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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军事情报局五处副处长潘境原——这次反间设想的始作俑者，他的初步计划是，大陆特工到来后肯定会设法找到王世俊并将其绑架，以便从其口中得知秘密基地所在地，所以他建议法务部调查局人员加强对王世俊的监视及保护，注意有无可疑人员暗中监视王世俊并对可疑人员进行反监控，重要的是要发现他们在台湾与谁联系，这样才能在逮住大陆的“派遣特工”的同时也挖出其在台湾的“潜伏特工”。“国家安全局”人员只是负责就整个行动对各部门协调，不直接派人参与侦察。宪兵司令部在前期也先不介入，只是在共产党的特工真的动起武来时再派出特勤队对付他们。所以这样一来，开始时只有军事情报局和法务部调查局的人介入，而且以调查局的行动为主，因为它才是岛内反间谍的主管机关，军情局的人只是提供支持。
调查局方面发言的是调查局本部主管侦察大陆情报人员在台活动的侦防三处处长邓宏辉，他的意见是，既然共谍迟早是要从王世俊身上下手的，那调查局不妨先广泛利用自己在台北地区的眼线，仔细观察有无可疑人物突然在台北及市郊出现，以便及早发现对方，同时对王世俊进行监视加保护，采取守株待兔的方法，等着大陆特工上钩，届时将由邓宏辉亲自指挥调查局本部侦防三处，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及调查局北部机动组的政治侦防干员对共谍进行跟监。如果大陆特工企图绑架王世俊，调查局特工则先让其得手，然后一路尾随，关键是要查清所有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潜伏人员。王世俊在被绑架后会说出一个地点——那里并没有什么绝密档案，只有事先设伏的宪兵特勤队员，王还将告诉对方自己可以带他们去那里并通过熟人等关系使他们进入——这样对方才不会杀他。等他们到了地方后，宪兵特勤人员将使用震眩弹，催泪弹，及国术等种种手段和技巧，力争将共谍全部活捉，如共谍武装反抗，则用狙击步枪等武器将其击伤擒获，尽量留下活口。
宪兵司令部方面同意调查局对最后一部分，即擒获共谍的方案的安排，并声称准备让夜鹰队员立即开始有针对性的训练，但他提出如果共谍的火力危及到了宪兵们的安全，则宪兵方面有可能使用致命武力。
随后便进入了具体部署阶段，邓宏辉私下对坐在自己身边的下属——调查局侦防三处特工黄利平说：“老弟，这次对共谍的一线调查大任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2003年10月15日13：40——台北时间
我、李明、刘维杰（花莲旅店老板，我在台潜伏人员）以及由刘负责管理的几名潜伏人员正在花莲旅店的秘密地下室里开会，讨论如何具体展开夺取绝密档案的工作。
我们在空降到地面后就在接应的潜伏人员的指引下脱离了空降区域，先是到达了郊外一个大院中的一个小楼，这里是潜伏人员孙玉林所经营的“广益行泰来米厂”内的一些小楼之一，对外称是米厂员工的宿舍，我们和战士们先安顿在了这里。外人一般是不会来这里的，周围人员也很少，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孙玉林除经营米厂外还经营林场，资金比较雄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掩护身份。直接与我们联络的是潜伏人员刘维杰，由于他不太方便来到郊区，所以我和李明及哈连长坐着台北市警察局保一总队的警官田子彬（潜伏人员）的车来到了他开的花莲旅店——一般人是不敢拦保一总队警官的车的。哈连长则和战士们继续在米厂内隐蔽。
按我们原来的计划，我和李明将让史建斌带路到达王世俊在台北市区忠孝东路一段26号的家附近，然后在其下班时我们埋伏在楼道里用麻醉枪将其击昏，之后装作送病人去医院将其塞入由潜伏人员李学骅（“港风咖啡馆”老板——这些公开身份为自由职业者或个体经营者的人最适合从事秘密活动了，因为他们在时间上很自主）驾驶的一辆带着假的警方牌照的车辆，将其秘密运往米厂并在那里对他进行审讯，在王供认后，我们将尽快采取行动，突袭秘密基地，并在得手后到指定地点等待接我们的飞机。
