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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打根八号娼馆》里已详细记述过，安谷喜代治出生于岛原半岛，在此地经营椰子园，是南洋的成功者。他与阿崎婆的密友富美是恋人关系。他和富美除有松男这个儿子外还有一个女儿。
我自从到天草岛访问过松男之后，一有机会就打听安谷是否还活着，但总也杳无音信，原来这个安谷也长眠在木下邦墓的一侧。
令我奇怪的是，整个五段的墓区有石碑的竟只有十五、六个，我从以前人们写的书籍中得知，木下邦自费修建的这块墓地里埋着一百多个死于非命的日本妓女，而今这些人的坟在什么地方呢？数月前清理过的公墓，现在萱草和羊齿类植物又长得齐腰高了。我和国本两个人一边走一边把草拨开，到处找她们的墓标。
在第三段草丛中寻找的国本忽然高声叫起来：“来看看这儿，山崎女士！”手指着像是蕨类的羊齿类植物下边的土堆。仔细一看，那里是长约一米半的椭圆形土丘，如果这就是坟的话，到处看看同样的土丘有好多好多。
我与国本面面相觑，根本说不出话来。这似有似无的隆起的小土堆——如不加注意谁也不会理会它，正是我们寻找的妓女们的墓呀！过去它们可能是一个高高的馒头状的坟，墓前立有白木的墓标。经过半个世纪的岁月，木标腐朽了，土堆也风化了。在那些连影子也找不到的墓标上曾标明的死去女人的出生地一定多是天草、岛原吧！享年也多为十八岁、二十岁。她们死亡的直接原因有水土不服，热带地方病，还有其它种种。而其根本原因是她们被迫接受的妓女生活。黄昏临近了，这个时辰常被称为逢魔或大凶。长长的萱草和羊齿类植物随风摇曳，将叶子吹得翻来倒去的，在我看来像是妓女们对妓女生涯和强迫卖淫的压迫者的无声的控诉。
我特意从日本带来一筒水，是为扫墓用的。我把木制的小勺放入筒内，将水一小滴一小滴地撒在已风化的密密麻麻的坟堆上，阿崎婆的姐妹们、苦命的女人们的灵魂啊，在这异国荒凉的风物之中，连给你们献花圈的人都没有，你们该多想回到日本去啊！——我在心里跟她们讲着话。我向她们的灵魂悄语着：“这是从日本带来的水哟！用它来解望乡之渴吧！”
可是，给她们的墓洒过水后再一次登上最高的一段，想给众妓女纪念塔和木下邦的墓洒水时，上述的天真的想法被无情的事实击碎了。我发现以无名妓女纪念塔为首，一切坟墓都朝向山打根湾，背对着日本，从这个事实中我领悟到她们的真实的想法。
一般常识认为，客死在异乡的日本妓女们的灵魂（如果真有灵魂的话）一定是想回日本去的。可是对她们而言，祖国又是什么呢？
她们离开日本的直接原因是人贩子的拐卖，实际上是因贫穷的家境和被压迫的性别因素她们被社会不容才来到异国。虽然出于对故乡亲人的一丝温情，她们不断地将卖身钱寄回故里，可对她们而言，她们的故乡、亲人的家已不是她们能安居的地方了。《山打根八号娼馆》中举出阿霜一例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日本对她们来说是幼小时生活过的地方，从心情上讲是怀念的，但从本质上日本又是她们憎恨的对象。所以能安慰她们的不是故国日本，而是异乡的山打根。木下邦不想回国，生前建造的坟墓方向是与日本相背的。其他妓女的坟可能就也按同一方向修建了。
我感到背对日本面临山打根湾而立的无数无依无靠的日本妓女的孤魂，对祖国日本是采取了一种拒绝的态度。于是我感到无限凄凉——恨不得抱住高高的无名妓女纪念碑大哭一场。夜幕已经降临，苍穹里明亮的群星在闪烁，而我却久久不能离去。
第二天，国本带领我到山打根市内观光。这是一个港口城市，沿着主要街道从这头走到那头也不过三十分钟。重点景点观光一个上午就够了。
我最想参观的是山打根八号娼馆旧址，那是木下邦经营的，也是我尊为人生阅历高手的阿崎婆生活过的地方。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原本不敢奢望找到八号馆的建筑物，只不过想找到过去挤满日本妓女的街道，至少在八号馆的旧址前站一会儿，缅怀一下阿崎婆她们不幸的青春吧！
因国本四方奔走打听，终于知道了过去。的所谓花街在离码头旁市场不远的三号街上。可是八号馆在哪儿却没搞清，我们访问的三号街有一列列四层楼房，一层全是商店的门面，二层以上为居民住户，阿崎婆讲的那种两层木楼，红铁皮顶砖墙的房子根本找不到。进了几家商店去问，他们都是二战后移居来的新住户，我终于没能问到八号馆的所在。
找不到八号馆遗址的我们，那天下午就乘小船到山打根湾附近的丹戎阿尔岛参观。我在山打根应该访问的地方有妓女们的墓地和八号馆旧址，现在目的基本达到了，顺便想再参观一下安谷喜代治的椰子园的旧地。
