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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胡適到南方养病，在杭州重遇曹诚英。据曹诚英的亲戚、诗人汪静之说：“胡適来杭州的目的是为探视独居的‘小伴娘’。”
再见时，曹诚英已不是胡適印象中当年的小伴娘，汪静之曾这样形容曹：“她不算漂亮，但很迷人。先是令我着迷，后又使胡適着迷，她就是属于那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
胡適和曹诚英一起在杭州游玩了4天，临别时，胡適为曹作小诗《西湖》：“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舍不得匆匆就离别了。”20多天后，胡適在5月25日的日记上粘贴了曹诚英随信寄来的8张在西湖拍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曹诚英的单身像。
5月底，胡適再一次南下杭州，这次，他们在杭州南山的烟霞洞边开始了同居生活。两人过着“神仙生活”，“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我们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讲了一个莫泊三的故事”。胡適称，在烟霞洞与曹诚英一起生活的时光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1923年10月3日日记）。
是年的中秋节，徐志摩应胡適之邀到杭州游玩，徐一眼就看出胡、曹关系非同一般。他问胡適：“尚有匿而不宣者否？”胡適直言：“有。”徐鼓励胡適忠于爱情，他在日记中写道：“适之是转老回童了，可喜。”
1923年底，胡適离开杭州回到北京，他住到西山秘魔崖，并写下这样的诗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上的人影。”这段时间的胡適日记中，频现“烦闷”二字。
1925年，曹诚英怀孕，胡適终于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先是拿着剪刀要刺胡適，被人拦下后又进厨房拿出菜刀，威胁胡適说：“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不要了！”胡適最后只能作罢。此事最后以曹诚英堕胎告终。
胡適和曹诚英之后一直有书信来往，他们还曾在上海汪孟邹家中幽会。江冬秀对此只能忍受。
1939年，曹诚英与四川大学的曾某谈婚论嫁，江冬秀得知后，对曾某亲戚抖出了当年曹与丈夫的旧情，致使曾单独解除婚约。曹气得要上峨眉山当尼姑，其兄曹诚克力劝，甚至说“不结婚可以独身”之语，终于将其劝下山。此后，曹诚英未再嫁人。
1949年后，胡適去美国前，曾与曹诚英在上海见面，此后二人便天各一方，断了联系，但她仍深爱胡適。1965年6月，胡適家乡安徽绩溪上庄村的村口的杨林桥被山洪冲毁，曹诚英捐出自己的积蓄，重修杨林桥。
1973年，曹诚英病逝于故乡绩溪。临终前她留下遗言，一定要把她安葬在杨林桥边的那条小路旁，因为那是胡適回家的必经之路。她一直珍藏的一大包与胡適来往书信，交汪静之在她死后焚化，带去了天堂。
而1959年，68岁的胡適在为《中国语文——月刊》题字时，写下了三十多年前的旧句：“山风吹散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溘逝】
胡適生前便拟好遗嘱，曾对王志维说：“不要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我在中年的时候所耗去的精力比一般人多，所以我的写作比一般人发表得多。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的精力都透支啦。人终归要死的，像傅孟真先生那样一倒下去就完了，最痛快。像梅（贻琦）先生住在台大医院那么久，实在太苦。我很羡慕傅孟真先生那样的死。如果我将来病到像梅先生那种情形就自杀，你们千万不要救我。”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五次院士会议，七名院士当选。下午5点开始的酒会上，胡適很高兴地致辞，大谈十几年来在这个孤岛上，虽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对胡適所言，副院长李济很不以为然，他说，他并不乐观，虽经过50年提倡，科学思想还是在中国生根不成。
于是胡適接过话题，先谈科学未能生根，再谈民主怎样落地，但话到嘴边，却未畅所欲言。当时在场的研究员张朋园后来写道：“那时候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还不容许在公开的场合批评时政，民主话题还是禁忌，不得不以言论自由敷衍一下。”说到此时，胡適有点激动，打住了话头说：“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谢谢大家。”
这时已是6点半，客人开始回去，胡適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辞别，正要转身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地上。站在旁边的凌鸿勋、钱思亮赶紧伸手去扶，却已经来不及了。胡適就这样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终年72岁。
胡適逝世后，台湾政府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由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台湾当局也趁机做反共宣传，将胡適思想“盖棺定论”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哲学，而岛内的“倒胡派”言论也销声匿迹。
胡適曾留下遗嘱：死后火葬，骨灰由治丧的友人们处理；把留在北平的102箱书全部捐献给北大；家中的文稿和藏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个人如有遗产给祖望和思杜，如他们先自己而去，则给孙子们平分……然而清点胡適在台湾财物时，除了他的书籍、手稿、文件外，所有存款仅为135美元，令人唏嘘不已。
胡適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他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大校旗。蒋介石亲往吊唁，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適治丧委员会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八百余件，而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更是络绎不绝。3月1日公祭，参加人士多达3万余人，上至国民党最高统帅，下至家庭妇女，都前往致祭。
10月15日，胡適遗体入殓。这天是入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细雨霏霏，胡適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万余人陪着灵柩出殡。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无数市民前来送胡適最后一程。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一路鞭炮声不断。
这一天，台湾有三十万人一起送走了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散发着智慧光芒与温煦气息的学者。
胡適长眠于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山坡上。他的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亲书的“智德兼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大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墓志铭由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书写，其内容为：
“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誉说】
唐德刚说：“胡適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ic 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
