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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述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主权没有完全独立，民众多为吃饱饭而努力，当然不能开放报禁。不过，被剥夺了言论自主的人民，没有尊严，不能叫活着，只能说没死而已。现在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还给民众了。这对监督我们政府的公职人员，防止贪污**，是大有好处的。”
袁世凯说：“万一有人又趁机捣乱怎么办？”
李经述说：“不足虑。开放报禁之前，国会会通过新闻法，禁止煽动暴力、对有损于国家利益、颠覆政府的言论予以禁止，还有侮辱诽谤他人等言论，也会被禁止。我们的政府也都是由人去执政的，不会‘一贯正确’，被强行压制下去的声音可能是正确的。要对不同的声音多一些宽容。”
袁世凯说：“我还是有点担心局面会失控，社会的思想会混乱。”
李经述说：“我们要吸取前车之鉴。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文化又早熟，在汉代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儒家思想！但是独尊儒术后，中国却已变成静止的了，几千年来原封未动，甚至倒退。五代就不是唐朝，元朝又比宋朝退步，明朝被野蛮的满清取代，这是对儒家最大的讽刺！我们只接受一种声音，就不可能再进步。反观欧洲是不一样的，中世纪的时候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统治也是垄断，但在后期文艺复兴之后不同的思想出现了，这才导致了他们社会进步很快。这一点，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总是要追求一种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统一思想的话，中国不可能进步。所以我们现在要保障言论自由。多一些不同意见，不代表思想混乱，我还是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袁世凯说：“就怕国民理性不够，思想不统一，社会就会一片混乱。”
李经述说：“过去之所以说不乱，是被压抑住了。那么现在可以放开。放出来以后公开地讨论，把所有的问题拿到桌面上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走向成熟的一条路，那么将来总有一天会成熟的，这是民主政治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我反而觉得开放舆论监督之后，反而会使得我们政府受到更多人的尊敬，我不要一个满嘴谎言的政府啊！而且我们提倡建设法制社会，舆论监督是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中华帝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广泛性和及时性的特点，影响广，时效快，容易引起重视，还是放开吧。”
袁世凯说：“我现在担心的，是全国的记者队伍素质不一，很多都只是读了几天书的秀才，思想迂腐不堪，根本不能引领社会的进步！记者本来就是一个浮光掠影的职业，如果不受约束，那社会就乱套了。”
“项城，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李经述想了想说：“这个我有办法。可以成立中国新闻局，负责组织全国记者的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新闻工作者要职业化，一律要通过国家组织的考试。”
说完，李经述拿出身边的一叠资料，是职业新闻记者道德守则，“这是我到美国访问，找人搜集的职业记者操作守则，已经结合中国国情修改。你以这个为蓝本，编写资料向社会公开，然后找专家学者出考题，组织考试，发放记者证，今后，国内报纸聘用的记者，都要有记者证。随时把不合格的记者剔除出局。”
袁世凯接过资料来一看，上面写得特别具体：“职业记者的成员相信，公众启蒙是公正的前驱，是民主的基础。而我们记者的职责是，报道事实，通过对事实和问题公正而全面报道，去推进这个目标的实现。来自所有媒体和各个领域的有良知的记者，将竭尽全力，服务于公众，提供全面而诚实的报道。职业上的公正、客观，是记者公信力的基石。
在收集、报道、破译信息的过程中，记者应该诚实、公正、富于勇气。记者应该调集一切资源，确保信息的准确度，始终注意避免因为疏忽或主观而导致错误，故意歪曲事实，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识别新闻源，哪怕只要有一线希望。信息源是否可信，公众有权知道得越多越好。
