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懿涣苏庵志刹菹亍！蔽野ぷ虐⑵槠盘闪讼氯ァ０⑵槠乓《椅ㄒ坏耐派雀疑确纾赡芤蛭冶兆叛郏挥忻闱课腋祷啊！�
我想，如果这样下去便会睡着了，可是为了与阿崎婆更加亲近，我可千万不能睡着呀，我不由得回味起方才的事。
为了使曾经是妓女的阿崎婆开口说话，与她搞好关系是绝对必要的。暑热的天气与她一起走回家是一个好的开头。即便如此，刚才阿崎婆的一席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心里打算跟她亲近，但口头上并没有一丝表示。对她来说我不过是一个办事不得体的路人。对那两位喜好查问别人的来访者，阿崎婆为什么说我是她儿媳呢？完全可以如实介绍说这个女人是在崎津的冰水屋遇见的，顺路一起来的，到咱村有点事，何必把我当她儿媳介绍。这对于我这个外人倒没什么损失，可她还要长期在村里住下去，难道不害怕谎言被戳穿吗？
从阿崎婆住的破房子看，在这个穷村里她像是最穷的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无财产是衡量人的价值标准，穷人往往被别人轻视和污辱。因此看来，阿崎婆在村人眼里是无足轻重的。虽说她有个独子在京都工作，可已有好几年不回家了，儿媳也不曾照面。这肯定使阿崎婆好没面子。
从她这样的身世看，儿媳来看她无疑使她脸上增光，所以阿崎婆才转瞬之间把我说成她的儿媳。
当我想到走田间小路时，阿崎婆对跳起来的蝗虫青蛙显示的孩子气的欢乐表情，我便推翻了前一种想法。被唯一的亲人独生儿子抛弃的阿崎婆有个愿望，听说儿媳妇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她从心底里想见见儿媳，哪怕只见一面也成。这回跟我一路回村说说笑笑之间，她不由得想象着自己的儿媳，如果是这样的女人该多好啊。由于有这种想法，在收拾沙丁鱼的女人和金发盲女问起的时候，她才脱口而出说我是她的儿媳。
想着想着，我不知不觉就进入梦乡。一觉醒来后，强烈的南国夏日的太阳已下西山，周围天色渐渐昏暗起来。
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外出旅行本无固定目标，只为的是寻找老年妓女。像是命运安排好似的，踏上天草的土地之日就遇上了阿崎婆。我甚至想，如果不央求她在这里住下，就会违背天意。这样住下去，也有一个绝好的条件，阿崎婆向别人说我是她儿媳，我呆在村里也有正当理由了。可我想不能操之过急，何况在津崎分手的丰原女士还在宫野河内的旅馆里为我担心，我决定辞别，离开阿崎婆的家。
阿崎婆边说“咱家也没什么好吃的”，边端出蒸的白薯条让我吃。没有茶，给我倒了杯白开水。我感激地吃了之后，就讲了些告辞的话。她忽然间改变了坐姿，两手扶席低下头，用稍稍不同的语调说：“村里我的亲戚们都嫌我这屋脏，坐坐门坎还成，一般不进屋。太太您是城里人，也不知道是什么缘分，您不但进屋还在我的蹋蹋咪上睡了午觉，我儿子勇治回家也就住上一晚，儿媳连封信都不来。”
我吃了一惊，连忙正坐之后道谢说：“老奶奶，正相反，该道谢的应该是我。”她依然正襟危坐，接着说：“您以后再来天草一定要来我家，别嫌我家埋汰，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您啊！”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刚才半睡半醒时对她的疑虑冰释了。阿崎婆不是有意地欺骗她的邻居。我虽然感到害怕，但我是第一个坐到她的草席上的人。这蜈蚣出没的草席，谁都会感到恐怖，不肯落座的。阿崎婆一定想，要是儿媳来家也能这样该多好！出于这种心理，自然就回答说我是她儿媳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仅仅相处几小时，她没必要跟我客气，更没有什么理由说至死不忘记我。
如果我走着去崎津的话就要走夜路了，我在村里的杂货店打电话预约出租车，直奔宫野河内的旅馆。按约定好的那样，我与丰原女士见了面，度过了到天草后的第一夜。可是我的心却安静不下来。第二天早上我兴奋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买了三条干竹荚鱼做礼物，再一次访问阿崎婆。
