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倌昀创笫录恰肺猓谟⒚涝诨淌看窗斓摹锻蚬ā飞狭兀文瓿跻浴短┪餍率防恳肺匠霭妗！短┪餍率防恳方樯堋疤┪鳌保ㄖ概访溃舶ㄓ《鹊扔⒐趁竦兀└鞴�19世纪发展史，总结各国兴衰规律。该书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奥秘，“新政”即政治改革之后民权的兴起，比之科学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繁荣更为重要。
李经述也很赞赏《泰西新史揽要》里“民既有权，则可以博考万物而得万物之理”的观点，在《华报》上写文章，鼓吹有了民权，个人才智就能得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也会随之繁荣；“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即老百姓有了选举官员（议员）治理国家的权利，也就无须“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国家和民众之间就没有了化解不了的矛盾，社会就趋于稳定和发展。
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也都对此书表示赞赏。光绪皇帝得识此书，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其实，康有为所上的奏折谈维新变法，许多理念和建议均来自《泰西新史揽要》及李提摩太为该书所写的序言。
不过，虽然维新变法已形成共识，但如何维新变法却没有形成共识。如何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谁来做改革旗手的问题；选择谁做改革旗手，就等于选择谁的改革方案。虽然许多朝中重臣如荣禄、王文韶等，没有能力提出全盘的改革计划，但此时适合做改革旗手的人仍有很多，如李经述、刘坤一、张之洞等，都有比较系统的改革意见。慈禧很恼火的是，光绪皇帝放着李经述、张之洞这样她欣赏的良材不用，急于推出康有为等人来维新变法，这触犯了刚刚到颐和园颐养天年的慈禧的逆鳞。这也很好理解，一般做惯了领导的人，真正安心过退休生活的人，并不多，慈禧将光绪皇帝选择康有为来当维新变法的旗手，当成了他已迫不及待想要夺权的征兆。
于是，慈禧下了一道懿旨，将李经述在山东改革的成效报告送给光绪皇帝，暗示光绪皇帝维新变法要慢慢来，要务实，不过此时，光绪皇帝此时的脑袋已经被康有为和翁同龢的“三年可自立富强”的牛皮吹得“发热高烧”了，他觉得李经述的逐步改革需要二三十年，等不及了，自己亲政都快四年了，还当个傀儡皇帝没意思，现在有翁同龢、康有为等一帮人支持，应该努力向“亲爸爸”争取一下权力。
不过光绪皇帝一向还是胆小，不敢直接去找慈禧太后说这事，他召见了当时军机处的领班大臣，也就是庆亲王奕劻，让他转告慈禧：“朕要用康有为变法维新了。太后若仍不给朕事权，朕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维新变法这么重大的事情，庆亲王奕劻当然做不了主，也不敢做主，连忙跑去颐和园找慈禧太后。
那日，秋光多明媚，昆明湖上水波不兴，慈禧太后正抱着一只白色卷毛贵妇犬，眯着眼睛坐在湖边一张椅子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听隆裕皇后诉苦：“老佛爷，光绪皇帝的魂，都给珍妃那小妖女给勾走了，老佛爷，你就不管管？奴家真是命苦呀！”
慈禧太后被隆裕皇后哭哭啼啼的样子搞得很心烦，训斥她道：“如今你是皇帝册封的皇后，理应母仪天下，哭哭啼啼像什么话？”
恰好这时，庆亲王奕劻来报，光绪皇帝以退位来要挟自己，这等于火上浇油，正在气头上的慈禧想起了当年自己的儿子同治皇帝也是这么做的，拿退位来威胁自己，和自己夺权，顿时大怒，站起身把手中的贵妇犬狠狠摔在地上，可怜那宠物犬，脑袋撞在一硬邦邦的石头上，“呜呜”惨叫两声，气绝身亡。慈禧满脸怒色，对庆亲王道：“变法维新，哀家不是已命李经述在山东做了吗？皇上是吃错药了吗？哀家还活着呢，他为何如此迫不及待？你去转告皇上，他不愿坐此位，哀家还早不愿他坐之！”
身后站着的李莲英，得了隆裕皇后的好处，趁机对慈禧道：“老佛爷息怒，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最近，宫里关于皇上维新变法的事，也传得沸沸扬扬。据说这个康有为，是通过珍妃的表兄见了翁同龢，才蛊惑了皇上。”
虽然自己也是女人，但慈禧太后掌权后，对皇后或妃子干政，还是保持着极大的警惕和厌恶，一听这变法维新，竟然还跟珍妃有关，顿时气得浑身发抖，她想新帐旧帐一起算，好好教训一下珍妃，借此狠狠敲打一下光绪皇帝，让他明白这大清国到底谁说了算！
