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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我是罗津教授……对，对，是商会的。我等着。”
施季里茨翻阅着电报。
“他在耍滑头。”施季里茨明白了，“他看不懂我转给普列什涅尔和通过埃尔温与凯特联系的电报，否则他不会让我去伯尔尼。显然，在我去洛尔时他们破译了我的电报，此后，他们才明白我以前的电报的意思。可他为什么耍滑头呢？他从来不白费力气。缪勒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计划中没有琐碎的东西，每个细节都计算得十分精确。”
缪勒用手掌捂住话筒，问：“怎么样啊？我的破译人员干得不坏吧？”
“您干得更好。”施季里茨说，“很早就开始了吗？”
“从二月份起。”
“埃尔温还在工作的时候？”
“咳，施季里茨呀施季里茨，您什么都想知道！”缪勒的表情又紧张起来，他把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喂，对，别雷尔参赞先生，是我。傍晚时飞机能准备好，我们去送您，完全可靠……对，还有一个请求，您顺便找一下西班牙武官德·墨林上校，通知他飞机起飞的事。他的电话出毛病了。有人会给您带去两只箱子，您明白吗？不，不，在亚松森有我的人接您，他们接收东西。祝您飞行顺利，我的朋友，您今天夜里就要在苏黎士开怀畅饮了，我真羡慕您。我劝您光顾一下苏黎土银行对面的德国餐馆，‘那儿的伏特加不错……谢谢，我亲爱的。作为一个迷信的人，我要对您说：再见。”
缪勒放下听筒，侧耳听了听炮声，又紧了紧领带，笨手笨脚地穿上有些显小的上衣，边走边说：“走吧，朋友，我们的时间不宽裕，可事情却多得很。”
施季里茨又被奥根和库特夹在中间，缪勒则坐在维利旁边的位子上，尽管他以往总是坐在后排座位上。有两辆发动机改装过的“梅塞德斯”牌汽车住他们车子的一前一后行驶。汽车不时绕过残砖破瓦堆。士兵们卖力地清理街道，警察把所有能动的人都赶来干活。秩序，唯有秩序，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需要。”
缪勒头也不回地问道：“施季里茨，知道我一生中最吃惊的是什么吗？”
“我从哪儿知道，分队长，我当然不知道。”
“我马上告诉您。记得塔格玛·弗莱达尔对您讲俄国壮士歌吗？”
“记得。”
“顺便说一句，当时我对您的声音感到惊讶。在您问她的时候，您用的完全是一种特珠的声音……带着忧郁……于是我就想：难道要调查爱得这样强烈的人吗？……如果您愿意，应该说这是一种强烈的忧郁。这是违背自然的。我和您的职业都是下等职业，超过了民族性，是实用主义的，不是这样吗？”
“不是。”
“证据呢？”
“我无法让您明白
“您的答复不文明。”
施季里茨冷笑了一下，重复着：“不文明。”
“您知道，我认为在伟大的灵魂超脱出芸芸众生时，文明就诞生了。”缪勒思付着说．“显然，真正的文明只能在不大的地方建立，或者说在群山之中的某个地方，在肥沃的山谷，在居民稠密的环境中。一旦神秘而伟大的灵魂完全化为现实，反映在民歌、壮士歌和一般的歌曲下，丧失了对宇宙的向往，文明就灭亡了；它僵死在法律的条文中，于是就停滞不前，好象成了古董。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象折断僵硬的东西一样折断呢，施季里茨？”
施季里茨谅奇地望望缪勒，然后眉头紧锁地说：“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种说法，照我看，是帝国之外出版的书里的吧？”
缪勒转过身，揉揉鼻头，哼了声，说：“顺便说说。我是肚量小的人。这些想法是我在对付山多尔．拉多和‘红色乐队’时提出的。那是些有知识的人，得要全力对付他们。您一定同意在我们这里，有时候做傻瓜要更容易些。没有人怕他们，而且还提拔他们，不过有一定的限度。而我们把生命献给了自己的事业，这一事业容不得愚蠢的行为，愚蠢就是犯罪，我可以说，它甚至是对国家有害的。一个愚蠢的外交官占据了重要位置，可以改正过来，把他免职，然而如果一个间谍愚蠢，那么巨大的灾难便等待着国家了……您为什么这样迫切地向外张望，在告别？或者是想记住我们带您走的路线？向我提这个问题就那么难吗？我带您去我的秘点，那儿很舒适，窗外景色秀丽，玻璃上装了特殊的网子，绝对隔音，听不到炮声，俄国人眼下还没到那个地区，地形对我们有利，温克和施泰因的部队在附近，将有一场浴血恶战，出人意外的消息在等待我们。”