到阿崎婆家时她正大声地与猫说话，她发现了默默地站在入口处的我只说了一句“哎呀”，和昨天一样招呼我进了屋。我预想她一定会问我为什么又来了，还准备了一套说辞，可她根本没问类似的问题。
那天，我在阿崎婆家里呆了将近半日，从交谈中我得知她过去确实是一名妓女，曾被卖到婆罗洲。我认为再三追问一定只会引起她的警戒心，虽然有依恋之情，还是毅然离开了村庄。第二天与丰原女士一起游了天草两三处景点，就踏上了返回东京的旅途。
彷徨——为第二次去天草
回到东京后，我考虑第二次去天草岛旅行——住进还活着的老年妓女的家，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旅行。由于愿望强烈，短短的夏夜常常一夜无眠。
可是，虽然我的心飞向天草，我也担心事实上我所希望的采访能否实现。上次试探性的旅行的结果。有了阿崎婆这具体的目标，这次旅行新出现的几个悬念又像黑云一般涌来。
首先我担心的是旅费的支出和家务、孩子的问题。我家经济水平中等，钱刚够花的，没有余钱请保姆。如果我去旅行，一时还不知归期，不仅要从日常开支中拿出相当数量的钱用做旅费，家务、孩子的负担还全都落在丈夫身上。我丈夫是研究儿童文化的，他主张解放儿童也要解放妇女，对我的女性史研究一直采取理解的态度，毫无偏见地替我分担了一部分家务与育儿的责任。所以，丈夫赞成我住进天草村里去。我并不认为把家务、孩子交给丈夫有什么不好，可是如果采访失败，旅费浪费了，我的内心将会多么不安呐。
我那上小学三年级的独生女儿美美也让我担心。妈妈长期不在家，她的心情会怎样呢？我经常因为工作出差旅行。丈夫告诉我，如果我出差时间在五天之内的话，她还能保持平静。过一周时，她的精神会处于不安定状态。而这次旅行两周之内能不能回来，会不会拖到三周以上或更长的时间，尚不得而知。
有一天，我对女儿讲我要去天草旅行，这次旅行比以往任何一次的时间都要长，并把缘由掰开揉碎地讲给她听，尽量避免讲抽象的道理。女儿沉默了一会儿，由于太认真了，表情有些僵硬。她回答我说：“妈妈，你去也可以，我和爸爸在家……”
女儿只有八岁，我告诉她“曾经当过妓女的可怜的老奶奶”的事，不知她做何理解，另外“听老奶奶讲过去的事情对妈妈来讲是一种学习”这句话她能理解得了吗？可是她尽力听我的话，接孩子的方式谅解了我，下决心与父亲一起忍受漫长乏味的孤寂生活来支持我。
虽然旅费和家务的矛盾解决了，更加使我不安的是，我的身心能不能受得了阿崎婆家的生活。上次通过两个半天短暂的访问，阿崎婆家的贫困已一目了然。首先要看我的意志是否坚定，这只要我下定决心就行。问题还在阿崎婆方面。
上次告别的时候，阿崎婆说过：“有事再来天草的时候，别嫌我家埋汰，一定要来坐坐。”归根结底我不过是一个过路人，应该找什么理由再度访问阿崎婆呢？即使找到适当的再访理由，她真能容得下不知底细的生人跟她一起生活吗？
即便阿崎婆能容得下我，众多的村民——在村庄生活中掌握生杀大权的村落共同体能认可吗？
不论如何，天草是一个远离陆地的孤岛，前近代的共同体社会的残余还很严重，与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大不相同。这种地方常常有很强的共同防卫意识，对外来的人毫不留情面，村里人估计很难接纳我。不仅如此，对天草人来讲，“南洋姐”是不能谈论的话题，在去天草的渡船上我已领教过。这是他们这个地方的耻辱，所以，他们如果知道我的真实目的是研究海外日本妓女的话，村里人肯定会制裁我的——我甚至胡乱想到这一层。
虽然有种种顾虑，但我最终还是在上次旅行的两个月之后。在秋色方阑之际出发了。像乌云一样布满心中的疑虑并没有解决，但它们不能阻挡我去天草，到阿崎婆身边去。
傍晚，丈夫带着女儿走出大门送我，我对女儿说：“妈妈想美美就看放在这里的美美的照片，美美想妈妈也拿出照片看看吧！”我边说边拍了拍挂肩式皮包，那里边放着美美的照片。女儿点点头，说：“妈妈你去吧。”我告别亲人上了路。我的行李是一只小小的挎肩式皮包和一只装着内衣的手提旅行包，身上穿的是旧的女式西裤和向丈夫借来的化纤衬衫。丈夫开玩笑地说：“人家以为你是离家出走的老太太呢！”别人可能确实是这么看的。事后想来，这身打扮确实起到使天草人放心的作用。
我到达九州。这次从天草五桥直接乘公共汽车到达天草，下午三点就到了上次遇见阿崎婆的有冰水屋的小镇——崎津镇。虽说我决心已下，但不由得心里发虚，不敢马上进阿崎婆居住的村庄，为了镇静下来，我访问了上次旅行中丰原女士参观过而我未曾参观的天主堂，遇见了一心祈祷的老农妇。这一幕我在序章中已详细记叙了。
