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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在他看来，沈氏通过禅让的方式取代晋统，是一个非常正确恰当的选择。但是儿子还是通过一系列的理由，说服了沈充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他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显得更加心平气和，然后才对皇帝说道：“请陛下稍作内敛，容臣于此中细陈。臣所以不忘肃祖恩重，诚非虚言，但是此言之外，陛下能否细度当中悲凉？”
“后汉之末，群雄并起，三家争统，一归于晋。臣门户因家旧吴，久为中朝人物鄙夷，自以亡国之余目之。太康兴治，无略江东，三吴父老，化外鄙流。臣祖宗父子，不曾承于中朝丝缕之恩惠！及至中宗南来，三吴乡流未尝无趋节归义之热忱。然则中宗南来之后，常自幽居阁邸，人不能近，大势取舍，决断于几户暗室之内！”
讲到这里，沈充才流露出几分惭愧：“臣不隐旧恶，往年确有投效权恶门户，行于悖逆之谋。然则当时形势，二日争辉，臣吴乡寒士，素来少见中国大者，昧于大义，若非肃祖恩义感召，更不知迷途行远，大错积重！后事种种，臣不必再陈言自夸，沈氏一门虽只吴乡陋庭，幸在尚有微微才力可逞，不至于见笑于前，辱没于后。中朝惊变，言是天灾，但失察失众至此，焉能不祸！”
听到沈充这略显声色俱厉的言辞，皇帝也是微有错愕，久久难言，只是脸上的怒色已经不如最开始那样强烈。
这番话说的很明白，沈氏就是土生土长的吴人门户，中朝也从来没有将他们视作真正的恭顺子民。讲到恩义之类，沈氏可以拍着胸脯保证中朝诸帝在他们眼中都是个屁，一如中朝如何对待他们！
哪怕是衣冠南渡的中兴初期，元帝司马睿前后遭遇种种，那也都是咎由自取。反倒是肃祖，肯于打破中朝以来的常规，破格亲昵吴兴沈氏这一江东土著。
而这之后，吴兴沈氏及其背后的三吴群体所爆发出来的澎湃能量，也是惊艳世道，历数中朝所亲近之世族名流，俱都相形见绌！特别是从去年开始，江东各地所涌起的助战热潮，这已经不是中朝法统的号召，而是沈氏作为吴人乡表的乡情感召！
神州陆沉，胡祸诸夏，衣冠华族仓皇南渡，江东子弟热血北伐！在这如此鲜明的对比之下，再去谈什么晋祚法统，何其可笑！
皇帝嗫嚅良久，才又开口说道：“中朝过错，前论俱陈，不必复言。可是、可是你父子既然深感皇考恩重，何以、何以……朕非妄自尊大，强求尊位，但、但名位所定，朕、我只是、只是要求一个……”
“若非感于肃祖恩义，陛下真以为，禅代之礼是对沈氏有害？其实臣心迹一如陛下，愿意循常循礼，勿害维周仁义之名。山阳、陈留，旧迹尚闻，追之不难。”
曹魏代汉，汉献帝得封山阳公，典午代曹，魏元帝得封陈留王，这二者虽失大位，但也都在新朝的庇护之下得以荣养余生，甚至汉献帝直接熬死了魏主曹丕。
听到沈充讲起这二者故事，皇帝也忍不住点点头，这两人正是他所设想中自己的结局。
“臣请问，陛下较于肃祖孰贤？”
听到沈充这个问题，皇帝心中羞恼顿生，但还是沉声道：“皇考英断慑众，力除巨奸，朕虽享位年久，概承惠先王。”
“肃祖所以不寿，虽坊言野传，不知可有片言曾入陛下耳中？”
皇帝听到这话，心中又生激怒，原本已经坐回御床，却又拍案而起，怒视沈充。
沈充再次俯首道：“持兵于手，贼迹昭然，尚可力除。藏兵于怀，阴谋于内，却难敏察。今世不同旧世，古迹不可穷效。沈氏既非中国冠带旧著之宗，亦非江东佐政元辅门户，力破强虏之外，仍需猛除国中累代积弊，陛下以非常之身即便深居庭门之内，却难严阻奸声侵扰，不忧于近，当忧于远，为永世共好为念，愿根患永除！”
沈充这一番话，可谓道破一个残酷的政治逻辑。所谓的礼法、政治，看起来是很复杂高端的概念，但是讲的直白一些，这些概念所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作为一个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和排序，而在这当中，没有人情。
沈哲子不愿接受禅让得国，全面否定晋祚法统，这从私人道德层面来讲，可谓是典型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些年来，他虚尊晋帝，窃持权柄，做晋祚朝廷封授的大将军也很快活，言则必称王事，行则必举大义。
结果刚刚撂倒了羯主石虎，一转眼就说我不是晋祚臣子，哄你们玩呢。这从人情上来说，是让人非常不能接受的。但是从治国层面上而言，他不得不如此。