允许匿名报道时，必须质疑消息源的提供动机。在交易这种信息时，必须明确附带专门的保证，并恪守这些保证。
不得采用暗中或其他秘密手段采集信息，除非这些信息对公众至关重要，而用传统的公开手段无法取得。使用这种异常手段，必须在讲述故事时进行申明。
讲述故事时，要勇于表现人类经历的多变性和重要性，即使这样做并不好看。要查明人们各自的文化价值观，避免把一些人的价值观强加在另外一些人的头上。要避免因为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人种、地域、性取向、残障、外表容貌、社会地位而铸成偏见。
要支持观点的公开交流，即使有些观点看起来很讨厌。要让无声者发出声音，要让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信息源一样得到重视。
必须确认记者的一项特殊职责：保证公共事务以公开方式进行，政府记录能被公开检验。
对待信息源、主体、同事，有道德的记者，要像对待所有值得尊敬的人一样。
记者应该对那些因为新闻报道可能遭致不利影响的人，要显现出同情。在与小孩子和没有经验的信息源和受访主体打交道时，要特别敏感，避免伤害。
对于处在悲痛之中的悲剧角色，在谋求和使用对他们的采访或照片时，要有同情心。
要认识到，收集和报道信息，有可能引起伤害或不愉快。而求索新闻，并非可以傲慢自大的通行证。
也要认识到，比起公共官员和其他那些寻求权力、影响力、关注的人，私人更有权利控制住纯属于他们自己的信息。只有那些超乎寻常的公众需求，才能依法触犯人们的**。
表现出良好的品味，避免兜售谬误，去满足火烧火燎的好奇心。
在确认少年嫌疑或性犯罪的受害人时，必须小心翼翼。
在指控申请正式颁发之前，指认犯罪嫌疑，必须判断正确。
在犯罪嫌疑的公正受审权和公众的知情权之间，寻求平衡。
除公众知情权之外，记者完全没有责任，去服从任何利益集团。
避免陷入利益集团的冲突，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预知的。
永远不参与任何有可能减损正直或损害公信力的团体和活动。
只要有可能损害新闻公正，拒绝礼物、恩惠、酬金、免费旅行、特殊待遇。
以责任感为力量，保持警惕和勇气，坚守这些信条。拒绝商业性言论、诽谤性言论、挑衅或仇恨性言论。
拒绝为广告主和特殊利益者提供特惠待遇，抵制他们对新闻报道构成的压力。
如果消息源提供信息，是为了实惠或金钱，要小心对待，杜绝新闻招标。
记者应该澄清和解释新闻报道，邀请公众进行对话，探讨新闻工作。”
袁世凯看完，不禁鼓掌叫好，笑道：“原来大总统早有准备，俺就放心了。有了这个记者守则，中国记者就可以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
李经述说：“我知道笔杆子对一个民主社会来说很重要，但如果记者无知无耻，就会扭曲整个社会舆论，割裂整个社会的共识。所以记者这个职业必须职业化。让社会上的有才之人和今年所有大学的新闻学毕业生都参加记者证考试。没有记者证的人员，一律清除出记者队伍。”
“确实是这样。”袁世凯点点头，问道：“关于中国新闻局局长的人选，大总统可物色好了？”
李经述回答道：“我准备把教育部副总长鲁迅调过去，他喜欢写文章，也算是人尽其才吧。”
袁世凯说：“还是大总统考虑得周全。”
不久，参议院议长容闳在国会提出了《中华帝国新闻自由法》草案，供各位在座的议员审议。
分发完资料，容闳大声说，“中国的任何公民，都将享有言论自由。但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些条例中所包含的限制性规定大体包括：反对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士完整的；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泄露国家机密的；宣扬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法律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接着，容闳慷慨陈词：“言论自由是泰西民主制度的关键，也是人格及自主性最必要的方面。保障言论因其有助于政治进程或推进真理强调表达的工具性价值之搜寻。言论自由不仅服务政治的需求，并且服务人类需要自我表达的灵魂之需求。正如法国的大哲学家伏尔泰说，‘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的说话的权利’，各位议员，拿到草案，你们要认真审议，这关乎中国长久之和平与稳定，乃是千秋万世之大业。”