现在马上要做的就是对王世俊下手，据史建斌交待，王每天开车上下班，我们在路上动手的机会不大，诸如制造交通意外等拦截方法风险太大，所以我们选定在他家的楼道里动手。
2003年10月15日16：54——台北时间
我，李明及史建斌一起来到了忠孝东路一段26号王世俊的家附近，我们先没有＊得他家太近，而是坐在李学骅的车里，由于我们手上没有王世俊的照片，所以只能让史建斌肉眼辨认——今天只是认人，明天我和李明前来将他擒走——这种事最好不要让特种兵动手，因为他们外表上的军人特征太明显，容易让人一眼就认出是来自大陆的，所以轻易不能让他们露面，连哈连长都一直和战士们呆在楼里。
一辆汽车驶了过来——我们的车的方位是在王世俊的家和他的单位——位于阳明山脚下“芝山庄”的军情局总部之间的，所以也是他下班的必经之路，史建斌一直在监视着每一辆从这个方向驶来的汽车，但王世俊的车出现时，正值下班的车辆拥护时段，所以他的车开过时速度较慢，史建斌表示百分百确认对方就是王世俊。李明让我呆在车里，他下车徒步跟了过去，此时王世俊正在把车开向车库。
几分钟后，李明回来了，他已经记下了王世俊的特征和他家的门牌号，就等着明天下手了。
2003年10月15日17：09——台北时间
负责在王世俊家的对面楼里监视街面情况的调查局特工黄利平用麦克风式对讲机向邓宏辉报告：“有一辆警方牌照车辆在王家附近停留了近二十分钟，在王的车出现后，该车内一人下车尾随王进了楼里，随后又独自出来上车走了。A组的人正在跟踪，我们已经对车里的人全部拍照并录了像。其中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很像军情局提供的照片上的史建斌。”
2003年10月15日17：11——台北时间
邓宏辉一听到消息马上来了精神，看来共谍开始行动了，他立即命令手下人去查那个警方车牌，同时着手向上级请示，准备把全部机动人员投入到对大陆特工的监视中去。
2003年10月15日17：15——台北时间
汽车已经开到了忠孝西路一段，刚刚路过了希尔顿饭店。我坐在汽车副驾驭的位子上，仔细地用反光镜观察着是否有车跟踪——从事情报工作绝不能大意，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几乎没有哪个间谍在被捕前知道自己已被监控了，否则他们也不会被抓住了，大多数人都是在不知道自己被发现的情况下落网的，所以绝不能掉以轻心，哪怕对某件事情有一丁点儿的疑惑也不要放过。我记得看过一部叫做《沙漠突击队》的英国影片，演的是二战时一个由德国军事情报人员组成的五人小组奉命去北非刺杀正在开会的盟国领导人，在路上他们被一帮阿拉伯匪徒追杀，但突然来了一架飞机赶走了这帮匪徒，这个突击队的队长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飞机来赶走这帮匪徒呢？他本来可以继续思考下去，但一名队员总是唧唧歪歪地抱怨这抱怨那的，使得他分了神而没有继续注意这一点——事实上盟军情报部门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企图，并特意将计就计让他们上钩，所以为了不让他们的行程受到阻碍而派飞机赶走了匪徒，但可惜的是，这名队长未能继续重视这个可疑之处，所以尽管他们最后勇敢地扮成盟军混进了盟军军营，但仍然中了盟军的圈套而全部被杀或擒获——这虽然只是一部电影，但它所反映的问题的确值得重视。
汽车开到了怀宁街时，我发现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后面跟了我们大约五分钟了，其他的车辆则要么在路上停下，要么转弯走了。这辆车一直跟我们保持两辆车的距离，车的前排坐着两个人。我让李学骅把车停在前面的音像店门口，然后让他注意后面的那辆黑色小轿车，然后我下车走进了音像店。
音像店里正放着刘若英唱的《后来》，我在里面转了两三分钟，假装选光碟，然后又回到了车上。在我向反光镜望去的同时，李学骅对我说：“我一停车，后面的黑色小轿车也停了，但没有人下车。”当我们的车重新开动了大约一分钟后，那辆黑色轿车又在反光镜中出现了————看来我们真的有“尾巴”了。