丹戎阿尔岛是一个椰树覆盖的美丽的岛，一进入江就可以看见简陋的水上房屋。屋子附近，裸体的孩子们正在操纵玩具般的小舟。我一瞬间感到自己好像返口到原始时代一样。
到了小码头，我们询问是否还有安谷椰子园，因问的都是后搬到岛上的人，无人知道。我们就沿着椰子林荫路向村子走去，草地上还倒着一些树干。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村庄人口的第一家遇到了一对老夫妻，这种老人恐怕再难遇见了。这位马来系的老人正在地板架高的干净的房屋前摆弄木头。我问他：“从前有一个叫安谷的日本人，他的椰子园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那位老人答道：“当然知道啦，我在安谷那儿干过活儿。”
我告诉他我是日本人、与安谷有点关系。那位老人——丹戎阿尔岛的村长帕满，连忙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并叫卢彬迹夫人给我们倒茶。
帕满告诉我，安谷喜代治是这岛上经营椰子园最重要的人物，经营了四百英亩的椰子园。而帕满老人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一年一直担任安谷椰子园的监工。安谷在太平洋战争前夕不幸病逝，安谷夫人把椰子园卖给了华侨系的马来西亚的财主，但日本战败之前，他夫人一直住在此地。
我对帕满老人的话非常感兴趣，使我更加吃惊的是，他认识木下邦，也知道八号馆的确切地址。
他既了解那么多，我又进一步追问：“安谷有一个相好的妓女在山打根，你听说过吗？”帕满老人说：“你这么一提，想起来了，他有一个相好的，名字叫什么倒忘记了，常去看她。现在船上装有发动机了，从本岛到山打根眨眼工夫就到了。从前坐帆船去差不多要用一天时间呐。不过，安谷是常来常往的。”然后他又像刚想起来似地说：“实际上，我们夫妻上这岛之前，是在安谷常去的花柳街上经营咖啡店的。”
我惊异地问这问那，原来帕满夫妻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左右就在山打根的妓院街开店，而且在木下邦的八号妓院附近经营咖啡店。起初我不过以为老人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在胡吹呢！可他说：“木下邦是苗条的人，年近六十岁了。脸上有颗痣，痣上还长着毛。”如果不是真实见过，他不可能知道得这样清楚。
老夫妻接着告诉我，本下邦是有名的老板，对任何人都亲切，为人很好。她的娼馆有七、八个日本妓女，还有做饭、扫除的女佣。如果客人来了，说想吃马来饭，她就带他们到帕满这里吃饭。店里的妓女们也常来喝咖啡，不过名字都记不住了。帕满夫妻有两个孩子，木下邦对他们很好，像疼爱自己的孙子一样，孩子们每天都到八号馆去玩。
我请老夫妻把八号馆的地址告诉我，他们说；“啊！战后完全变样儿了，知道那确切地址的也只剩下我们啦。”一边给我们画了一个草图。站在妓院街却找不见八号馆的旧址的我，却在看起来有原始风情的丹戎阿尔岛上得到了答案，真不能相信它是偶然发生的。
访问丹戎阿尔岛得到宝贵信息后，我们在附近转了转，这里也曾是安谷椰子园的一部分。稍作休息之后又乘上来时的小船回到山打根。我又一次来到三号街，依照帕满老人所画的略图，寻找了客家会馆所在的位置，这座建筑物现在是华侨马来西亚人商会，找到它，技院旧址就好找了。
要找的建筑物立刻找到了，这座白色的建筑今天早上我与国本在它前面不知往返了多少次。临街的一层并排有四个商店：电器商店、服装店、书店、酒店，二层以上为住户。帕满画的略图告诉我们从这客家会馆向左边数第四家就是药房，这药房所在地就是八号馆的旧址。
药房的招牌是白地红字，很大，上边写着婆罗洲药房，它给人一种很清洁的感觉。店内既有现代的西药也有古老的中药，还有治疗室的标志，看来也能对病人进行简单的诊断什么的。据帕满的回忆，八号馆的外观是红屋顶，奶油色的墙壁，二层楼房，绿色的窗框，大门朝大路、从大门径直上楼便可以到二楼妓女们的卧房。但我眼前的现代药房，无论如何让我想象不到这里曾是妓院所在地。
可是，当我站在这药房门外时。我的眼中出现了另外一幢建筑物与药房重迭起来、那是一幢两层楼，有着稍许肮脏的奶黄色的墙，窗框的绿色有些褪色。我甚至在稍许开着的二楼的窗户里窥见了穿和服的年轻女人白色的面庞，从窗户中看见的活动着的年轻女人的侧影中，我仿佛看见了阿崎婆年轻的影子，还有照片中见到过的富美和八重。
