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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都应为之快乐万分。要是运气不错，她们最后也结了婚，于是便转而折磨自己的孩子，让她们的青春年华同自己所经历过的一样，在沉闷无趣中流逝。要是运气不好，她们便做老处女，或者最后当个老奶奶的女佣人——这种命运正像野蛮人给予牺牲者身上的命运一样，令人害怕。在我们评价百年前的世界时，别忘记这一厌倦的重负。历史越往前，厌烦的压力也越重。试想一下中世纪农村的冬天，那单调的生活吧。人们不会读书写字，黑暗中只有蜡烛给了他们微弱的光明，柴火的烟雾弥漫着唯一的屋子，室内依然寒冷如冰。屋外，道路实际上不能通行，因此几乎看不到来自邻近村庄的行人。一定是这类厌烦产生了搜捕巫者的风俗，这种风俗后来成了晚上唯一有点生气的活动。
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少厌烦，但却更怕厌烦。我们开始知道，或者说开始相信，厌烦不是人的自然命运的一部分，它可以通过兴奋的足够强烈的追求而得以避免。女孩们现在大多已经自己谋生。多半是由于这能够使她们在晚上去寻求兴奋刺激，去躲避她们的祖母辈当年不得不忍受的“大团圆”的时光。在美国，现在人人都可住到城里去；那些买不起汽车的人，至少有了一辆摩托车，可以骑着去看电影。而且家家有了收音机。青年男女们约会比以前方便多了，家庭女佣们每星期至少可以有一次令人振奋的聚会，而这足以使简·奥斯汀的女主人公在整本小说里长久期待了。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兴奋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那些有条件的人不停地从一处转往另一处，走到哪里，就把兴奋带到哪里；他们狂歌劲舞、开怀畅饮。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总是期望着在一个新的地方享受更多的快乐。那些必须靠挣钱才能养活自己的人，只好在工作中忍受厌烦的折磨，那些有足够的钱可以不工作的人，便把完全摆脱厌烦的生活当作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高尚的理想，我决无低毁之意。不过我担心，这种理想，与其它的理想一样，比起理想主义的想像来，是一种更难获得的东西。与欢快的前一天晚上相比，早晨总是令人厌烦的。人会有中年，甚至晚年。20岁时人们以为30岁生命将会结束。我已经58了，不可能再持这种观点。把人的生命当作货币资本来花费也许是不明智的。一定量的厌烦也许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希望摆脱厌烦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各个民族只要一有机会，都会表露出这一愿望。当野蛮人第一次从白人那里尝到酒的滋味时，他们至少找到了一种摆脱单调乏味的生活的良方，因此，除非政府干涉，否则他们便会酷配大醉，一死方休。战争、屠杀以及迫害等，都是企图摆脱厌烦的一些方式，甚至与邻居吵一架也比无所事事要强。所以说，对于道德家来说，厌烦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类的恶行中，至少有一半是由于对厌烦的恐惧引起的。
然而，厌烦不应被看作是完全邪恶的。厌烦有两种，一种是挫折型，一种是呆滞型。挫折型是由于缺乏毒品引起的，呆滞型则是由于缺少活动引起的。我不否认毒品对人的生活有一定的作用。例如，一个明智的医生有时开的药方里就有鸦片，而且我想这种情况比禁烟主义者想像的要多得多。但是迷恋毒品，甚至不加约束地让自己的本能冲动失去控制，是决不应该的。那种在人习惯了吸毒后才能适应的厌烦，在戒除了这种习惯后，我认为时间是唯一的疗方。用于解决吸毒问题的方法，在一定限度里，也适用于对付各种兴奋。兴奋过于充足的生活会使人精疲力尽，在这种生活里，人需要连续不断的强烈刺激，才能产生颤栗狂喜，而这种颤栗狂喜往往被人当作是快乐的主要因素。一个习惯于过度兴奋的人，就像一个对胡椒粉过份爱好的人一样，对足以使别人窒息的一定份量的胡椒粉，他甚至不能品尝出一丝味道来。为了避免过度的兴奋，一定量的厌烦是不可缺少的；过度的兴奋不仅有害于健康，而且会使对各种快乐的欣赏能力变得脆弱，使得广泛的机体满足为兴奋所代替，智慧被机灵所代替，美感被惊诧所代替。我并不完全反对兴奋。一定的兴奋对身心是有益的，但是，同一切事物一样，问题在数量上。数量太少会引起人强烈的渴望，数量太多则使人疲惫不堪。因此，要使生活变得幸福，一定量的厌烦忍受力是必要的。这一点从小就应该告诉年轻人。。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令人生厌的章节，一切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聊乏味的时候。试想一下，一个现代的美国出版商，面前摆着刚刚到手的《旧约全书》书稿。不难想像这时他会发表什么样的评论来，比如说《创世纪》吧。“老天爷！先生”，他会这么说，“这一章太不够味儿了。