慈禧太后立即起身，坐上十六人礼轿，带李莲英、隆裕皇后和一群太监宫女直奔光绪皇帝的住处——紫禁城的养心殿，去找珍妃算账。
慈禧太后没让太监禀报，怒气冲冲带一行人浩浩荡荡进了养心殿，刚进了蠡斯门，慈禧太后远远看见光绪皇帝和珍妃俩人在假山下的方亭里你侬我侬，珍妃侧着身子，坐在光绪皇帝的大腿上嘻笑。光绪皇帝手拿一粒深紫色的葡萄，刚剥了皮，正往珍妃张开的嘴里送。
光绪皇帝和珍妃两人没注意到慈禧太后已立在方亭之外，直到李莲英高声叫道：“老佛爷驾到！”
珍妃吓坏了，赶紧从光绪皇帝的大腿上站起，过来跪安，光绪皇帝也赶忙下跪行礼：“儿臣给亲爸爸请安。”
慈禧太后本就一直不喜欢珍妃，今日撞见珍妃竟然坐光绪皇帝大腿上，一肚子气没地方出，当即怒斥珍妃：“汝身为贵妃，行为举止竟然如此轻佻，成何体统！你眼里还有宫中的规矩吗？来人呀，拖下去杖打二十！”
不管光绪皇帝如何求饶，慈禧就是不松口，李莲英得了令，命两太监把珍妃架出去，立即行刑，打得珍妃的旗袍上血肉模糊才拖回来，慈禧还不解气，立即发布懿旨，以珍妃行为不检为由，革去珍妃的贵妃头衔，从正一品的贵妃直降为六品贵人。
隆裕太后见慈禧给自己出了气，心里十分高兴，差一点笑出声来，但碍于慈禧的威严，没有作声。光绪皇帝也吓傻了，不知道慈禧今日为何发这么大的脾气。
杖打二十，这还没完，皮开肉绽的珍妃被太监拖回来，慈禧太后还厉声质问珍妃：“哀家听人说，你最近还常在皇上面前妄议政事？”
按清朝祖制，妃子不经皇帝允许而干政，最严重的是杀头大罪，光绪皇帝一听慈禧太后如此发问，感觉珍妃小命难保，吓得一屁股瘫坐到地上，他想反抗慈禧，但没有勇气。
就在年轻的光绪皇帝孤立无援时，帝师翁同龢带领帝党群臣赶到养心殿。荣禄也带兵赶到了。慈禧太后这才收敛了一下脾气，示意光绪皇帝和列位臣工就列。
坐定之后，慈禧太后扫视了一下群臣，他们的表情一个个很严肃，最后，慈禧的目光落在翁同龢身上，道：“翁学士，哀家是在处理后宫之事，汝也想插手吗？”
翁同龢觉得此时光绪皇帝已经完全亲政，维新变法是众望所归，于是正义凛然上前道：“微臣不敢。只是下官知道，太后之气，并不在珍妃。但举荐康有为变法，乃是老夫之见，与珍妃娘娘无关。如今外患已深，列强瓜分大清的意图昭然若揭，依大清国祖训，‘凡失寸土者不得入列祖灵位’，皇上奋发图强，太后理宜全力支持他明定国是，变法自强。”
顺天府尹夔及户部尚书、协力大学士王之韶等大臣们也纷纷下跪进言，苦苦相劝慈禧支持光绪皇帝维新变法，慈禧太后看了一眼群臣，知道变法强国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光绪皇帝在群臣中有了“根基”，便喝了一口李莲英送上的人参茶，慢条斯理道：“都起来吧！！哀家有说过不支持皇上变法强国了吗？哀家现在质问的，是珍妃有没有跟皇上妄议政事，皇上，到底有还是没有呀？”
光绪皇帝知道自己身边有太监是太后心腹，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他不敢说谎，头上直冒冷汗，唯唯诺诺道：“曾说过一两句，不过都是朕…朕主动询问……”
光绪皇帝解释的话还没说完，慈禧太后就有点不耐烦了，既然皇上已经承认珍妃说过一两句政事，那就行了，慈禧下令：“珍妃妄议朝政，掌嘴三十，以儆效尤。”
惩罚珍妃，既是做给光绪皇帝看的，也是做给翁同龢等大臣看的，正所谓“杀鸡儆猴”！李莲英得令，心领神会，马上命太监上前狠狠地打，可怜如花似玉的珍妃，屁股刚被杖打二十，现在又被“啪啪”掌嘴三十，嘴角流血，昏了过去。
慈禧还不让人把她抬下去找太医。光绪皇帝眼睁睁看到心爱的女人转眼间被打得血肉模糊，愤恨地流下眼泪，面如死灰，取下头上的黄龙帽，真准备不干了，无所顾忌地说：“亲爸爸，孩儿不孝！您要是有气，就撒在孩儿身上吧！！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亳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不维新变法，朕何以面目去九泉下见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
光绪皇帝这一番肺腑之言，说得声泪俱下，慈禧这时毕竟已经是昭告天下退休了的，这时候还没有废黜光绪、另立新君的打算，于是心软了。光绪皇帝背后的臣子们也很会演戏，有的也痛哭流涕，恳求慈禧给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机会，慈禧这才松了口，退让了一步，让荣禄推荐一位年轻有为、思想开明的大臣担任军机章京，辅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荣禄便推荐了林旭。
