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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0年到1933年，价格总水平是稳中有降，煤炭日益被石油所取代，而联合矿业工人工会实际上瓦解了，它未能阻止潜在的经济力量自发地起作用。可是，至少在这一时期的前一段时间里的事件是对工会的短期力量的贡物：面对1920年以后工资和价格急剧下落，该工会在使煤矿工人工资率在一段时间内不下降显然是尽了责任的。此例说明了连带需求分析的含义：工会短期的战略地位比长期更强有力。它也说明了一系列并非不典型的事件，伴生的有利环境使工会能通过实现看来比它的基本经济实力所允许的更多的目标而扩大其会员人数并且得到其会员的支持；可是当工会赖以生存的伴生有利环境消失时，历史过程并不能完全反转过来：工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强大，并且能够阻止那种否则将会发生的再调整，尽管倘若其它有利的环境不再存在，工会很可能迟早要削弱或衰亡。
这一系列事件可能在煤炭工业重演。从1933年开始，价格和工资总的说又一次相当稳定地增长，当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其增长速度特别快。煤矿工会又重建起来了。这里，它似乎再次表现出在它所实现的工资增加方面不如在阻止后继的再调整方面更有实力。
（2）服装工人工会——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和联合工人工会——在1920年以前的十几年中取得了它们初步的成功，并在1920年伴随战后的通货膨胀达到其鼎盛期。这里，工会又一次使工资的增长幅度比它本应出现的幅度要大些，可是显然，工会借以赢得信誉的工资增长的大部分，很可能是主要部分，是本来无论如何也会发生的。尽管这些工会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会员减少且重要性降低，他们的境遇比联合矿业工人工会要好。依我看，这主要是或者完全是因为当时出现的有利环境，这些工会所属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主要是从东欧和南欧来的移民。不论有没有工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对移民的严格限制措施肯定会减少工人的供给，从而加强工人的经济地位。工会后来的突发壮大是在1933年以后工资物价普遍上涨的时期。因此，这些工会也是只有在基本的经济条件是全面通货膨胀时，才会兴旺起来。
（3）当今的大型产业工会——特别是汽车和钢铁工会——始终是在普遍的通货膨胀环境下进行活动的。这一点使这些工会所得到的力量将以某种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方式显示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会对妨碍其会员的工资像没有工会时可能提高的那样多负有责任。这一点我们稍后再来讨论，我怀疑1945年以前这些工会对工资有过多大的影响。依我看，最近（即1951年前后）广为宣传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同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协议几乎是公开宣布工会的软弱。
医疗工作者同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并且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它说明了连带需求分析提出的趋势，即工会的战略地位在短期内要比长期强。从经济意义来讲，医疗工作者同行与同业工会类似。它是由一群组织密切、具有高级技艺的工作人员组成，他们处于一种特殊的战略地位，可以控制各州开业许可证的颁发并因而控制医学院入学资格来限制医务工作者的供给。不错，医疗工作者同行与通常的同业工会又有不同，医务工作者的报酬（医疗费）占最终产品总成本的比例更大一些。然而，即便是这些差异也很容易被夸大，医院、药品及其它类似的费用决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通常假定这种差异将被医疗需求的缺乏弹性所抵消。
