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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对手下使唤的女人们当然很照顾，凡来山打根的日本人她都肯帮忙。没有护照来南洋的日本人都来找她，请她照顾，她也真帮助他们找出路谋生。不仅如此，日本的舰队南巡进港时，她也照顾周到，自军官到士兵都打点得好好的。对华人、土人也很尽心，台湾总督府每年送一箱水果来，母亲常说：“一点小事还常记在心里，逢年过节送什么礼呀广可能是哪个在台湾的人受过她什么关照来着。”
刚才提到南洋旅行书上写着木下邦很有钱，即使帮了多少人她的财产也用不完。那是不了解实情，母亲花钱大手大脚，不知道的人认为不知她多有钱呢。赚来的钱全那么花出去了，店里财政非常困难。我到山打根以后，每逢母亲大笔的花钱，我总劝她只花一半就够了。大伙儿都背地说我坏话，说什么小气、吝啬什么的，
我在山打根住了五年，二十岁那年和母亲一起回到日本，亲戚给介绍了对象，结了婚。男家原来在萨摩藩当武士的，那时住在颌岛，我嫁过去住在颌岛，婆婆太厉害，呆不下去。那时我怀了孕，回二江生孩子，产后不想回婆家去了，就那样算离婚了。生下一个男孩子，送给城河原一家人家当养子。他头脑灵活，后来苦学进了东京的大学，从那儿毕业后在神户开业当律师，他也早死了。
把孩子送人后我又孤身一人了，我又去了山打根，在母亲的店里管帐。那期间我与一个长崎出生的人相好，生下一个女儿，那人因各种复杂的原因没能和我结婚，那时生下的女儿就是岭生。
岭生六岁那年，我带着她临时回国，阿崎说她来照顾母亲，母亲也说由阿崎照顾好，所以我就托付她了。于是，我就把岭生寄养在她姑姑家，一个人到上海去当保姆，往她姑姑家寄一些生活费。那以后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只回国两次。一次是岭生上女子学校，另一次是她结婚，女婿是学校当老师的。日本战败，我回到阔别二十年的祖国，现在我受女儿女婿的照顾，平安地打发日子。
说着说着，就不说我妈妈的事，光说我的私事了。阿崎跟我妈妈倒很合得来。我跟我妈倒生分了。所以有阿崎侍候着我母亲，她也死而无憾了。她去世前两三年，我给她写信去说：“母亲您年龄也大了，快回日本吧，这里有我和岭生呢。”她就是不肯答应。昭和三年她去世的那年新年，曾来信说五月回来，我真高兴，没想到她二月就去世了。不知她是因决定回日本的老家松了口气才死的，还是死期临近了才答应回到生她养她的地方，怀恋起老家来的。
你一定听阿崎讲过了，我母亲的墓在山打根。母亲为山打根的日本人在能看见海湾的地方建了一个公墓，自己的坟也修在那里。日本人的墓地平时很安静，到阴历七月十五孟兰盆节的时候，夜晚总有三、四十人提着灯笼去上坟，那景色可漂亮呢！
母亲的本意是想埋在自己建造的公墓里，这下子符合她的心愿了。可是住在日本的我们不能给扫墓，所以我们在二江也给她建了一个坟墓。这儿也有墓，您替阿崎给她上坟吗？母亲会高兴的。
秋天日短，黄昏已经来临了，要去上坟就得快些去啦，去之前先等一会儿，我再给你的茶续上点水。
我由阿作的女儿——阿邦的外孙女领着给阿邦上了坟。阿作本想自己带路去一趟的，无奈墓地在屋后的半山腰，并且天也黑了下来，岭生说怕阿作年纪大了，就拿着香和水桶给我在前边带路。
据说山打根的阿邦的墓是面向大海，建在山丘上的，她在故乡的墓也是正面对着早崎海峡悄然屹立的，从山打根带回的一部分骨灰葬在墓里。我小心翼翼地替阿崎婆烧了一炷香，从水桶里汲了水，往墓碑上浇，静静地合掌遥祝她的冥福。
扫完墓，我和因喝啤酒红了脸的佐野一起离开了木村家。在颠簸的公共汽车里，我不由得想起一天之中发生的事。
我虽然找见了阿作和岭生，最终也没探得一位经营妓院的女老板的独特心路历程。阿邦为什么小时候离开故乡二江去东京，经过什么波折之后给英国技术指导当了妾，过了四十岁之后为什么想到去北婆罗洲经营妓院，出于什么原因她对自己属下的妓女采取温情主义而与别的老板不同。本想打听这些的，但是紧要关节的事都没问，采访就结束了。
我就像是进了宝山没探着宝似的，只觉遗憾。另一方面，我又自己安慰自己。的确，在探索阿邦——妓院经营者的心路历程上我是失败了。阿作和岭生虽说是她的亲人，但毕竟不是她本人，她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阿邦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呢？何况从中学老师的妻子和丈母娘那里能打听到这么多，已经很成功了。当初，四处打听几乎绝望，由于偶然遇见了佐野先生的学生，由她带路找到阿作母女这件事本身，不就是最大的收获吗？