看来情况不妙，基本上可以确定我们已经被跟踪了。对方可能是警察，但更有可能是负责反间谍的“法务部调查局”人员。如果是警察的话，可能是他们觉得我们的警方牌照有问题，但照警察的工作方式，他们早就该过来直接盘查了，似乎没有长时间跟踪的必要。如果对方是调查局的人的话，问题可就十分严重了，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行动完全暴露了。但敌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我们的呢？我们今天凌晨才着陆，此前潜伏人员已经检查了空降区域的周边环境，没有发现敌人，之后我们就到了米厂，哈连长和战士们留在了那里，我和李明下午去花莲旅店开会，在确定了计划和协助我们的潜伏人员人选后，我们又回到米厂，一直等到李学骅把车开到米厂，然后把我们送到王世俊家。难道是我们在进入米厂时就被人发现并报告给调查局了？当时是深夜，能见度很差，不过也不好说，没准孙玉林此前就被调查局人员注意并进行了监控了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情况可真是万分危急了。现在已经没那么多时间来考虑我们是什么时候暴露的了，因为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车开回米厂。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除非我们能确信把尾巴在路上甩掉，但这也不代表米厂那边尚未暴露。怎么办？看来我只能以攻为守，看看敌人到底知道我们多少了。于是我先用李学骅的手机给孙玉林打了个电话，让他迅速将米厂的所有同志转移到其他地点，他自己离开米厂后也暂时不要再回去，并派人暗中观察米厂周围的情况。
2003年10月15日17：20——台北时间
坐在黑色轿车里跟踪可疑车辆的是调查局北部机动组的调查员厉永平和他的助手王正义，他在这次代号为“钟馗行动”的反间谍调查中被编入A组。刚才总指挥部已经通知他，前面的车的警方牌照是伪照的，车牌号倒是真的，不过那是台北刑侦大队侦二队的一辆不带警用标志的公车的牌照，现在该车正停在刑大的车库里呢。共谍一般不会使用警用牌照的，因为那样风险比较大，看来他们真的是在策划绑架，用警用牌照可以使人误以为是便衣探员在守候和抓人，也可以在绑架后撤离的路上不受拦截。
A组总共有四辆车八名组员，后面的三辆车马上就要跟上来并和他换位置了，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辆车长期跟踪而使对方怀疑的情况了。
这时，前面的车又停下了，厉永平的车也在慢慢减速，不知道对方这次又要干什么。几分钟前目标车里的一个年轻人下车进了一家音像店，在里面停留了几分钟后走了出来。共谍不会是执行秘密任务时还有心情听歌吧，也不会是为了买点来台湾出差的纪念品吧，而且他是空着手出来的，看来那家音像店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刚才可能传递了什么情报或报告了什么情况，所以他刚才特地记下了那家音像店的店名和地址。
这时那名年轻人又下车了，但这次目标车没有等他，而是直接向前开走了。厉永平觉得奇怪，难道他是在台湾的潜伏人员，现在要回家了？那可得跟上他，查出他家在哪儿，如果他不是回家而是去另一个接头地点的话就更好了。
他马上也下了车，并告诉开车的调查员继续跟住目标车，并随时和后面的车联系并向黄利平组长报告，然后他跟在了那名年轻人后面。
2003年10月15日17：20——台北时间
A组第二辆车里坐着的是北部机动组调查员宋太平和刘长勇，由宋太平负责。宋太平在目标车和厉永平的车刚刚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时发现目标车突然停了下来，一名年轻人下了车并向马路右面走去，厉永平坐的车也停了下来，他在后面跟着那名年轻人也走了。看来他是在跟踪这名共谍。这时他的麦克风里传来了厉永平的助手王正义的声音，告诉他厉永平下车步行跟踪去了，并让宋太平的车赶紧上来和他的车换位置，以免共谍怀疑。
宋太平在用麦克风通知了后面的A组第三辆车后马上赶了上去，排在了厉永平的助手开的车前面，继续对目标车进行跟踪。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厉永平在跟踪前面的年轻人，他刚才刚刚向黄利平报告了方位，这里是重庆南路一段，黄让他一定要小心，不要暴露了自己。厉永平自认是步行跟踪的老手，轻易不会让对方识破的，加上自己身上带着枪，完全可以应付任何变故。