毫无疑问，医疗工作者同行在各种场合运用它的权力，严格限制人们涉足这一行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三个想考入美国医学院校的人中，就有一个人不能如愿以偿，而且显然，若不是对于进入医疗行当的难度已经有所耳闻，试图进入这一行业的人还会少得多。此外，在就学于国外、潜在的试图加入这一行业的人面前亦设置了严格的障碍。然而，对于进入这一行业的限制仅仅成功地将医疗界的平均收入提高了大约15％到20％。脊柱按摩师、正骨师、信仰疗法医师等等最终成了重要的替代品，他们人数的增加正是限制人们进入正规医疗行业而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这是关于长期内替代的可能性的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例证，进入医疗行业的限制的短期效应比其平均效应更值得注意，而工会的力量在长时期中就是被这种平均效应削弱的，正如后面要指出的，这种短期效应是导至工会作用被夸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率管制
另一条正统经济分析顺其发展而得到某些饶有兴趣的启示的线索是所谓限制性惯例的作用。显然，如果工会能减少可从业人员的供给，那么它就有借此提高工资率的趋向。的确，如果工会自身不能对工资率本身实行任何直接的控制，则这将是提高工资率的唯一方法。比如在医疗界，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重要方法能直接控制医疗费或控制医生的收入。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医生的人数。因此，医疗界是人们通常遇到的那类明显例子，即工资率或其等价物由于人为地控制人们进入这一行业而增加的情况。
这一思路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一般来说，可以认为，工会主要通过控制工人的供给来实行对工资率的控制，因此，所谓限制性惯例——高额工会入会费用，参加工会的差别对待条款，资历规定等等——具有减少工作人员供给从而提高工资率的经济功能。这是对这种限制性惯例的错误理解。若没有封闭的或优先雇用工会会员的行业，则这些限制性惯例就不会有这种功能，这种封闭的行业已经意味着存在来自限制入会以外的原因的对雇主的控制。为了了解这些限制性惯例及与之相关的封闭性行业的功能，我们假定可以采用直接的手段，例如关于最低工资率立法，将工资牢固定在竞争水平以上。这必然意味着可利用的工作机会比没有这种限制时要少，而且工作机会也比寻找工作的人要少。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来消除这种劳动力的超额供给——必须在求职的人们之间分配这些工作，这就是所谓限制性惯例所发挥的重要经济作用。它们是在迫切的工作申请者中分配数量有限的工作的一种手段，既然工资率在竞争水平以上的工作机会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那么，限制性惯例的重要性以及它之成为众多争论的起因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了。
问题仍然是工资率怎么会直接为法定最低工资率以外的手段所控制。要做到这一点，工会必须能实行对雇主的控制——它必须能阻止现有的雇主们削减工会的工资率，同时又要阻止打算削减工资的新雇主进入这一行业。它必须能采取某些手段迫使所有的雇主答应工会的工资率而且不能有任何降低。能做到这一点的手段有许多，这里几乎不能完全罗列出来。然而，就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直接强制执行某种工资率或限制人们取得某一职业的各种手段都有一个特点是至关重要的，即它依赖于政治上帮助的程度。医药界可能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一行业中，开业仅限于取得国家颁发的执照的那些人，反过来，开业许可证的颁发权一般又掌握在同行手中。政府颁发营业执照的作法也以类似的方式适用于牙医、律师、管道工、美容师、理发师、殡仪工以及大量不胜枚举的职业。凡是实行开业许可证制度的行业，开业许可证的颁发权势必要掌握在该行业现在从业人员的手中，他们也几乎无例外地要设法利用这个手段来限制新的从业人员进入这一行当。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手段基本上是无效的，这或者是因为限制颁发许可证数量是不可行的，或者是因为有可能绕过开业许可证的规定。但是，它们的确说明了可以如何利用政治权力来直接控制人们进入某一行业。建筑法规、健康条例、卫生法等形式的地方政治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远为更加有效的，而且同这种开业许可证规定仅有细微的差别；所有这些法规作为一种方法帮助了许多行业工会防止非会员工人采取或取消使用替代某种原料和技术等手段加入这一行业，同时防止潜在的雇主削减工会工资率。毫不奇怪，强大的工会是有联邦法律做保障的铁路工会。此外，若不是当局心照不宣的默许的话，工会的实际的或潜在的暴力或强制行为，比如组织纠察队等等，就很难发生。因此，不论是直接以具体的法律形式赋与工会权力，还是间接地在执行法律的环境气氛和态度中支持工会，直接控制工会的工资率总是同工会所能够获得的政治支持的程度紧密相连的。
