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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镇-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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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就不好照人家的抄。”材料组长指挥若定。谁负责去统计有关数字;谁负责剪刀、糨糊;谁负责誊写。他管总的——怎样剪贴,插哪些话把剪贴之间的不连贯变连贯。 

  材料组长干得很紧张,很艰苦。宣传组办公室的灯光连着亮了好几个通宵。 

  他们是在搓麻将。报告的初稿早就写好了。材料组长不肯送审。“送早了,百分之百是要返工的。让你返工是领导的责任。什么意见没有,领导也就不是领导了。” 

  不过,他们还是打了一个正经的夜班。 

  县委书记一直忙得不亦乐乎。到报告初稿送审的当天下午才有时间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看。看完了,他让县委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材料组的几位秀才,晚上仍到常委会议室集中,把报告再扣一扣,他亲自参加。 

  所谓“扣”,就是通过集体讨论方式,给报告润色。一人念,其他人听,某一句应删去几个字,某一段需加进几个字,边念边听边改,当场定下来。这是报告起草的最后一道工序。不论对初稿满意还是不满意,都必须进行的。 

  离作报告还剩一天时间了。报告定稿后,还要用一天时间打字、印刷、装订。因此必须打夜作。 

  这道工序进展很慢。报告跟这个长长的冬夜一样长。半夜以后,才刚刚扣完一半。多数人的脊往渐渐支撑不住身子,开始在沙发上歪下去。到后来,椭圆形会议桌边上只剩了三个人。 

  三个人中,最辛苦的是一个从县城中心小学抽来的老师。他是教语文的,念起文章来抑扬顿挫,很清楚。所以一开始就指定他一面念,一面照大家的意见在原稿上作改动。他一直正襟危坐,一副深知重任在肩的样子;另一个专心致志的是县委书记。他眯着眼睛,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身子靠紧椅背,不断地向后拗着椅腿。拗着拗着,忽然往前一扑,对正念着的小学老师喊一声:“行了。”然后说出修改意见,然后又重新眯起眼睛,拗起椅腿。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他是下了决心要为伊消得人推停的;只可怜苦了材料组长。这几天,他打牌的手气一直不好。抓了半天牌也定不了口。好不容易抓一手清爽些的牌,算一算又是个小和子。于是狠狠心,想等个自摸翻番,却又被别人抢和了。因此很觉晦气,却不能不陪着。他对县委书记的严谨很不以为然。这个报告是多少笔杆子智慧的结晶,犯得着这样扣么?但他只能腹诽。到后来,连腹诽的劲也没有了。眼睛皮子用手指掰也掰不开。头一下一下像鸡似的向下啄着,忽然一下啄在茶碗上,把满满一杯云雾茶撞翻了。 

  县委书记刚好在这时说了一句话:“这个地方要想法子转一下。”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把“转”说成了“短”。 

  “什么,还短了?”材料组长叫起来,一大半是为了掩饰自己打翻茶碗的窘态。 

  “转。”县委书记白了他一眼,加重语气强调了一下,但听起来依然是“短”。 

  报告已经扣到了最后一部分。初稿这一部分的导语大意是“要把冲天的雄心壮志同扎实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云云。县委书记嫌有些生硬,要求最好有一两句很精辟、很生动、很形象的话来过渡。 

  “大家都想想。”他环顾了一下那些被材料组长撞翻茶碗惊醒过来的人们,起身走出会议室。接着,会议室斜对面的卫生间里,响起液体在便池的瓷壁上溅落的响声。然后是一阵令人莫名其妙的静默。大家以为他走了,正想起身去看究竟,他却带着一股淡淡的阿莫尼亚味返回到会议室,脸上的神色很兴奋: 

  “我想到这么一句话,你们看好不好……‘学大寨要像蚯蚓一样埋头苦干,而不能像麻雀一样光会叽叽喳喳’。” 

  说话间,他的双手还留在裤裆那里,一直到把话说完,才扣上最后一粒扣子。 

  “好!好得很。”材料组长马上表态。底下跟着响起一片含混不清的喝彩。 

  “那就写上吧。”县委书记自己也极满意。定睛看着小学老师很振奋地挥笔。把这句话写完,小学老师已经开始念下一段了,哪个角落里又忽然响起一声迟到的喝彩: 

  “好,好,好得很。” 

  人们为之愕然。那人却竟自用力擦了一下嘴角。那上面有一缕极浓极调的带一点臭味的口水。 

  报告终于在天亮前扣完。县委书记让小学老师职扣出来的从头朗读了一遍。不觉东方之既白。 

  “都回去好好睡睡,我放你们一天假。”县委书记精神抖擞。搞一个高水平报告的目的达到了,他很是轻松。“不错,这个报告。”他把一大摞稿纸扬起来晃了晃,“感谢大家。” 

  “谢我们作什么,亏了你扣啊。”材料组长有些谄媚地说。 

  “怎么好这样说呢,你这鬼家伙。”县委书记显然是开心的。“你还是辛苦一下,回头,报告打(打字)出来,马上给印刷厂送去。要赶在大会结束前铅印出来。你们原定印多少份啊?” 

