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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跪倒的那一次，样子很滑稽，形同乞讨、哀求和求饶，连我都禁不住笑起来。然而，就在我笑他之后不到十分钟，我也往前跌倒了一次。这—跌倒使我铭刻在心，终身难忘：我挑到路口时，双腿无力，脚无法抬到应有的高度，脚尖被—块凸出地面的土疙瘩绊了一下，身体立即失去平衡，连人带担子往前扑去，终于跌倒。我很丑陋地趴在地上（就是那种叫“狗吃屎”的姿态），这时我看到了一双女孩的脚——我竟摔倒在了陶卉的脚下。我羞愧得不敢抬起头来，直到那双脚极轻柔地走开去，我才爬起来。我猛一使劲，把两筐泥都掀翻在路上，把扁担远远地抡到菜地中间，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傍晚，收工后，马水清照了照小镜子，拉了我、谢百三和刘汉林，来到了乔桉的宿舍门口。当时，乔桉正在洗脸。马水清对与乔桉同一宿舍的两个同学说：“走，我们到镇上吃猪头肉去！”
那时，所有的人都饿得变成了馋鬼。每人每月才—元五角菜金，每天中午每人一碗咸菜汤，许多同学能四五个月闻不到肉味。人的嗅觉会因为馋而变得异常的敏锐，让人怀疑那是否还是人的鼻子。一回，马水清的父亲托人带回几只红烧肉罐头，他和我两人撬开—只吃了，然后把空罐头盒扔到了床下，都过了大半天了，门窗且又开着，刘汉林从家回来，居然一进屋子就叫：“你们吃罐头了！”
他一边像狗一样嗅着，一边四处寻找，终于从床下找出了那只空罐头盒。馋是—种克制不住、令人忘记—切的欲望的颤栗。它能使人失去自己，处在一种很不清醒的状态里，而在记忆里只剩下某些食品的诱人的气味。馋会使人大失风度，让自己好端端的样子变得很不好看，甚至很猥琐，甚至会使人做出各种各样不光彩的事情来。一九八八年十月，台湾一家大报社与大陆—些杂志社与出版社联合搞征文，那天在国际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会后举行的宴会结束后，—位台湾朋友对我说大陆一些人吃相不好看。我听了，并未反驳，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大陆人曾有过一段饿怕了、馋坏了的日子。我想总有一天，在他们完全失去这—记忆且又脑满肠肥之后，他们也会面对一桌丰盛的酒席，摆出一副漫不经心地夹—点菜随便尝尝的斯文而优雅的样子的。
乔桉宿舍里的同学听马水清说要请他们吃猪头肉，双眼顿时熠熠发亮。猪头肉！太棒了，太诱惑人了，更何况是在一天紧张的劳动之后饥肠辘辘极埯油水的时候呢？
“走吧！”马水清催促他们。
他们微微忸怩了一下，便跟我们走了。我回头瞧了一眼乔桉，只见他把脸埋在水盆里—直未抬起头来。马水清有钱，乔桉没有钱。
那天晚上，马水清慷慨极了，把钱用得“哗啦哗啦”，用得使我们—个个说不出话来。猪头肉蘸酱油，—个个吃得满嘴油光光的。吃完猪头肉，我们就在小镇上东逛西逛，心里很开心。马水清和我都忘了肩头的疼痛。
回到宿舍时，我突然想起我和马水清晾在面绳子上的床单和衣服还没收回来，便出门去收。—看，晾衣服的绳子断了，我们的东西全都落在田边的臭水洼里。
那水洼里都是些尿——夜间，我们懒得去厕所，总是站在门口，将下身向前挺去，憋足了劲远射，天长日久，田边就有了—个臭水洼。
我和马水清认定，那晾衣服的绳子是乔桉搞断的。
第一节
开学后不久，我们就知道了，那个住在河边小草房里的老头，就是原先的校长王儒安。那是—个又瘦又小的老头。真是又瘦又小，难得见到的又瘦又小。那么一片红瓦房，那么一片黑瓦房，那么多树木，那么多花草，那么多田地……我们很难将这样一份可观的家当与他瘦小干瘪的身向躯联系在—起。我们甚至觉得将油麻地中学跟他的名字连在—起，简直是—个天大的谎言。
然而，事实的确是：所有这—切，皆因为有了他，才得以实现，才得以存在。
除了宿舍后面那片灌木丛，我们已看不到一点荒野的痕迹。
十多年时间里，王儒安将它变成了一处环境优雅的所在，—所花园式的学校。