此外，劳动工会与产业垄断两者之间极其相似。在这两种情沉下，除非这两者能够求助于政府的政治权力，否则，广泛的垄断很可能是暂时的，并且是容易瓦解的。
《价格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八章 固定比例条件下的分配理论
连带需求分析表面上看起来，是用以说明两种生产要素中每一种的价格形成的，这两种生产要素必须按具有刚性的固定比例相结合以生产一种产品，但只有假设这两种要素每一种的供给曲线都是给定的时，才是如此。现在来看，这些供给曲线，反过来还要依赖于其他产品的市场条件；这些曲线反映了用于生产这种产品、而不是生产其他产品的生产要素数量，这样也就间接地依赖于其他市场的派生需求状况，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连带需求分析是否可以从目前所考察的这种局部分析，扩展为更具一般性的分析。如果每一种产品都满足连带需求分析的条件，或者说，每种产品都是在要素按固定比例组合的条件下，被生产的（“不变的生产系数”是描述这种情况的另一种说法），那么，用什么来解释生产要素的价格呢？
我们首先假设，在所有产业中，生产要素组合的比例是完全相同的，比如说，生产一个单位的X，或者生产一个单位的Y等等，都需要用一个单位的A，再加上一个单位的B。在这个例子中，任意两种“商品”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也就是，表示比如说可能用任意给定数量的A和B所能生产出来的X和Y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组合的无差异曲线（或转换曲线），将为一条直线，如图8．1所承，其中A和B的数量均为100个单位。
显然，在自由交易的市场上，X和Y必将卖同样的价格，其他商品也一样，不论它们的生产数量是多少。各种商品的相对需求，将会决定它们的生产数量，但不会对其价格产生影响。所以，对生产要素的需求这一方面来讲，不同种类商品的存在并不具有重要意义。既然，它们的相对价格总是刚性地保持不变，因此就好像只存在着一种商品，比如说，Z商品。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共性，即，生产过程中的替代是消费过程中替代的另一种表现，反之亦然。
现在我们按照连带需求分析曲线的思路，画一条B要素的派生产需求曲线。为此，我们需要知道，Z的需求曲线和A的供给曲线。我们如何画出该社会的这种单一商品Z的需求曲线呢？我们的分析所关心的是相对价格，而不是绝对价格，因为我们并没有将“货币”引入到这个经济中来；因此，这个问题涉及到确定价格表达方面上的那个“unmeraire”既然我们的基本问题是总产出在共同参予生产的各要素间的分配问题，并且，既然由于最终产品之间的各相对价格是固定的（这表明，我们将全部产品看成是一种产品的作法是正确的），故并不存在如何计量产出的问题，这样，用最终产品来表示生产要素价格，即把Z做为numeraire，但是这样一来，不论Z有多少，根据定义，Z以其自身作为numeraire所表示的价格显然就总是一个单位。这意味着（依据定义）Z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处于一单位价格上的水平直线，见图8．2。
A的供给曲线又如何画呢？假设，存在着可用于生产这种商品的A的最大流量。比如说，每单位时间内使用100个单位的A。如果我们严格地坚持，Z是唯一的最终产品，那么，这些服务也就没有其他的用处了，因此，在任何价格水平，它们都可以用于这利产品的生产，也就是说，A的供给曲线在任何正值的价格点上都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在0点时则是有完全弹性的。这条线在图8．2中表示为OFG（生产要素供给曲线对整个市场的弹性反映了这些要素的生产性服务的非市场因素的存在，这一点根据定义在这里被排除了）。
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B的需求等于Z的需求曲线与A的供给曲线之间的垂直方向的差距，由此产生了B的需求曲线，如图8．3。注意，这条需求曲线与B的边际产量价值曲线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当给定A的数量为100个单位时，只要B的数量低于100个单位，则B的边际产量就是1，从B的第100个单位以后，其边际产量为0。要得B的均衡价格，我们还需知道B的供给曲线。像A一样，在任何正值的价格水平上，它都是完全无弹性的，所以可用一单一数字来描述它。假定每单位时间内B的可供量单位数小于100。因此，B的供给曲线（图8．3中的SB）将在P1点或者说将在价格为1时与B的需求曲线相交，所以均衡价格对B来说，将等于1，这当然意味着A的均衡价格为0（用同样的方法分析A，可以直接显示这个结果）。若B的供给大于100个单位（见上图的S’B），则B的供给曲线在P2点与其需求曲线相交，表示B的价格为0，而A的价格为1。