  “三百。”全县二百来个生产队,加上县直属各单位,存档,以及抄报地委、专署有关部门,三百份这个数字是打得很宽的。 

  县委书记凝视屋角眨了眨眼睛,咳了一声: 

  “印二千三,要一直发到生产队。另外,要抄报给省委、省革委。” 



第二 会中



1.学习讨论


  县城顿时小了一半。全县四级干部熙熙攘攘塞满了窄窄的镇街。 

  把洗晒得有些发白的中山装随便地披着的,是公社干部。他们很坦然,不怕这种朴素会使人认不出他们是国家干部;相比之下,大队干部讲究多了。他们大多穿化纤面料的制服,胸前的口袋上,带帽的笔也往往插到两支以上。一旦进城,他们心里总有些羞涩,有些担心别人不晓得他们在乡间是脱产的;生产队长最多,多了也就不值钱。他们自己也不当回事。年轻的一身旧军服皱皱巴巴,胸前的扣子五个掉了三个,毫无顾忌地大声说话。年老的穿着硬板似的、打了补丁的旧棉袄,手老是对插在袖口里,老成持重地弯着腰,不时咳几声。 

  他们坐船、坐火车、坐卡车和拖拉机,从全县四面八方聚拢到县城里来。全县学不学得成大寨,就看这次会开得怎样了。因此大会纪津要求很严,日程安排也很紧:一个星期里七个夜晚只有两个晚上看戏或看电影,一个是报到的那天晚上,一个是散会前的那个晚上。其他夜晚都是学习讨论。 

  下马山公社是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单位。他们“一年一大步,面貌大改变”。去年下半年,他们大批判开路,刹住了劳动力外流的歪风。今年,这个人均只有二分一厘田的公社没有一个人外出搞副业,因而双季稻亩产一举从往年的五百斤提高到八百斤,实现了《纲要》。绝对的单位面积产量虽然在全县几个粮区公社中不算最高的,但增产幅度大,变化惊人。他们向来是后进单位,现在一跃成为尖子中的尖子,第一次被人这样看得起,全公社干部因此很自豪,开会开得很认真。每次大会,他们总是早早集合,早早进会场,开会中间,决不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吸烟划火都尽量小心,生怕弄出什么异样,影响会议秩序。似乎这个会是专为表彰他们才开的。散了会,他们也总是走作一堆,俨然的一个光荣集体。 

  大会简报他们是上得最多的。除了因为是全县第一面红旗外,他们的学习讨论也确是最有质量的。 

  下马山公社党委书记是小冯,就是原来的县革委宣传组组长。“三百例”写作取得成绩之后,他被派下去锻炼,显见是将有大任的。到基层工作几年后,讲话的韵白中又增加了许多群众语言: 

  “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学大寨,狠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根本。不能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我们全公社干群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要学蜡烛一条心,莫学灯笼千只眼。作为先进单位,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有成绩不说跑不了,有缺点不说不得了。要把鼓励当动力,不让荣誉成阻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不到长城非好汉,继续革命永向前。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钝镰刀割麦子——拉鸡巴倒。” 

  最后一句话有些突兀,但意思大家明白,即不像前面说的那样做,学大寨就会学不成。至于有些村俗,那是大家从小习惯的。他们感觉到的是书记的激情。 

  然后是大队干部发言。他们都努力模仿公社书记的风格。公社书记带头发言的时候,他们都很崇拜地看着他那一张一合的嘴,心里暗暗地把那张嘴当作了楷模。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吃大苦,出大力,流大汗,誓把下马山山河重安排……”大队干部们很踊跃。他们许多人事先在县城的新华书店发现了一本好书,叫《工农兵豪言壮语集》,便专门买了来,备发言之需。 