汉献帝、魏元帝这二者之所以能够在失位之后尚能于新朝颐养天年，这当中有一个原因，在于魏晋幸媚得国，当然他们所献媚的对象并非君主，而是另一股重要的势力，世家大族。而世家大族也是前朝所赖以成国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新朝各有归宿，除了极个别之外，对前朝几无追缅，前朝废君自然也就不成威胁。
可是在魏晋延续的政治逻辑之下，吴兴沈氏地位实在太低，这并不会因沈哲子一人权重而有所改变，只要这种政治逻辑得以延续下来，随着沈氏皇权不断的压榨世祚世禄这种世族传承方式的生存空间，反扑一定会发生。
如今天下世族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已经达到了空前衰弱，正是一断前朝的最佳时机。趁着沈哲子权势威望此际达于最高之际，让皇帝清清爽爽退位，不再以晋祚废帝而自居，也能最大程度避免皇帝在于后岁月中卷入此类政治风波的危险。
放弃一个虚名，换来余生安安稳稳，这同样也是沈哲子回报他那个壮夭的岳父以最大善意。因为随着新朝建立且开始运行之后，许多新的秩序都需要在斗争与磨合中产生，到了那时候，皇帝安危如何已经不是沈哲子想包庇就能包庇的了。
这当中有一个最简单的考虑，如果当今皇帝以废帝退位，那么在新朝有特殊地位的并不止他一人，还有沈哲子的妻儿，兴男公主与阿秀。
到时候，那些意图延续中朝政治逻辑的世族残余们如果还想一定程度上恢复中朝旧态，他们不会选择皇帝这个废君，而是会聚集在阿秀身边兴风作浪，或许不能于梁祖一朝翻转，但会寄大望于后嗣君王。
这是沈哲子所绝对不允许的，真要发生这种情况，他最理智的选择就是痛杀前朝废帝，震慑一众残余，保护住自己的妻儿。
正如沈充所言，杀持械之贼易，杀藏奸之贼难。
世族作为一股传承悠久的势力，其生命力之顽强并不特指某一家某一户，哪怕新朝这些清清白白寒素功臣，他们得势之后，难道不会有将权势地位永传于后的需求？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魏晋那种政治逻辑，会让相当一部分人转变立场，成为制度复辟的急先锋。
这其中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同样是他们吴兴沈氏。原本的历史上，终东晋一朝，吴兴沈氏始终都是土豪武宗面目，一直等到南朝宋刘裕上位，沈氏才得于势位，并且在之后快速完成了士族化，而到了南朝沈约，更是以世族名流身份公开斥责当时一桩士庶通婚的时事。
比较搞笑的时，沈约所抨议这婚配两家其中的庶族乃是高平满氏，祖上可是曾经出过曹魏太尉满宠，中朝尚书令满奋，论及祖上阔绰，沈氏还是不及。
所以，新朝伊始，一刀两断，无复述古，无复追前，晋祚法统，全埋故纸，就此魂飞魄散！
1483 典午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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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太极殿谈话，无论皇帝又或者沈充，可以说是都已经言及极为坦诚的程度。
事到如今，皇帝惟求一个体面的收场，而沈充也陈述桩桩种种理由，向皇帝说明他所认可方案之不可取。
其实关于后续种种，他们父子也早有定策，但很显然也不可能在此刻向皇帝和盘托出，不过他作为沈氏的家主，也向皇帝做出了保证，无论后续事情发展到哪一步，他们父子都会竭力保证皇帝的安全与荣养待遇。
这一次的谈话，并没有广为流传开来，一则如今的台城早已经空虚大半、没有太多的闲杂耳目，二则如今的沈大将军北伐完功、声势正是如日中天，时流更多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了洛阳。
皇帝要消化或者说接受这一现实，肯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有关大将军履极的最后步骤，却早已经悄然展开。
国丈卫崇由七月初抵达洛阳，代表江东朝廷，正式加封大将军沈维周为梁王，并将北伐论功助事概付行台。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桩礼仪，那就是北伐既然已经成功，自然是要祭告晋世诸先王，所以行台上下，也必须要开始准备迎驾事宜。
几乎与此同时，身在琅琊国负责修缮营建先帝故国的谯王司马无忌上报，工程进行过程中发生地陷，两代琅琊先王包括太妃等陵寝俱都发生不同程度的损伤，向江东台城并洛阳行台告罪请示。