同住——在阿崎婆家
在崎津的天主堂见到祈祷的老农妇更加坚定了我研究海外日本妓女的决心。在夕阳下山之际，我来到崎津镇唯一的一家出租车公司雇了辆出租车去阿崎婆的村子。民俗学研究领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民俗学研究者必须步行进村。我不是不知道这事情。我害怕在这种时候一个人走小路被村人见怪。
在村里杂货铺前我下了车，天已全黑了，待我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我过了架在河上的小木桥，登上通向北方的平缓的山路。右手不远的地方有几户人家，草屋顶下纸拉门处电灯闪烁发光。我要去的阿崎婆家的破门前，只有微弱的光，像古老传说中狐狸的家一样。后来我才知道阿崎婆付不起电灯的安装费。电灯公司给安不起电灯的人家免费安一只三十瓦的灯。所以与别人家比，她家光线分外昏暗。
站在她家门前，看见破窗户纸上有无数人影晃动，当我判断这些人影是一个人时，我一下用劲拉开重重的拉门，飞也似地进了屋，好像外边有人追一样赶紧关上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可能陷入一种轻度的心理异常状态。我想应该说几句寒暄话，而从我嘴里意想不到的叫出来的竟是“妈妈”，这是上次访问时在两个同村人面前不得不叫的称呼。
阿崎婆好像正要站起来干什么事，口里发出像是噢又像是喝的声音，她把手里的猫放到地上死盯着呆立着的我。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阿崎婆对我说：“大黑天的，你真找着我家了，快上蹋蹋咪，快进来。”我边说，“真想见见您，所以又来打扰了。”边上了蹋蹋咪。
可能人们不会相信，我与阿崎婆第二次见面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她问我吃晚饭没有，我说吃了。她与上次一样给我倒了白开水，用亲切的目光打量了我，问我这两个月生没生病，还说我比以前胖了些，其余的什么也没问我。按常理她该问我为什么这时候来她家，来干什么，更应该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什么人，她一概不问。我受她这种态度影响，关于自己的事一句也没有提。谈了一阵话，阿崎婆说：“你走了那么远的路一定累了，早些休息吧！”从里边的壁柜里拿出被子。我本想如果没有被子的话，明天去崎津镇或本渡镇去买，有被子给我用实在太值得庆幸了。
解开旧的雨斗篷，阿崎婆打开的是手织的黑条纹棉布褥了和廉价的红被子，看来被褥本来就没有被套和褥套。
我想帮她铺床，阿崎婆制止我，让我等一会儿，用鸡爪子一样的手拼命拍打褥子，拍打得很用力，不像是掸掉灰尘。可能我露出了诧异的神色，阿崎婆说：“这个褥子是我从外国带回来的，用婆罗洲的木棉做的芯。木棉与日本的棉花不一样，必须这样使劲拍打。”约莫拍打了十分钟之后才给我铺上。
那天夜里我虽然身体很疲劳，但是几乎一夜未眠。我睡在那条装着婆罗洲棉的褥子上面很不好受，因长期没人用，褥子潮气很重，人好像泡在冷水里一样。但我睡不着的原因并不是这个。阿崎婆刚才拍打褥子时的一席话刺激了我，虽然疲劳得很，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
阿崎婆说这个褥子是从外国带来的，这样想来是她在当妓女的时代常用的吧！在美丽的南国之夜，各种肤色的外国男人轮番来到她这里，出钱玩弄她的肉体，铺垫的就是这条褥子吧。所以这条褥子给人冷冷的感触。那准是饱蘸了阿崎婆的泪水。这些泪水是背着别人流下的，为的是悲叹自己向几千名异国男人出卖娇小身躯的无奈。不，不仅是阿崎婆一个人，像她一样的成千上万流落海外以卖淫维持生活的日本女性的泪都洒在这褥子上。
后来，阿崎婆告诉我这条褥子的确是她当妓女时常用的。她被卖到东南亚的时候她的母亲已经改嫁了。母亲为了让她穿上一件新衣服，到村里各户人家去借棉线，熬夜纺成条纹布，连裁带缝赶做了一件新衣服。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家里做的衣服。她就是穿着这件衣服被卖出岛去的。到了婆罗洲妓院后，老板骂道：“穿这么素的衣裳怎么接客。”可她不想把离别时母亲亲了缝制的衣裳收起来，就把它改成一条褥子，里边装上婆罗洲的木棉，这就是我身下这条纹褥子的来历。