1928年10月，英国著名翻译家韦利（Arthur Waley）在《北京导报》上发表文章道：“首先，他绝顶聪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同时，他天生异类，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欧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几分钟的交谈，就会心服口服。说他的聪明绝不只是教育和后天的产物，而只能说是天生的禀赋。”
叶公超回忆胡適：“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谆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前几年大陆上在‘清算胡適之’的时候，他收集了许多篇文章，拿出来给我看。他说想写一篇总答复。我劝他不必。我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梁实秋说：“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是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人、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遭遇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体体然，其如有容。’”
陶希圣说：“我对胡先生有一个看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场合，一举一动，恰好适应这个场合，无论是说话，或是谈话，总有不失自己立场而又适应这个场合的一番意义。胡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柳存仁在《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文中写道：“胡適之先生的谈吐是可爱的，听说已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
鲁迅却说，他对胡適的印象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当代学者耿云志评定：胡適既有中国儒家的忠恕之道，兼具西方文化的绅士修养。
殷海光断言：“胡適是个大乡愿。”但他又抱怨道，无论有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期待借批胡適暴得大名，“来自左方的势力，对于胡適思想，清算洗脑，必欲铲除尽净而后快。来自右方的势力，提起胡適思想就消化不良，想尽种种方法把胡適思想从人们的记忆里勾销”。
余英时说，作为被青年当作偶像崇拜的胡適思想以及所谓的胡適崇拜，并非由政治权威造成，而是象征向权威挑战的心理；因此，胡適成了唐德刚口中“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无论左右、两岸、激进、保守，都和胡適思想过不去。终其一生，面对来自政治的不信任、压力与封杀，到最后抑郁而终，正是这股革命力量所赋予的原罪。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適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胡適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演讲中颂扬西方的科技文明，批评东方文明。徐复观得悉后，立刻撰文大骂胡適“是一个作自读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几个月后，胡適去世，徐复观又做公允的评论：“胡先生二十多岁，已负天下大名。尔后四十多年，始终维持他的清望于不坠。今日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死于其位，也算死得其所。可以说，他是这一时代中最幸运的书生。但是从某一方面说，他依然是一个悲剧性的书生。”他特别赞誉，胡適“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刘文典在《怎样叫作中西学术之沟通》中称赞：“我的朋友胡適之，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 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曹聚仁盛赞胡適的小说考证：“从胡適所研究的成就来说，整理国故和小说考证真是划时代的。他将严格的考证方法应用到小说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样扩大了，也充实了我们的文学史。他考证了《红楼梦》，把曹雪芹的真面目从旧红学的迷雾中钻出来，他的功绩是不朽的。他是新红学开路的人……我们看胡氏的考证文字，其中创见甚多；但他的功夫在于小心求证，真能严格的做到‘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他在做《红楼梦》考证的过程中，他自己已经改正了无数错误，而且承认将来发见新证据时，再来纠正其他的错误。他经过了七年的时期，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代，方才得到证实，这样的精神与细密的方法，不愧是一代的考证学大师，可与其乡先辈戴东原先后辉映的。”
余光中评价胡適的新诗成就：“胡適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邵建说：“在我读胡的感觉中，胡適的文字与其说‘深刻’，毋宁更‘高明’。”
沈从文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胡適去世后，有人挽道：“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適之，教人白话做文章。”梁寒操挽胡適：“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通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桑兵评价胡適：“学术领袖不以学术成名，毕竟令人感到尴尬。”
弟子唐德刚在《胡適杂忆》书中评价胡適：“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唐德刚认为，胡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他说：“……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適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適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朱学勤比较鲁迅与胡適道：“我摆脱不了鲁迅的内心感受，却想追随胡適的目标……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適的选择比鲁迅正确……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实在去不掉鲁迅的黑暗，鲁迅的‘鬼气’。”他说，胡適是饭，鲁迅是药，意即胡適一天也离不了，鲁迅只有在有问题时才有用。
李慎之甚至断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適的世纪。”
从1958年起，《自由中国》社第一线的知识分子就对胡適很有意见。他们批评胡適行动力弱，不愿做“带头大哥”，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却不愿出来组党。很多人说胡適有懦弱的本质，在“雷震案”中就表露无遗了。
80年代初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两岸学者汇集一堂。大陆的领队胡绳与余英时谈起胡適，胡绳笑着说：“我们对胡適，政治上是反对他的，但学术上是尊敬他的。”余回应道：“我的看法跟你正好相反。我认为胡適在学问上早就被人超过了，但政治上还没有被人超过。”
罗素认为，胡適“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殷海光批判胡適，质疑他的学术成就，质疑他好名，质疑他想当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但殷氏又说，总结数十年来中国国运起伏隆替，“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適思想之时，正是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反之，“胡適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也就是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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