我感到极度的悲痛和愤怒。当然，我现在不会把阿婆崎带到这里，告诉她这里就是八号馆的旧址，但是这一带确实是践踏阿崎婆宝贵青春的地方，在那美丽的南国星空之夜，这一带是将阿崎婆作为牺牲品奉献给无数陌生异国男性的祭坛。想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泪水不断地滴在街道上。
我只在山打根停留了一天，翌日就离开了那里。在我憧憬多年好容易才来访问的山打根，只逗留了两天半就离开了，并不是因为我厌恶这个北婆罗洲的港口城市，恰恰相反，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山打根，我想尽快地离开它赴新加坡。
北婆罗洲的港口城市对我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这里有过海外日本妓女，而风俗业最发达的无疑是新加坡，如果去了新加坡一定会了解到有关妓女问题尚不知道的侧面。这样有助于加深我对阿崎婆、阿邦洒泪的地方——山打根的认识。所以，我仅在山打根逗留数日。
国本送我上了飞机，机场在山打根北郊，设备简陋只应个空名罢了。天空万里无云，白日当空，飞机起飞了。来时从海面上看到的高高耸起的基纳巴卢的巨峰现在就在我眼下。飞机在空中向西飞翔。
新加坡花街旧址
到新加坡住进了果园大街的曼达林旅馆后，我就给朋友在当地的熟人打了电话。在山打根的时候木全、国木替我想得很周到，我只要按他们说的去做就可以了。在新加坡我没有熟人，若没有向导的话是很难开展访问活动的。我的朋友告诉我他有熟人在新加坡开了一个小旅行社，让我跟他联系，所以，一到新加坡我就打电话跟他的熟人联系了。
庆幸的是打电话时，旅行社的主人——我朋友的熟人太田良一还在办公室，我说了朋友的名字，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过了几个小时，他便特意到旅馆来见我了。太田约摸五十五、六岁，黄皮肤，日语说得很流畅，给人以舒畅的感觉。但我觉得他的相貌和表情不像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
我告诉太田我想在新加坡看的地方不是一般观光客蜂拥而至的地方——比如斯坦佛德·莱佛尔斯广场，柔佛遗迹等等；
为写《山打根八号娼馆》在天草采访时，我自始至终隐瞒了我研究者的身份，但对太田这个知识分子，我还是说了实话。我告诉他我是搞女性史研究的，这次旅行是寻访海外日本妓女踪迹的。最后我说：“所以您如果知道过去日本妓女花街的旧址，就请您带我去吧！那地方当地人管它叫‘斯大列次’，听说全都变样了，可是几年前访问新加坡的人讲只有一处还留着点旧模样，不知是大门还是窗口还留着妓院时代的栏杆，至少看一眼那栏杆也好啊！”
太田说：“你那么年轻，还知道‘斯天列次’的说法？还真挺内行呀！”接着他说：“谁对你说日本妓女花街的旧址全变了？旧址保存得好好的呢！——当然，如今的新加坡日本人、中国人、马来人大都是战后来的，没有多少人知道哪儿是过去日本人花街的旧址罗！”在东京时我得知的信息是日本人花街旧址已不存在了，听了他这一番话，我大吃一惊，不由得问了他一句：“那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太田从口袋里掏出烟，点燃一支回答说：“你这问题问得在理——约摸大正中期这里的日本妓院就取缔了。”他吐了一口烟，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别人不知道日本人花街旧址，我知道。说实话，我是在它附近长大的。”
归纳一下太田的话，他是大正六年生在新加坡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采买矿石的中国批发商。东南亚华侨都愿意居住在同一个区域内，新加坡老早就有华人居住的区域。太田小时候也住在中国城，而中国城与日本人花街相邻，为此，他知道日本人花街旧址。附带说一句，现在距大正废娼已五十五年，日本战败也经过二十八年了。华侨居民区不断膨胀，过去的日本人花街已经完全归人中国城了。
听了太田的话，我庆幸刚到新加坡就找到了合适的向导，感谢命运的安排。他的话里还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谈到他小时候在中国城的生活时，他说他很喜欢音乐，而且是受他外祖母的影响。他的外祖母生于长崎县南松浦郡，长期在长崎市丸山叮的某个饭店干活儿，特别擅长弹三弦。他从未与中国父亲一起居住过，也就是说他平时与母亲、外祖母一起生活。只不过有时被请到生父家做客，与他们一家人聚餐。就这样度过少年时代。
