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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凶手是谁，他，或她，一定隐藏得很好，因为凶手的身份一直是个谜，倪凤英的下落也保持着未知。
媒体和大众的记忆都是短期的，尤其在全社会都蒸蒸日上的那个年代，人们沐浴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一年、两年、三年，逐渐淡忘了倪凤英温婉秀美的容颜。
直到三年后的一个夏日夜晚，马芸的突然失踪。
马芸是位参加工作才一年的小学教师，在那个不幸的夏夜，江京正经历着多年不遇的高温，马芸和几位女友，同数百名江京市民一起，在清安江滩边戏水纳凉。欢笑中、酷热中，马芸主动提出到堤上给大家买冰棍儿，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第一个将马芸失踪案和倪凤英失踪案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园区分局的干警陈玉栋。当年，就是这位被称为“小陈”的年轻公安，最初经手了倪凤英失踪案。当大多数人还只是将马芸失踪作为一个独立案件看待时，陈玉栋已经嗅出了这两件时隔三年的失踪案之间的关系。他将这个大胆的猜测上报领导，领回了一长串语重心长的“谈话”：“倪凤英失踪案没有破，不是你的错，历史上结不了的大案比比皆是，你也用不着这么敏感，草木皆兵。何况，马芸的这个案子是滨江分局负责的，我们协同寻找，在群众中收集汇报来的线索，具体的刑侦工作，我们文园区也不能插手呀。”是啊，马芸家住滨江区，陈玉栋连插手这个案子的机会都没有。
陈玉栋回到宿舍，在一本“工作记录”本上，写下一句话：“我有一种预感，我的这个猜测，很快就会得到证实。”
不幸的是，陈玉栋的预感准确。在马芸失踪五天后，她心急如焚的父母收到了一个包裹。
一只纸盒子，上面只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但没有邮寄者的任何信息。
心切之下，马父忘了警方的叮嘱，有情况要立刻报告，而是冒冒失失地打开了纸盒子。然后大叫一声，晕倒在地。
当时马母出去买菜不在家中，邻居一位退休的老大爷听到隔壁的叫声，急忙冲进马家，扶起马父。马父并没有真的失去知觉，只是高血压突然发作。他拉着邻居的手，说：“快，叫警察……那个盒子，你不要往里看……更不要让她妈妈看。”
邻居忙着找人，找居委会、找片儿警、叫街道医院的大夫……期间还是没忘了偷瞧一眼那盒子里的玄机。人就是这么一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断进化的动物，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好奇心带来的只是无限的后悔。
这位好心和好奇心并存的老大爷，往盒子里看了一眼，那一眼所见，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都没能从他的噩梦中抹去。
一片淡绿色的手绢。
手绢上，是一道暗红。
边上，是一截苍白的手指。
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由一名副局长带队，开始日夜突击侦破。陈玉栋被文园区分局举荐到专案组参加工作，带去倪凤英案的一些经验教训。臨专案组的干警几乎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将出事地点一带的江岸一尺一尺翻过，却怎么也找不到马芸的任何踪迹。
她还在人世吗？还是已经成为一具尸体？
凶犯为什么要寄回受害者的手绢？为什么要截断女孩的手指？
两起案件完全是同一个人干的吗？
作案凶手，不留任何痕迹，难道是传说的“职业”杀手？这好像只有在小黑录像厅里放的警匪片里才出现过，在江京还是闻所未闻呢。为什么将专业的作案手段用在两个背景普通的少女身上？凶手和受害者有什么关系？是丧心病狂随机下手，还是有针对性的选择目标？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列在陈玉栋的那本工作记录上，写满整整四页纸，他还是觉得有更多的疑问需要写出来。
虽然江京市警方倾注了所有人力和心力，结果却和倪凤英案一样，无法告破。马芸，也和倪凤英一样，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在沮丧和愤怒中失眠了数夜的陈玉栋，在工作记录上写下了这句话：“这个案子还远没有结束。但无论如何，我会付出毕生的精力，将这个魔鬼般的凶手正法。”
陈玉栋的预言再次不幸而言中。