面对那么一大串人名——而且几乎没作什么介绍——可别指望我们的读者会发生兴趣。我承认，你的故事开头不错，所以开始时我的印象还相当好，不过你也说得太多了。把篇幅好好地削一削，把要点留下来，把水份给我挤掉，再把手稿带来见我。”现代的出版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现代的读者对厌烦感到恐惧。对于孔子的《论语》，伊斯兰教的姑兰经》，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所有那些被当作畅销书的圣贤之书，他都会持这种看法。不独圣贤之书，所有的精彩的小说也都有令人乏味生厌的章节。要是一部小说从头至尾，每一页都是扣人心弦的话，那它肯定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伟人的生平，除了某些光彩夺目的时刻以外，也总有不那么绚丽夺目的时光。苏格拉底可以日复一日地享受着复会的快乐，而当他喝下去的毒酒开始发作时他也一定会从自己的高谈阔论中得到一定的满足；但是他的一生，大半时间还是默默无闻地和克珊西比一起生活，或许只有在傍晚散步时，才会遇见几个朋友。康德据说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到过何尼斯堡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达尔文，在地周游世界以后，全部的余生都在他自己家里度过。马克思，掀起了几次革命之后，则决定在不列颠博物馆里消磨掉他的余生。总之，可以发现，平静的生活是伟人的特征之一，他们的快乐，在旁观者看来，不是那种令人兴奋的快乐。没有坚持不懈的劳动，任何伟大的成就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劳动如此令人全神贯注，如此艰辛，以至于使人不再有精力去参加那些更紧张刺激的娱乐活动，除了加入到假日里恢复体力消除疲劳的娱乐活动，如攀登阿尔卑斯山之外。
忍受一种或多或少单调的生活的能力，是一种应在童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能力。现代的父母在这方面是有相当责任的，他们给孩子们提供了过多的消极的娱乐活动，如电影、精美的食品等。他们丝毫没有认识到，除了一些很少的例外，过一种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对于孩子的重要性。童年的快乐，主要应该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去获得。那种一方面令人兴奋，一方面又不需要付出体力代价的娱乐活动，如看戏等，越少越好。从根本上说，这种兴奋犹如毒品，兴奋愈多，追求兴奋的欲望也愈强，但是，在兴奋期内身体的消极被动状态是违反人的本性的。一个小孩就像一棵幼苗一样，只有让他不受干扰、总在一攸土地生长时，才发育得最好。太多的旅行，太多的形形色色的感性东西，对青少年并没有好处，因为这会使得他们长大以后缺少忍受寂寞生活的能力，而唯有寂寞才能使人有所创造。我当然不是说寂寞生活本身有什么好处，我的意思是说，只有伴以一定程度的寂寞，某些美好的东西才有可能被人获得。以华兹华斯的诗《序曲》为例c对于某些读者来说明显不过的是，华兹华斯的思想和感情是富有价值的；然而对于那些老于世故的城市青年来说，这一切都不可感受。一个孩子或青年人，在他具有一个严肃而富于创造性的目标时，他就会心甘情愿地忍受巨大的厌烦，因为他发现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一个孩子过着放荡不羁。享受奢华的生活，他的脑中就不会自然地产生这类创造性目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脑袋中想来想去的，总是下一次快活享乐，而不是遥不可期的成功。由于这些原因，不能忍受厌烦的一代将是一代小人，这样的一代人使自己不适当地脱离开缓慢的自然发展，在他们身上任何一种生命的冲动亦将渐渐消亡，如同花瓶中被折断的花儿凋谢枯萎。
我不喜欢玄乎隐秘的语言，但是如果我在这儿不用听起来有点诗意的而不是科学的语言，我就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我们怎样认为，我们总是大地的造物，就像动植物一样，我们的生命是大地的一部分，我们也从它那儿汲取乳汁。大地生命的节奏是缓慢的。对它来说，秋冬同春夏一样重要，休息同运动一样重要。儿童比成人更应该同大地生命的起伏节奏保持某种联系。经过无数世代的更替，人和躯体已经适应了这种节奏，基督教的复活节就体现了这一节奏适应。我见过一个两岁的孩子，他一直生活在伦敦，有一回他第一次被带到绿意葱定的乡村去散步。这时正是冬季，一切都是湿滚滚的，道路泥泞难行。在成人看来，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但是这孩子的眼里却闪现出惊喜的神采，他在潮湿的土地上跪了下去，把脸理在青草里，嘴里发出欢快的呼呀叫声。他所体验的欢乐是原始的、素朴的和巨大的。这种得到满足的机体需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说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人，其精神很少是健全的。