慈禧太后还不放心，后来让张之洞也推荐维新的人才，张之洞便推荐了杨锐和刘光第。顺便说一句，现在许多人误认为历史上“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为的人。其实是并非如此，被杀的军机四章京里，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是铁杆的康党。刘光第对康有为素来反感，杨锐目睹康党一班人的轻躁冒进，在军机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家书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叹。
不久，光绪皇帝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任命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四品卿衔，参预新政。
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后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向光绪帝推荐了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谭嗣同也准备离开山东，进京面圣。梁启超此时也接到康有为的来信，让他去京城帮忙。
谭嗣同和梁启超向李经述辞行，李经述心急如焚，他知道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此去凶险，便想想办法留住他们！
。。。
第114章 康有为的政变（）
李经述和康有为一接触，就知道所谓的康圣人，只是徒有虚名。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无疑异端邪说，光绪皇帝会糊涂一时，不可能糊涂一世，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
中国的改革，若让熟悉官场的政治大佬李鸿章或张之洞，甚至是荣禄来做旗手，都比康有为要强一百倍。因为康有为只不过是一个四品官，他做维新变法的旗手，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有为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会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
李经述跟谭嗣同谈过变法，谭嗣同的变法更激进，迟早一天是连皇帝的脑袋也要砍的，因为他赞美法国大革命，“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所以，李经述是十分不放心让谭嗣同去京城的，还有梁启超，此时也一样患了政治幼稚病。要拦住他们去京城，李经述想了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只要拖上一两个月，等他们再到京城，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估计就结束了。
恰好在此时，李经述得到消息，张之洞也奉召入京，但也没去成。原来，按照慈禧太后的打算，湖广总督张之洞是要调任中央协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
维新变法开始前，光绪皇帝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了一道“电旨”，也就是电报发送的圣旨，就传到了武昌：“奉旨：张之洞着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着谭继洵兼署。钦此。”
光绪皇帝是一个新潮的皇帝，对新生事物接受比较快，晚清还是比较开放的，在同治九年（1870年）电报就传入了中国清政府开始使用电报的时间是在光绪五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与大沽海口炮台之间架设电线，试通电报，这是中国修建的第一条电报线路。为提高政务效率，光绪十年中国完成全国主要线路的铺设。当时为了传输汉字，当时电报编码，主要是用数字作为笔画的代号输入汉字。比如6511是“军”，2894是“机”，5710是“处”。后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嗣后明降谕旨，均著由电报局。”总理衙门规定，凡因紧急，公事皇帝下达谕旨或督抚上奏都可使用电报。
