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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商帮的重要代表人物许荣茂前脚去了澳大利亚，而1986年只身前往菲律宾淘金的福建人黄如论，却带着在国外赚回的第一桶金，后脚回到家乡，投资房地产，并从此发迹。
1991年3月，黄如论在福州独资设立了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创业之初，公司全部人马八个人，但历经数年，很快发展成为福建最大的私营房地产企业，并开发了一系列经典之作——国泰大厦、金源花园、金晖新村和福州会展中心，以及南昌金源国际商贸中心和海联大厦。迄今为止，上述力作仍是所在地亮丽的风景线。然而，这一切，还只是黄如论牛刀小试。
1999年5月，黄如论审时度势，北上京城。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笔，投资8亿元开发18万平方米的全新蝶形结构的亚运村世纪嘉园，并于当年圣诞节前夕推出，首开京城准现房发售之先河。北京房地产业亦因此而步入准现房发售时代，并作为行业标准迅即推广至全国。
继而，黄如论又在北京西山脚下，再次砸下50亿元，建造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北京世纪城。黄如论亲自主持了全部规划设计，整个小区引入“人车分流”、“户户朝阳”、“动静分离”等全新设计理念，令京城百姓耳目一新。
2000年，世纪城一期开盘，创下北京销售套数、面积双第一（销售额13。3亿元）。2002年，世纪城以20亿元销售额再度夺冠，且封盘售罄，轰动一时。
此外，黄如论斥资38亿的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更是北京当时的地标性建筑，其建筑面积87万平方米，仅室内停车场便可停放1万辆汽车。
与此同时，金源旗下一个规模庞大的现代豪华饭店集团也呼之欲出——2001年，福州金源国际大饭店摘取五星桂冠。接着，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香山金源商旅酒店、重庆世纪金源时代大饭店、北京华侨大厦均以五星级水准笑傲业界。最初，对于涉足酒店业的决策，公司内外的担心、忧虑不绝于耳。然而，黄如论一锤定音：“别人能做到的，我一样能做到；别人能做好的，我一定能做得更好！”事实也恰是如此。
随后，黄如论又进军重庆、云南、上海、湖南、贵州、安徽、陕西等地，开发房地产项目。
黄如论成了中国房地产业和酒店业、商界最引人注目的明星之一，被媒体惊呼为“闽系房地产巨鳄”和“摩尔枭雄”。以往的低调为他增添了诸多神秘，而连续数年的大手笔和业内的重拳出击，让同业者无不刮目相看。
在房地产界，黄如论的爱心和慈善之举则更令人感动。在“2003年度中国慈善企业家排行榜”上，黄如论以此前一年高达2。1亿元捐赠额高居榜首。回国创业14年来，黄如论累计投资人民币300亿元，上缴国家税费50亿元，向社会无偿捐赠3。9亿元。黄如论成为继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之后，闽籍华侨捐资兴教最多之人。对此，黄如论很淡然：“取诸社会，用诸社会，金钱只是一个符号，再多的钱对我也是一个样。我一个月1。8万元的工资足够花了。”
以上这些数字，足以赢得人们对黄如论的尊重，但我们的关注重点却不局限于此。我们关注黄如论，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各类商品房2000万平方米的房地产商人，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捐赠慷慨大方的慈善家，更因为他那独有的集“儒、道、佛”为一体的创业理念、伴随企业发展的不平凡心路历程以及他那独到的为人处世哲学。
回顾1991年的中国房地产，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温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历史，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1985年9月，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日元币值每年平均上升5％以上，日元汇率上升近三倍；这个时期日本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资金，为了刺激经济的持续发展，日本采取了非常宽松的金融政策，大量游资热钱不断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日本六大城市的商业地价狂涨三倍多。日本的土地面积仅相当于美国的加州，是美国全国面积的约1/25，但1990年日本土地总值竟高达美国的四倍。需求旺盛投机盛行，日本房价也不可遏制地持续大幅飙升。
日本房地产泡沫来势凶猛，破灭得也同样凶猛而突然。这似乎验证了“以暴利始者必以暴利毙”的市场规律。从1991年第四季度开始，历时六年的房地产泡沫使日本从天堂步入地狱，日本股价和房地产价格同时出现暴跌。由于日本经济的高度开放和高度市场化，加之日元的大幅升值，如蝇逐臭的国际热钱如潮水般地涌入，使得日本房地产泡沫如印度洋的海啸一般势不可挡。日本国土交通省2005年3月23日发表的一组数据表明，十几年前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所造成的伤口，至今还在流血。
你可以想象，说到土地短缺，日本的土地比中国更稀缺，更加寸土寸金，却也能一连十几年狂跌不止。
与1991年相比，2005年的住宅地价已经下跌了46％，基本回到了地产泡沫产生前的1985年的水平；商业用地下跌了约70％，为197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东京部分地区的商业和办公用房及其地价，平均跌去75％，只有房地产业鼎盛时期的1/4，住宅及其用地的价格也只有1990年的40％。泡沫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导致日本经济十多年来一蹶不振，至今尚未恢复元气。
日本经济从此埋下了近20年还未能了结的祸根。尽管日本房地产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仅在13％左右，但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给企业和银行带来的损失，以及给消费者支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仍然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着内需不足的问题。这是拥有土地买卖绝对垄断权的地方政府，所愿意看到的吗？
房地产价格的暴跌重创了日本金融业。房地产价格的暴跌导致许多房地产商和建筑公司的投资血本无归，纷纷倒闭破产。仅2000年，日本包括房地产商在内的建筑行业，就有6000多家公司破产，占当年全部破产企业的33。6％。
从18年的痛苦中，日本房地产业得出了什么教训呢？泡沫的本质是价格大幅偏离内在价值。惨痛的教训使日本人认识到，在“土地永远会升值”的神话背景下的盲目市场攀比定价是误导了大多数国民的罪魁祸首，也使日本人深深理解了欧美广泛采纳的基于内在收益来判断物业价值的观念的重要性。这种价值判断观念在日本房地产教科书及专业书籍中被反复强调，成为其后日本房地产证券化兴起，带动日本房地产业复苏的基础。
日本房地产泡沫会不会移师中国？当时的中国人谁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甚至还不知道日本房地产泡沫是怎回事。当中国人开始热衷探讨这一话题的时候，那已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