这两个例子，相对来说是简单且直观的。如果两个要素中的一种要素相对于另外一种要素是如此的丰富，使得生产并不能使用其全部的可供量，那么，在不存在要素组合的时候（这在我们画供给曲线时已暗含地排除了），它将成为“免费使用的”要素。但是，如果B的可供数量与A的可供数量恰好相反，比如说都是100个单位，又将是什么情形呢？这时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将如图8．4中所画。很显然，B不大于1或者不小于0的价格，与均衡是相协调的。给定B的价格，比如pB，则A的价格显然将是：PA＝1－PB，需要在1A与1B之间分配的总产量，等于1个单位的Z，即他们所生产的数量。
这一结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无法决定A和B单独对总产出的贡献，因此也无法依据它们的边际贡献决定它们各自的经济价值。只有将A与B合在一起才是有经济意义的单位。这一单位的产出是1，所以PA＋PB＝1，任何PA和PB的值都适用，只要两者增加等于1。有无穷多组数值是符合这种均衡形式的。经济势力并没有指定唯一一级PA和PB的值，它们仅仅设置了限制条件，即PA＋PB＝1。PA和PB的实际值依赖于其他因素。如果所有的“非经济”考虑都是无关的，那么，一个完整单位的产出如何在协作生产的一个A与一个B之间分配，就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有合并起来的一个单位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它只不过像一个人的工资应有多少分到其右手，又有多少应分到其左手一样毫无意义。只有当存在着非经济因素，使得一个A与一个B有显著的区别时，这一产量在A与B之间的分配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非经济因素将完全决定A与B之间的分配；我们似乎将会得到由纯粹讨价还价所决定的相对收益。
仅当A与B的供给曲线重合时，我们才引入纳粹讨价还价，以便用来解释该产量在A和B之间的分配。也许有人要问，当A与B的供给曲线并不重合时，因这里暗含的关于A与B之间不存在联合的假设将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我们是否就不必再引入这一概念了呢？比如说，若单位时间内要素A的可供量有150个单位，而B只有100个单位，这时要素A的所有者（称之为“A”的），不会通过联合来获得大于0的收益吗？假设在某一时间内，他们确能如此，并且能够达成协议，在他们之间平等地分配他们所获得的任意数量的产品，并且，假设在这一时间内，他们为自己成功地获得了9/10的产品，这样，100个单位B中的每个单位B都（我们假设B没有形成联合）获得了一个单位Z的1/10，同时150个单位A的联合体获得了90个单位的Z。
这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吗？就所关心的是经济因素而言，显然不是。每个A分别可获得单位Z的6/10，每个B则分别可获得单位Z的1/10。很明显，存在着这样一种刺激，使得一个A和一个B在A的联合以外再实行联合。对于每个单独的A而言，看来如果他脱离该联合体，而其他的A仍留在该联合体中，则他能够诱使一个B脱离该联合体，仍然可以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因为在该联合之外A、B的合作的总产量将是一个单位的3/10，而这个数量大于不破坏该联合时的他的收入合计。这意味着，A的联合是不稳定的，而且，经济力量将不断地趋向于打破这种联合，即使它已经暂时建立起来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这样一种情形，不仅每个产业内部的生产要素比例是固定的，而且所有产业的这一比例都是相同的。现在让我们假定，每个产业内部的这一比例是固定的，但所有行业的这一比例并不是一样的。做为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来看两组产业，称一组产业的（组合）产品为X，另一组产业的产品为Y，并且假设，生产一个单位的X需要一个单位的要素A加上一个单位的要素B。而生产一个单位的Y则需要一个单位的A和两个单位的B。这种生产条件将产生一条如图8．5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其中，A为100个单位，B为150个鱼位。
除了P1点以外，在其他任意一点上，A或B都没有被全部使用，在Y1与P1之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