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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上海没有好话。更重要的呢，上海也拒绝他。他说，我在上海是什么身份呢？他说，我在上海是一个文化工人。我来上海就是整天写作，上海资本家就整天敲诈我，逼得我成了写作机器，我一天不写就没有钱，没有钱在上海就没办法生存，因此，我只能拼命写。老板只给他很少的钱，逼着他签合同，榨干净他身上的每一滴血，榨干他所有的智慧。在这种压榨下，他疲劳不堪，一点创造兴趣都没有。在上海，他始终是一个文化工人的角色。
因此，他对上海的观察就跟北京不太一样。他说，有一天我在上海的阳台上看上海的城市，我伏在湿栏杆上在想另一个窗子里的另一个人家在做什么事。他说，我不知道工厂的夜班是如何的忙碌，我想象的夜班是在一些小房子里总有一些小学徒一边打盹一边做事情，我想象那些铜匠、那些印刷工人他们大概和我一样没有办法睡好觉，他们是那样的肮脏，走近他们的身边有一种难闻的气味，手上全是油腻和铁锈，头脑又是那么愚蠢。他说这样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吗？但是我想想，他们那么蠢，我有责任来释放他们。
请注意，他观察上海他所注意的是那些工人，这显然是和他的文化工人的身份相似的，他观察的城市是贫民窟的上海，他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受，但是他又不同于左翼作家的那种感受，他觉得工人们蠢；也不同于新月派的那些绅士们的感受，他还想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他的观察非常独特。他说上海给人的感觉总是一个夏天的午后的感觉，这个地方整个的都很无聊，一切生命都是浪费。他对上海抓住了两个词：无聊和浪费。我觉得这是相当精彩的、独特的直觉性的感受。而且他用腐烂两个字来概括上海都市文明。这个文明是金钱渗入，一切都是物质化、利益化，不仅是上流社会的糜烂，这整个人的生命的激情都已丧失。他特别讲到了上海的“君子”，他说上海出现了一种“新君子”。“新君子”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毁人于有意而无形中”，自己还不失为君子，这是很尖刻的观察。他说，上海的这种中间人，他们享有聪明、稳重和尊重文明的命运，就是看起来他们很聪明，很稳重，很尊重文明，有一种迷人的风度，但是却是内在的生命的枯竭。
他从生命立意的角度出发，生命立意是他的一个观察点。他说北京人的生命是怯懦的，而他在上海看到生命力的枯竭。他的小说《罗汉》写一个女人，所有男人都拼命追求这个女人，有的用客气的表现，有的用委婉的、压制的书信，有的用虐待自夸的献媚，凡是社交场合所必须有的绅士风度的行为，男人都做过了，但这个女人全看不上，因为她需要利益，需要强壮，这是上海绅士提供不了的，最后她自动跑到了一个军人的身边，因为她追求的是雄强的生命活力。他和上海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紧张，所以他拒绝上海，上海也拒绝他。他对上海是以一种乡下人的角度，认为上海文明是腐烂的文明，非常的精辟。
更使我们想象不到的，面对这样一种上海文化，他产生了恐惧感，产生了自我危机感。他说，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我再呆在这里，我原有的生命力，我的祖先给我的生命力也没了。他向先祖忏悔，说你们给我的诚实、勇敢、热情，血质的遗传到如今恐怕都已经荡然无存，我在上海我的生命力要枯竭了。对现代城市文明他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和危机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上海所体验到的这样一种都市文明的撞击所产生的对人的生命的危机感，使他联想起了乡土的恐惧感。沈从文的《丈夫》这篇小说是写在上海的，他从上海亲身感受到了这种生命的危机感，就是原始生命的活力有可能被现代所吞噬这样的危机感，使他想到了他的家乡这样的危机已经出现了。《丈夫》就是写这种精神关系已经渗透到山村，当地的农民把自己的老婆送去船上去卖唱。他就写这个女人从乡下到城里去变成城里人，变成城里人之后她的习惯什么都变化了。这种精神关系渗透到山村之后，他产生一种危机感，是在上海的体验加深了这种危机感。
这很有意思，他在北京写了《边城》，在上海写了《丈夫》，这显然是和他在北京、上海的不同体验有关的。他在上海感受到的文明危机，使他加深了家乡的同样被现代文明吞噬的危机感。同时，他面对上海这种他所拒绝的都市文化，他提出了他的文化理想，一个是不是需要重新恢复、重新唤起他家乡所谓的苗族文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所拥有的生命活力，面对着都市文化的糜烂，是不是需要唤起他家乡的包括少数民族的那种比较原始、雄强的生命活力来做一个补充，所以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上海的时期，他用理想化的眼光，用理想化的笔触创作了《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的迎新节》、《雨后》。在这些小说里面，就和《边城》的那种宁静、肃穆、和谐不同，在这样的乡土小说里面充满了无忌的野性，一种圆满健全的生命力，这是被上海糜烂的都市文化所激起的乡土想象，而且乡土想象是被他圣洁化的，被他理想化的。他想用这种平凡的、简朴的、单纯的生活方式来对抗这种畸形的都市文化，他觉得这种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一种生命形态极有可能抑制现代都市的弊病。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乡下人的自傲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