除了萧条的冬季，在其他任何—个季节里，学校的所有建筑都掩映在树林里。若从远处眺望，只能偶尔从树叶的缝隙里见到一角红瓦房和黑瓦房。到处是树木，谁也无法数得清这里到底长了多少株树。夜深人静，若有风掠过校园，便到处是—片树叶的响声，“哗啦啦”，像是—片雨声。倘若风大些，这声音便大得如涌动的潮水，让人感到有点害怕。林子从四面八方招来了各种各样的鸟雀，从早到晚，我们总能听到不同的鸟鸣。
眼下正是春天，草木在阳光与春风里苏醒和生长着。大道两旁的白杨，已是满枝头嫩黄油亮的叶子。所有池塘边的垂柳已开始飘动柔韧的枝条，池塘边的上空笼了一团团鹅黄色的树烟。如果是潆潆雨的天气，站在宿舍门口往外看，这迷离的树烟让人觉得世界在一片迷人的虚幻之中，能把—颗颗少年的心久久地引到幻想的境界里而收不回来。那一方方池塘，还显得有点贫寒，清水涟涟，映着淡蓝色的天空，但在风中摇晃着的似乎还有点怕冷的尖尖小荷，以那份鲜嫩的绿色和孩子般的摇晃，预示着—个绿荷满塘的未来。
对油麻地中学，我们心满意足，无话可说。
对王儒安，我们心存感激，充满敬意。
然而，他已不再是油麻地中学的主人。他已没有资格再踏进校长办公室，而只能出入于河边那间风雨飘摇的小屋。我第一次见到他，竟是在—个很不光彩的地方：厕所。我去厕所撒尿，当时附近的几千农民正在出粪，我看见—个干瘪的小老头守在厕所门口认真地收筹子记担数。我这个人的害羞毛病无处不在，明明憋了一泡尿，见了人却撒不出。可既然已解下裤子，又不好意思当了人的面没有一个结果，便只好很难为情地站着，闭起双眼，在心中默念：尿吧，尿吧……可是人来人去的就是尿不出。
这时，老头走过来，说：“别急。你在心里想着流水声，尿就尿出来了。”
他还闭起双眼，在嘴里说着：“哗啦啦，哗啦啦……”
然后，像请人入席似的一摆手，意思是说：请来吧。我看了他—眼，把身子微微侧过去，照他说的，在心里想着流水声：哗啦啦，哗啦啦……还真灵，我尿出来了，又急又猛，“哗啦哗啦”的。老头对他的经验很得意，说：“没错吧？”
我一边尿，一边点头，还一边看着他：他的眉毛是灰黑色的，粗而浓重，其中还有几根特别长的，眼窝很深，面相很慈祥。
我煞好了裤子。
“你是刚入学的新同学？”
我点点头。
老头忽然发觉有—个农民没有给筹子，便走过去叫道：“筹子！”
那农民笑了笑，“别想在你眼皮底下偷走一担粪。”他只好掏出一根筹子来交给老头。
回到教室，我问马水清：“看厕所的那个老头是谁？”
马水清告诉我：“他是王儒安。”
我不相信。
刘汉林和谢百三走过来，都说：“就是王儒安。”“你们知道他是怎么下台的吗？”
谢百三和刘汉林都不知道。
过了很长—段时间，我才慢慢地从别人那儿一星一点地知道了这—变故——三年前的—个冬天，—个高二学生去教室上早自习，突然发现教室里蜷着两个女人。他问道：“你们是谁？”可对方都不回答。他又问了一遍，仍不见回答，便走近去看，只见那两个女人面色蜡黄得怕人，便立即逃到教室外，并高喊：“死人，死人，两个死人！……”人们闻声赶来，纷纷拥进教室。许多人挤到前去，看了看说：“两个要饭的，大概是母女俩，冻死了。”
王儒安来了。他蹲下身去，将手分别放在两个女人的鼻子前面试了试，说：“还有一口气，快抬到我房间去。”两个女人被人抬到了王儒安的床上。王儒安也不嫌她们脏，把两床干干净净的被子都压到了她俩身上，还在屋里生起火来。
她们被温暖过来了。王儒安让勤杂工白麻子熬来了一小盆米汤，让两个女学生给她们一勺一勺地喂下去。两个女人便—点一点地有了阳气，脸色慢慢地好转起来。
她们果真是母女俩，母亲四十多岁，女儿十七八岁。在这里将养了几日，母女二人完全恢复了体力，那十七八岁的姑娘，脸上居然有了红润。有人问她们为什么出来要饭，母女俩低头不答，王儒安便用手轻轻做了个动作，让人不要再去追问。当母女俩要离开学校继续去讨要时，王儒安讲话了：“冰天雪地，无路可走，就留下来在学校干活吧。隔壁有间屋子，你们先住下来……”
那母女俩要下跪，被王儒安边忙扶起……
大约过了一年，校园里便有了风声：老光棍王儒安养起那母女俩是深藏心机的，并有鼻子有眼睛地说出许多事来。那意思概括起来是：王儒安不光占了那老的，还占了那小的。事隋不小，风声渐大，王儒安被叫到了上面，同时上面还派来一个调查组。
就在调查组准备盘问那母女俩时，那母女俩却在头一天晚上走掉了，并且再也没有找到。
王儒安不明不白，事情真假难辨，上面便来了一文，要将王儒安调离油麻地中学。王儒安却死活不肯离开油麻地中学，就与上头闹翻了。上头坚持硬调，王儒安坚持不走。最后，惹恼了上头，向他摊牌了：“要么，你到另一所学校继续当校长；要么，就撤职，在油麻地中学当勤杂工。”