听太田边抽烟边主动叙说的生平，我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他的母亲及祖母会不会是妓女呢？
长崎县与包括天草岛在内的熊本县是出妓女最多的县，长崎县的丸山是江户时代妓业最发达的地方，连欧洲都知其名。他外祖母生于长崎，在丸山的红灯区呆过，晚年到新加坡与女儿住在一起。他母亲怎么认识他父亲这一点虽然不清楚，但是与新加坡华侨商人生下了他，并受到华侨经济上的赡养住在中国城，这么一来，不光是我，谁都会推测她们是属于“南洋姐”一类的凄楚而美丽的日本女人。
我这么去推测他的外祖母与母亲，太田先生可能会斥责我的无礼，然而，我在追寻海外日本妓女的踪迹的旅行中遇到了“南洋姐”的直系亲属（而且是母女两代的南洋姐），由他带领我去造访她们血与泪的旧迹，简直是太神了。我不是神秘主义者，但我内心感应到以太田外祖母、母亲为首的无数“南洋姐”的魂在向我招手。
第二天早上，我在太田的催促下离开了旅馆，他驾着一辆他夫人经营的饭店的车来接我，我乘上以后，车驶向市内。来到新加坡河附近的时候，我说想看看街道，于是他就停了车。我们徒步向中国城走去，一路走他还介绍说：“那就是新加坡国会大厦，那附近有伊利莎白女王大道。”
我边走边看新加坡的街道，正如在日本时所听说的这里是人种博物馆：有走得飞快的英美血统的高大白人，也有裹着纱丽的印度妇女，她们面孔端正，皮肤呈褐色。也有与我肤色相同、语言不通的人，看起来是华裔。我看到这里的建筑物既有西欧十九世纪式的、给人稳定感觉的大厦，也有回教寺院甚至还有佛寺和中国式的祖庙。我拿它们与日本文化做了比较，日本文化总把外来文化融人自己的文化之中，而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顽固地保持自己独自的宗教与生活习惯。这个事实使我惊奇。
新加坡一九六五年宣布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独立。而在此之前作为大英帝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根据地存在了一百五十年。现在斯坦佛德·莱佛尔斯的铜像耸立在莱佛尔斯广场，就是他一眼看中了位于连接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之间扼住进路的新加坡岛。一八一九年二月六日他以三万西班牙元从柔佛王那里买下这个岛，作为入侵的第一步。其后英国把这个岛作为直辖的海峡殖民地，作为经济上、军事上侵略亚洲的最重要的据点。这里的土著居民原先只不过是几百人，随着欧洲人侵入亚洲大陆并对东南亚进行殖民统治，这个小岛繁荣了起来。而其他在本国受不了殖民统治的亚洲人、非洲人作为打工者来到这里，便形成了作为人种博物馆的新加坡。
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华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在欧美各国争相入侵的过程中产生了激烈的阶层分化。许多流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他们大多到离大陆近的岛屿住下来，这就使新加坡的华侨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太田对我说：“哎，山崎女士，马上就要到你想看的旧日本人花街了。”我清醒过来，眨了眨眼，这里和刚刚走过的摩登大道完全不同，已经进人中华街了，街道并不宽，两旁挤满了两三层的古旧建筑物，一层都是商店。太四领着我快步地转过几个街角，我正被街道上鲜明浓烈的各种颜色的招牌吸引的时候，太田指着一个街角说这就是从前的“斯天列次”，而我一眼看过去，觉得这里好像从前就应是中华街的一部分。
我眼前是一个十字街，隔街望去，对面建筑物的墙上有细长的街道名称标志，一条路的名称叫马来街，另一条叫哈依拉姆街。我的心不禁咚咚跳了起来。
过去我找到的关于“南洋姐”的书籍中曾提到在东南亚，新加坡是日本的南洋姐的最大市场，日本妓院多集中于马来街和哈依拉姆街，还有马拉巴街。在从日本出发时我曾买过新加坡地图，查找过这三条街，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