1991年
● 1月29日，万科A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这是我国第一家上市的房地产企业。
● 3月，国务院先后批复了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改总体方案。
● 5月，《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出台实施，上海初步形成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框架，即“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配房买债券、买房给优惠、建立房委会”，其核心是建立公积金制度。上海市的这个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当时对全国房改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5月，深圳市不动产拍卖行承办了深圳市第一宗，也是中国首宗房产抵押公开拍卖。
● 6月，国务院发出《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合理调整现有公有住房资金，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成本租金。
● 10月，全国第二次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开，房改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12月，中国第一个业主管理委员会——深圳万科天景花园业主管理委员会成立。
1992活力中国疯狂地产
整个春天我都等待着他们来叫我我想他们会来叫我
整个春天我惴惴不安
谛听着屋外的动静
我听见风走动的声音
我听见花蕾打开的声音
——于坚《整个春天……》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伴随着这首《春天的故事》，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扬起了新的风帆。
有人把1992年誉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可谓恰如其分。在许多后来家喻户晓的企业巨人眼里，1992年的每一天都是春天，都是诗篇。世界的目光也再次聚焦中国，外商纷至沓来，投资高潮迭起。一度弥漫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不信任的迷雾逐渐散去中国人的想象力似乎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一位作家写道： 阿基米得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撑起来。我们要说，给中国一个支点，她一定能把地球上这片尚不丰腴的土地撑起来，推向繁荣和富裕。这个支点就是市场经济。
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在考察中国历史时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所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崩溃和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
在迈向21世纪的伟大进程中，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想，是这个伟大时代熠熠生辉的里程碑。
中国，走上了又一个新的起点。
进入1992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老人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从1月18日到2月21日，早在1989年就宣布“百分之百地退下来”了的邓小平，以一介平民、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一位“中国人民的儿子”的身份，离开京城五个星期，走了6000多公里，去了四个城市，上百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整个中国。
沉默寡言是邓小平一生的秉性。1984年，他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只看不说，很少发表议论。这一次，这位可爱的老人却一反常态，谈兴大发。与八年前相比，人苍老了许多，但他的思想却还是那样的年轻，充满着澎湃的激情。
1月19日上午9时，他一走出专列就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车子在市区穿行。南国春早。改革开放前沿的热土到处郁郁葱葱，春意盎然。宽阔的马路，成片的高楼，流光溢彩。
“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邓小平严厉批评了那些错误言论：“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们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都会被打倒。”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他是有备而来的。为了让整个中国摆脱姓“社”姓“资”的纠缠，解除那些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把精力真正地用在发展经济上，他一路走一路说。
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老人家精力充沛，继续前往珠海、上海，毫无倦意。他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既平和又锐利。“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警句和新思想、新观念，都是在这一路谈出来的。
“小平视察南方等于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看着船的方向摇摆不定时，他又一次跳上船头，把扭曲的方向摆正了。”谈及小平南方讲话的历史意义，当年接待邓小平的“大总管”、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这样比喻。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2号文件下发，并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南方讲话一出，声震天下。
有人说，小平南方讲话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给人以奋勇前行的信心和方向。
1992年，小平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文章写道：“‘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