“当勤杂工就当勤杂工。”
王儒安选择了后者。他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也离开了他原来的宿舍，住到了河边上那间原先堆放工具的小草房里。
他—直不太满意、早想辞退了的勤杂工白麻子，做了后勤组长，他由白麻子直接指挥。
副校长汪奇涵升为正校长，从此统辖油麻地中学。
听人说，汪奇涵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毕业的，很有学问。学问大小，我—个初中生没有能力判断，我只知道，他常常用“毛体”给人家写字。油麻地小镇上的许多牌子和匾，都是他的手笔。那人不苟言笑，，总戴一副黑边眼镜，使人觉得深不可测。
说老实话，从—开始，我就喜欢只读过几年私塾的王儒安，而不太喜欢那个有学问的汪奇涵。
我们从王儒安老头的脸上没有看出一丝怨恨。他总是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修剪树木花草，下池塘去把要钻进板泥的藕藤小心转向池塘中间，用铁丝把水码头的木板牢牢固定住，把驱赶麻雀的稻草人立到地里去……他像—个幽灵四处游荡，但只是在校园里游荡。他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那些树木，那些池塘，所有—切，仿佛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他的无限延伸。那些树木仿佛是因为他的呼唤而漫上绿色，又仿佛是因为他的默许而让自己的叶子变成—片金黄。我亲眼看到—件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在林子里种花，几只麻雀居然飞到他脚边来觅食，其中一只甚至战战兢兢地落到他的肩头。
这年开春以来，我们发现他的身体有点变形了：上身与下肢在腰间错位，倾斜到左侧。从教室到宿舍的那条百十米长的路上，两旁竖有十几盏颇具风味的罩子灯（当时还没有电通到这里，都是油灯），当时都由他去点去灭。夜里，当我们站在宿舍门口，见他从路那头走过来，将灯一盏一盏地熄灭时，我们看到，在昏黄的灯光映照下，—个弯曲如老树的影子，精灵般摇晃在空间里。
马水清得到消息，告诉我们：“王儒安老头得的是坐骨神经痛。”
几回，我在睡梦中听到了河那边传来疼痛的嘶喊声。
然而，这弯曲的身体，仍然在校园里不停地游荡着。
那天，我们走到河岸边的苗圃，只见老头侧卧在泥土上，在给那些梧桐插枝松土、培土。他因为疼痛而不能蹲着了。即使侧卧着，也还是疼痛。于是他在嘴里颤颤悠悠地哼唱着。他—身泥土。见了我们，用胳膊支撑丰收身体说：“这是最值钱的树。”
我们几个赶紧蹲下，帮着他一起松土、培土。
离开苗圃，在走往食堂的路上，马水清说：“王儒安老头是硬被冻坏的，那屋子四处漏风，白麻子却不给修补。”
“白麻子！”我吐了一口唾沫。
走到食堂时，我们看到了女会计施乔纨的三岁小儿子羊子。
他正在用一根芦苇够水沟里的一张香烟纸。我们便停下来逗他玩。不—会儿，白麻子从食堂走出来，在我们面前闪了—下，去水码头了。我们这里兴致勃勃地逗羊子玩时，刘汉林却站在那儿纹丝不动，目光呆呆地望着远去的白麻子的背影。
“你在看什么？”谢百三问刘汉林。
刘汉林不吭声。过了—会儿，他把我们几个拉到—边，小声地说出一句话来：“你们看出来了吗？施会计的儿子长得像白麻子！”
刘汉林的发现使我们大吃一惊，也使我们感到了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第一节
我将自己整天锁闭于家中，不愿到光天化日之下去。瘪着肚皮躺在竹床上，后脑勺枕着交叉着的双手，两腿无力地劈开，向两旁歪倒着光脚板，脑海里常常是—片空白，要不，就总是回忆那—幕幕在红瓦房中所发生的往事。倒无绝望，只是觉得世界很无光彩，人活着实在不是—件太有意思的事情。少数时候，自己还会夸张地去酿起颓废与悲哀来，甚至廉价地流出一些冰凉的眼泪。
生产队已经将我编到—个劳动小组中去了。在无人的屋后，我开始收拾担泥的柳筐、担粪的木桶，开始在砂石上磨铁锹和镰刀，并让母亲去邻居大爷家要回两双草鞋。我看到了自己的前程：将在这块贫瘠无趣的土地上劳作、磨难，直至终了。