由此，典午归命的序幕正式拉开。
首先，梁王借行台发声表态，琅琊故国久荒，过往这些年人灾天祸难免，谯王督事诚是有责，但不及入罪，有司议论即可，朝野内外，概不得以此泛论及于妖异，大运昌隆，诸邪无侵，凡妖论惑众者，一旦查实，即刻系罪。
当然，行台的表态在这样一个微妙时机下，只会令时流对此关注更多。但是行台如今作为晋祚实际上的执政机构，既然有此表态，便等于在宣告天下，梁王绝对不会通过神鬼妖异之论而窥视大位。
可是轮到江东台城发声表态的时候，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往年途险国乱，祭祀难行，可如今河北大贼已除，祖陵生变，于情于理都该要亲望祭慰祖陵。可是行台迎驾礼仪也在进行安排布置，皇帝的行程就发生了冲突。
所以，接下来江东的皇帝究竟是前往琅琊故国祭祖，还是前往洛阳祭统，便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难题，取舍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未来天下大势的走向。
当然，身为皇帝总该是有特权，最起码面对这种两难选择的时候，还可以求助于旁人，付诸公论。
于是，整个七月里，河北大地剿杀羯国余寇的战斗仍是进行得如火如荼，捷报频传，而在洛阳与建康这两大政治中心之间，世道氛围却已经行入到了下一步的节奏中。
经历过江东的多年考验与江北的连年攻伐，梁王权术应用可谓是达到一个极高境界，而其中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心得，那就是不立危墙之下。
无论是他，还是江东的皇帝，都不宜直接出现于这一轮的铺垫中，毕竟梁王所需要的是皇帝能够平稳落地，而不是直接废黜。
这就需要一层层的剥离掉江东法统身上那些似是而非的合理性，而且是要在世道瞩目下的无可挑剔，如此才可以确保让皇帝完全不必再受中朝阴影的覆盖影响。
现在，皇帝首先要祭祖还是要祭统，由你们天下人来讨论。当然，讨论的过程中，梁王虽然可以保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必然也不会放弃武力干涉的权力。
接下来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单单在洛阳龙门，各方时流便云集于此，大大小小的辩论举行了十多场。虽然名为辩论，但其实与会者意见基本趋同，那就是认为皇帝应该优先返回琅琊故国祭祖，只是所持理据各不相同而已。
与会诸人当中，仆射崔悦、礼部大尚书卢谌发言堪称感人肺腑，令闻者无不伤感垂泪。他们所论，所涉礼法尚浅，而尤以伦情为重，旧年胡祸诸夏，王道不行，可谓是天地同悲，生民俱祸，无数人迫于胡祸而背井离乡，伦情崩坏，人道衰微。
如今天幸羯胡巨贼已除，世道归治未远，正是百废待兴。若是就连皇帝都还不能即刻回归桑梓，重续祭祀，则人情惶惶，何时能够归安？天人绝途，何时能够再续？
人感受最深刻，永远都是切身之痛。崔卢所言之人情困境，上及君王，下覆黔首，多少人背井离乡，乡声不闻，祖祭断绝？
因此崔卢这一番发言，也成了这一次龙门议的群情共声，认为皇帝应该优先祭祖。
而在这一次的龙门辩议之中，有关于晋世统序问题也进行了一次大普及，与会者不乏时流此前仅仅只是模糊知道中宗司马睿一脉乃是典午偏支，可是借着这一次辩议，整个典午族谱被扒了一个底朝天，更多人才第一次清楚发现，原来江东一系较之中朝帝系血脉已经是如此偏远。
世道不乏聪明人，当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时，许多人对于梁王的意图已经有所了然。特别是参与会议并作定论发声的崔卢二人，对此感受更加深刻。
崔卢二人在行台中算是相对比较特殊的存在，不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加入行台日短，更因为他们各自出身本就河北名门，可以说是天然的中朝士流代表人物。而在此前，行台几乎不存在此一类的人物，即便是有也是如王述之类，根本不具备成为一方旗帜的资格和声望。
崔卢二人入洛，各自得授显职，与此间时流交际也都频密。他们自然也听说许多梁王旧年事迹，如何在江东世族层层压制之下脱颖而出，但是这些耳听为虚，终究不及亲身感受深刻，特别梁王声势正隆，时流言及难免近于玄奇。
可是这一次，他们是真真正正感受到梁王手段。虽然在这件事前前后后，梁王始终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向他们传递什么意愿，但他们却不得不按照梁王所设定的路线去做，根本就无力抗拒。