在邓小平离世后，他的南方讲话，被理论界称为“政治遗产”。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即吹遍神州大地，驱散了思想的迷雾，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大批国人下海经商，兴起了新一轮经济热潮。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3月9日，国务院审议批准了海南省吸收外资开发洋浦经济开发区。信息一出，即触动了人们最敏感的神经。仅1992年第一季度，来自天南海北的参观考察团、经济组团就达400多批共3500多人次，国内外有眼光的企业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意在3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内及周边地区一展宏图。
3月10日，上海市宣布拿到了中央支持浦东开发开放的五类项目审批权和五个资金筹措权。
同月，国务院宣布东北的黑河、满洲里等四个边境城市开放；随后宣布武汉、重庆等五个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开放；太原、合肥、兰州、成都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至此，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初步形成。
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的GDP增长由1989年到1991年的年增幅5％左右，升至1992年的12。8％。此后，中国保持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一称号。
无怪乎1992年12月，英国《金融时报》将邓小平推选为“1992年风云人物”。《金融时报》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在全国引发起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浪潮”，“结果使全国出现经济繁荣局面，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历年来最快的”。
真正的房地产井喷就是从小平南方讲话开始的。
市场经济不属于资本主义，整个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不归路”的同时，在邓小平的历史性讲话的鼓舞下，中国经济结束了长达三年的调整，再次步入高速增长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神州大地卷起了开发房地产的浪潮。游离于中国经济主导产业的房地产突然成了万众瞩目的行业。
大批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仿佛一夜间冒了出来。
据统计，1988年，全国房地产公司为3124家；此后三年，全国房地产公司基本上维持在这个数量；1992年底，全国房地产公司一下子跃至1。2万多家；到了1993年底，又猛增至3万多家，相当于两年前的10倍。1992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4288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了40 4％；1992年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额达440亿元，比上年猛增了80％。
这场来势凶猛的房地产狂潮首先从“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开始，随后迅速蔓延到广东珠三角地区，再向福建、江苏、上海东南沿海省、直辖市扩散，这五省、直辖市房地产公司数量占全国半数以上。但房地产热浪的漩涡却在海南、北海、惠州三个小地方。
海南岛又火了起来，成为投资开发的热点地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海南建省和特区效应也因此得到全面释放。高峰时期，这座总人口不过655。8万的海岛上竟然到处挂着房地产公司的牌子。由于当时没有限制金融机构投资房地产的政策，大量的银行资金如出笼的猛虎般扑向房地产，财富的传奇开始在昔日无人问津的土地上疯狂上演。
1992年4月13日，《海南日报》刊出一篇报道： 海南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海口市中心龙华路投资兴建的25层财盛大厦，刚刚破土动工就被抢购一空。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海南的房地产价格将会大幅上扬。事实也证明，海南的房地产价格的确开始飙升了——仅仅只是一年的时间，1991年6月前还是1000多元/平方米的公寓楼，到1992年6月已可卖到5000元/平方米，别墅也由2000多元/平方米涨到了7500元/平方米；金贸区内的珠江广场、世界贸易中心的商品房价格更是曾一度突破10000元/平方米。与此相呼应的是，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价格也大幅提高。1992年11月18日，三亚市中心一块地幅4。3亩土地（仅50年使用权）公开拍卖价“破天荒”达到每亩381万元的高价。
“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成为当年一些生意人的经典语录。于是乎，在巨大的利润吸引下，大到四大银行的巨额资本，小到乡镇企业的几万资金，都以相同或不同的渠道涌入海南，疯狂推动着地价、房价的双双攀升；于是乎，3。4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上集中了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公司，最多时达5600多家；于是乎，占全国人口0。6％的海南，商品房却占全国1/10；于是乎，一个全国土地面积倒数第二的省，商品房的销售额却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三位，增长幅度居全国第一；于是乎，海南尤其是海口市的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GDP增速破天荒地高达83％多，连续两年的财政收入都比上年翻了一番，而在财政收入总额中房地产的收入又占40％。
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统计，1992年1—9月，海南商品房新开工面积294万平方米，超过建省办特区三年多来住宅施工面积的总和，比1991年同比增长两倍，完成投资达31。46亿元，是1991年的四倍。
让人热血贲张的海南岛培养了日后中国房地产业的巨子。
前两年海南经济低潮，大部分淘金者都撤了，纷纷回到内地，冯仑、潘石屹他们决定留下来碰碰运气。和许许多多的下海人一样，几个人成天混迹于街边拍档、沙滩浴场，“无聊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绕岛一周，回来时已经满脸胡子”。
机遇，总是青睐那些政治嗅觉敏感的人。各路精英从南方讲话中找到了开拓新事业的勇气和灵感。
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海南经济急剧升温。
机不可失啊！冯仑与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刘军、潘石屹六个人立即凑了三万块钱，创办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后来这家公司有了一个更简洁的名字——万通。注册时，法人代表、总经理一栏填的是王功权。王功权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之后在吉林省委宣传部企业宣传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