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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更好地推销自己，我对年轻朋友的第一项建议是：改写你的简历！
光写所修课程的简历是没有竞争力的。简历是供人筛选给予你面试机会用的，你上过的课程别人也一样上过，它不让你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好的简历应该尽可能反映出“和别人相比你的优越之处在哪里”。无论你做过什么，简历应该体现出你的人生经历中每一项与众不同的东西。
而且，推销自己必须勇敢。就像我当年所做的那样，你一定要坚信：
人生就像植物生长的过程，只要努力坚持，一定会有开花结果之时。
不过我们很快就分手了。分手的导火索是我送她的一件礼物。
当时我的生活费是每月20块钱，我花了8块钱去商店里买了一条裙子送给她。将裙子交给她时，我说了一番很多男生在那种场合都会说的话：没有其他方式来表达我有多么喜欢你，只有这条裙子体现我的一份心意。像很多女生那样，她也被这番话弄得很感动。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本来堪称完美。问题在于，在表白情意的同时，我还犯了一个很多男生都常犯的虚荣错误。为了强调礼物的价值，我把裙子的价钱夸张地说成25块钱。在我当时的心目中，25块和8块差别不大，都是一笔需要狠咬牙关才能下定决心拿出来的巨款。既然是巨款，何不把数字说得更大，好让女友更开心呢？
没有想到的是，我送的那条裙子让她同宿舍的女生都很羡慕，其中一个女生也去买了一条。款式、颜色全都一模一样，去的商店也是同一家。我的谎言顿时被拆穿了。她前来质问我。出于一种可怜的自尊，我强词夺理地说：“没错，的确是8块钱，但是你没有觉得如果算上我的感情在里面，又何止8块钱呢？”她非常生气地转身走了。那怒气冲冲的脚步声，宣告了我的短暂初恋的结束。
从第一次看电影到分手，其实不过两三个月而已。而且，我们的恋爱，一直处在秘密交往的状态。在那个年代，如果公开关系，就意味着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所以，我从没去她的宿舍找过她，有时在食堂看见她和她班上的同学一起吃饭也不方便说话。只有趁她洗碗时身边没人，才过去说两句，和她约定下次约会的时间地点。所谓的约会，也不过是一起散散步，看看电影，次数不过五六次。我和她甚至连手都没牵过。
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分手的结局，而是其间追求自己所爱的过程，这种态度使我的人生受益无穷。
“成功4＋1”之勤奋
机会是不平等的，它给予勤奋的人、勇于争取的人、超前地多跨了一步的人。勤奋不但是追求成功的必需方法，更应成为我们的人生态度。
很多人问我：唐骏，你从刚加入微软时一个普通的程序员，７年时间怎么就可以成为微软中国区总裁？没有什么特别的答案，
只有勤奋，几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勤奋到我自己都会感动。这就是我的全部秘诀。
在微软的时候，周围的人太优秀了，我拿什么来和他们比？比勤奋。在离开微软时，我在发给比尔·盖茨的最后一封信中写下这么一句话：“不敢说我唐骏是微软最勤奋的，但是没人敢说比我唐骏更勤奋。”如果要按比例来计算，一分的聪明，加上十分的努力，就会变作十二分的完美。很多大学生以为自己是优秀的，所以往往就放弃了勤奋，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只有勤奋才能真正引领你实现人生的目标，这是我想送给每一位年轻朋友的话。
和小兰私定终身
命运总是叫人难以捉摸。不可思议地，失败的初恋却将我未来的夫人带到我面前。
在我和初恋女友为数不多的几次约会中，我们曾安排过一场6个人的电影联谊活动。我这边是我、我哥哥、我哥哥的女友，她那边除了她自己，还有她的两个同班女同学，其中一人就是我现在的夫人孙春蓝。后来我们谈恋爱后，我一直叫她小兰。
那场电影是在北京展览馆看的。小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非常清纯的少女，让我依稀看到几分真由美的影子。她上学的年纪很早，16岁就考进大学，此时也不过19岁而已。她皮肤像牛奶般白，戴一副白边眼镜，书卷气十足，恬静的微笑显出不涉世事的单纯。我乍一见她很是吃惊，这么一个美女怎会不在我的五十大榜单上？
那时正是大三下学期的末段。那次见面后，很快我和初恋女友就分手了，我再也没见过小兰。暑假回家时，父母跟我说，已在常州给我物色了父亲一个老工友的女儿，要我大学毕业后早早回去，在新建好的瓦房里成亲。对于这样的“父母之命”，我自然万分反感。