秘点在一条僻静狭小的街道上。三楼的一间大房子里挤着很多人，他们穿着清一色的普通军服；听得见打字机在噼噼啪啪地响，还有那些飞快地口述内容的粗野的说话声。电话铃响个不停，至少有三部电话，可能会更多。经过走廊时，施军里茨望了一眼窗外，在与他们走过的街道平行的街道上，一些身着“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少年在构筑街垒，一百米开外的楼顶上悬挂着“希特勒青年团”的旗子。
缪勒把施季里茨让进—个小房间，里边有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叠文件和十几文铅笔，铅笔削得又细又尖，另外有一只烟灰缸，两包香烟，一只打火机。
“请坐，施季里茨，坐在桌子旁边吧，听我对您说些什么。”
他松开领带，浑身放松地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施季里茨仔细听着隐约从隔壁传来的声音。有一个人在口述，打字员机械地敲打着键子。这个人念到一些俄国人名，列举了一些城市名称，有一句话他听清了——“在此之后，费奥法诺夫院上的外甥出任拉宁市市长，他要求院士为新报纸写一篇文章，抨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人民的教育是如何令人厌恶，又是如何非俄罗斯化。起初，伊戈尔·费奥沾诺夫拒绝了，后来……”
缪勒跳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吼道：“到另—个房间去！总是莫名其妙地大喊大叫，我看打字员还没有聋！”
缪勒回到椅子前坐下，审视地看着施手里茨，把手指按地喘咯作响。他说：“就是这样，我想把折磨我很久的话告诉您。尽管我没有上过大学，可我从小看了一些书……是的，是的，为什么我能成为一个聪明人？完全是靠书本，朋友。世界上有许多种文化，但每—种文化都是另一种文化的模型。波利克列特和瓦格纳彼此相似，尽管他们之间相距一百年，索弗克尔和尼茨谢也是这样，还有亚历山大•；乌其顿与拿破仑．波拿巴。签订安大基多夫和约之后希腊城市爆发的处死所有富人的起义在文明程度上与巴黎和约签订后波马什和卢梭举行的反对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缺少的巴士底狱的示威所产生的后果相同。希腊人有亚里斯托芬和伊佐克拉特，法国人有瓦特和米拉博，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在遥相呼应。士兵出身的君主拿破仑或者农夫出身的皇帝布
加乔夫都在重复着菲利浦·马其顿的行为……您知道我用这么长的时间对您说这些是为什么吗？”
“明白。”
“为了什么？”
“为了证明聪明人的无耻是对的，‘这是以前有过的。’不是吗？”
“对！得满分！好样的，现在您明白我需要您干什么了吧？”
“不大明白。”
“我需要您做下面的事。首先您的洛赫在这座楼的地下室里，我们制服了他，他准备干了。您现在拟一份给中心的电报，我译成密码，现在这样干不困难。您要监督洛赫不要发出什么警报，这对您没有好处。您要在电报中说，我、缪勒，准备同俄国人合作。作为交换，我要求保证不变侵犯。我可以在许多方面提供帮助，虽说不是在所有方面。”
“举个例子．在哪些事情上帮忙？”
“比如说，把希姆莱交给他们。”
“那鲍曼呢？”
“我们还是先等您的中心的答复吧。您怎么看，他们会同意吗？”
“我认为不会。”
“为什么？”
“他们没有把亚历斯托芬和米拉博看作同时代人。”
“回答得妙。谢谢您的坦率。不过您还是会拟出这封电报以防万一，对不对？”
“如果您坚持要这样的话。”
“很好。谢谢。现在谈第二件事：您能把自己工作的全部情况告诉我吗？所有的，从头到尾。”
“您可以看我的个人档案，那里边全写着呐，分队长。”
缪勒笑得前仰后台。他真的笑了，用手擦擦眼睛，摇晃着脑袋，但过后他的脸又变得毫无表情：
“施季里茨，假如您办不到的话，我们就会把您的各种指标记录在仪器里……我有很出色的医生……而您就会在塔格玛身边说梦话时使用的语言……我会让哥萨克首领克拉斯诺夫听听您的声音——他不仅是我们是著作颇丰的文学家，他写过一部描写布尔人的小说。他说，从出生的情况看，您是彼得堡人。”