前面的年轻人开始拐进了一条小巷，那里应该是条死胡同，看来这里就是他的目的地了，厉永平立即跟了上去。
他刚一探头就感到一个埋伏在拐角的身影在他眼前快速一闪，一只胳膊牢牢地锁住了他的脖子使他发不出声来，同时对方的手在向右侧卡他的迷走神经，自己的左手也被对方抓住向左侧猛拉，对方是在利用这一左一右的合力使他昏迷，显然是个擒拿的行家。但他也不是白受了调查局的训练的，他用左脚用力向对方的脚趾上使劲一踩，同时右手向右用力拉开对手的右臂对自己脖子的擒锁，向前一进步，在向右转身的同时用右手向对手打去一记反手拳。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我见厉永平挣脱了我的擒锁后向我打来一记反手拳就竖起右臂一挡，然后顺势用右手缠住他的右腕向斜后方使劲一拉，把他的右臂彻底拉直了，然后向我的方向猛拉，同时左臂用前撞肘向他伸直的右臂肘关节快速撞去——这一招在中国擒拿术里叫做“韩湘子撞枝”，属于分筯错骨术，即通常所说的“大擒拿”部分，我的左肘向前方撞他被拉直了的的肘关节，同时右手向后方拉他的肘关节，这正利用了这一前一后的合力，加上我使的是冷脆劲，只听“喀”的一声，对方的胳膊断了。
厉永平叫了一声后捂住了自己的右臂，我掏出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这里是死胡同，不用太担心会突然有人出现。
我让他转过去面对着墙，然后趁机掏出消音器安在了枪上，再让他转过来，他显然吓坏了。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们的？”
“今天下午。”
“在哪儿？”
“忠孝东路。”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会在那儿？”
“这。。。。。。。。。”他有些迟疑，显然刚才保命心切还顾不上撒谎，但现在到了实质性的问题，他不得不考虑考虑了。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没必要再问下去了，因为他说是在忠孝东路就意味着我们是从一开始就被监控了的，他们显然知道王世俊的事，我们的行动意图完全暴露了。但问题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为王世俊而来的呢？莫非从一开始这就是个陷阱？
厉永平说话了，他现在显得镇静得多了：“今天我算是见识了大陆特工的胆识，佩服。不过，兄弟，你以为你逃得出台湾么？”我觉得这样正好可以对他进行试探，当我正在想如何套他的话的时候，他又说了：“老弟干脆还是弃暗投明吧，跟我去调查局可以把你按投诚人员处理。”
“除非到了回天无力的地步，否则我是不会投降的。”我说到。
“哈哈，你不觉得你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么？你们的行踪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下，我们还有不少人在跟着你刚才坐的那辆车呢。”————－跟踪我们的车证明他们目前还不知道米厂里藏着解放军。
“那看来我们的行动意图早就暴露了？”
“当然，军情局的人就是要把你们骗来台湾的。”
糟了，我们从一开始就上当了。这时，厉永平突然对着自己的衣领说：“我现在正在重庆南路一段北起第一个胡同劝共产特工投诚，你们就在外面？”他是在对着麦克风说话，难道还有别的敌人也跟过来了？
“怎么样，兄弟，做个决断吧，外面有我们好几个人，你困在这个死胡同里肯定跑不脱的，赶紧放下枪向我投诚吧。”
2003年10月15日17：26——台北时间
厉永平的助手王正义正在跟在宋太平的车的后面，按刚才他们在麦克风里的约定，一会儿将由第三辆车超过它们赶在目标车的前面，而他自己的车将仍然保持在后面。
但突然他发现目标车在路边停了下来，宋太平的车也开始减速，并在一点点地超过目标车——看来他是想赶到目标车的前面去，让王正义的车跟上去，这样比自己也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