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踅ㄉ嫒�30多元的住房券储蓄，在栾聚茅的工资单上，将因为房租增支而每月多扣去40多元。
当时王建生夫妻俩带着孩子挤在9平方米的房子里，当想到自己每月存储在银行里的30多元的住房券时，他感到心里比过去平和多了。当老革命栾聚茅拿到每月新增的40多元的房租单时，他以实际行动支持改革，交足了房租，同时也对自己那套仅有老两口居住的110平方米的住房产生了新想法： 调换一处小一点的。
“房子也是商品，不是福利了。”不少烟台人开始感慨。
韩占和，曾任烟台市房管局副局长，在参与房改的过程中，与普通百姓一样，他自己也有了买房的打算。“以前房子是福利，住房等国家分，现在房租大幅提高，如果我们把房子买下来，那么每个月的住房补贴就可以攒起来了。”韩占和说。“提租空转”让很多人把房子当成了商品，有了“房子要买、不能等和靠”的思想转变。
从1987年8月1日这一天起，烟台市出现了大房换小房，无房要买房的新动向。1987年10月22日举办的烟台市区住宅交易调换大会，更把烟台人住房商品化的观念深化了一层。
从早7点到晚8点，人流如潮水一般涌入烟台工人文化宫内，会场挂着数以万计的卖房换房条幅，连四周临时拉起的250平方米的篷布也被见缝插针地贴满了买房换房公告，来晚的人索性摆起了“地摊”。交易大会会期四天，参加人数达到万余人。有3000多户要求买房，1000多户提出以大换小，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最终卖房45套，换房143套。私房交易量超过了烟台历史最高成交量的五倍。
也就是在这次住宅交易调换大会上，高广选和王荣光他们买到了自己的房子。
“当时的激动与喜悦真的是无以言表，从此，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来得如此之快，有些难以置信，以至于晚上睡在床上都还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 这房子真的是属于自己了吗？”王荣光说。
“房子属于自己的第一天，妻子里里外外彻彻底底地重新把它打扫了一遍，布置也是焕然一新，心里充满了美好的遐想。虽然竭尽全力，向亲朋好友四处告贷筹资买房，但我们心里高兴。从此，我们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有了一个稳定的家。”高广选说。
1987年11月，烟台市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在芝罘区正式实施。1995年10月，《烟台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标志着烟台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深化，旧的住房福利性分配体系逐步废止。
在烟台房改中，出售公有住房2111套，12。8万平方米，回收售房款2400万元。房改，加快了烟台住房资金的回收，逐步缓解住房紧张状况；克服了住房分配上的种种弊端，特别是杜绝了分配上的不正之风；改变了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实现了住宅设计和建设的多样化、实用化。
对于烟台打响的全国房改“第一枪”，众多业内人士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和认可。
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表示： 提租房券方案是个首创，为全国房改作出了贡献。发券不发人民币，可以避免沉淀住房券流入其他流通领域，冲击消费市场。
曾多次参与国家房改政策研究和制订的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表示，烟台房改取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是较大程度上冲击了旧住房制度和旧住房观念，多住房、住好房就要多掏钱；二是抓住了住房资金这一关键问题，理顺、转化住房资金，发展住房金融。
1987年12月1日，为了保证烟台房改的顺利实施，经中央领导特批（因为注册资金只有2000万元达不到成立银行的要求），烟台设立了全国最早的住房储蓄银行。2003年2月，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批准，烟台住房储蓄银行更名改制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丰银行”），成为我国第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当然，在住房制度改革推行过程中，一部分烟台居民也心存疑虑，有的产生了一股无名怨气，各种议论和尖锐的质询纷至沓来。
对此，俞正声有这样的感悟： 房改对群众来说，心理上的压力要比经济上的压力大；群众在心理上若承受不了这一次改革，改革就无法出台。承认改革还有不合理的因素，向群众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从而使多数群众能够理解和支持改革。
正是坚持了“房改对最大多数的基层群众有利”的科学态度，从1997年就职建设部及以后工作中，在国务院领导下，俞正声成为新时期全国范围内房改的“舵手”之一。其间，他提出并实施的诸多内容，直到今天依然是新时期住房体制改革的重要前提和原则。
总结房改的思路，俞正声曾对外明确表示，“住房改革的思路还是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那次重要谈话中所讲的，主要内容是： 新房老房都要出售，可以分期付款，提高房租，给低收入者补贴”。
1987年
● 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
● 4月，国务院提出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意见。
● 7月，武汉市房产交易市场正式开业。它是国内第一家专为房屋买卖主顾提供洽谈业务的市级固定场所。
● 8月，以提高房租发放抵租券、空转起步为特征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在山东烟台试行。
● 8月，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商品房屋建设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将各地区的商品房屋建设纳入国家计划。
● 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
● 11月，国务院批准在深圳、上海、天津、广州、福州进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
● 12月，深圳市率先公开拍卖了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1988天涯狂欢万科改制
为秋天而存在
为你心中的四季而聆听
八月之琴在芦苇的手中奏响
众鸟的天空有一轮落日倾向大海
黄昏，在石头的双颊上涂满浆果。
——大仙《再度辉煌》
历史终究会记住1988年。
天安门，一个古老的建筑，它曾被人们赋予了庄严神圣的色彩。新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外开放，语言不同、肤色各异的中外游客只要花上10块钱或30元外汇券，就可以登上这神秘的城楼，以一种伟人的感觉一览北京“小”。