有许多种快乐，它本身和大地的生命没有联系。例如说赌博吧。这类快乐一旦终止，人就会感到无聊和不满，渴望着什么，却又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这种快乐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不能叫做幸福的。另一方面，那些把我们与大地的生命紧紧连在一起的快乐里，则有着能使人得到极大满足的东西，这种东西即使停止了，它们带来的幸福仍然长驻不去，尽管比起那些更易使人兴奋的放荡胡闹来，它的强烈程度要低些。这中间的差别，在我看来，存在于从最简单的职业到文明程度最高的职业的全部范围内。刚才我提到的那个两岁的孩子就表现了与大地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最为原始的可能形式。但是在更高的形式上，同样的事情可以在诗歌中发现。使得莎士比亚的抒情诗超乎一般的东西，就是那种充满了字里行间的。使两岁的孩童拥抱草地的同一种欢乐。请读一读“听、听，云雀”，或者“来到金黄的沙滩上”；你会发现，那两岁的孩子只能以口齿不清的叫喊表露出来的情感，在这些诗里以更为文明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请再考虑一下爱情和纯粹性爱之间的区别。爱情是一种使我们整个的存在得以复苏新生、光彩焕发的体验，恰像植物久旱逢甘霖一样。没有爱情的性交，全然没有这种体验。在这种暂时的满足停止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疲倦。厌恶如生命空虚的意识。爱情是大地生命的一部分，没有爱情的性爱却不属于它。
现代城市居民所遭受的一种非同一般的厌烦，与他们同大地生命的分离密切相关，它使得生命变得炽热、肮脏而又饥渴，就像沙漠中的朝圣一样。在那些富裕得使自己可以选择生活方式的人中，他们遭受的那些难以忍受的厌烦，正像它看上去显得很荒谬一样，是他们对厌烦的惧怕。为了逃避挫折型的厌烦，他们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厌烦之中。幸福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一种平静安逸的生活，因为只有在平静的环境里，真正的快乐才能得以存在。
第五章 疲劳
疲劳有多种形式，其中一些比另一些对于幸福的妨碍更为严重。单纯体力上的疲劳，假使它并未过度的话，倒往往会成为幸福的原因之一。它使人睡眠充足、胃口大开，倍增假日里可能有的玩乐游戏的劲头。然而一旦它过度的话，它就会变成一种极大的危害。除了那些高度发达的地区，贫困地区的农民妇女往往由于过度劳累，刚到30岁便已是佝偻老姐。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初期，儿童的生长发育受到相当的压制，甚至常常因过度劳累而过早夭折。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中国和日本也不难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美国南部各州。体力劳动，一旦超过了某一限度，便会对人造成残酷的折磨，而且常常使得生活本身变得不堪忍受。然而，在现代世界的一些最发达的地区，由于工业生产劳动条件的改善，体力疲劳已大大减轻。在这些地区，神经疲劳却变成了最严重的问题。这种疲劳，令人惊讶的是，最常见于那些富裕阶层，比起那些商人和脑力劳动来说，雇佣工人身上要少见得多。
如何摆脱神经疲劳，在现代生活中成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首先，城市劳动者在全部工作时间内，甚至在上下班时间里，都被噪音所包围。虽然他确实学会了对大部分噪音有意识地不去注意，但潜意识中竭力去避开这些噪音所造成的紧张，反而使人更为疲惫。另一种我们并未意识到的疲劳是陌生者的连续不断地出现。人的自然本能，与别的动物一样，也习惯于对同类的每一位陌生者进行观察探究，以便决定用友好的还是用敌对的方式去对待他。这种本能在人们乘坐高峰期的地铁时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的结果是，他们对每一位陌生者，对这些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被迫挤在一处的陌生者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扩散性的愤怒。赶早班火车也得急急忙忙，而这又引起消化不良。等到赶到办公室，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位职员的神经已经紧张劳累，从而把整个人类看成可恶的东西，他的雇主也带着这种情绪赶到办公室，对雇员身上的这种疲劳和厌恶置请不理。雇员由于怕被解雇，不得已装出温顺恭敬的样子，但是这种不自然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加剧神经的紧张。