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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忍这种人地两失的政令实施。
之所以要在关中推行这种此前没有实施过的政令，就是因为关中形势太复杂，杂胡太多，强求赶尽杀绝是下下之策，没有那个时间，代价也太大。
毕竟关中汉胡杂居日久，就算是一味强杀，都缺少一个有效的甄别手段。胡人杀得太狠，汉人也会因此元气大伤。
而且很有可能，关中的汉人可信程度未必就比胡人高多少。毕竟他们长期生长于这样的环境中，面对各种实际问题困境需要解决，那种血脉和法统的号召力与认同感已经变得极为脆弱。
只有强迫从最根本的生产方式上改变他们，通过土地刺激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土地反过来又会对他们施以捆绑与制约。
关中本身地势便就相对闭塞，立足于此整合当地力量，才能有条不紊的一一拔除掉那些刺头，而不需要重兵长期驻守关中，严重拖慢整个北伐步调。
当然，这些考虑是建立在目下的关中战事上王师在战斗力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通过这种摧枯拉朽的威压，才能最大程度缩短一项政令的实施并成熟周期，同时快速有效扑灭境中各种反对势头。
1184 助胡治史（）
均田令从很早开始便是淮南都督府一项土地政令的备案，此前之所以不颁行，也不是怯于乡宗势力的反扑，而是因为没有必要。
因为此前的淮南都督府，本身便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人丁，而且拥有着极为发达的商贸系统，屯田这种高度集中的生产方式对于资源的调动和控制要更加有效率，立足于此供养多达十数万的军队。
至于在关中问题上旧事重提，就在于关中形势本就纷杂混乱，无论胡汉生民能够安于生产者不过十之一二，生产秩序几近无存。未来就算王师入主关中，如果不能将那些强梁武装拆分瓦解，即便一时臣服，也只是一个随时又会复发作乱的毒瘤。
“关中民情，乏于教化，勇于私斗，唯以田亩各付小民，使其衣食俱有仰仗，方可再论征发戈事。”
好勇斗狠，桀骜不驯，与其说是性情使然，不如说是一种迫于现实无奈的选择。所以沈哲子才要选择这种更加触及根本的方式，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
“可是那些乡户乡势盘结年久，纵然怯于王师一时鼎盛伏低，可若只是单凭行台法度、虚荣羁縻，也实在很难完全消除他们深植在怀的逆反之想。”
杜赫本就是关中大族出身，对于这些关中豪强们的心理了解要更加透彻。关中民风彪悍，而那些豪强们恃此乡情，无论汉赵又或石赵，虽然也都短暂统治过关中，但也并没有打破这种局面。
就拿杜赫来说，他家就是因为见恶于汉赵刘氏，虽然家业被摧毁，但杜赫还是逃出来南投江表，如今俨然已成行台高官。
虽然能如杜赫这种际遇者少之又少，但关中那些豪强士人们才力也都不容小觑。
若是不能让他们完全折服，即便是剥夺一切的土地、私曲等资本，他们也未必甘心就此俯首成为王道顺民，或者投入各方杂胡部族中，借兵借势的作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会选择这么做，也会令局势长久混乱，不能平复。
“乡士常怀幽怨，这也诚是一患。大军恫吓之余，各种教化事宜也都不可懈怠。”
讲到这里，沈哲子便望向同在席中的江虨，开口问道：“思玄于此又有什么看法？”
江虨目下官居大将军府军祭酒并行台仪曹尚书，这也是目下行台官员得于重用的表现之一，台、府共职。
若是只有台职而无府职，则就表示其人虽然才具可用，但还远远称不上是大将军的亲信属员。而若只有府职却无台职，则就表示这个人虽然与大将军关系不浅，但在能力和资历方面却还有欠缺。
当然这种标准都是上升到一定层面才会体现出来，对于寻常人而言，无论台事、府事，只要能够得任一端便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江虨虽然挂职大将军府，但主要任务还是主管行台各种文宣教令，甚至其人所担任的仪曹连一些乡祀事务都在管理之内。譬如沈哲子早年吹捧抬举自家祖宗为武康山神，若是得不到仪曹的认可，便是乱礼淫祀，必须予以捣毁禁绝。