我问了一下孩子气的女售票员，她告诉我还有去崎津的公共汽车。我打算告别佐野，回阿崎婆家去。我觉得佐野为我找人花费了一天宝贵的时间，为找一个毫无线索的人跑了那么大老远的路，我郑重地道了谢，把钱用纸包了送给他。可是佐野说：“我作为一个天草人对远方来客做了我应做的事。而且这次托了你的福，还遇上了多年不见的学生和木村老师。”最后也没拿我的谢礼。
十天后的一天，那时我已从天草回到东京，有一封用圆珠笔写的信送到了文盲的阿崎婆家中。寄信人为天草郡XX叮XX的木下作。全文如下：
秋深了，东京的山崎朋子女士突然造访，得知您的消息，拉起几十年前的家常话倍感亲切。如我不像如今这般年迈，我一定会拜访您，感谢您对我母亲的照料，我岁数大了，哪儿都去不了啦，太遗憾了。我身体还好，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对您照料我母亲一事我要重重地谢您，希望您多保重。不能重逢感到遗憾。奉上书信一封。
木下作敬上
十月十八日山川崎收
阿作的信是平时不提笔写字的人写的一封极简单的信。但阿作不寄就会不安心，尽管在山打根她与阿崎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知道阿崎婆是文盲，她还是写了信。这么一想，仔细读下去，在平凡的措词之中表达了一个八十六岁的老妪无限的爱与悲哀。
我知道阿崎婆托人写了回信，但不知信的内容是什么。可是阿作与阿崎年轻时候在山打根离别后一晃就是几十年，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到了她们的老态。我读着从遥远的天草通过吉田满州男（此人下章还要提到）寄到东京的这封信，想起八十六岁的阿作的样子，被信中“如我不像如今这般年迈，我一定会拜访您，感谢您对我母亲的照料”、“希望您多保重”、“不能重逢感到遗憾”等话触动了心弦，另一方面，想起阿崎婆赤贫的生活，心里一酸，便掉下泪来。
碰壁——访嫁给洋人的萨娜
访问过阿邦的故乡回到阿崎婆家当夜，我虽然很疲劳，但不知什么原因失眠了。黎明时分，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具体的梦境不能一一说清楚了，但是我记得我梦见了女儿美美。睡醒后我的心情与平时不同，简直糟透了。
美美的照片我总是贴身放着，时常拿出来看看，在梦中她的样子活灵活现，我心中不由得疑惑起来。小学三年级的她和父亲在这三周的时间里是怎样生活的？她气管爱发炎，身体弱，爱生病，是不是又发烧了？我虽然告诉丈夫阿崎婆的住址，可是恳求他千万不要来信。我连日把有采访内容的信和各种明信片寄回去，可丈夫连一个字都没寄来。虽然很正常，但又引起了我的不安，我与阿崎婆共同生活以来第一次强烈地想回东京去，而且这种想法越来越克制不住了。
如果光是想家，我还可以控制对丈夫、女儿的思念，在阿崎婆家再住二、三周的。因为我虽然听阿崎婆讲了她的生平，尽自己的能力了解了富美、阿霜和阿邦的情况，但还不够，人贩子由中太郎造和他的外甥女三千代的情形，阿崎婆儿时的朋友阿花和继代的具体情况也还没弄清。
可是，客观上我是非离开那XX村不可了，前边我写了村人容许我住在村里是有原因的，他们认为即使我不是阿崎婆的儿媳妇也可能是她的私生子或是妓女时代朋友的孩子。如果都不是的话，他们也相信我是风俗女什么的，反正不是正经女人。但是他们的信念被打破了，其原因是我去富美的故乡访问的时候，在XX村高中教社会科的老师吉田满州男到XX村来找我和阿崎婆。
这话还得从我和阿崎婆一起去大江找富美的那天说起。为了避免混乱，前边我没提起我和阿崎婆路上遇到了吉田老师的事。
那天，我和阿崎婆从XX村到崎津，在抄近道走之前，在沿海的道路上见到许多堆积在山边的圆木。我们就坐在那儿休息。这时路上走过来一位教师模样的三十岁出头的男人，他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我看见他就想起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请他给我与阿崎婆照一张相——我不是没有相机，可这次旅行我故意没有带，因此我不能与阿崎婆合影，这可太遗憾了。如果去照相馆拍照太郑重其事了，还不知崎津有没有照相馆。于是就像是从天而降似的，路上来了一位带着照相机的。
反正人在旅途，请这个人拍一张照片也说得过去。