要是允许雇员们一个星期有一次机会去捏捏雇主的鼻子，或是用其它方式表示对他的真实看法，他们紧张的神经也许会得到放松；但是从雇主的角度来说，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因而这样做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雇员怕的是解雇，雇主怕的是破产。确实，有些雇主已经足够富裕，根本用不着为此担忧。但是在他们取得这样的地位之前，他们一般都经过了多年艰苦顽强的奋斗，在这时，他们一定要时时警惕、关注着世界各地行情的变化，不断地设法击败敌手。这一切的结果是，当真正的成功来临之时，这个人的神经已经崩溃了，他已经如此习惯于焦虑状况，以至于在需要消除这种焦虑时，他仍不能摆脱它。是的，富人也有一些儿子，但是他们也多半给自己把来焦虑，而且这类焦虑同如果不是出身富家时可能遭受的焦虑几乎一样。他们聚众赌博，因而招致与父辈相同的烦恼；他们很少睡觉，通宵达旦寻欢作乐，弄垮了自己的身体。等到一切平静下来，他们也与自己的父亲一样，已经没有力气去享受幸福了。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选择或需要，大多数现代人过的都是这种神经高度紧张的生活，这种生活如此使人困乏，以至于没有酒精的刺激。他们就不能享受生活的乐趣。
对这些愚蠢的有钱人，我不想多加赘述。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那些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付出艰辛劳动的普通人，看看他们身上的更为常见的疲劳吧。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情况下的疲劳往往是由焦虑引起的，这种焦虑可以通过一种更为积极的生活哲学以及一定的心理控制而加以避免。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思想缺乏控制能力——我的意思是说，面对那些自己一时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的问题，他们往往不能阻止自己去想它们。深夜里，男人们上床睡觉，在他们本应该去好好恢复体力以便应付明天的问题时，却依然在床上翻来覆去、苦思冥想，为工作上的事情操心虚神。实际上，他们这时对这些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这样地苦思冥想，并不是找出一个明天可行的方案来，而只不过是一种半精神错乱的状态所致。这种状态正是失眠症所伴有的思维紊乱。黎明来临，半夜里的那种精神迷乱依然紧紧缠绕着他们，迷糊了他们的判断力；他们的脾气变得更加急躁，对每一个困难障碍他们都感到非常恼怒。聪明的人只是在有某种明确的目标时才会去考虑那些问题，平时则考虑别的事情，甚或，如果是晚间，他们就干脆什么也不去想。我并不是主张在遇到大的危机——譬如说破产——时，或者一个丈夫有理由怀疑妻子对自己不忠时，除了极少数的偶然的冷酷心灵外，由于没有解放的办法，就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当然，对少数头脑特别清醒的人来说，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麻烦，除了那些必须立刻处理的以外，可以把它们暂时搁置起来。在对大脑的思维进行系统的训练以后，人就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又能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而不是不适当地、无间歇地去思考。在要作出一个困难而又劳人心神的决定时，一旦有关的数据信息收集齐全，就应该马上加以最充分的考虑并作出决定；一旦决定作出，除非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不要去随便加以修正，没有什么比犹豫不决更使人劳心费神，更无成效了。
通过认识到那些引起焦虑的事物的非重要性可以消除大部分忧虑。一生中我曾经作过多次演讲，开始时，每一位听众都使我恐惧万分，神经是如此紧张，以至于我讲得极不成功。我非常害怕这种情景，以至于常常在演讲之前，恨不得自己的腿被跌断。演讲结束后，往往因过度紧张而感到精疲力尽。后来，我渐渐地教会了自己。不管说得成功与否，都没什么大的关系，事情无论怎样糟糕，地球依然在运转。后来我发现，我对演讲的成功与否担心越少，演说得越好，神经的紧张随之渐渐减少到零了。许多种神经疲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我们的行为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重要，成功或失败归根结底关系不大。再大的痛苦都可以忍受克服，那些似乎使人的幸福一去不复返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渐渐消失，以至于到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