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明论】
浙江的一位老举人告诉蒋梦麟，蔡元培参加乡试时，写过一篇怪文，文章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结果这场乡试中，蔡得中举人。
蔡元培在上海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时，曾对欧洲社会主义废财产婚姻的学说深信不疑。当时有某人亦称信仰社会主义，但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而攫取他人财产挥霍，并振振有词说这是公物；此人还常调戏良家妇女。蔡听闻此事后，感慨道：“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
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蔡元培断言：“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
一战后，蔡元培发现欧洲思想界开始对自身文化的弱点进行反省，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东方文化，以寻求帮助。他说：“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他让北大国学研究所“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们固有文明输出”。“鄙人对于中国之将来，全抱乐观”。“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
1923年，蔡元培在欧洲时谈到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
蔡元培告诫留学生：“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逸闻】
幼时，一次蔡元培和堂弟随用人下楼，楼梯很高，蔡自己下不来，仆人让他坐在楼梯上，先将堂弟抱下去，竟忘了上来抱他了。结果蔡便在楼梯上坐了几个小时没有挪窝，既不哭闹，也不叫人来抱。
蔡元培事母至孝，他17岁时，母亲病重，他听说祖母病重时，七叔父曾割下臂上的肉和药，祖母服药而愈，于是效仿叔父，割臂和药为母亲治病。因为母亲的药是他煎的，所以家人并不知道。直到长兄发现他左右手用力不均，才得知此事。但母亲还是于一年后不幸去世。母亲去世后，他坚守寝苫枕块之制，为家人劝阻后，他又于深夜挟枕赴棺侧而眠，兄弟知道后，便设床于停棺之堂，兄弟共宿。丧期满后，兄长为他定亲，虽丧服已除，但母亲还未下葬，他痛哭拒绝。
蔡元培事叔父甚恭，叔父嗜鸦片，某夜，叔父在烟塌上抽着烟便睡着了，蔡在一旁不敢离去。叔父醒来发现他还侍立在旁，才催促他出去。
蔡元培写文章喜欢用古字，多用周秦典故，文章古奥，被吴稚晖称为“怪八股”。蔡参加浙江乡试时，主考官李文田极为赏识蔡的文章，蔡得中举人。第二年，蔡入京参加会试，回去后将所作之文呈老师阅览。李文田看罢直叹蔡糊涂，因为他早提醒过蔡其文章不适宜于科举，无人赏识，没有希望。蔡见老师说他没有希望，认定必名落孙山，便离京南下，不料此科他却高中。因他已离京，未能参加殿试，直到下一科才参加，中了进士，点了翰林。
但蔡元培自己说，因为当时殿试以字为标准取名次，他自认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所以便等下科再补应殿试。
马叙伦记载，蔡元培入翰林，主考官拿到他的试卷，大赞其文章，但对其书法却不敢恭维，称之为“牛鬼蛇神”。而蔡则说，1882年他补应殿试时，据说其文章深受汪柳门（鸣銮）赏识。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蔡便被取为二甲进士，而当时清廷规定，补应殿试者，例不得入一甲。
在欧洲留学时，蔡元培曾与在法国的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华侨居住区开了一家豆腐店，并请来一位华人伙计帮忙做豆腐。店开张后，生意十分红火。法国当局为此还专门将豆腐拿去化验。经过化验发现豆制品营养丰富，对人体有益，于是连法国人也来光顾。但据蔡元培自述，该豆腐公司为李石曾所办，销路并不好，到“一战”期间，以豆腐干、豆制饼干充军粮，销量才增加，但终不能维持，最后停办。