  只是有点难为了那些上了年纪又没有文化的生产队老队长。不过,既然有了一种风气,那他们说出一两句有水平的话来,也是不成问题的。 

  “解放前,那年腊月,雪是从来没有的大,风像杀人的刀……”说着,老泪横流。在场的妇女干部先是眼圈发红,继而就用呜咽和擤鼻涕的反响,淹没了发言。 

  县委书记和其他一些领导先后到下马山公社来听过几次讨论,每次都极感动。 

  也有跟下马山公社相反的例子。 

  红旗公社的代表住在县农资公司。公司给他们腾出了一间堆化肥、农药的仓库,不但没有地板,连水泥也没有铺。又潮湿,又难闻,简直是受洋罪。他们全体义愤填膺,却又有苦难言。哪个叫他们是全县倒数第一的公社呢!偏偏又取了个好名字,县委领导一说起来就是:红旗给你们糟蹋完了! 

  那么,现在,他们自己也就难免要受一点糟蹋。 

  不过,他们晓得爱惜自己。分公社学习讨论的时候,他们整整把大半个身子埋在被窝里,只露出肩膀以上的部分,极惬意地靠在墙根上,暖暖的,懒懒的,说着这次大会的花絮。 

  “喂,你们晓得么,韩英偷(偷人养汉)彭霸天呢。” 

  报到那天晚上,安排的文艺活动是县剧团演出《洪湖赤卫队》。两天后,他们就清楚了县剧团扮演韩英和彭霸天的两位演员曾经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一切细节。 

  “还了得,不成了阶级调和么?”有人从地铺上一下坐直身子,奋起批判。满仓库于是一片欢声笑语。潮湿和化肥农药的恶浊气味带来的诸般烦恼便暂时被置诸后脑壳。 

  县城见闻毕竟有限。讲完,就打扑克。在地铺上分作若干堆,用被子窝着脚,除了开大会,就日以继夜地苦战,打得昏天黑地,把一副达达响的新牌打得面目全非。 

  他们也有豪言壮语:坐着吃,睡着讲,没有吃,找县长(县长亲自负责大会的后勤工作)。 


2.伙食和俏姐儿


  四干会也是展览会。各个公社的脸面都在这里展览。生产上的先进或落后,那已是有了数字做依据的,无可争。但有时候,一个单位是不是真有脸面,并不见得就一定看你是不是大寨社、大寨队,产量过了“纲”,一人一头猪。 

  要比的方面很多。 

  例如打扮。那些从靠城市近的公社来的人,总是较为随便大方。妹伢们的头发在脑后像稻草似的一把挽住。男人的帽子不是扣在眉梢上就老是有些歪。即使有专门穿了新衣服来开会的,那衣服也做得可体,只增其色,不损其容。而从偏僻山里来的人,则就像来办集体婚礼的。男人一个个把脸刮得锃光。旧棉袄外面罩着一身簇新的青土布对襟褂子,布扣子一津扣上,最上面的在颈上勒出一道箍。女人一个个都绞了脸,眉毛细细,面皮光光。头发扎紧得连头皮扯起,在发髻的形状上用尽功夫。每只头最少用了半斤生发油,亮崭崭的不像头发,像是头盔。一望而知他们的审美观念,以及由这种观念体现的文化,尚极古老。 

  例如举止。平原、州地上的人走路总有些拖拖沓沓,满不在乎的样子。山里人走路则像出操,哪怕在水泥马路上,脚也提得老高,好像爬坡,好像生怕被什么绊住。 

  虽然这两种打扮举止都各有自己的理由,但相形之下,谁该自豪,谁该自卑,却是很分明的。毕竟以“土”为荣的人少。 

  而最能给脸面造成影响的,头一是伙食,第二是俏姐儿。 

  四干会的伙食由各公社自办。会议的伙食补助标准是统一的,伙食办得怎样,则要看各公社的经济实力。各公社在研究参加四干会的各项事宜时,伙食问题往往议得最具体。从超过标准的部分怎样摊派到举谁掌厨,都一定落到实处。民以食为天。有没有吃,吃得如何,是最关声誉的要紧事。四菜一汤的规定从来不能执行。大家互相瞟着,六菜一汤,八菜一汤,十菜两汤,两个主荤,三个主荤,四个主荤,日日递增,步步登高,你追我赶,形势十分喜人。在这场较量竞赛中,各公社都是全力以赴。 

  对比最鲜明的是同住在县委党校院子里的江上公社和长岭公社。 

  长岭公社办伙食有极大的有利条件。他们是全县最边远的一个山区公社。野味成为他们伙食的一大特色。可惜的是,再稀世的山珍一从长岭公社那位烹调大师手上出来,就都变成了一津的牛屎般的黑色。不晓得这位大师从哪里听说,城里人做的菜所以好吃,主要是得了酱油之功。这使得他把酱油当成了唯一的法宝。至于味道呢,有人形容说是锅里翻了盐船。 