这一举动，意味深长。有人说，它让整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
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十周年。十年发展，成效卓著。特别是从1984—1988年，我国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增加一倍多。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
在加速发展的同时，积累的社会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多了起来。从1978年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开始，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瓦解，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中国开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型。十年间，在这个试验取得进展的同时，迷茫和躁动也同时在滋长。渴望漂泊，又充满不知所向的迷茫感和挫折感，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试图超越具体现实的普遍心态。
整个1988年，苏芮的《跟着感觉走》都是最为流行的歌曲。“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是当时社会氛围和公众心态的真实写照。
21年后的今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海南岛已经成了一个时常让人追忆的传说。
1987年6月12日，小平同志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首次向外界宣告了创办海南经济特区的重大设想：“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2800多名人大代表举手通过海南设立经济特区的决议。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正式挂牌成立。
“飞鸟尤有半年程”。人们曾经觉得那么遥远的“天涯海角”，以前常被当作充军发配之地的落后边陲，一下子成为全中国的聚焦点。
几天后，1988年5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国发〔1988〕26号），提出国家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
“到海南去，干一番事业！”比“特区”还“特”的整个最大经济特区，点燃了无数年轻人的激情和梦想。除非当年身临其境，否则你很难想象在这片岛屿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狂欢。几乎一夜之间，来自全国各地浩浩荡荡的“十万人才”向着同一个目的地进发，成为中国人才流动大潮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沉寂多年的琼州海峡一时间舟楫穿梭，人潮涌动。
他们载负梦想，他们充满激情，他们怀揣野心，尤其他们大多一无所有……在他们人生旅途中，小小的海南无异于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当年以近乎朝拜的心情来到这里，希望投身于海南的开发建设。
海口市有个著名的“三角池”。著名，不是因为它历史悠久，而是因为这里曾经是“闯海人”的大本营、民间的人才市场。“三角池”旁，有个被称为“人才墙”的地方。1988年的时候，来自内陆的人们都挤在这里张贴或收集招聘、应聘的信息，寻找着自己的梦想。这个地方，一天到晚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1988年还是复旦大学的大三学生，也利用暑假的时间来到了海南。担任校学生会干部的他组织了12名学生，骑着自行车，自上海一路南行向海南。
郭广昌在海南待了六天，印象最深的是“十万人才”很难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街上卖馄饨摆地摊。第二年毕业时，在一位海南籍同学的毕业留言簿上，郭广昌写道：“海南太令人神往，总有一天，我会在海南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但是，他至今也没来海南投资。
建省之初的海南，边远落后，百业待兴，且市场太小。面对如潮人流，海南告急。
仅以建筑公司为例。据海南省建设厅统计，截至1988年5月底，海南登记注册的省外建筑单位有242家，共8。3万人，加上省内自有的265家建筑公司，共8。7万人，在海南的建筑公司已达507家，共17万人，相当海口市1/3的人口。但海南基础较差，建筑市场并不景气，大多数建筑公司无米下锅。1—5月，仅有10个建筑单位开工。即使这样，仍有200多家大型建筑企业要求到海南注册。
满怀热忱涌向这座海岛的人们，领略了椰影婆娑的热带风光后，心情不免沉重起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异常严峻的现实： 目标太高，起点太低。
创业的艰难，让不少“闯海人”退缩了，十万“闯海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回流了。这其中就包括今天大名鼎鼎的李书福。开过照相馆、也生产过冰箱配件的李书福，带着数千万元，热血沸腾地来到海南。在风浪的颠簸中，他的“打拼”随着浪潮的退去化为泡影，因炒房被套血本无归。至今他都不愿提起这段让他欲哭无泪的经历。
而另一部分则留了下来。激情过后，他们慢慢理智起来、清醒过来，用勤劳和智慧，构筑着自己与海南未来的希望。
如今已是海南知名房地产商的姚惠芬，也是十万“闯海人”之一。她领导的海南置地公司已在海南开发了“置地花园”等多个高档楼盘，誉满岛内外。正是当年“姚惠芬”们的执著和热情，支撑起了海南今天的繁荣和现代。
姚惠芬说：“这么多年走过来，所有的闯海人，包括我在内，想起当年的一幕，都会觉得非常难得，非常自豪。所以，1988年，在我们心目当中是最难忘的，而且也是最激动的、留下最深最多记忆的一个年头。今生今世，不可能再重演，今后在别的地方也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实践，这是在海南最集中的一次体现。”
说起海南传奇，说起房地产故事，有两个人不得不说，那就是冯仑和潘石屹。
很长一段时间，冯仑的口头语是“上岛的时候”。他说的“上岛”不是上岛咖啡，而是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
1988年底，冯仑顶着“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比较制度研究室任副主任”的帽子到海南，名为筹建“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其实就是下海。筹建的费用据传来自国务院体改所提供给冯仑的“费用”——一万台彩电批文，到了海口，冯仑将彩电批文倒给了一个私人老板。几经讨价还价，双方30万元成交。他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发展出力。