包天笑记载，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三人到北京，请袁世凯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三人到京后便去见袁世凯。袁不愿离京，便暗中策动士兵骚乱，流弹从窗户飞进设在法政学校的招待所内，打中了墙上挂的画。三人怕士兵冲进来，便决定跳墙避走。墙外恰好是冯耿光的家，冯不在家，冯母得知是南京来的专使后，命下人好生招待，天亮后将他们送回宾馆。之后，袁将天津、保定兵变的电报示于三人，兵变的口号为：“袁宫保自己要到南京去做总统去，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是各人抢一点，回老家去！”三人无奈，只得打道回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困难重重。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后，到南京见孙中山，他问孙：“教育部何处办公？”孙答：“须总长自己寻觅。”而此时有限的几处旧官署早为其他部门占用，蔡只好走街串巷自寻办公场所。后幸得马相伯相助，借给蔡几间空屋，他才有了办公的地方，开始招贤纳士。最初，教育部人手不够，蔡须事事亲力亲为，连去总统府取印章，也是他自己挟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白布，乘人力车去总统府领回了大印。
姜泣群在《朝野新谭》中回忆蔡元培：“然先生之处世，长于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故谋事往往多失败。又尝告余曰：‘吾人适于治学，不适于办事。我不负人，人或负我，所以灰心，然而竟不能灰，奈何？’”
1919年10月，辞职的蔡元培重回北大，当时北大师生自发捐款几百元，购买了几万个馒头，在上面用红戳子盖上“劳工神圣”等字样，由北大学生在蔡回校之日分发给北京市民。
张申府回忆，蔡元培的讲演，“高低抑扬，清楚有条理，凡曾听过的人都感到可佩”。一次在李大钊组织的讲演会中，蔡与陈独秀、章士钊、张继、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同台讲演，但“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
但陈源却认为“蔡先生不能说是以为雄辩家”。陈曾在上海张园听蔡讲演，他“声音不高，而且是绍兴口音的官话，内容是质朴的说理，不打动听众的情感，所以他在台上说话，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的交谈，甚至表示不耐烦。所以演讲辞更不能听到。蔡先生的演说也就很快的完毕了。十年以后听众对蔡先生的态度不同了，演辞不至于听不见，然而他演说态度、声音与内容似乎与我第一个印象没有多大的出入”。
1924年，蔡元培在法国里昂宴请法国中法大学董事长欧乐，欧乐见餐桌上放着筷子和汤勺，说道：“你们不用刀叉，未免不方便吧。”蔡答：“早在3000年前，我们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皆是可以杀人的凶器，吃饭时用它太不文雅。所以从商周时期就改用‘匕’（就是刀）和‘箸’（就是筷子），以‘匕’割肉，用‘箸’夹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用筷子了。”欧乐说：“真是的，难怪你们中国人这样爱好和平。”
陈西滢回忆，蔡元培在伦敦时，应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怀拉斯之请到其家中做客，陈与徐志摩陪同。开始，陈、徐二人担任他们的翻译。当徐志摩说起蔡曾在法国寓居，能说法语时，怀拉斯夫人与女儿高兴地用法语对蔡聊了起来，蔡登时不能对答。陈西滢为了解围，只好说蔡在法国足不出户，求学是在德国，德文比较好。怀夫人、小姐听罢，因不能说德语，只好打住。怀拉斯一听便乐了，说自己到过德国，能说几句德语，于是他与蔡用二人都不十分熟悉的德语交谈了几句，最后还是无奈地对陈、徐二人说：“还是请你们来翻译吧。”
陈西滢与徐志摩陪同蔡元培参观油画院，看到了约翰逊博士的油画像，徐、陈二人便说其谈吐、骨气、生活状态很像吴稚晖。于是参观完毕后，蔡元培买了几张油画，并对二人笑着说道：“英国吴先生的画像也不可不买一张！”
此次蔡元培到欧洲考察，陈西滢才与蔡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蔡、陈相处时，总有第三人在场。一日晚间在旅馆，大家都出去了，只剩下他们二人，蔡便陪着他恭恭敬敬地坐着。陈谈起了几个话题，但蔡一言半语便回答了，二人无话可说，只能相对呆坐。当时陈与蔡并不很熟悉，觉得很是害羞，心中着急，更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二人枯坐半个多小时，陈只觉得如几个钟头那样漫长。幸好有人回来，才解了围。