我小声地对阿崎婆耳语一番，她说：“那太好了，我虽在山打根拍过照，但那以后几十年也没拍过照，那青年肯为我们照吗？”说着已经开始在整理衣服了。我对那个人说：“对不起，我们没有相机，但是我们俩想合影，能不能帮我们照一张，以后付钱给你。”那人说：“当然可以啦。”他让我们坐在一起，两次按动快门，然后问我照片洗出来以后送到哪儿。
我们不愿把阿崎婆的地址告诉他，一时情急便口吃起来。那个人自我介绍说他是某高中的老师，叫吉田，又指了指路边的一户人家说，他学生就住在这里，照片洗出来就存在这里，你们来取吧。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说：“这家人的院子里有基督教初传日本时代用来观潮的望楼遗址，我是研究天草历史的，这次就是来调查观潮望楼的，您如果没有急事，花五分钟时间一起去看看好吗？”因他给我们拍了照片，对他的邀请我也不好断然拒绝，我们照他所说的参观了那家院子中央的一块石头，即望楼的遗迹。这期间他拐弯抹角地问了几次我是哪来的，为什么与阿崎婆这样的老太太在一起走，云云。
他是高中老师，又是地方史的研究家，大约是看出我对他所从事的研究也有兴趣，才邀我去看那观潮望楼的吧。那时我巧妙地含糊其词地糊弄过去了，可我从富美故乡访问回来之后，阿崎婆拿出两张我和她的合影说：“上次去富美家路上给咱们拍照片的老师拿了这照片来访，还使劲打听你呢广我奇怪他怎么会找到阿崎婆家的，委婉地问了一下，原来他那天拍完照片趁我仔细察看观潮的望楼时，直接向阿崎婆探听她家住址，在我去大江的时候，他就来送照片了。”
在城市里，西服是男子的一般常服，与阶层、职业无关。在外地，特别是在天草，穿西服的仅限学校的老师和村公所的职员，所以西服是特权的象征。这个穿西服的人物——而且是天草下岛为数不多的高中教师，该学区也包括阿崎婆所在的村子，他可是公众人物又是名人，所以村里人也认得古田先生。如果先生访问那些富裕人家没什么可奇怪的，可是吉田访问的是穷苦的孤老婆子，令人感到她阿崎婆与旧日不同了。好容易对我打消疑念的村民又一次燃起了疑念。高中的老师都特意来访了，住在阿崎婆家的那个女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村里人窃窃私语着。
即使如此，如果吉田只来过一次的话，村里人的疑念也会烟消云散，我还能在阿崎婆家呆下去！可是我从大江回来的第二天，XX高中住在附近的女学生来访，说吉田先生托她送来一千日元和二升米，并说吉田先生看到阿崎婆的生活太困难了想帮帮她，他可能从他学生口中知道我已经回村了，过了两天，吉田又来阿崎婆家访问了。因给我们照了照片，又赠给阿崎婆钱财，这次我们不能拿他当路人看待，所以见面很亲热。他对阿崎婆说他自己有家属，生活也不富裕，但是阿崎婆有难处就要对近处的学生说，他会来帮助的，又仿佛毫不在意地对我说了如下的话——我一开始就感到你不是这老太太的儿媳，上次访问她家时我也暗中打听了，你实际上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史学家、小说家来调查海外日本妓女的？我虽能力差，也是天草乡土历史学家，我能协助你，你跟我说实话吧！
吉田的善意是明显的，对他的好意我是感谢的，但是说真的，我是左右为难了。当初就因为怕阿崎婆不对自己讲真心话，所以假装一个离家出走的女人，而不愿被人当作学者或知识分子。虽说是自作自受，现在自己的伪装被另一个知识分子剥去了。
我趁阿崎婆外出解小手的空档儿，小声地一口气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是搞女性史研究的，住在阿崎婆家为听她讲海外妓女的事。你是历史学家，能理解我，现在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远离我和阿崎婆，这是我最最迫切的希望。”
他的确是一位老练的乡土史学家，立即理解了我的意思，阿崎婆回来后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一阵，他就告辞了。可是村里人可不能这么简单地对付过去。我不是XX村村落共同体的成员，所以我知道的仅是一些皮毛。村里流动的空气让人感到不安，人们窃窃私语说住在阿崎婆家的那个女人还认得高中的老师。她还假装阿崎婆家的儿媳妇跑到我们村里来，她有多大胆子！肯定会做有损我们村名誉的事。买东西的时候杂货铺女老板和路上的熟人表面是不失亲切，擦肩而过后笑脸就变了，都拿白眼瞧着我。