换言之如果这是一个香火成圣的道法世界，你能不能封神做圣便要看江虨的脸色。
“关中士民豪强群立，若欲求于久治，也不可一概以论。德誉、勇力、悍众，所恃者各不相同，也该因此细作审辨，各作化解。”
对于这个问题，江虨也是思忖良久，此时得于陈词，当即便将诸多策略一一讲述起来。
关中豪强诸多，其各自成分、种类也不相同，譬如土生当地的豪强如京兆韦、杜之类，外部涌入的强悍军头如此前被覆灭的太原郭氏，还有就是那些杂胡酋帅之类。
对于这些目标，行台整体上的态度自然是军事上的猛烈打击，通过武力将各方压服。但是事后的消化与治理，便就需要有差别对待。
江虨虽然是挂名的大将军府军师谋士，但是提出的策略与军事关系反而不大。他所擅长的主要还是文教宣传、把控舆论，所以在这方面也都多有计划。
“关中久乱，士庶杂居，华夷同流，是以礼章无存，王道难昌。若想明于伦理秩序，泾渭分流势在必行。宜广选谱学时流，将关陇之内诸多华族旧户甄别列选，整编《关陇门第考》，遍告域中华族宗户，彰其祖宗旧德事迹，因此有别犬戎丑类。”
跟随在大将军麾下年久，江虨对于这种发动人民群众自发区别分类、排斥异己的手段已经非常熟练。挖掘那些关陇门户家声旧事，以唤醒他们血脉之中那一份已经渐有淡忘的荣耀，将华夷之别再次强调起来。
“至于那些杂胡夷狄之众，各自本就悖礼少文，更难以诗书经义教化。各自部族源流，虽然乏甚信史序列，但也多口耳蛮夷相传溯源。此类戎狄邪说，虽然只是荒诞，但于胡众之内也都都有信徒。因此宣布教化时，也不妨稍采这些蛮夷杂说，稍作经义附会，予其诗书礼法渊源……”
沈哲子原本只是含笑倾听江虨的讲述，可是在听到这里的时候，脸色已是微微一变，抬手打断江虨的陈述，继而便垂首思忖片刻，而后才又说道：“讲得详细一些。”
于是江虨便又将思路稍作整理，就此发散阐述。这一条针对那些杂胡的策略，大体就是整理那些杂胡部族们本身一些古迹传说，加以整理加工，埋入一些汉化精髓的理论，以此让那些杂胡们深信不疑。
在座其他人听到江虨这一番陈述，大多还没有什么感触，只觉得这应该是一种虽然不会有大效果、但却也不会坏事、无伤大雅的策略。
可是沈哲子对此却颇为重视，并且对于江虨居然能够想到这一节而深感欣慰，这意味着江虨最起码在宣教、舆论方面的才能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国士级别。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这种叩问哲学根本的问题，看起来像是一种无病呻吟、没有意义的呓语。但是一个人的所有观念、意识都立足于此，人的所有行为及价值取舍都受此支配。
譬如后世一个年轻人，哪怕没有经历历史上某些屈辱年代，但每当念及于此，仍然深感悲愤痛恨。因为他是发自肺腑的认同这个出身，认同这个民族，任何施加于这个民族之上的苦难，他都感同身受。
江虨这一条策略，如果运用得宜，可以说是高等文明向低等文明入侵的更高一级的手段。杂胡素无信史，但也各有其部族来源的传说，并因此衍生出各种信仰崇拜。这些深入到观念中的认知，是很难通过暴力去摧毁的。
暴虐如同羯国石虎并其他一些胡族政权，都要仰仗佛教这一外传蕃教来消弭整合这种观念上的冲突。
而江虨所提出的这一方法，相对而言要更巧妙的多，并不是树立一套新的信仰学说，而是通过改变原本就存在的信仰对象来达成意图。
“为门第定考，助杂胡治史”，针对关中问题，江虨所提出来的诸多策略大体可以归结为此。当然，助杂胡治史这一项还有待商榷，杂胡本就乏甚史传，落实在实际上，无非是承认他们当下所崇拜信仰的一些目标，然后再将这些目标加以汉化装扮，从而达到影响人观念的意图。
这么讲还是有些笼统，后世某个时期，整个世界涌出一股所谓汉学风潮，诸多蜚声国际学术大家针对华夏历史展开诸多研究，并且著述颇多。
当然不排除这些人出于对文明传承的景仰或是学术上的追求，但是一件事角度不同、论证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就会大相径庭。而后世一些年轻人们在没有深厚学养基础和丰富社会阅历之前，接触到这些已经被加工涂抹的历史观点，就会无可避免出现认知偏差，认为事实本就如此。
一个信史传承如此完整且丰富的民族，在面对这种涂抹扭曲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更何况那些本就乏甚治史传统的杂胡夷狄。