袁世凯翻开草案一看，里面很多内容颇为激进，比如允许报纸报道政府官员的一切公务行为乃至私生活，他提出异议：“凡属个人**，上无损于国家。下无害于社会，报纸即不得攻讦”。
容闳说：“我看屡次怙恶不悛者，不应当在此例。”
“报纸监督官员，他们自己谁来监督？”谭翤同提意见说：“我们应当鼓励公众抱怨新闻媒体。对于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不道德行为，也应予以暴光。”
容闳说：“很好，我们有必要制定相关具体条款来规范记者的各种行为。”
如此种种，审议会十分热闹，讨论了三天，才顺利通过相关法案。审议会刚一结束，容闳当即拿着通过的新闻法案去总统府找李经述签字颁布，容闳过去就一直在推动新闻的立法工作，此时终于达成夙愿，感觉民众的权利又增加不少，心情颇佳。
当时，天空已接近暮色，李经述正在瀛岛上钓鱼，他坐在岛上用艮岳遗石堆砌的假山之上，李经述的儿子李尚民立就在他的身后，向他汇报在廉政局查办的又一宗大案。
第258章 中国女子大学（）
李经述决定“放开报禁”之后，民间的报纸迅速增加，全国达到一千多种，讨论的内容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兴起，在全国引起了大讨论。引发这次大讨论的，是吴虞假妻吴曾兰之名发表在《女界报》的《女权评议》一文。
吴虞，生于1872年，四川新繁人，留学回国后，在成都担任教职。虽偏居西南一隅，却在《女界报》等刊物上发表非儒排孔、非孝平权的言论，痛斥“圣贤误人深”“孔尼空好礼”，得到鲁迅等人的肯定。他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是提出“吃人的礼教”观点的第一人，更被鲁迅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但在当时大多数保守人眼中，他是那个时代中“中国社会的病人”。
吴虞的女权思想，正是当时社会转型期新旧女权思潮交汇的写照。在《女权平议》一文中，吴虞先放眼全球，从西方哲学大家谈起：“欧洲自卢梭、福禄特尔，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诸鸿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再以美洲的女性受教育、参政议政举例：“美洲男女同校，自小学至于大学，学科一律；女子之成绩，反优于男子。立法，司法，行政，女子皆得为之。”随后，他以进化论的思想，指出女性地位的低落的历史原因：“由渔猎生活之平等夫妻时代，入于耕牧生活之不平等的夫妻时代，则妇女失其自由，为男子之财产，为男子之奴隶矣……是故女权之重，男权之优，乃自有其先后，而非同时见其优重。进化之迹，不可诬也”，同时，他又引用旧学文章中压抑女权的经典篇章：“吾国儒教，素主宗法社会之阶级制度，故尊卑、贵贱，上下之义，均由《易》发其凡，文字具存，勿能深讳，儒教恒以君比父，化家为国，此亦其一端，不得皆指为汉儒之瞽说。”
吴虞并不是最早撰文提倡女权观念之人，也不是唯一一个。早在19世纪末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就受西方传教士和洋务派的影响，接纳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带有近代人权观念的妇女观。除了提倡女子权利，禁缠足、兴女学、提倡女子参政、办女报更是维新派具体的女权实践。1889年7月24日，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创刊，主编和主笔均为女性，其中包括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和《无锡白话报》创始人裘毓芳等。维新人士的妇女观以中西共融为主，虽吸取西方女权思想精华，但因其改良派的立场，始终跳不出维护孔教的窠臼，对封建礼仪的推崇和遵守是其推崇女权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吴虞的观点比维新派先进，他并不认为封建礼教是需要尊重和恪守的。
接受西方思想教育的容雪，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唐群英、吕碧城、秋瑾、沈佩贞等女权主义者都团结在容雪的周围，争取中华帝国的男女平等。看到吴虞的这篇《女权评议》，容雪等人很高兴，决定拿去给李经述看，让他推动相关的改革。
那日，阳光不错，只是风里还夹着一些冷意。李经述在总统府后花园的亭子里，和廉政局局长袁世凯、廉政局常务副局长谭嗣同讨论全国反腐的情况，他们坐在椭圆的石凳上，围着一张石桌。