没想到大四回到学校，我偶然去了一次周末的学校舞会，竟然又见到小兰。大二时，我看见同宿舍的一位男生老去学校舞场跳舞，就跟他学会了基本的舞步。虽然去舞会的次数不多，但颇有音乐细胞的我却发明了一种“唐氏探戈”舞步。那时也不盛行国标，所谓舞步全是临场发挥，我在舞场里看谁跳得好就学谁。东学一招、西学一式后，稍加融合就变成了我独创的“唐氏探戈”，这大大提升了我在大学舞林中的地位。男生请女生跳舞，如果舞技不佳，第二曲便会遭到拒绝，但这种事从来没发生在我身上。
小兰是学校舞蹈队的队员，舞技就更好。因为已经彼此认识，我去请她跳舞。我们连着跳了三曲，跳舞的时候两个人几乎没说话，或者说了我也不记得。我记得的只是她清澈如水的眼神，略带羞涩的笑容，还有她天蓝色连衣裙的下摆随着舞步转起的旋涡。这一切都让我有种微醺的感觉。
大学里女生们通常都爱结伴而行，男生能单独说上话的机会少之又少。几天之后的中午，我有意在学校食堂外溜达。只见她一个人打好饭正要回宿舍，机会难得，我赶紧走到她面前说：“孙春蓝，今天晚上7点半，学校图书馆不见不散。”然后就走掉了。
后来我夫人告诉我，当时她根本没想到我会来约她，端着饭盒只觉一片茫然。本来要当场拒绝，但还没有说出口，我就已经走掉了。于是只好晚上去赴我的约，要当面告诉我她对谈恋爱没有兴趣。
晚上7点半，在报刊阅览室门口一张三角形的桌子边上，我不安地翻着报纸，她果然准时出现了。我一见她来，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又是兴奋又是激动地说：“你来了，我们出去散会儿步吧。”就这样，没容得她说什么，就把她拉出了图书馆。
这便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约会。散步的时候我故作轻松地和她聊天，说了些各自生活中的事。那天是星期三，结束时我约她周日早上9点在校门口等她一起出去玩，她竟然又同意了。我心中暗喜。后来她说，那次散步后，她已经对我颇有好感了。
周日早上，我提前20分钟就来到学校门口等着。她果然又准时来了，一身白裙，头上束着好似《排球女将》里小鹿纯子那样的发带。我俩坐上公交车，穿过青灰色调子的北京城，来到金绿交错的雍和宫。那是个天高云淡的日子，一路上触目所见的景色人物，皆像被水洗过一般。那天我们俩话都不多，但感觉极好。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不用刻意追求也可以默契无比。若能一直拥有这种感觉，人生夫复何求？回来的路上，我心血来潮地对她说：“我很喜欢你，你嫁给我好吗？”她很吃惊地看着我，嘴里说出的却是：“好吧，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如今想来，我非常感谢那一天。感谢那一天的天气，感谢那一天所遇的一切，感谢那一天我说出的请求和小兰的回答。那一天注定了我俩至今二十多年的缘分。从那一天起二十多年的岁月，既是现实，又如童话。个中苦乐悲喜，唯有我们俩自己心里清楚明白。
“成功4＋1”之激情
据我的观察，很多大学生光有冲动没有激情。激情等于冲动吗？不是。激情是发自内心、从血液里流出来的东西。
做任何一件事情，一旦拥有激情，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得多。因为激情会使你持续地关注它、投资它、享受它，当你享受到成就的快感时，你就会继续延续你的激情，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激情循环。
现实生活不会如想象中那么华丽，即使做到总裁的位置，工作也是枯燥的。但激情可以让负循环变成正循环，只要投入就可以找到乐趣。
在培养你的激情时，还千万要注意你所确定的方向和高度。理想不能定太高，尽量制定一个相对短期的目标，当你实现这个短期目标后，你会觉得付出的激情有回报。
人生要和自己比，哪怕只进步一点点，但要让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更有激情。
进入大四，我已感到自己的专业没有多大前途，对于回江苏做老师的前景也觉得索然无味。我认为光纤通信是未来通信业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决定换专业考研出国。
第一次有出国的想法，就是在哥哥清华的研究生宿舍里。从大二到大三，我常往哥哥那里跑，那期间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就常告诉我，出国对一个人的前途极有帮助，如果有可能，一定要争取出国。