龙门辩议是将江东世系与中朝剥离的第一步，这一点崔卢二人都很清楚。而且他们也是久经世事磨练，不乏见微知著之能，同样明白，一旦江东传承与中朝联系不再那么紧密的时候，随之而来必然会是对中朝的大批判，甚至将会伴随着人头滚滚。
崔卢二人可以说是当世仅存不多的士流代表人物，同样也可以算是中朝既得利益的一派。他们哪怕用脚趾头想想，都明白这种批判与清算必然是对世族不利。他们张一次口容易，余生只怕都将要浸入此中，作为一种标志存在。
但他们拒不表态，同样蕴藏着极大的凶险。如果说江东晋帝是中朝法统继承的不二人选，那么帝立南国经年，他们又在哪里？
帮助行台洗刷掉江东法统正当性，他们未来在新朝或许会一直处在尴尬的处境中。而若拒绝就此表态，他们连加入到新朝统序中的机会都无，而且将会以一种非常丑恶的面目钉在耻辱柱上被清算！
无论如何，龙门辩议的结果，算是将中朝先王排除在了江东帝室的嫡直祖宗之外。而政治的逻辑或许没有那种直接明确的指向，可是当逻辑链条一旦被打开第一个，后续便会次第崩解。比如这一场辩论之后所引发的下一个问题，既然如此，江东一脉凭什么能够继统？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便需要由江东台城出面，将一部分中兴时期图籍典章披露出来，其中便包括群臣屡劝进而元帝六让七辞等诸多往来籍文。而在这一批被公布出来的资料之中，作为青徐侨门的代表琅琊王氏可谓是最为出众。
这本也是极为正常的事情，毕竟元帝司马睿所以能够渡江化龙，琅琊王氏的鼎力相助可谓是功不可没。可是在如今这个氛围下看来，琅琊王氏诸多劝进表章便显得扎眼且扎心。
琅琊王氏乃是江东铁定的叛逆门户，无论是此前在王导死后的逆案，还是之前王敦两次作乱，元帝遭幽禁而死，其家逆乱之罪已经无可洗刷。
如今前事新翻，元帝那履极之前的六让七辞更像是一种被权门苦苦威逼强行架上，为的只是窃持君权、逞其私欲。而元帝最终落寞收场，也同样符合这一思路。
通过对琅琊王氏新一轮的批判，来继续削弱江东晋祚法统的庄严性，同样也是重要一步。之后又有刘隗、刁协等元帝亲信后人们涌出，控诉琅琊王氏幽禁君上、铲除异己种种劣迹。
那么之后崔卢等刘琨的旧部现身说法，讲述他们在北方如何的苦苦支撑、待援不得，自然也就有人背锅，而这种指摘，某种程度上而言，也真的不是污蔑。
时入九月，物议已经发酵到一个高峰，行台终于再次发声平息舆情，盛赞肃祖能够力破高门封禁，广纳南北英流，铺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才能再造诸夏新生。
可是经过此前一系列的铺垫，不独中朝晋世被直接割离出了江东，就连中宗元帝都成了被高门把持的傀儡。晋世诸帝，唯一被行台标榜推崇的只剩下了一个先帝肃祖，还仅仅只是一个肇始之谋，最终仍是功成于梁王沈维周。
九月中，皇帝回归琅琊故国，祭拜先祖，之后登台诏告天下，请归命于天，以枝凌干是为夺嫡，客寄远乡是为失国，孤臣不救是为负义，幽居不朝是为绝众，如此诸种俱非人主姿态，宁守于故、不贪于大，绝不窃功忝享。
行台屡请封还诏令而不获允，梁王沈维周辍事十日，泣祭于龙门，相约群臣共尊肃祖，称以义主，推以北伐元功，立祀以飨。
如此，长达三个多月的典午归命正式落下帷幕。而诸夏之地也很罕见的，最高权力突然出现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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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 勋业信托（）
金秋十月，河洛之间一片祥和。
作为距离洛阳最近的黄河渡口，孟津可谓是一年四季都异常繁忙。特别是随着河北壮兴，晋帝退位，洛阳行台所在已成唯一天下中枢，大河南北人事沟通也越来越频繁，广有河北人物蜂拥过河入洛。
位于黄河南岸的孟津码头，如今规模已经不逊一座城池。不同于河东的商事氛围浓厚，也有别于荥阳的军武气息凌人，孟津更多体现出来是一种人文的气质。
这里也成为通常意义上河北时流入洛的第一站，人们或是通过舟筏、或是通过浮桥抵达黄河南岸，进入古来即有天中帝宅美誉的河洛平原。
码头周边邸舍林立，园墅众多，往往都是先一步入洛的南北时流于此兴筑产业。
行台在这一方面非常的开明，时流往往只需要于洛阳稍作备案，再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