“我承认又能使您得到什么，分队长？”
“我在考虑未来，施季里茨。我们这—行的人不能独立生活，我们不能少了指挥，我们的生活好象是一支乐队……”
“等到对您的建议有了答复之后，我必须给您写出一切吗？还是在这之前呢？”
“一分钟也不要拖延。”
施季里茨摇摇头：“我会十分痛苦地死去，而我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别生气。”
“那么您拟电报吧。”
施季里茨拿起铅笔，写下电文：“中心，我已被缪勒逮捕。他建议进行合作。他准备帮忙抓住希姆莱。作为交换，他要求保证他个人不受侵犯。尤斯塔斯。”
缪勒认真看完电文，问道：“没有什么花招吧？”
“能有什么花招呢？ 一切都很简单，就象牛哞哞叫。”
第三十一章 倘若做戏，就要有这样的场面
鲍曼比任何人都清楚，现在的一切不是在几天内是在几小时、也许是几分钟内就能决定的。
他明白，希特勒前往阿尔卑斯山堡垒将打击他提出的计划，而他现在已经确认了这一计划并详细地研究了所有细节。
所以他继续尽一切努力让希特勒留在柏林。他忧心仲仲地谈视着元首询问短—个来访者，以决定他是否要继续在大本营进行斗久或者是最好飞住伯希特斯加登。
鲍曼十分了解希特勒的性格，所以他明白，元首日益恶化的多疑症在迫使他做出反常的可怕的决定。鲍曼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提出候选人，如果说服莱伊或者那个被他——鲍曼押上了赌注的斯佩尔（元首很赏识他）提出否定意见的话，那就能干得即快又牢靠——在两三天后就会提出建议，而希特勒会象平日一样认可鲍曼看中的那个人的使命。
但是希特勒的同情心出于莱伊沉溺于杯中之物感到痛苦万分。希特勒讨厌他，但同时又有兴趣可怜他。元首认为，既然莱伊是工人出身并且领导过“劳动阵线”，那就必须把他控制在自己身边。同时他认为，一个人若是经受着按党的道德法则须惩罚的顽疾带来的痛苦，那他就会对自己格外忠实。他对斯佩尔的态度也是如此。近几个月里，他的宠儿、帝国最有名望的建筑师、前军事经济部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战争失败了，因此，毁坏桥梁和工厂将便德国工业在战后丧失复兴阳能力，而即使是这种复兴也只有在西方资本的支持下才是可能的。无论是什么朋友，希特勒都不能容忍这种坦率。他边听斯佩尔讲，边奇怪地微笑。鲍曼有时觉得，元首有一种奇异的功能，可以对他不想听的话无动于衷．元首十分困难地同斯佩尔谈完话。此时在场的人都面如土色，担心斯佩尔成为元首又一次歇斯底里发作的见证人——元首震怒的话会下令处死自己的宠儿。然而希特勒忽然把斯佩尔叫到身边，让他坐下，拿过来林茨的“元首博物馆”的图纸。
一张张绘图纸摊在桌上后，希特勒说：“斯佩尔，听着，我越是仔细研究您的方案，就越觉得把雕像运过多瑙河特别困难。林茨毕竟是个小城，那么绝对的对称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对此您有何见解？”
斯佩尔惊恐地望望元首。林茨已遭到盟军轰炸，俄国人占领这个城市只是一星期内的事情。可这个双手发抖、长着一双凸出的绿眼睛的人却在高谈阔论博物馆的未来，讨论什么形式的对称最好和如何把雕像运过多瑙河。
……斯佩尔刚从前线回到总理府时，鲍曼来找他。
“听着，阿尔贝特，”鲍曼友好地拥抱着这个可恨的元首的宠儿，说；“我认为，现在人们会向您提个问题：我们是否要去伯希特斯加登。您也明白，俄国与英美两国公开发生冲突是几个月之内要发生的事，我们要坚持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们的联盟在破裂。所以我请您劝元首前往阿尔卑斯山区。”
鲍曼是个精明人，他准确地估计了斯佩尔。在同元首单独在一起时，斯佩尔在元首提问之后，做出了出乎他自己意料的与鲍曼的请求裁然不同的回答；
“我的元首，既然您亲自要求德国人为每一幢楼房、为每一个窗口而战，那么您有义务留在重围之中的柏林。”
“对。不过在伯希特斯加登有更好的通讯手段，”希特勒反驳说，“军人们认为，我在那里更容易领导整个战场的战斗。”
“军人在捍卫他们狭隘的职业的事业，而您却肩负看政治上的战略重任。”斯佩尔绝望地说。他明白，他的每一句话肯定被鲍曼录在了磁带上。
希特勒音下子蔫了，一动不动地坐了一阵到林茨的博物馆的图纸前。