两年不到，1985年的春天，一位名叫薛红燕的少女失踪。又一个令人丧魂的盒子。又一方血染的手绢。又一截苍白的手指。
这起案子再次震动了江京，再次将《新江晚报》的影响力推到了巅峰，也再次让陈玉栋血脉贲张。市局牵头的专案组复苏了，公安部派来了专家，全城的警力都投入了侦破之中。这次，市局下定决心，再不能让这样惨绝人寰的大案继续发生，如果这样的恶性案件都无法侦破，会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公安部门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雷厉风行！这平白为近几年来社会上逐渐开始上扬的犯罪风气助力。所以，专案组内部的口号是：人民必胜！人民公安必胜！
《新江晚报》之外，当年流行的一些法制月刊也开始推波助澜，甚至为这一系列案子起了个“大众文学化”的名字“血巾断指案”。在绘声绘色地描述完倪凤英和马芸的两起悬案后，还对薛红燕失踪的真相进行了类似小说创作的猜测。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三位少女的隐私、家事，真真假假地被翻了个底朝天。
所以可以想象，当公安部和市局联合宣布，经过全市公安干警的协同努力下，“血巾断指案”终于告破，凶手终于归案的时候，《新江晚报》和一众法制刊物，是如何地群情激昂。
也不难想象，凶手的隐私、家事，也尽收公众眼底。
第四章 血巾断指案复活
凶手名叫罗强，二十九岁。从《新江晚报》登载的照片上看，他有一张上宽下窄的倒三角长脸，一双小而凶狠的眼睛，目距遥遥，狮子鼻，招风耳，更增恶相。如果将罗强和另外十个随机选取的小青年混在一起，请你挑选出最有可能是强奸杀人犯的一个，相信你会毫不犹豫地指着罗强说：“就是他！”
你一定没有选错，因为你还不知道更具说服力的一条：他有流氓罪的前科。
不但罗强有流氓罪的前科，他的老子罗翊武也有流氓罪的前科！老子英雄儿好汉，你不用学基因学也知道，没有抓错人。
已经成为专案组副组长的陈玉栋是将罗强归案的主要功臣，在先进事迹汇报上，我们知道陈玉栋为了破获这个案子，一度连续熬了六个通宵。经过前两次的挫折，陈玉栋知道，地毯式搜索或者全民动员可能不会有奇效。而这样迷离的案件，如果不突出奇兵，不发挥扩展性思维，很难破获。
受害者的数量为归纳总结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三个少女，有什么共性？
首先，她们的失踪点，都在滨江一带，说明这是凶手比较熟悉、感觉比较安全的作案地点。凶手至今没有露出蛛丝马迹，说明他计算周密，行事谨慎，这样的人，不会选取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来作案；而且，凶手选取这三个被害人，不会盲目随机；作案的时候，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精细计划，所以才会不留下任何挣扎的痕迹。这同时说明两点：一是凶手可能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二是凶手很可能和三位女性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
同时，犯罪分子手段如此残忍，而且接二连三，显然不是初犯。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专家帮助专案组分析过，恶性案件的凶手，其犯罪行为大多有个渐进的过程，都会在重案之前就现出端倪：比如江洋大盗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残忍凶杀都是从打架斗殴开始的。
罗强符合所有的特征。
罗强的老子罗翊武在解放前，十七八岁就成为了滨江一带臭名昭著的地痞，指挥百余名小混混，不是靠的一身蛮力，也不是靠任何显赫的黑道世家背景，而是靠机敏过人的头脑和对时机的把握能力。罗强继承了罗翊武的发达头脑，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五金家电的维修和买卖技巧，同时开了两家时装店和一家照相馆，很快就赚了些钱。然后他开始将触手伸向餐饮和小百货等行业，私下招兵买马，做起滨江区和文园区交界的一方地头蛇。谁也不会想到，他还有余力参加成人高招的考试，几乎靠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神话中那个年代的大专文凭，含金量大于当今的本科甚至硕士研究生。
时装店、照相馆、五金百货店、餐馆……狡兔三窟，罗强大概有“百窟”。
早在倪凤英一案的侦查过程中，罗强就受到了陈玉栋的关注。他不但是倪凤英夜校的同学，还曾经在旱冰场和倪凤英搭讪过，听说倪凤英已经有了位当民警的男朋友后，就没有再多纠缠。当时没有任何证据进一步怀疑罗强，也就不了了之。
