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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每次发过脾气以后，往往会迁怒于别人，秘书那廉君时常提醒他，但依旧无济于事。事后，傅沮丧地对那廉君摇头道：“叫我不二过可以，叫我不迁怒，我实在做不到！”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因其出任孙传芳的淞沪公署总办，便当着胡適（丁为胡好友）的面大骂道：“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適介绍而两人认识后，二人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因煤气中毒病危时，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一次，傅斯年又议论某人，胡適以为傅之言颇欠公允，说道：“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不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就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傅埋怨胡適拆台，胡笑道：“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傅斯年的姑丈李云林知识渊博，但他与傅斯年治学方法差异极大，故二人一见面就争吵，常吵得面红耳赤，声色俱厉。1932年，李、傅二人同坐一列火车到青岛，由尧典舜典争论至禹贡，又至安阳发掘问题，二人竟至攘臂怒目，气壮声宏，同车乘客频频侧目。幸友人在旁劝说，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1938年，在某次国民政府的参议会上，傅斯年与参议员、孔子后人孔庚就某中医问题的议案展开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便当众大骂傅斯年。傅气急，怒道：“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门口，但他看到已古稀之年的孔庚瘦弱的身体时，立马垂下双手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20世纪40年代，傅斯年到段锡朋办公室，见段桌上有本书，便想借来一阅，但段正读到精彩处，不想借，傅伸手便夺过来。二人经过一番激战，傅终于得手，帽子歪着，满头大汗，便跑到院中，正好碰到在院子里散步的何兹全，他神情得意地对何兹全说：“我和书贻（段锡朋）抢书来，他抢不过我。”
傅斯年曾对何兹全说：“我就是不怕死。在北大读书时，在红楼门口几十个人打我一个，把我压在底下，还是传达室的工友把我拉出，我也不怕。”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蒋介石曾专门设宴招待傅斯年，为孔说情。蒋说：“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答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出乎众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抗战胜利后，“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迁回南京，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众人。席间，傅追忆“史语所”八年的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均受其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说：“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
傅斯年健谈，有他的地方，总是谈笑风生。有时说得太多，蒋梦麟便不客气地说：“孟真你说得太多了，请你停止吧！”傅亦不生气，一边笑一边停止了说话。
有人打电话到傅家找傅斯年，儿子傅仁轨接的电话，傅仁轨告诉父亲某人找他，傅斯年厌恶此人，便摆手让儿子说自己不在家。挂上电话后，傅仁轨问道：“爸爸不是不叫我扯谎吗，为什么今天自己却扯起谎来？”傅斯年觉得儿子说得有理，忙对儿子承认错误。从此再有电话来，他都亲自接听。
去美国养病期间，傅斯年曾去哈佛大学听洪业讲《春秋》，听讲过程中，他认为洪业所讲有误，便径直站起，激烈批评。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时国民党政府刚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国的保护，因此将麦氏视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傅斯年亦随行。第二天，报纸刊登了迎接时的照片：在机场贵宾室，除了蒋介石、麦克阿瑟就座外，傅斯年也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五院院长及政要则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当时报纸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傅斯年到台湾后，一次，蒋介石找他谈话，他说得兴起，口无遮拦道：“我这人最好斗，谁要想跟我斗，我一定要回敬。”蒋知其性情，并未在意。
傅斯年常和学生打成一片。一次，傅到台大生物实验室，看见一名学生正在看草履虫，他便对学生们说：“我在伦敦的时候也看过的。”这时有名学生开玩笑说：“你吹牛。”傅不以为意，哈哈大笑而去。傅还常到校内合作社买面包解馋，被学生看见往往便会敲他竹杠。
在家中，傅斯年一有闲暇，多半是看书或写文章。有时用怪腔哼吟诗词，声震全室，俞大綵常常以学他为乐。有时吃饭，傅斯年会独自微笑，用手在桌上写字，家中人看见了也不以为奇。高兴了，傅斯年会把侄儿傅乐成喊去问些问题，如答不出，先责备一番，如“糊涂”之类之话，再继之以讲解。有天晚上，傅斯年又将傅乐成与那廉君叫去，首先问傅乐成：“你懂得相对论吗？”傅乐成胡乱答了几句，他连连摇头，大笑不止。又问那廉君，那说：“我从未想过这种问题。”于是他便对着二人大讲特讲起相对论来，讲了数十分钟，停下来问：“懂了没有？”二人听得一头雾水，但齐声说懂了，心中各自暗笑。而傅斯年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胡適在为傅斯年写的悼文中说：“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適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