张之洞看到光绪皇帝这道圣旨，刚开始欣喜若狂。因为奉诏入京，并且被安排了继任人，但凡对官场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信号的含义，不是被“双规”，就是将被提拔。而政绩卓异、如日中天的张之洞，显然是正出于上升通道，去京城任职，这当然是张之洞梦寐以求的机会。从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至1893年，张之洞已经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干了12年了。但凡封疆大吏，有谁不期望着能入军机、进中央呢？督抚虽然起居八座、尊贵无比，但毕竟仍是地方干部。而帝辇之下，虽然可能伴君如伴虎，毕竟那是跻身位极人臣，张之洞当年出京城锻炼，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再回到京城。
不过，对于辅佐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维新变法，张之洞敏锐的政治嗅觉，让他感觉到了这或许不是机会，而只是一次“危机”而已！
在张之洞接到入京“电旨”后的第二天，他急电杨锐，打听为什么要他进京：“此次入觐，两宫意若何朝廷有何议？”。张之洞要求杨锐回电时务必加“急”字，以便及时沟通，急迫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他拖着不肯进京，致电总理衙门，表示手头工作多，总要“大约十数日”后才能动身，“既有垂询时间，如有急办而可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二条，以便随时豫为筹拟上陈。”
不久，光绪皇帝再度来电旨：“前谕该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陛见，自当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致稽时日。至面询事件，岂有豫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议。钦此。”
张之洞不敢怠慢，一边立即动身，一边临时抱佛脚，向正在俄罗斯首都彼得堡的前驻德公使许景澄讨教国际局势是不是发生了重大变故。在经过南京时，张之洞还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行了密谈，后来，张之洞终于抵达上海，准备在此换海轮北上。
这时候，杨锐的电报给张之洞回了电报，详细汇报了慈禧和光绪皇帝的冲突，张之洞觉得这趟浑水太深了，自己不宜去京城，但又不能不奉旨，于是就命人导演了一出大戏。
不久，张之洞的后院起火了，湖北沙市出事了。一位湖南籍的面馆工人，在沙市招商局门前随地小便，与招商局更夫发生冲突，被更夫用扁担打伤，激起湘人愤怒，次日，集体赶到洋关验货厂门口小便示威，遭到再度阻拦。湘人倏即聚众，登时放火将税司洋务、关署、招商局及日本领事公寓住宅、扦手坐船同时放火，并阻水龙不许往救。这其实只是一起本该归城管处理的卫生事件，却因为掺杂了湘鄂两省人的地域冲突，及民间对国企、洋人的不满，扩大了，根据江海关沙市税务司、英国人牛曼的报告，财产损失应该高达10万两，史称“火烧洋码头”事件。
荆州将军祥亨的报急电报就飞到了京城。驻英公使裕庚也发来电报：“英因沙市领事馆案，派兵船两只来华。”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绪皇帝只好电令刚到上海的张之洞，立即返回湖北，“俟此案办竣，地方安静，再行来京。”
李经述心想张之洞这老狐狸不惜放火都不去京城，这次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估计会比历史上的百日维新更加短命，于是，命朱红灯带人在山东大学堂正在建的饭堂放了一把大火。虽然这次大火没有照成人员伤亡，但李经述认定这把火是拳匪所放，让谭嗣同一定先查个水落石出，是不是拳匪死灰复燃，谭嗣同也觉得此事不难，做事有始有终，李经述还派人去湖南接谭嗣同的家人，让他们一起进京。因为此事涉及到山东大学堂，李经述便让梁启超先协助调查了，查明了事情再去帮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便没有立即去京城。
果然不出李经述所料，康有为对夺取朝廷权力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定宪法，开议院”这个曾长期被当作维新主要举措，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康有为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还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
康有为这种半桶水的论点，让起初支持他办法的维新人士大失所望，李经述等维新人士对他群起攻击。
康有为便在《国闻报》上刊文《答人论议院书》解释，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