大四时，我又有了去中科院半导体所实习的机会。班上有5个名额，很多人不愿去。当时我们实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做毕业论文，去中科院要每天早出晚归地来回跑，哪有在学校里方便？这正好成全了我。我认为这绝对是开阔眼界的好机会，而且哥哥也曾在那里实习过，我还去他实习的实验室看过，心中对中科院早有憧憬。
果然，在这里我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勤奋严谨的科学家、闻所未闻的仪器、新鲜前卫的科研观念，无一不让22岁的我惊叹不已。我也第一次见到了最新潮的计算机。多么漂亮的苹果Ⅱ，简直是神奇的精灵。它的最奇妙之处在于能直接把实验数据用曲线画出来，如果靠手工绘图，只能一个数据比对一个轴标来画。甚至整个实验室的装备也由计算机完成全电脑控制。要知道当时北邮用的还是那种躯体巨大到一间屋子才能容身、输入程序要先在纸带上打孔的老式计算机，我们在学校里的大部分实验也完全靠手工作业。两相对比，让人有身处两个世界、两个时代之感。
在科学院半导体所，出国考察或是研修过的人很多，经常看见有人从国外回来。他们向我展示一些在美国拍摄的照片，漂亮的校园风景，新奇的实验室，让我仿佛有窥看一个神秘新大陆的感觉。我的实习导师就是从美国深造回来的，他的英文极好，又从国外带回很多先进的仪器，在所里备受尊重。平时作实验的间隙，他的一个助手也经常向我灌输出国的种种好处。我因此更坚定了必须要出国的信念。
学完新的专业课程，花了我八九个月的时间。对于那么多不熟悉的内容，我找到了一种快速学习的方法。一本书两三个星期我就能把它学完。为了准备考试，又做各种各样的题目，把很多看书时未掌握的内容抓紧时间补上。机械重复的学习虽是一种煎熬，但除了坚持别无他法。
“成功4＋1”之智慧
光有知识就是智慧吗？不是。具备运用知识的能力才叫智慧。大学里的学习绝不只是简单地把书本读会。读什么专业固然重要，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学习的能力。
企业需要的学习方式，不是给你一本书，让你学三个月出一个很好的成绩。而是给你一本书，一天后就要拿出一个成果。这就是快速学习法。因此，我认为，在大学里所学课程的成绩好坏一点也不重要。你要试着做到：
开学时拿一本书学习三天，然后就去考试—哪怕只答对了60％，一定是个好学生！
很多成绩优秀的大学生在企业里并不很优秀，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种快速学习的能力。怎么样培养这种能力？拿一个章节出来花半天时间看完，看自己是不是大概学会了。如果这一章做不到，下一章再来，重新梳理一遍。不断调整，看哪一种方式适合你。如果你找不到这种快速学习的方法，大学等于没读！
教育部门口站出留学机会（1）
1984年的春天，北京城柳絮漫天。透过那些小小的白色降落伞往上看，还可见蓝天中花花绿绿的风筝。这时，我接到了研究生考试的成绩通知。我花不到一年时间新修的光纤通信专业竟然考了第一名！学校这一年共有两个公派研究生出国留学名额，我想其中一个肯定是我的。尽管还不清楚留学究竟会给我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变化，但可以肯定，一个更广阔、更激动人心的世界将因此出现于我的生命之中。
出国名额公布的那天，我信心十足地在公布栏里找我的名字，却没有找到。在研究生处一张窄小的办公桌后面，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听着我的申述，漫不经心地扫视了一遍我递过去的申请材料。“你在大学阶段没有获得一次三好学生……考试第一名也没有用……你不是代表个人出国的，是代表学校出国的……我们得按规定办事……”我不知道他口中的“我们”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但我明白期盼良久的那扇出国之门已经对我关上了。
198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年初，邓小平南下广东，肯定了深圳的种种经济新现象。中国政府的对外开放战略全面铺开，在民间，一场外表平静而内在汹涌的商业革命也就此掀开序幕。这一年，后来被商业史家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就在我身边的北京城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开始初显繁荣景象，一批先驱企业家纷纷下海创办公司。也是在这一年，苹果电脑公司新发布了麦金托什（Macintosh）家用电脑，比我在中科院半导体所看见的那台苹果Ⅱ还要漂亮。《时代周刊》将其评价为个人电脑大众化普及的开始，比尔·盖茨不久也据此为自己的微软公司设定了“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的伟大目标。