我与阿崎婆共同生活的三周一直睡在这条褥子上。说实话，我时刻担心这褥子上还会不会残留梅毒、淋菌。但是，我能躺在作为阿崎婆妓女时代的见证物的这条褥子上，对于要亲手书写她们隐匿历史的我，是最有意义的体验，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鸡鸣声此起彼伏，差点儿让一直当做枕头的座椅靠垫从我的头下边滑走。我一睁眼，天已大亮了。阿崎婆拉着我到附近人家去串门。昨夜睡觉前我告诉她，我买了三四袋小包装肉包子，她说：“那么，明天去村里的我的亲戚家串串门。”
首先去串的一家有一座小小的房子。从门前小路向小河的方向走，半路上就可以见到它。阿崎婆告诉我这里边住着什么人：“夏天你来时，你见过户主。头发染成金色，眼睛看不见，那是我死去的哥哥的媳妇。”然后又串了一下她嫂子家西边的两户人家，这两家是金发盲眼人的儿子——阿崎婆的外甥们住的。
姑且不论上次见过的嫂子，我想这次阿崎婆对外甥一定也会像上次一样介绍说我是他的儿子勇治的媳妇吧。可她只回头看看我说一句“这位太太要在我家住几天”。我正要装阿崎婆的儿媳妇，阿崎婆的话把我的锐气都挫掉了。我没办法，只好说一句，“请多关照吧！”把那包子拿出来。孩子们向点心包扑过去，咬着包子，这情景我在东京从未见过。
说起来，访问这几家等于是这个村子接纳我的仪式，它宣布我要在阿崎婆家呆上一阵子。村里也正式接纳了我。在这个仪式勉勉强强地结束之时，我与阿崎婆的共同生活便开始了。
实地体验一下，阿崎婆的生活比我以往所见所闻要贫穷得多。后来我才听说，阿崎婆的生活费由京都的儿子寄来，每月才四千元，除了这经常迟误的赡养费外，没有其他收入。日本《生活保护法》经常被人们批评为弃民政策，连这政策都规定农村老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为九千五百八十七日元，而阿崎婆衣食住一切只有四千日元，连《生活保护法》的一半都不到。而且她还要拿这钱养活九只被抛弃的濒临死亡的猫。她常说：“它们也有生命的，多可怜啊！”
按衣食住的顺序描写一下她的生活，先谈谈她的衣着。阿崎婆只有几件衣服。在崎津镇冰水屋遇见她时她穿的是出门的衣服——褪了色的粗糙的蓝裙子和洗掉色的波纹绉的衬衫。那天是她每月一次拜她所信的军浦大师的日子，所以她才穿的，平常家居的服装是条灰色的旧棉布裙子和一件短袖的单薄的人造棉衬衫。人造棉是二战期间生产的纺织品，波纹织物是战后不久流行的。只有村里人办丧事的时候，阿崎婆才会从旧五斗柜中取出一件铭仙丝织物的和服来穿。这是特殊又特殊的，是不知何时从别人家分赠来的遗物。
鞋呢，除了她经常穿的里子磨损厉害的橡胶草鞋外，只有一双木展。木展带子十分破旧，木纹也清楚地显露出来。这双木展平常总收起来，我与她同住的期间，她只有在参加别人葬礼时才穿。从这点看来，这是她做客时的鞋。夜里的被褥有一条婆罗洲棉的棉被，没有枕头，也没有睡衣，她每天晚上穿着白天的衣服睡觉。
我和她只是短期共同生活，所以除了床上用品与我直接有关外，我对于她的服装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是，关于她维持生命的饮食，问题要深刻得多。
首先，别人家有厨房，阿崎婆没有，找遍全家既没有井，也没有自来水，更没有下水道，屋里有一个她用粘土捏成的炉灶，上边放一个熏黑的水壶。侧面有一只装过橘子的包装箱，上面只放一只铁锅。在旁边放着一只漏水的脸盆，里边放着五、六只碗，这就是她全部的厨房用具。既没有汤碗，也没有盘子。饭菜全盛到饭碗里吃。
做饭不可缺少的水怎么解决呢？房门人口的房檐底下，放着一只一米高的水缸。水是从二、三十米远处小松树底下的井里用凹凸不平的铁皮桶打来的。
那口井几十年前可能是一眼井，而今只不过是路当中的一个直径八十厘米的大洞，当然没有井盖，连井边石头围子都没有。往里一瞧只见有少量积水，用凹凸不平的铁皮桶上的粗麻绳吊下去汲水，打上来的水总漂浮着树叶和小虫。她把水放进水缸里慢慢使用。阿崎婆告诉我，这个水缸是两年前她妹妹一家举家离村去名古屋时给的，在这之前的长时间内，需要水的时候才到井边去打。
在这个不能称做厨房的厨房里，阿崎婆做些什么吃呢？我住进去的第二天早晨，阿崎婆给我做的是一半米与一半棵麦混合起来的饭。在我住在村里的那段时间，再没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