【介直】
罗家伦回忆，傅斯年一进北大预科便崭露头角，当时预科的学生都坚持要免试升入北大本科，傅斯年和毛子水却坚持必须经过考试，他们说：“只要功课好，不怕人家考。”
傅斯年天性嫉恶如仇，他坦然地道：“我的名誉反正不佳，只求问心无愧而已。”
在用人上，傅斯年唯才是举，并不看此人的身份、地位、背景等。他曾说：“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
为了杜绝政要往“史语所”安插人员，傅斯年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说：“凡请人介绍来‘史语所’者，如不以专门名家而借重军政权要者，必首遭摒弃，不予审查，毫不假借！”
傅斯年痛恨占公家便宜之人，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进行告诫。
傅斯年厌恶罗振玉，每次提及罗，必在其名字前加“老贼”二字，称之为“老贼罗振玉”。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将伪北大的教员全部开除。有人前来说情，傅怒道：“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来人无话可说。对于老师周作人，傅斯年也丝毫不留情面，他不仅开除周，后来蒋梦麟为周作人出具证明，表示曾托周保管校产时，傅斯年坚决认为“北大并未托他下水后再照料北大产业”。
1946年，蒋介石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坚辞不就，称自己“实一愚憨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
搜集孔祥熙罪证时，傅斯年曾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说情的绝密件上勾画出要害处，并在“委座”（蒋介石）的名侧加批语道：“不成话。”
傅斯年对国民政府政要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他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1948年8月，傅斯年由美国治病回国，当时国民政府禁止私人藏黄金、美元，实行金元券管制。傅氏夫妇抵达上海时身上带有38美元，俞大綵觉得是区区小数，不必理会。但傅斯年说：“事无大小，我们都要奉公守法。”第二天便将这38美元换成了金元券。
傅斯年在台湾大学，坚决治理招生考试中的舞弊行为，他创制了考试印题“入围”制度，要求印题者在封闭的图书馆印题。时值溽暑，图书馆门窗紧闭，所有门窗缝都用纸糊上，当时没有空调，化学系的老教授林耀堂为防窒息，只好带着氧气瓶进去。
每逢台大招新时，说项之人蜂拥而至，傅斯年不厌其烦，多次在报端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讲来，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他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招生简章买来细细照办，一切全凭本领了，而其他是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曰：“有为子女入学说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干才】
1922年，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到欧洲考察，与在英国留学的傅斯年做了一次深谈。蒋梦麟到德国后，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劝蒋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是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蒋深叹傅的视事与处事能力。
30年代，傅斯年与老师胡適共同辅佐蒋梦麟治理北大，蒋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適之（胡適）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西南联合大学创办的建议来源于傅斯年。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组，此建议被国民政府采纳。三所大学先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随着战事深入迁至昆明，并改名“西南联合大学”。
初到台大时，傅斯年给教授们每人发了一封信：“不定在哪一天，我也许跟教务长，跟你们贵院的院长，贵系的系主任，到你的课室来旁听，请你不要见怪。”结果，他真的去旁听一些教师讲课，不合格的便解聘。傅斯年执掌台大的两年内，不续聘的教员达到70多位。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
到台湾后，殷海光在“中央日报”受到排挤，便找到傅斯年，表示想进入台大。傅考虑到他是金岳霖的得意弟子，时台大又缺逻辑教师，所以同意殷来台大任教，说明按规定只能从讲师做起，并要求殷以后不许参与任何实际政治，殷海光立即答应。此后殷海光果然只论政不参政，积极宣扬“五四”的精神，使得台大成为自由主义的堡垒。
殷海光评分极为严格，期末时大批学生逻辑课程不及格，家长到傅斯年处告状，傅斯年高声重复了殷的理由：“这是西南联大的标准！”
傅斯年重视国学教育。台大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亲自命题，其中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还规定，新生入学后，必须有两个学期国文学《孟子》全书与《史记》选本。
傅斯年常说：“我不能看着许多有为的青年因为困穷而被摒弃于校门之外。”傅斯年在台大设立奖学金，支助贫困学生，他生怕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最初台大只为大陆学生设立奖学金，后他见台湾省的许多学生家庭也很贫困，又专为台湾省学生设立奖学金。
1950年1月，有传闻称傅斯年行将辞职。面对传言，傅斯年在台大校刊上发表了公开信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义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傅斯年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傅斯年与国民党关系良好，所以能为台大争取到更多的经费，他常半开玩笑说：“胡適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適能干。”