  跟他们共一个厨房的江上公社就不同了。江上公社在一个州上,因为“以粮为纲”取消了渔业队。这样,可供力、伙食选择的原料也就很有限。除了猪肉,就是白菜豆腐。但他们靠近城市,公社选来掌厨的,是一个在城里的一家馆子做过好几年厨房下手的人,略通一点色香味。虽然算不得什么佳肴,到底有城里的风味。 

  总之,他们各有千秋。 

  然而,在差不多同样重要的另一点上,江上公社则占了绝对的优势。 

  江上公社的会议服务组尽是清一色的女知青。这些女知青一个个都好像是过了拣的,高矮、胖瘦都差不多,哪一个也不比县剧团的那个花枝招展的“韩英”差。县委党校在县城之郊。房屋破旧,树木疏落,平日是极荒凉的。自有了他们,这里陡然生辉。害得大会简报组几个后生总是一点不怕脚酸地往这里窜,闭着眼睛给江上公社多上了好几期他们学习文件如何如何热烈如火,表决心如何如何壮志凌云的简报。 

  而长岭公社服务组的那伙妹子,虽然也是用心拣了的,虽然在山里也是一枝花,但决不能跟江上公社那伙俏姐儿比。事情是明摆的,不服气不行。长岭公社很穷,县里总是照顾他们,不给他们分配插队知青。 

  而今,长岭公社的干部吃了秤砣铁了心:穷则思变,穷也要穷得有志气。一旦县里有知青指标,一定不再要他们照顾。再困难也要养批知青,主要是女知青。 


3.保长


  大会一开,材料组搞报告的那班人就算是基本解放了。大会中间,他们还要负责搞一个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好搞,还是三部分:一部分是谈谈大会的收获;二部分是归纳出几条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三部分是从加强领导的角度谈几点要求以及交待一些如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具体事项。这三方面,材料组长心里早就有了底。收获部分按照需要分摊给各公社秘书,让他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提供例子。不怕他们不卖力,谁不想在报告里亮亮相。第二部分实际是大会报告第一部分的重复,不过改改口气,换种说法就是。第三部分不写,作总结的领导自己也讲得出来,无非是不要仅仅让会议精神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上,一定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之类。 

  所以,他们可以尽情地攻打四方城。平日难得有这样多空闲凑到一起,更没有这样好的条件:白天有三餐上等伙食,半夜还有宵夜。他们打得很过瘾。有天半夜以后,一个热心人把桌子底下的火盆抽去,换进一大盆冷水,然后把好几只脚浸到里面,这几只脚的主人竟好长时间没有发觉。 

  唯一没有参战的是小学老师。小学老师吃了十几二十年粉笔灰,在县城里一向默默无闻,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受到这样的赏识,很有些受宠若惊。从到大会材料组来报到的第一天起,他就住到大会在旅社为工作人员安排的房间里,再也不回家一趟。尽管旅社离他们家只有一箭之地。分配给他的工作主要是昔抄各类材料(有时要念)。他是教书匠,对政事素怀崇敬。看待所谓“材料”,总有些神秘感,诚惶诚恐的,觉得参与了什么重大机密。他抄得极其小心。偶尔不慎错了一个字,决不涂抹。假使没有抄满稿纸的一半,则撕去重抄,如果过了一半,又怕时间来不及,便用刀片把错字的那一格划去,重写一个字平平补上。他整天不知疲倦地趴在桌子上,耐烦地,专注地爬着格子。晚上碰到停电,就一支接一支地点蜡烛。以致烛泪在桌面上堆成山峰,惹得来打扫房间的服务员连声抱怨,不知烛泪缘何流!材料组本身的人也不时地笑他。他并不恼,相反觉得是表扬,更加起劲地在格子上攀登。烛泪也便流不尽。 

  大报告抄完之后,小学老师接着抄的是各种典型经验总结材料。公社一级的、大队一级的、生产队一级的以及个人的先进事迹,加起来有一两百份。这些材料都要送印刷厂铅印。材料组长交待说:“大致看看,不清楚的地方,标标清就行了,不一定都要重抄的。都重抄,不要抄死人么!” 

  小学老师认定,不经他重抄一遍,是决不能送印刷厂的。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程序。取消这个程序,那抽他来干什么?他相信,抄材料是决抄不死人的。 

  可是,有些材料本身却使他没有法子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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