三年后，据马芸的女伴说，就在马芸失踪的那个夏夜江边，罗强和他的一伙小兄弟，也曾走过来主动提出给女孩子们买汽水，只不过被女孩们婉拒了。同样，没有任何证据罗强和马芸的失踪有关，他的小兄弟们都信誓旦旦地说，罗强当晚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厮混。
薛红燕在罗强的一家时装店里做过营业员。罗强好色远非什么秘密，女友多如繁星，两人是否有过瓜葛，谁都可以猜，但没有人能说得清。
三位少女失踪后，罗强没有显露出任何异样，江湖生活继续。只不过这一次，薛红燕一案的侦破将要走到死胡同时，罗强被锁定为凶手。
罗强符合理论上的凶手，但警方不能因为“理论”给他戴上手铐。
“理论”驱使陈玉栋说服了罗强手下的一位喽啰，请他在罗强身边，留心收集任何同“血巾断指案”有关的证据。有则上报，无则加勉。
罗强是名摄影爱好者，他发家的奠基石之一，就是一家照相馆。陈玉栋的这位眼线，在那家照相馆的暗室里，翻出了三张马芸的照片！
还有薛红燕的几张照片！
从摄影的角度和少女们的表情看，这些照片都是不折不扣的偷拍。消息很快传到陈玉栋耳中。于是在一个宁静的傍晚，二十余名干警兵分两路，大部人马冲入了罗强的家中，对这位崭露头角的流氓大亨实行逮捕，另有几名干警撞开了照相馆暗室的门。
他们发现了更多的少女照片，都是长焦的偷拍照。
包括五年前的倪凤英。
证据确凿，罗强“恰好”关注了血巾断指案的所有被害人，很自然的推论是，他在物色猎物。那些照片，就是他的笔记。罗强对这些照片的来历供认不讳，说自己爱拍美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也算得上犯法吗？
连轴转的审讯，居然没有摧垮罗强的意志，他顽抗到底，他拒不认罪。随着审讯的深入，当初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开始逐一崩溃，他的小兄弟们见大势已去，也不再信誓旦旦地替他担保清白，事实上，三起失踪案发生的当晚，罗强的下落无人确知。也许他在暗室里洗美女照片，也许他在和无数女朋友之一缠绵，也许他在制造血巾断指案，无数的可能，唯一缺的是确凿的清白证明。
但罗强依旧抗拒，依旧冷静地矢口否认。不能证明清白，并不代表证明了犯罪事实。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警方最强有力的证据在对罗强“百窟”的搜查中出现了。
罗强的一个副手，在文园区江京工业大学附近经营了一家五金店，店铺后面巷子里的垃圾箱中，一条磨损甚重的工作裤被翻了出来。细心的刑警在裤子上发现了一滴血迹——就这么一滴血迹，敲响了罗强的丧钟。
毛发和皮屑的样本证明，那条裤子属于罗强。血迹的化验结果揭晓，是薛红燕的血。
铁证铿锵，但罗强否认依旧。薛红燕的血怎么到他裤腿上的？他冷笑说，薛红燕本来是他的马子，但她总犯贱，敲打敲打就会让她乖一点，一点皮肉伤，死不了的。
他连作案都没有承认，更不会说出三个受害者的何去何从。
直到被枪决的那一天，他都没有流露出任何悔过之意。
三个少女的下落，也随着一声枪响湮没了。
寒暑五载，“血巾断指案”已经成为历史。偶尔还是会有少女失踪，有闹别扭离家出走的，有和心上人私奔的，有被拐卖到偏远农村做媳妇的，但至少再没有沾血的手绢和斩断的手指。江京的人们，迎接着经济的腾飞，忙碌着自己的生活，逐渐淡忘了那个曾引起满城风雨的大案。
还有什么可惦记的呢？案子已经告破，凶手已经被正法。
可就在1990年的夏天，“血巾断指案”卷土重来！
一位名叫关菁的女大学生失踪，失踪两周后，一个包裹寄到关家，手绢上一抹血迹，苍白的断指。
江京市再次陷入一片惊恐中。
难道说，罗强并非断指案的真凶，他是被错杀的？《新江晚报》上在质问，市领导、公安部门领导在质问，陈玉栋也在质问。
陈玉栋质问着自己当初的判断，有没有刑侦程序上的疏漏。但怎么回忆，证据都确凿可靠，罗强就是案犯。在分局和市局领导的支持下，他勇敢地接受了《新江晚报》的采访，直面记者尖锐地问题。
“根据你的判断，公安部门错杀罗强的可能性有多少？”
“零。”陈玉栋平静地说。他的平静，让记者意外。
“那如何解释，新出现的‘血巾断指案’？”
“模仿。”
“模仿？”
“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案例，就是犯罪分子模仿一些‘著名’的案件，满足自己行凶、做‘大案’、引起关注的目的。过去十年来，‘血巾断指案’轰动江京，甚至震惊全国，很‘著名’，因此被模仿并不奇怪。”
警方的模仿理论并非毫无依据：前三起断指案中的断指，经技术人员确定都是被利刃斩断；而关菁的手指，伤口切面和以前的三根断指不同，应该是被一种有一定硬度的细丝勒断的。从这点看，不但是模仿，而且是更残忍的模仿。