江虨所提出这一条“助杂胡治史”，在沈哲子看来是一个非常高明打压那些杂胡上层精英的手段。表面上看来是通过一些鬼神祭祀，来加强这些胡虏部族凝聚力，实际上是通过这种信仰上的感召、观念上的改变打破这些部族酋长在人身上对部众们所施加的绝对控制。
虽然这一条策略短期内难收奇效，但若长久保持下去，效果绝对不会弱。而受此启发，沈哲子也确定了他之后在处理胡虏问题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无史则不为族。
换言之，日后那些边野胡虏就算是想要归降行台，则必须要有一个确凿可追的渊源传承，才会被当作一个部族来对待。否则便只能当作杂胡流人，被打散安置。
在夷狄之中也树立起一个正统与邪异的概念区别，给他们各自提供一个内斗的理由和动力，未来又可立足于此，建立起一个泛区域的朝贡体系。
1185 籍户激增（）
江虨所陈述事项被整理成章后，沈哲子在这表章起始处用朱笔批“特”，在座其他行台官员们眼见这一幕，脸上闪过一丝异色，继而便开始沉思这件事更深层次的意义，以及当中与自己职事内或会产生的牵扯，俱都重视起来。
这又关系到行台在处理各种事务时的一个规章，就是事务处理的先后次序以及用力大小。
沈哲子主持行台以来，需要处理的事务不再只独限于军、政又或者单独某一地，言之日理万机也不为过。虽然台府并立、诸多属官配合分劳，但诸多事务千头万绪，也难做到事必躬亲，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北伐不过近半，他可不想劳累猝死。
所以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他往往标识轻重缓急来做分类，缓、常、急、特、特督等几个类别，以表示对这些事务的不同关注力度。
这其中表示最高关注力度的“特督”，除了表示此事他非常关注、需要尽快处理之外，在处理过程中还要配备监察官员进行监督。
原本这只是沈哲子自己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一个小技巧分类，可是行台本身便是以他为主，所以很快他这一点私人的标注批示便也成了整个行台行政的一个标准。大凡标注急、特的事务，俱都要优先处理，人力、物用方面都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集中。
反之，缓、常一类的事务则就不必过于急切，虽不至于完全搁置，但肯定也不会过分重视。换言之，力道要用在领导看得见的地方，领导都不怎么关注的事务，哪怕做的再好，效果也不大。
对于这一现象，沈哲子也早有察觉，感慨之余也就由之任之，但也并没有将之当作一项规令以条文标识。有的时候，这种默契与潜规则反而更加有利于树立起上位者的权威。
直至如今，各部曹官长所奏议事务能否得到朱批特示，已经成为衡量那些官长们尽职与否的标准之一。
那些官长们若是长时间得不到特批，最起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才能有限，认不清楚轻重缓急，第二是德行有缺，得不到大将军的雅重亲昵。
当这种逻辑成为一种共识，即便那些官员们没有遭到有司弹劾，在下属们当中也会威望大失，难堪其位。
江虨陈奏完毕后，便轮到谒者台的官长谢尚发言。
谒者台掌管朝觐宾飨、诏使劳慰等等，简单而言就是迎宾并公关。原本江东台城内并没有谒者台这一官署构架，只是设立谒者仆shè归为光禄勋管制。
可是洛阳创建行台后，各种觐见、宾客并访慰事务增多，沈哲子索性便将谒者台单设起来，除了这些之外，又加以访贤察举、持节察授并受怨申奏的职责，大大加强了谒者台的权柄。
如此一来，谒者台除了迎宾公关之外，还要负责察举野贤、封赏四方并民怨申诉等职责。而这一改动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谒者台拥有访贤察举的权力，这就极大程度的动摇了中正乡议的权威性。事实上在这些新收复的州郡中，沈哲子也根本没有再多此一举的设立中正官。
今次跟随沈哲子入洛的那些几郡乡流，都可以归类为入觐的乡贤，各种接待安排事务正规谒者台管理。
沈哲子当下的权位，自然不可僭用入觐朝礼，但这当中也不是没有可供取巧的地方，虽然司马懿父子几人陵寝都被匈奴人给挖个干干净净，但皇陵遗迹总还在。沈哲子也是沾了这些冢中枯骨的光，四边觐拜皇陵，礼节生人代受。