容雪拿着两份报纸来找李经述，一份《女界报》，一份《大公报》。《女界报》上刊登了吴虞假妻吴曾兰之名发表在的《女权评议》，《大公报》上面刊登了吕碧城写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
吕碧城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认为：“女权之兴，归宿爱国……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根本。”她提议国家开设专门的女子大学。
《大公报》主笔刘孟扬看后将这篇文章重点刊登，并感慨说：“以女子论女学，故亲切有味，耐人深思。至理名言，非同肤泛……吾敬碧城女史，因而不敢轻视中国之女子焉。果有闻女史之言而兴起者，则女学昌明，女权大振，家庭中有好教育，国民中自有大英雄，尚虑国家不能强哉？”
容雪把两份报纸递给李经述，说：“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我觉得很有意义。国会应该尽快制定法律，允许各地开设女子大学。”
李经述看完了文章，递给谭嗣同，“复生，你一向对女权也很热衷，你看看这文章怎么样？”
谭嗣同阅后，直夸赞吕碧城：“此文能辟新理想，思破旧锢蔽。欲拯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复其完全独立自由人格，与男子相竞争于天演界中。实属难得。”
容雪听了，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小酒窝和以前一样动人，李经述看了她一看说：“兴女子大学之事，梁启超总长在国会提出来过，已经组织讨论过数次，但是反对的议员太多，毕竟在保守的议员观念里，‘女子无才便是德’根深蒂固呀。”
容雪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出面。外界甚至有传言说，你是反对男女平等的，因为你有两个老婆，很多高官也有很多老婆。”
李经述听容雪的语气，倒是有几分醋意，正准备开口，一旁的袁世凯有点着急了，袁世凯十七岁就在老家河南成婚后，陆续纳了9位小妾，是高官中妻子比较多的，他说：“大总统在以前就是皇帝，三宫六院都很正常。两位夫人算什么？更何况，现在哪个有本事的男人不是三妻四妾？”
当时，正如袁世凯所说的，招妻纳妾，确实是社会中有权势男子的“必修之课”，一则为了传宗接代，二则为了生理需要。
容雪有点不高兴，说：“那是旧社会了。现在中华帝国就应该学国外，一夫一妻制。”
袁世凯哈哈大笑，说：“这不太可能吧，总统夫人不能让现在娶了三妻四妾的离婚吧？那样社会岂不是大乱？”
李经述听了两人的话，也笑道：“你们怎么从兴办女子大学扯到一夫一妻了？我的意见，女子大学可以办。但一夫一妻，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一夫一妻不等于男女平等了，现在与其让那些富商、官员们在外面******、三奶的，还不如让他们明媒正娶，花费银两。”
那时还没有“二奶”、“三奶”这个词，容雪听得一头雾水，问：“什么叫二奶？三奶？”
李经述笑着说：“就是外面的姘头。你想想，女人是做明媒正娶的小妾好，还是外面不三不四的姘头好？男女平等，最终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观念问题。这个改变过程，将会是很缓慢的。”
容雪说：“即便是缓慢的，我们也要走出第一步才行，否则永远没有一条光明的正道。”
李经述点点头，说：“那就先从报纸上开始吧。我刚看了吕小姐的文章，里面提到女性，都是用‘他’、‘伊’、‘他女’来称谓，其实，我觉得可以用‘她’字来取代。”
说完，李经述用手指蘸水，在石桌上写了一个“她”字。原来，中国的“她”字不是从古就有的，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有那么多姿色卓越的女子，可是整本书却没有出现一个“她”字。“她”在历史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梁启超提倡的早期白话文中，“他”、“伊”、“他女”都作女子第三人称代词。
容雪一见这个“她”字，两眼放光，这不仅意味着“她”和“他”平等了，而且这是大总统提出来的，本身就是一条大新闻，她当即兴奋离去。第二天，《华报》在头版就刊登了一个大大的“她”字，并在后面讲述了这个字的来历，引起轰动，如一颗深水炸弹，搅动了社会舆论。
当时的社会名人纷纷响应。金天翮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中指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马君武在《新民丛报》中提出：欧洲社会党人主张的女权包含五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