林语堂回忆，伦敦举行伯林敦中国名画展览，派代表来上海监选故宫博物院名画，代表之一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蔡元培也参与其事。一行人浏览时，伯氏滔滔不绝地对名画进行评价，这张宋画，看绢色不错，那张徽宗的鹅，无疑是真迹，墨色如何，印章如何等等。蔡不做评论，只是客气地说“是的，是的”。后来伯希和忽然打住了，若有所觉。林语堂讽刺道：“这是中国人涵养反映外国人卖弄的一幅绝妙图画。”
年轻时，蔡元培亦有豪放的一面。1897年，蔡元培因痛感清政府无能，常与同僚友人同饮，经常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大骂同座。
蔡元培嗜酒，他说：“我父亲善饮，我母亲亦能饮，我自幼不知有酒戒。”他就餐时，常只喝酒不吃饭。程沧波回忆，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时，他们一起就餐，蔡不吃饭，吃菜极少，但桌上必定一暖壶酒，大约四两，一人自斟自酌。喝完酒，接着吃几块面包了事。
陈西滢回忆，他与蔡元培同乘火车从南京北上，朱家骅特地送了几瓶南京老万全的香雪酒，让蔡在火车上饮用，结果途中蔡将酒全部喝完。
蔡元培每日早晚两餐必先喝酒。1935年大病前，他每餐必饮绍兴老酒一斤。病后医嘱禁酒，才减至四两，后逐渐又增加到半斤。居香港时，因夫人嘱咐，照顾其生活的王云五每日只让他喝一大玻璃杯绍酒。夫人周峻到港后，每日只让其饮半杯。后因无处购买绍兴酒，改为每餐喝白兰地一小杯。
蔡元培子女甚多，一年他为小儿子做“汤饼会”，座中有位从海外刚归来的北大校友笑着说：“我出国的时候，曾经叨扰先生的喜酒，今天回来，又逢先生做汤饼会，可算口福不小。只是不明白，先生年事很高，却时有弄璋之喜，不知是何道理？”蔡满面春风，笑答：“这没有什么，无非是研究得法罢了。”登时哄堂大笑。
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设宴款待同学，并邀请蔡元培参加，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萧劳记载，罗家伦曾给校长蔡元培写信，央蔡将女儿许配给自己。蔡复信一封，大意为：“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此事在北大传为笑谈。
1927年，蔡元培、马叙伦代表浙江人民欢迎北伐军何应钦部早日进浙。何设宴招待，并向二人介绍俄国顾问蔡列班诺夫。蔡元培见顾问的名片上写着中文名字“蔡列班诺夫”，便笑道：“原来是本家。”
蔡元培一生与广东人结缘，他一生的生死荣辱均与广东人有关。蔡十七岁中秀才，当时的学台潘衍桐为广东人；二十三岁中举时的主考官李文田为广东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亦于时年中举，二人为同年；蔡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广东人孙中山闹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教育总长，时内阁总理为广东中山人唐绍仪；后因不满袁世凯，蔡又追随唐绍仪辞去教育总长一职；蔡病逝后，停灵于东华义庄，而距唐绍仪的殡房仅一间之隔；蔡病逝前，知交广东人王云五随侍在侧，去世后，幸得王置办棺木衣衾；蔡的治丧委员会中，代表国民党将民国国旗覆于棺木之上的吴铁城、俞鸿钧，代表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在追悼会致祭的许崇智、陈策，代表北大致祭的叶恭绰，均为广东人。
【婚姻】
《现代名人外史》记录，蔡元培青年未第时，曾从上虞宿儒王佐研习经学。王有妹，名惠如，知书能文，兼工吟咏，读蔡文心生爱慕，遂在其母前揄扬其才，意欲作茑萝之附。然其母嫌蔡家清寒，且蔡貌寝身癯，谓非寿者相，仅漫应之，而不为谋缔姻。后蔡连捷成进士，报至王宅，惠如不禁欣跃曰：“固知若人非池中物，今何如耶？”王母乃嘱咐王佐请人为其妹执柯，讵料蔡此时已订婚，王母闻言，始大懊丧。惠如郁郁寡欢，经岁竟殁。
蔡元培一生有三次婚姻，第一位夫人王昭为旧式女性，由蔡的同窗、王昭的姐夫为二人介绍，婚前二人未曾谋面。1889年，21岁的蔡元培与比其长一岁的王昭完婚。王有洁癖，生活节俭，性格淡泊；蔡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故婚后二人时有口角，且蔡一直在外求取功名，二人聚少离多，感情并不和睦。