谢尚本身便是浮华界的一流人才，兼之早年督造钟磬礼器，使礼乐正声归朝，如今俨然已成行台古礼宗师。轮到他发言时便提议让那些乡徒以野贤乡秀的身份，参加接下来年前年后一系列庆典，让他们深刻感受礼乐堂皇于朝的庄严。
对于这些典礼之类，沈哲子向来也都是存而不论的态度，只要不是过于繁琐铺张耽误正事，便也都由之。考虑到眼下年关将近，便批示一个“急”字。
这一次的行台会议，因为临近年关，也可视作一场年终总结，并不独只限于当下的西征战事。所以凡与会者各个部曹俱都有陈述，甚至就连游离于行台之外、处境颇有尴尬的何充都有发言。
而这些发言中，最令人关注的还是民部大尚书庾条并河漕将军纪友的发言。无他，这两个一个管着钱袋子，一个管着舟车物流，可以说是行台职权最重的两个官署。
民部乃是行台六部之中结构最为庞大的一部，单单下辖分曹便有十曹之多，这其中度支、仓曹、库曹、户曹等等，职权都不逊于一般的大尚书。
轮到庾条汇报时，单单其人陈奏所涉诸多籍册便装满了数口大箱子，这还仅仅只是汇总整理之后的一个结果，至于更加详细的资料，则是足足有几间房那么多，自然不可能完全搬运到殿上来。
饶是如此，庾条这一番汇报都持续了长达几个时辰，听得与会众人俱都恹恹欲睡。至于最终总结的结果，也都很喜人，其中最引人瞩目还是人口这一项。
早在数年前沈哲子平灭江东作**之后，便开启了一项人口普查的工作，至今历时三年有余，总算有了一个大概的结果。行台目下所控制区域内，不包括新进收复的弘农、上洛、河东等地，合共在籍人口达到了一百八十万户之多！
当庾条道出这个数字时，整个殿堂中满座哗然，并不是因为这个数字太小，而是太多了！要知道中朝武帝太康元年，灭吴之后全国所得户数不过才两百四十多万户而已。
可是现在行台统治区域还未广及南北，关中、蜀中以及河北等地俱还在敌人掌握之内。但就算如此，在籍人口竟然直追太康元年，这一结果实在令人咂舌。
沈哲子对此并没有表现得过分吃惊，在他看来这个年代所谓的人口统计，其实并不能反应当世的人口总量，仅仅只是体现了当权zhèngfǔ强大与否。zhèngfǔ如果掌控力大，能够将大量生民编入籍中，zhèngfǔ如果权威不够，自然大量民众亡出籍外。
太康元年，全国户数两百四十多万，可是到了太康三年，人口便达到了将近三百八十万户之多。短短三年的时间，人口自然增长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增幅，自然是因为统一之后随着政权统治力增强，越来越多的荫户、流民入籍。
这些资料，沈哲子都是由收复洛阳之后、民间搜集来的那些典章旧籍中得来，对于庾条所报出的这一户口数，心内还是隐隐有些失望。
江东荫庇之风诚然一时难除，就算是有了他们沈家率先放免荫户的表率，肯定也是亡数诸多。可是江北自从他任事以来，在人口方面便一直不曾放松管制，尤其豫州那些乡宗豪强更因此类问题被剪除诸多。
再加上几场大战所得的流民生口逐渐被安置，原本沈哲子觉得应该能追一追太康元年的籍民数，却没想到居然还差了五十多万户。折算chéngrén口的话，便是三百多万的人口差距！
可见，就算是有着豪强荫庇的存在，这长达几十年的动**，对人口的削弱是实实在在、令人沉痛的。
虽然比不上太康旧年，但这一数字较之中兴之初也是不可同日而语。沈哲子犹记得他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会稽作为三吴之一的庞大郡治，在籍人口居然才三到四万户之间，而整个江东朝廷在籍人口也还不到五十万户。
换言之，沈哲子北上任事、主持征伐以来，给晋祚增加了一百三十多万户的人口增量。
当然这么大的增长量，也并非全是沈哲子的功绩，元帝、明帝时期，政权本就立足未稳，郡县之间所用图籍甚至还都是东吴和中朝时期的存留，本就乏甚官方权威性的统计数字。
而到了沈哲子主政时期，对整个江东的控制是肃祖在位最强势时都不能比拟的。哪怕不计算江北新增人数，在拥有如此控制力前提下，再搭配以沈哲子所提供相对科学的统计方法，在籍人口达到百万户是很轻松的。
换言之，沈哲子北进这些年，给晋廷增加了将近七十万户的人口增量。而在此之外，还有未曾名列籍上的罪户、屯户等二十多万户。这么一算，沈哲子的功绩也算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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