冯仑眼前的海南热闹异常，杂乱得像个大县城，但他同时发现“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充满希望，两眼放光。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儿吃一口，那儿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这个时期，理想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奔向了中国的最南端了。
1989年，在改革开放迈入关键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它彻底改变了冯仑的命运，体改所被撤，冯仑也“失业”了几个月。但可以想象，理想与现实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落差，而这落差正将醉心于“仕途”的冯仑那火热的心残酷地冰冻。这段时间，恰逢“下海”之后一年多，是冯仑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
而此时，在深圳没有折腾出名堂的潘石屹随老板刚刚来到海南。老板在海口承包了一个砖场，他被委以砖场场长的“重任”。管理300多“民工”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年多，砖场倒闭，砖场老板卷款离去。
潘石屹出身贫寒，闯荡深圳时甚至没有边防证，靠着花十几元找当地农民带路，钻过铁丝网才开始了自己的职场生涯。而现在身在海南，面对砖场倒闭的现实，潘石屹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他看到街上卖烙饼的、摆地摊的、弹吉他的，是一群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他在这些人充满梦想的眼光中决定放弃深圳，留在海南干一番事业。
“我记得1990年的除夕是在海南过的，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很孤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潘石屹回忆，那天晚上，他想在简陋的招待所值班室里看春节晚会，但服务员拒绝了，因为要休息。潘石屹慨叹自己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都不能得到满足，他坦言，那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将会走上那条或辉煌或没落的创业路。
20多年后在北京的商务中心区（CBD）里巡视一遍，人们会发现很多有影响力的企业家1988年都闯过海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CBD区域建起了SOHO现代城的潘石屹。
“上岛”后的第三年，冯仑与潘石屹的命运终于交织在了一起。两个“失意者”终归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尽管他们一个曾醉心仕途，现在正“虎落平阳”；而另一个出身山野，是财富的失意者。
此时或许只有上帝知道，两个失意者的命运正在靠近。1990年，迷茫中的潘石屹结识了易小迪。易小迪喜欢参禅悟道，但更重要的是他曾在短命的体改所工作，与冯仑同是天涯沦落人，算得上患难之交。今天的易小迪则是阳光100董事长。
于是，结识了易小迪的潘石屹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职位——“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这个研究会由易小迪组建。以至潘石屹回忆往事时，感慨：“虽然跟他们一样读《佛经》，但我总是没有悟性，觉得没有长进，可从此性格变平和了一些。每当困难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总是易小迪，他不一定会给我多少物质上的帮助，但他的讲话会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力量。”
潘石屹与易小迪的情谊恐怕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因为正是在担任“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时，潘石屹与易小迪的前同事冯仑结识。加上王功权、刘军、王启富三人，他们便是日后颇为著名的“万通六君子”。六个人当时最大的冯仑33岁，最小的24岁。他们原本天南地北，各不相识，只因海南大开发而呼啸聚义。冯仑被尊为大哥。后来冯仑看过不少研究水浒、太平天国的书，他将“万通六君子”的结合称为“梁山模式”——“座有序，而利无别”。
从海南万通成立起，冯仑就成了万通的精神领袖，并为万通立下了一系列“军规”，什么正派执著啦，有责任感啦，追求理想啦，倡导牺牲精神啦，有点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思，显露出与同时代、同样经历者的不同境界。冯仑说：“你境界高，大家都高，合作空间才大。”他们当时做了非常多的约定，第一不能有第二利益来源，六个人除了在这儿的工资，任何地方不许有其他收入；第二所有收入透明；第三不许有外国护照，不许转移资产。这一系列的土规则六个人都坚守了，也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万通后来的事业。
后来，六人曾一同到深圳拜访万科老总王石。王石一语道破：“你们这些人都是从理想出发，但面对的却是利益问题，肯定会有分家的一天。”冯仑后来写文章回忆这一经历，说当时大家很恼火，认为这低估了他们兄弟间的情谊，但聚首仅四年之后，便应了王石的预言。冯仑收下其他五人的股份，独自留在万通。用他的话说，六个人“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
从此；冯仑对王石佩服得五体投地，两人建立了非常好的朋友关系，按照中国古代讲就叫畏友，畏惧的畏，道义相砥，以至于冯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学习万科好榜样》，“就跟王石玩”。
在老部下潘石屹的眼里，冯仑就像个导演，一点没有房地产商必备的脚踏实地的气质。在网民们的嘴里，冯仑有“房地产界思想家”等一些眼花缭乱的美名，因为他创立的万通培养了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冯仑自己坦陈： 我是个职业董事长，信奉老庄，不善理财，说话写字比较专业，万通需要我这样具有前瞻性的人。
晓剑，1988年来到海南的作家，曾著有描写海南经济浪潮的长篇作品《海南大亨》以及《海南教父》。他把海南比喻成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黄埔军校，“从这里毕了业的房地产商都是一把好手”。
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由此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