经过近十年的磨合，蔡元培夫妇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1900年，蔡元培受西方思潮影响，开始提倡男女平等，他撰写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王昭的关系，修复感情裂痕。至此蔡氏夫妇的婚姻渐入佳境，蔡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王昭称呼蔡元培为“老爷”，自称“奴家”。蔡对这种旧式称呼极不习惯，对她说：“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哇！”王总是温顺地回答：“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毅然弃职携眷返回绍兴，走“教育救国”之路。回到家乡的王昭患上肝病，半年来常低烧不退，每日午后嗜睡，口常干渴，饮水后却又马上呕吐。然而，蔡元培却忙于办学，不能常伴王昭左右。
蔡元培到嘉兴议事，突然接到王昭病重的消息，顾不上吃午饭，便赶回家中请医问药。药煎好，王昭却仅能喝下两三口，多喝便开始呕吐，仍旧整日嗜睡。1900年6月5日，蔡元培的三弟去请医生，蔡则在房间门外不时看看王昭是否醒来。傍晚时分，医生尚未请来，用人进房间问王昭是否喝水，呼之不应，伸手探其鼻息已无，惊呼“不好！”蔡赶至床前抚脉，脉微动。等医生赶到时，王昭脉已平息，年仅35岁。
王昭去世后，悲痛万分的蔡元培写下饱含深情的祭文，称颂王昭有“超俗之识与劲直之气”，并万分自责地说：“早知君病入膏肓，当屏绝万缘，常相厮守，已矣，如宾十年，竟忘情乃尔耶？”
王昭生前曾问：“人死后之幽灵当居何处？”蔡元培在挽联中写道：“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
王昭去世时，蔡元培刚满34岁。夫人去世后，上门提亲的媒人络绎不绝。蔡不堪其扰，在书房壁上张贴征婚启事一则，提出择偶的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妻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退避三舍。
蔡元培的女婿林文铮记载，当时绍兴城内一位科第辈分高于蔡元培的专讲程朱理学的老先生认为蔡的择偶条件是“叛道离经”、“淆乱纲常”，特地乘坐大轿子上门与蔡辩论，最后见蔡“执迷不悟”，叹道：“孺子不可教也！”拂袖而去。
蔡元培在一位喜欢收藏画的友人叶祖芗家中赏画，他对其中一幅工笔画极为赞赏，此画作者为江西名士黄尔轩之女黄世振，又名仲玉。叶向蔡介绍，黄仲玉未缠足，工于书画，孝敬父母，曾刲臂疗父疾，爱护幼弟，蔡听罢对其颇为心仪，便请叶为他做媒。
1902年元旦，蔡、黄在杭州完婚。蔡之子无忌，时六七岁，特为制清制一品衣冠，堂前设孔子神位代替三星画轴，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友人陈介石引经证史，说明男女平等的理论，宋平子则笑说：“倘若黄夫人的学行高出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师礼待黄夫人；反之，若黄夫人的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何从平等呢？”最后蔡总结道：“就学行言，固然有先睛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的。”大家鼓掌赞同，尽兴而散。
蔡元培在婚姻中也贯彻男女平等，他写信给黄仲玉，总写上黄的姓氏，而不写蔡夫人或在夫人的姓名前加上蔡字。
婚后，黄仲玉积极支持蔡元培的事业，她支持蔡开办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当时女学只有一位专任教员，其余课程都由蔡元培与黄仲玉教授。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到欧洲游学，夫人黄仲玉亦伴随左右。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一职，常受军阀威胁，黄仲玉亦在背后默默支持丈夫，操持家务，教育子女，为蔡分忧。
1920年9月，蔡元培准备赴欧美考察教育。当时黄仲玉病重，腹部经常胀痛，时好时坏。赴欧美考察需时半年以上，因担心黄仲玉的身体，蔡对欧洲之行颇为犹豫。深明大义的黄仲玉却坚持让丈夫按期出发，她一面请医生诊治，一面为丈夫打点行装，促其按期成行。
11月，蔡元培乘船赴法，心中对夫人很是放心不下。登船的第五日，蔡元培致电蒋梦麟询问黄仲玉的病情，蒋复电告知小愈。蔡认为是蒋宽慰自己，心中担心不已。抵达法国后，蔡致电李石曾，询问黄仲玉的情况，久不得复。次年1月9日，蔡元培接到蒋梦麟的电报，得知黄仲玉已于1月2日病逝，时年45岁。
蔡元培悲痛万分，作《祭亡妻黄仲玉》一文，称颂黄仲玉“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鹜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