谁也没想到，这一“模仿”，就是十九年，九起“血巾断指案”，九位失踪少女，九根断指，九个破碎的家庭，多少无尽的伤心。迄今为止，一共是十二起极为类似的案件，最后一桩失踪案发生在2009年。
让警方无所适从的是，九根断指中，有三根是被刀切断，有六根是被细丝勒断，仿佛不同的凶手留下了不同的印章。
近年来，随身携带手绢的女性日趋于零，被害者家人收到的，会是披肩的一角甚至内衣的一截，不变的，是同样令人崩溃的那抹暗红。
更困扰家人和警方的，是被害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状态。那兰猜测，一定还有少数受害者的亲人，在多年后，依旧等待着被害亲人的重现。但和罪与罚常年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更大可能，是这些女孩早已被残杀。
暴力案件很多，令人心悸的程度少有能逾越“血巾断指案”。
而凶手的阴影，至今仍游荡于司法之门外。
这些资料，都是巴渝生密件专递给那兰，那兰连夜研读过的。其中有很多是老警官陈玉栋的手记。陈玉栋退休时，将“血巾断指案”相关的资料都上交江京市公安局。市局刑侦大队重案组的人都知道，这一跨越三十年的系列恶性案件，虽然是接近“无头案”般地令刑侦人员绝望，但重案组组长巴渝生绝不会对这个案子轻易言弃。
这是巴渝生的特色，是一个使他成为出色刑警的长项，也许也是妨碍他官运亨通的障碍——他有时候过于执著，“放不开”。近年来，随着市区人口的激增，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困扰江京的大案要案也逐年递增，各级公安部门“扑火”的任务艰巨，重点都放在当前发生的棘手案件和急需处理事件。巴渝生出色完成紧急任务的同时，没有花更多的精力时间和各级要员盘桓沟通，修建事业云梯的下一阶，反而对一些旧案冷案情有独钟，经常沉浸其中而不自拔。他的理论是，陈年旧案的解破，是对刑侦人员毅力和智力的终极考验，也是对刑警工作态度的重要检验指标。
“血巾断指案”虽然历史悠久，整个系列案的最后一桩不过发生在四年前，远不能算陈旧，巴渝生当然不会放过。
尽管这四年来，这个系列大案的线索杳无。
直到昨天，重症病房里的这位恶名昭著的强奸惯犯米治文，在濒死时告知警方，他知道“血巾断指案”受害者的下落。
在接受警方病榻前的审问时，他没有道出那十二个女子的生死结局，他也没有说出这系列大案的始作俑者，他只是说，他知道她们的下落。
而且，只能告诉一个人。那兰。
第五章 仓颉
此刻，那兰隔窗盯着米治文毫无生机的消瘦脸颊，一番沉默后，终于觉得心境平和了一些：“你们排除了米治文的嫌疑？……好像他被捕后，这个系列案也停止了。”
“三年前他被捕的时候，的确立刻成为断指案的首号嫌犯，对他的审问可谓煞费苦心。他矢口否认，同时，我们找不出任何证据——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从理论上和有据可查的前例来说，系列杀人者，尤其造就出血巾断指案的这类变态人物，很难抑制住收集‘战利品’的冲动，总会留下证据。”
“就好像当年罗强暗室里的那些照片？”那兰读完案情介绍后，一直无法释怀的一个问题，就是罗强是否真的是最初的断指案杀手。如果他的确杀害了那三名女子，难道之后的那些系列案制造者，真的是“模仿者”？模仿得如此惟妙惟肖，而且青出于蓝，竟能将近二十年不露一丝马脚？如果他不是元凶，地狱里岂不是多一条无辜的冤魂？
巴渝生轻叹：“大概是这个意思……虽然罗强偷拍的少女照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战利品’，更像是一种变态的爱好……总之米治文在这方面‘干净’得无与伦比。他租的小公寓里，家徒四壁，而且一尘不染，简直像个苦行僧的流动禅房。另外，说他是强奸惯犯有些夸张，因为他多少次都是‘强奸未遂’，直到四年前才有了伤害的犯罪行为，这和血巾断指案的凶手比，好像……怎么说呢，差了一截，就是说犯罪的恶劣程度差了些。所以即便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怀疑他是血巾断指案的黑手，却没有一个理由给他定罪。”
“更何况他有精神病的‘临床保护’。”那兰觉得自己话语里，带着憎恨的讥嘲又回来了，一时间扫荡了她所有犯罪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学养”，听上去更像个怨毒的人。
巴渝生没有为难她：“他的精神分裂病史，可以上溯超过二十五年，绝非被捕后‘偶得’的，而且临床诊断确凿……不管怎么样，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谈关于血巾断指案的事？我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