却怎么也答不上来。
胡適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1921年，他与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研究了曹雪芹的身世，出版了《〈红楼梦〉考证》一书，认为《红楼梦》为曹雪芹自传，后四十回为高鹗续写，而非曹所作，创立了以“自传说”为中心的“新红学”，有别于以往的索隐派、附会派等。对此，他颇为自信地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胡適的小说考证引来许多学者竞相追随，他曾颇为自得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
1962年2月24日，即胡適去世的当天，他在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的时候，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你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自明】
胡適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但他却说，由于他的历史癖太深，不配做革命的事业。他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并不是自己，而应归功于陈独秀。
1916年，胡適在与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誓诗》，其下半阙云：“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它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胡適觉得此词口气狂妄，心中不安，将其改为：“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胡適的堂叔胡近仁在上海经商，出售茶叶，为扩大销量，他便借胡適的名号，推出一种新茶品种，取名“博士茶”，并做广告称：“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胡適知后不胜惶恐，告之：“请勿用我的名字做广告。”并指出，广告中“沉病遂得痊愈”之说有骗人之嫌。最终“博士茶”不了了之。
胡適在《尝试集》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到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清华国学研究院设立时，校长曹云祥请胡適出任院长。胡適当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并建议曹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请胡担任导师，胡適谦虚地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胡適曾在日记中谈及自身：“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
有人推举胡適领导某政治运动，他忙谦逊地回答：“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
有一年，胡適、马君武、丁文江、罗隆基到桂林旅游，所到之处，动辄被人包围。胡適说：“他们是来看猴子！”
胡適的治学以“整理国故”为主，他曾说，离开古籍，“胡適之就‘缴械’了”。
抗战胜利后，胡適曾特别澄清自己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没有关系：“五四运动不是我提出来的。‘五四’是星期日，陈独秀在北京写了一天文章。我在上海欢迎杜威，5月5日才惊讶各报没有北京专电。……以上并非谦虚，因怕将来有人写错了，变成了假历史。”
一次在美国哈佛大学，有人对胡適说：“在先生这一辈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聪明、天赋最高的吧？”胡適答道：“不然，赵元任先生就比我聪明。”
美国《展望》杂志将胡適推举为一百位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之一，理由是胡適“发明简体语文”。胡適对此不能接受，笑问唐德刚道：“世界上哪有什么人能‘发明’一种文字呢？”唐答：“仓颉。”胡大笑。唐问：“既然他们对你的贡献并不太清楚，为什么偏把你选进去呢？”胡答：“他们知道我的名字。”
晚年，胡適严肃地对何炳棣说：“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胡颂平回忆，一次，胡適戏喊胡颂平“秘书先生”，胡颂平觉得这个称呼突兀，于是赶紧说：“先生，一般人都这样说，真正够得上可以当先生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可惜这两个人都已过世了。”胡適问道：“他们指的是那两位？”胡颂平说：“一位是丁在君，还有一位是傅孟真。”胡適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都可以当我的老师。”
【温煦】
胡適15岁时，一个同学偷了他的书，他在日记里记下此事，认为“以学生之资格而作此等下流之事，可哀可笑”，转念想到该同学年仅11岁，他又觉得：“知识未定，似尚在可原之例。”并在日记中隐去该同学的名字。
何炳棣回忆：“某日上午9时左右，我刚要进城，厨子向胡先生递上一张名片。胡先生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我走出门时正听见胡先生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带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在美国留学时，胡適与亦在美留学的植物学家胡先骕因文结缘，胡先骕尊称胡適为“宗兄”。后胡適提倡白话文，胡先骕连续发表文章，反对白话文，批评胡適的《尝试集》，但胡適并不气恼，反而在1922年《尝试集》出第四次增订版时，将胡先骕的评论放入再版的序言中。不仅如此，胡適还邀请胡先骕为《独立评论》写文章，并称自己和胡先骕是“两个反对的朋友”，而胡先骕也曾对吴宓说：“胡適对我颇好。”