然而，人生实际上是根本不可预测的。生存的过程变成了一连串的偶然。就当我要平心静气，甚至要死心塌地地做定自己的角色时，大队干部忽然送来个通知，让我读高中去。我将那通知看了又看，觉得这件事不可能，便冷淡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来人说：“杜长明下台了，汤庄的那个汤文甫夺了权，将录取的名单重新审核了一遍，刷下去几个，又补上来几个。”就这样—个小小的颠覆，我才进了黑瓦房，并将我未来的历史写成了另外的样子。
汤庄离油麻地镇三里地，是一个大庄子，几千号人聚集一庄，一律汤姓。汤文甫曾是汤庄人的骄傲。一九六四年夏天，他考取了本省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当时，汤姓人家都凑了钱，作为他的路费和读书时的费用。他离家时，是全庄好几百号人敲锣打鼓将他送到油麻地镇的船码头的。汤庄人如果在某处听到有人议论汤文甫上大学的事，就会情不自禁地说：“汤文甫是我们汤庄的！”为了加强荣耀感，还会补上一句，“我家就住在他家后边。”但汤文甫上学还不到一年，就很丢人地被学校开除回来了。原因是他与班上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做勾当，被班上的几个男生活活地捉住了。
我认识汤文甫是刚读初二时，而见到汤文甫却是刚进红瓦房的第二天。那天早上，我们正在小河边上刷牙，就见一个瘦高个的年轻人，肩一耸一耸地从大路上跑过来，样子像一匹缺料多日但性情十分坚韧并志在千里的瘦马。他踉踉跄跄地跑过来了，倚在路边的—棵树干上直喘气。这时，我看到了他的细长脖子、肋骨根根的胸脯和鼻梁上架着的一副有着无数圈圈的眼镜。我的同学中有认识他的，说：“他就是汤文甫。”此后，一年四季，不论春夏秋冬，我天天可以看到汤文甫跑步的形象。他从汤庄出发，穿过油麻地镇，再绕油麻地中学一周，然后再照原路跑回汤庄。
他锻炼得极有意志与耐心。在运动过程中，他从不与人打招呼，总是将头高昂着，将目光投向远方。有一回，我正在路边走，他跑过来了。当他从我身边跑过时，我感觉到了一股“呼呼”的凉风。他的喘息声沉闷而洪大，使人感到了一种积重千年的压抑。
汤文甫的生活里充斥着浓烈的霉味。他该结婚了，可找不到老婆。有愿意嫁的，但因从前学校的那个女孩比着，他便觉得那个愿嫁他的女子丑得不能再丑了。后来在远处寻到了—个，长得还有几分样子，但暗路来的消息说这女子有个爱多疑的脑病。照理说，即使汤文甫要她，也含有几分迁就的意思。但人家女方也从暗路上打听到了他的历史，坚决地提出两条要求：一、汤文甫必须改了偷嘴吃腥的毛病；二、好赖得有一份工作。这前—条好对付，嘴上保证保证就行。这第二条不大好办了。
汤文甫瞄准了汤庄小学—个民办教师的空缺，先求得大队的同意，然后再去求杜长明。去时，他也和那些俗人一样，提了烟酒老母鸡之类的东西。但杜长明不太理会他，看也不看地说：“你先回去吧。”竟与别人说话去了。这个过去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就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这样的伤害与蔑视，坚持着挺在那儿。这样挺了几回，杜长明说：“一个小学民办教师有什么当头！”他就当上了。但结婚并没有使他觉得生活就有了什么意义或什么意思，整个汤庄乃至整个世界都使他感到乏味。他对周围的一切，皆没有对话的兴趣，于是，他靠读书看报度日，把那本就近视的度数—日一日地扩大着。没报没书看了，他就看一本辞典，一页一页地看，吃饭看，与老婆睡觉时看，上茅房也看，看到后来，竟把那些字—个不落地都能说出来在哪一页上。他哪儿也不去，惟—使他有兴趣走动的地方便是油麻地中学。这里有几份报纸，还有一些图书，并且有汪奇涵、邵其平这样一些人可与他对话。在这种时刻，他就会忘记他至今还住着一间丈把长的小茅屋，他至今还是—个每月只拿六块多钱其他报酬是以工分计算的小学民办教师，他的老婆还是个有疑心病且又一字不识的女人，而与油麻地中学的那些教员们谈得海阔天空，一副飞流直下势不让人的样子。
油麻地中学的教员颇有点忌妒他，都不承认他有学问，只承认他口才好。
但即使是“口才好”，他们也不愿变成语言说出来，只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