虽说大学时代的我一贯关心时政，但对商业大势的走向还知之甚少。我更无法想象，个人计算机产业这条不起眼的小溪将从此刻起发展成波涛汹涌的大河，10年后自己也将投身其中，并亲身经历它如一场超级雪崩般席卷整个世界的过程。可是现在，我的眼睛只能看见正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公。
接下来的几天，北京城里的春光依然明媚，可我已经视而不见。那时还不流行“郁闷”这个词，我只知道难过呀！痛心呀！这是什么样的规定和制度？这个学校怎么可以这样？我想要和那个研究生处中年男人口中的“我们”辩论，但我能辩得过“我们”吗？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一贯信奉的“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是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
可我不想放弃。
“成功4＋1”之机遇
很多人说一个人的成功跟机遇有关。当然有关！为什么有些人能得到机遇，而有些人就得不到呢？有些人的机遇好像是老天特意空降到他头上的，这仅仅是运气的成分吗？每个人都需要机遇，我也是如此。如果我当年乖乖接受学校的安排，出国留学的机遇可能就永远地失去了，我也可能永远无法成为如今的我。
很多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结于机遇的不公平。其实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大学时每个人都差不多，而10年以后，人与人就会产生巨大的差别。反思一下，难道每一个机遇都是公平的吗？当然不是，
机遇肯定是不公平的，机遇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根据我打听来的结果，教育部对出国名额的要求非常苛刻。研究生考试共6门课，要求每门及格，其中英语还必须在75分以上。这一年的英语考试非常难，后来教育部不得不把75分降到了70分，但即使这样，成绩达标的也还是寥寥无几。像北邮这样的学校，才只有5个学生合格，我考了78。5分，就已是全校第一名。照此推理，其他的学校，特别是那些不如北邮的大学，会不会有很多考生因为外语被刷掉，而空出了用不上的出国名额？如果把研究生关系转到还有出国名额的学校，出国的可能性是不是会重新出现？当我产生这个念头后，心情莫名地变好了，我似乎看见一线光亮从那扇已经关闭的门缝里透出来。
接下来我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我找来北京市高等院校招收研究生的所有招生手册，一页一页地翻看，寻找哪个学校有公派出国的名额。学校里的公用电话总是排着长队，我跑到实习的半导体所里，用那里的电话给各个大学的研究生处打电话。
“老师，你肯不肯把多余的名额让给我？”
接电话的人莫名其妙：“你捣什么乱啊？”
也有怒气冲冲的：“我们自己的学生都不够呢，哪里轮得到你？”
我面带微笑，声音诚恳，毫不气馁地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下去，询问是否有出国名额，如果有是否被用掉。
如此打了三天电话。在第三天的下午3点钟，我终于从电话那头听到了梦想中的回答—“我们还有没用完的出国名额，你可以先来看看。”虽然对方依然是个中年男子，对方的口里主语依然是“我们”，但在此刻的我听来，这个声音多么宽厚美妙，足以令我终身难忘。
这位老师叫吴怀仙。这所学校是北京广播学院。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视业还不发达，作为中国广播电视教育最高学府的北京广播学院（现改名中国传媒大学）远不及后来风光，和当时的北京邮电学院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当时我住在中关村附近，骑自行车去北京广播学院要两个小时。第二天上午，我骑车来到北广研究生处，与吴老师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看你的成绩很好，你们北邮应该取你呀！”
“北邮当然取我。但是，我从小爱看电视爱听广播，未来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为了这项事业，我愿意放弃北邮，来到北广。”
“照你现在的说法，你不是为广播事业而来吗？怎么又跟出国有关？”
“中国的广播事业很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