胡適对于妓女并不歧视鄙夷，反而对她们颇为尊重和同情。他听说好友高一涵娶了个妓女做老婆，马上写信给妻子江冬秀，叫她不要歧视人家。他请江冬秀千万不要看不起高一涵的妻子，劝江善待此女，并说：“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她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她，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她。”另外他致书高一涵，劝他新娶之后，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高一涵感激涕零，回信道：“谁知你竟能超脱一切俗见，竟于宽恕之外，来勉励我前进，真使我感愧无地！”
胡適在文学史课上，颇为遗憾地说：“《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我至今仍不知道，如果哪位同学知道，盼能相告。”学生张政烺未去听课，他从同学李光璧那里听说此事后，给胡適写了一封信，信中考证，《封神演义》的作者为明朝道士陆西星。胡適看后，大为赞叹，在征得张政烺的同意后，将二人的通信发表在了《独立评论》上。事后胡適曾对人慨叹：“北大真不愧为北大啊！”
1921年，梁启超请胡適为其新书《墨经校释》作序，胡认真拜读后，写了一篇3000字的序言，对梁文充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书中的一些问题。梁看后认为胡的观点有误，于是挥毫写下一篇针对胡適文章的序言，而将胡文放在了书后，成为唯一放在书后的序言。胡適不以为忤，依旧对梁尊敬有加，说梁“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1922年秋，梁启超进行系列讲演，主题是批评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会议由梁漱溟主持，梁漱溟开始颇有顾虑，怕胡有意见，胡却并不介意，也去参会，一同坐在主席台上。会上，梁启超先一一指出书中什么地方不对，措词犀利，极不客气。胡適只是微笑，轮到他发言时，他态度平和地批驳梁启超何处说得正确，何处梁讲得不对。最后，梁漱溟总结发言，指出梁启超、胡適讲话中各自的正确和错误，这场辩论就此落幕。当时听讲的陈雪屏50多年后回忆此次讲演，如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
20年代初，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曾写文章“挑衅”胡適，胡还击，引发一场笔墨官司。事后，胡適主动偃旗息鼓，向二人“求和”，并去亚东书店看望郭、郁等人。郭沫若回忆说：“我看他真有点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官司就像是从来没有的一样！”
林纾（字琴南）反对白话文，曾写小说讽刺胡適、蔡元培等人。1924年，林纾去世，胡適于报端发表纪念文章说：“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老友梅光迪反对胡適的白话文，甚至在《学衡》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不指名地骂胡適“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胡并不介怀，梅在南开大学任教时，生活困难，胡適慷慨解囊。后梅到美国任教，胡適在美时，常聚会聊天，一如当年在美留学时。
胡適常与单不庵意见相左，但却敬重其人品；他与李大钊之间有过一场著名的辩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并不影响二人交谊。1930年，胡適在《胡適文存》第三集的扉页上题到：“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北大学生因校方派遣代表去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罢课以示抗议，于是校长蒋梦麟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劝学生复课。胡適继蒋之后发言。当时的学生朱海涛记载：“当时他（胡適）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地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朱海涛感慨地说：“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
杨杏佛是胡適的学生，一次大会上，杨大骂胡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杨来胡適家道歉。胡適只是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伧了，我想把它改写过。”蔡问：“怎么改法？”胡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杨羞得面红耳赤。
1930年4月，胡適致杨杏佛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后他又对王志维说：“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的一次研究报告会上，研究生韩某提交了一篇有关隋唐时期佛学的研究报告。研究所主任胡適首先对该文进行评点。胡的发言较长，正当他滔滔不绝之际，韩某突然打断他的话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并不生气，只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纷纷表示，当然要讲完，胡这才接着讲了下去。
1934年1月，申寿生在《独立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驳斥了胡適的观点，大有向胡挑战之意。而签发这篇文章的编辑，正是胡適本人。胡適不仅不介意申的观点，还称他为“可爱的纯洁的青年”。1935年，申寿生发表文章，对胡適关于学生运动的观点直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