“听着，”他转过身说，“我还是感到不安，鉴赏家们会怎样评价米开朗基罗与拉斐尔的相似？米开朗基罗毕竟过于轻率，我觉得，从民族性的观点看，他的艺术是不够健全的。有时我觉得，他有劣等民族的血统……这种轻率，这种有意识的不严肃，往往是犹太人或者是俄国极端主义分子所特有的，而过了大厅是拉斐尔……罗森堡两度请权威的人类学家注意但他们异口同声地确认，画家的母亲没有劣等血统的情人，他的父亲是纯粹的罗马人……不过他的祖父可能改了姓，犹太人在隐瞒自己的家谱时精明得很。”
……和斯佩尔谈话之后，希特勒喝着茶水。为了考验鲍曼，他说：“斯佩尔认为我去伯希特斯加登很合适。”
“他不仅认为这是合适的，”鲍曼答道，“他还在禁止各位行政长官炸毁桥梁和工厂。您见到了吗？他在考虑民族的未来，似乎这可以置于国家社会主义之外。”
“别信谎言。”希特勒打断鲍曼的话，“有人在嫉妒斯佩尔。所有有才能的人都被人嫉妒，在维也纳时我也有这种体验。那时我四次都没有被艺术学院众取。这在那里是可以理解的：所有的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波兰人、卑鄙的犹大人都不愿意给雅利安人让路。对于应当消灭的二流民族来说，这是典型的。我无法理解在雅利安人中也会出现这种低劣的品质，它无权存在于我们之中。”
元首没有怀疑斯佩尔参与了阴谋，相反把他作为了挡箭牌。鲍曼几乎要相信，希特勒随时都可能宣布自己要动身前往阿尔卑斯山堡垒。因此，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
鲍曼去找元首的医生勃兰特博士。勃兰特从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照顾希特勒，监督他饮食，亲自给他打针，到瑞士采购新药并托瑞士的朋友到美国购买药品，以帮助“日尔曼民族伟大儿子的机体避免出现影响心理和睡眠的不良因素”。
“勃兰特，”鲍曼说，“坦白地告诉我元首实际的健康状况。老实地说，党的元老中对此有什么看法。”
勃兰特象所有人一样知道不能坦率地同鲍曼讲话，否则会引起不可预料的后果。
“您对近期的诊断感兴趣？”勃兰特关切地问。
“我对一切都有兴趣。”鲍曼说，“所有的一切。”
“您有什么理由担心元首的健康？”勃兰特反驳说，“我找不到担心的理由。”
“勃兰特，我要向党和民族的元首负责。所以您不必对我隐瞒。坦白地告诉您，我觉得，元首现在走路的姿势有些……衰老了，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让他强壮些呢？他左手颤抖是经常的事，您也知道，我们军人对姿势的态度……您该做些什么，难道没有办法？”
“我已经力所能及做了一切，帝国部长。”
鲍曼明白，和勃兰特谈下去毫无益处。此人现在绝不会干对鲍曼有利的事。假如鲍曼坦白地对他说——“打针让元首次失意志，我要控制他，我要让元首成为行尸走肉，而且您必须在两三大内这样做”那么勃兰特一定会去找元首，全都告诉他。
“那么我可以放心喽？”鲍曼起身问。
“是的，请绝对放心。元首当然会为我们暂时的失利感到痛苦，但他的精神象以往一样坚强，诊断没有得出不安的结论。”
“谢谢，亲爱的勃兰特，您使我放心了，谢谢您，我的朋友。”
离开医生之后，蛇曼快步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拨通了缪勒的电话，说：“我和您说过的那件事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您明白吗？”
“是西方方案吗？”缪勒追问。
“是的。”鲍曼回答，“今天晚上，要有两个情报来源发回有关此事的报告。”
五分钟后突击队队长霍道夫被缪勒派到勃兰特医生家。
“勃兰特太大，”他说，“赶快收拾一下，我奉命把你们送出首都，不用等其他领导人家庭的大批人员啦。”
七个小时后，霍道夫把这女人和孩子安顿在山区的一座小房子里。四周一片寂静，鸟儿啾啾婉转，空气中散发着败草的霉味。
九小时后地方行政长官给总理府打来电话，报告勃兰特夫人和子女从国社党和党卫队专用食堂领口粮和服装，而且得到七百马克，她们走得匆忙，随身没有带任何东西。
电话记录交给了鲍曼，他恰好在希特勒那里。
看完之后，鲍曼脸上浮现出茫然和痛苦的神情。皱起眉头，问：“有什么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