我佯装不知，可被村里人拿斜眼瞧，内心也很不舒服。我曾再三强调过，天草岛的人热爱故乡的一个表现就是抹杀海外妓女的存在，绝对不想叫别人知道。村里人对我的仇视，源于看透了我住进阿崎婆家的目的，是来打听海外妓女的秘密！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仅指望不上村里人善待我，还不知会受到什么摈斥，也不知会给阿崎婆带来什么麻烦。
这么一想，自踏上天草的土地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害怕。有这种恐怖心理，又加上做梦梦见女儿等因素，使我更加想回东京了。
这样，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都必须离开阿崎婆的家了。但走前我还想见一个人，那就是《阿崎》那一节开头提到的盖农·萨娜。在《人身买卖》那本书里，森克己是这样描写她的：“在大江村邻村的XX村里有一位盖农·萨娜，我访问她是在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年），她六十岁的时候。她年轻时，由于不满意父母给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了。大正九年（一九二0年）到了柬埔寨，在金边与担任县政府官僚的马赛尔·盖农结了婚。丈夫去世后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回到老家，傍晚我到萨娜家访问，房子外观上和普通农家没什么区别，家里边蚊帐下有一个漂亮的卧室床，真不愧是从南洋归来的。萨娜正巧背柴回家，已经完全是农妇打扮了。她个头大，正是白人喜欢的那种女人，生性极为朴素，好像认为去过南洋是一种耻辱似的。”
据阿崎婆说，盖农·萨娜还是她的远房亲戚呢。她住的地方离阿崎婆家很近，只隔一条河。我每天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她家的屋顶。尽管如此，我大老远跑到大江、下田、二江也没去访问她。这完全是为了避嫌。村里人看见我采访她会造成我与海外妓女调查有关的印象。可是，反正我要回东京了，也没必要避嫌了，只要不使阿崎婆为难，听听盖农·萨娜讲些什么，对我来说不仅是必要的，客观上也很有意义。
过去我采访的主要是以亚洲人为对象卖身、回国时几乎身无分文的海外妓女。盖农·萨娜不是，她属于另外一类海外妓女。她与欧洲人——东南亚殖民地的法国官员正式结婚，丈夫死后继承了财产，作为XX村的有钱人过着阔绰的牛活，此外，森克己的《人身买卖》中写过她，不仅报纸、杂志，连电视台、广播电台也都来采访她，让她谈海外日本女人的事。当今无论谁，一旦被大众传媒宣传，往往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她也自诩为天草的名人啦。如果听萨娜讲讲过去的事情，应该会了解到上层海外妓女的生活，从她的谈话中也可以捕捉她今天的意识与感触。
我跟阿崎婆说我想见萨娜后，她的反应并不很积极，穿上她磨破的草鞋，就把我带到盖农·萨娜家。她家外观自然是农舍的模样，从院子里进屋，外间屋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冰箱，还有外国制的摇椅和一块漂亮的外国地毯。在阿崎婆家呆久了的我，见了这些，感觉十分刺目。
阿崎婆叫了门，过一会儿，从里边走出来一个大个子、圆脸、模样周正的老太太——这张脸确实像是不止见过一次了，但不知是在哪儿见过。她迈着四方步从里边出来，左手拿一只外国烟袋，右手点燃一根香烟，一边走一边抽，她无言地将站在外屋的阿崎和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找我有事吗？”
阿崎婆的态度谦卑，口吃地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位亲戚，这半个月以来一直住在我家，说是想见见你。”我照例寒暄一番，说承蒙她关照一类的话，还补充说：“这次我到阿崎婆家来，听她讲外国见闻很有意思，也想听您介绍一下外国。”萨娜吐着烟圈问：“录音吗？还是一般的采访呢？”
一瞬之间，我简直不懂她的话，又问了一句才知道她说的是录音还是采访，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说：“我既不是电视台的，又不是杂志社的，只不过是阿崎婆的亲戚。因为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