傅斯年认为，大学应保持独立，坚决拒绝三民主义入校，坚持不让台大在校园内升国民党党旗。
中国第一位留英学生李祈曾到台大任教，但李因单身一人在台湾，总是闹着要走。为了留住李，傅斯年破例给她配备了住房。一次，李祈神色慌张地冲进傅斯年的办公室，说附近农民养的一只红脸番鸭咬破了她的袜子，鸭嘴接触到她腿上的皮肤，她怕染上“狂鸭症”。傅听后大笑说：“只闻有狂犬症，未闻有狂鸭症也。”但李坚持让傅买下鸭子，送到医院去化验。傅只好照办，证明鸭子没有疯后，李祈才安心。傅幽默地对李说：“（你有）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但只希望你以后多穿几双厚袜保护你的腿，因为我没有钱再买鸭子了。”
自任台大校长以后，无论寒暑，傅斯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12点。校长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熄灭，楼道锁门的工人为此总是抱怨，而傅的司机也只能在福利社吃晚餐。秘书那廉君说校长办公室“像是一个唱旧戏的戏台，‘出将入相’，连续不断；有文有武，热闹非常，所差的只是唱戏是唱完一本再来一本，校长室则是一本未完，早又来了一本以至多本……”
到台湾后，傅斯年唯一的一次娱乐，就是陪夫人俞大綵一起看了场电影，以后谈到娱乐便聊这部电影。他在给李书华的信中说：“几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写信则懒得要命！”他对李在法国专心做学问，连连说“真是幸福！不胜羡慕”。
有段时间，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他就捂住左眼写字。后来病情加剧，实在无法再写，他不得不请那廉君代理记录。为了工作方便，那廉君就住在傅宅，两人一直工作到深夜。他们合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傅斯年为台大大一学生国文课本写的一篇短序，全文用菜肴做的比喻，红烧肉、炸丸子等，乍一看还以为是餐馆的菜单。
陶希圣回忆，12月14日，也就是傅斯年去世前五日，他到傅家聊天，傅说他为一家报纸写了篇两万字的稿子贴补家用。他准备用这笔稿费托人从香港帮他买一套西服，但将稿费和家中存款加起来，只够买一件上衣，傅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傅斯年去世后，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綵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此时的傅斯年已命归黄泉，再不需要稿费去制作御寒的棉裤了。
傅斯年的学生何兹全，偕妻子赴台大访问，与陪同者一起拜谒傅斯年墓。几人漫步在傅园中，忽然不见了何的踪影。大家四处寻找才发现，他正泪流满面地跪在傅斯年墓前。何兹全在自传中回忆道：“我们去参拜傅先生墓。先在墓前行三鞠躬礼，然后绕至墓旁，我跪下默哀……想起傅先生生前对我的爱护，我哭了。这时正下着大雨，风雨凄凄。”
【铁腕】
傅斯年素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他对自己的先祖傅以渐不抗清复明，反而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对投靠日本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傅斯年发表声明道：“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他下飞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场合。傅不满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北平的伪教职员们私下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北大录用。伪北大教授容庚还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进行辩护，以示抗议。对此，傅斯年毫不妥协，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声明，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他说：“这个话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说的。”
傅斯年对伪北大的教员过于严苛，但对学生甚是宽容。在答记者问时，傅斯年说：“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1945年12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刊出傅斯年的声明后，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写了一篇《石板路》的散文，他文章结尾的日期处写道：“（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几年后，傅撰文炮轰宋子文，周称这是“狗咬狗的玩意儿”。
容庚见傅斯年毫无通融的余地，便随傅斯年从北平到重庆，继续与傅理论。1946年2月之后容庚与顾正容往见傅斯年，容庚回忆：“他以为我是代表伪北大教员来请他回去，说我们污辱北大，声色俱厉。我大声抗辩，激得他拍桌大骂。他的妻以为我们打架，下楼窥视。我正告他我是到广西大学教书，已经脱离北大，北大三千同学你如以为无足轻重，让他们投奔共产党去好了，你以为不对，应当到北京好好收拾。”“他被我说服而态度缓和了，他说明了一时不能到北京的原故。”但次日，《新民报》仍登载标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的新闻。
李济感佩傅斯年的办事能力：“他有高度的责任心。无论什么事，只要他答应办，他不但要把这事办得好，并且要把它办得顶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总是全力以赴。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置的初期，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每年都被他罗致去了。他的‘拔尖主义’（这是他铸造的一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