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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文化的举动，总是要靠文化人自己来打头阵，但是按照毫无疑问的逻辑，很快就
要否定到打头阵的人自身。列车上的学生们横七竖八地睡着了，睡梦中还残留着轰
逐一切的激动，他们不知道，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长时间的容纳一群
不作建树的否定者，一群不再读书的读书人，一群不要老师的伪学生。当他们终于
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太晚，列车开出去太远了，最终被轰逐的竟然就是这帮横七
竖八地睡着的年轻人。
也许我算是醒得较早的一个，醒在列车的一次猛烈晃荡中，醒在鼾声和汗臭的
包围里，一种莫名的恐惧击中了我，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心底一阵
寒噤。我想下车，但列车此刻不会停站，这里也没有任何人来注意某个个人的呼喊
。只好听天由命，随着大流，按照当时的例行公事，该停的地方停，该下的地方下
，呼隆呼隆跟着走，整个儿迷迷瞪瞪。
长沙和岳麓山，是当时最该停、最该下的地方，到处都摩肩接踵、熙熙攘攘，
连岳麓山的山道上都是这样。那个著名的爱晚亭照理是应该有些情致的，但此刻也
已被漆得浑身通红，淹没在一片喧嚣中。我举头四顾，秋色已深，枫叶灿然，很想
独个儿在什么地方静一静，喘口气，就默默离开人群，找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野
山毕竟不是广场通衢，要寻找冷清并不困难，几个弯一转，几丛树一遮，前前后后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条路很狭，好些地方几乎已被树丛拦断，拨开枝桠才能通过
。渐渐出现了许多坟堆，那年月没人扫坟，荒草迷离。几个最大的坟好像还与辛亥
革命有关，坟前有一些石碑，苍苔斑剥。一阵秋风，几声暮鸦，我知道时间不早，
该回去了。但回到哪儿去呢？哪儿都不是我的地方。不如壮壮胆，还是在小路上毫
无目的地走下去，看它把我带到什么地方。
暮色压顶了，山渐渐显得神秘起来。我边走边想，这座山也够劳累的，那一头
，爱晚亭边上，负载着现实的激情；这一头，层层墓穴间，埋藏着世纪初的强暴。
我想清静一点，从那边躲到这边，没想到这边仍然让我在沉寂中去听那昨日的咆哮
。听说它是南岳之足，地脉所系，看来中国的地脉注定要衍发出没完没了的动荡。
在浓重暮霭中越来越清静的岳麓山，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你的绿坡赭岩下
，竟会蕴藏着那么多的强悍和狂躁？
正这么想着，眼前出现了一堵长长的旧墙，围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这
是什么地方？沿墙走了几步，就看到一个边门，轻轻一推，竟能推开，我迟疑了一
下就一步跨了进去。我走得有点害怕，假装着咳嗽几声，直着嗓子叫“有人吗”，
都没有任何回应。但走着走着，我似乎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住了，脚步慢了下来
，不再害怕。这儿没有任何装点，为什么会给我一种莫名的庄严？这儿我没有来过
，为什么处处透露出似曾相识的亲切？这些房子和庭院可以用作各种用途，但它的
本原用途是什么呢？再大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
那么雅致和安祥，也许这儿曾经允许停驻一颗颗独立的灵魂？这儿应该聚集过很多
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官衙或兵营。这儿肯定出现过一种宁静的聚会，一种无法言说
的斯文，一种不火爆、不壮烈的神圣，与我刚才在墙外穿越和感受的一切，属于一
个正恰相反的主题。
这个庭院，不知怎么撞到了我心灵深处连自己也不大知道的某个层面。这个层
面好像并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培植起来的，而要早得多。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
来过这里，住过很久。我隐隐约约找到自己了。自己是什么？是一个神秘的庭院。
哪一天你不小心一脚踏入后再也不愿意出来了，觉得比你出生的房屋和现在的住舍
还要亲切，那就是你自己。
我在这个庭院里独个儿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最后终于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
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
二
没有任何资料，没有任何讲解，给了我如此神秘的亲切感的岳麓书院究竟是一
个什么样的所在，我当时并不很清楚。凭直感，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文化教育机构
，与眼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好大异其趣，但它居然身处洪流近旁而安然
无恙，全部原因只在于，有一位领袖人物青年时代曾在它的一间屋子里住过一些时
日。岳麓书院很识时务，并不抓着这个由头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发祥地，朝自己苍
老的脸颊上涂紫抹红，而是一声不响地安坐在山坳里，依然青砖石地、粉墙玄瓦，
一派素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谁愿意来看看也无妨，开一个边门
等待着，于是就有了我与它的不期而遇，默然对晤。
据说世间某些气功大师的人生履历表上，有一些时间是空缺的，人们猜想那一
定是他们在某种特殊的遭遇中突然悟道得气的机缘所在。我相信这种机缘。现在常
有记者来询问我在治学的长途中有没有几位关键的点拨者，我左思右想，常常无言
以对。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一个匆忙踏入的庭院，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
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竟然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完全记
不清在里边逗留了多久，只知道离开时我一脸安祥，就像那青砖石地、粉墙玄瓦。
记得下山后我很快回了上海，以后的经历依然坎坷曲折，却总是尽力与书籍相伴。
书籍中偶尔看到有关岳麓书院的史料，总会睁大眼睛多读几遍。近年来，出版事业
兴旺，《岳麓书院史略》、《朱熹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山长考》、《岳麓书
院名人传》、《岳麓书院历代诗选》、《岳麓书院一览》、《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
》等好书先后一本本地出现在我的案头，自己又多次去长沙讲学，一再地重访书院
，终于我可以说，我开始了解了我的庭院，我似乎抓住了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傍晚，
那种感觉。
岳麓书院存在于世已经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老的
高等学府。中国的事，说“老”人家相信，说“高等学府”之类常常要打上一个问
号，但这个问号面对岳麓书院完全可以撤销。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
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栻
、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
以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
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
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唯楚有材，于
斯为盛”，把它描绘成天下英材最辉煌的荟萃之地，口气甚大，但低头一想，也不
能不服气。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
得差不多了？
这个庭院的力量，在于以千年韧劲弘扬了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我
一直在想，历史上一切比较明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教育，他们办起教育来既有行政
权力又有经济实力，当然会像模像样，但为什么没有一种官学能像岳麓书院那样天
长地久呢？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宏文馆、崇文馆、国子学等等都是官学，但政府对
这些官学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严，而政府控制一严又必然导致繁琐哲
学和形式主义成风，教育多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自身品格
却失落了。说是教育，却着力于实利、着意于空名、着眼于官场，这便是中国历代
官学的通病，也是无数有关重视教育的慷慨表态最终都落实得不是地方的原因。当
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化品格较高的官员企图从根本上另辟蹊径，但他们官职再大
也摆脱不了体制性的重重制约，阻挡不了官场和社会对于教育的直接索讨，最终只
能徒呼奈何。那么，干脆办一点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学吧，但私学毕竟太琐小、
太分散，汇聚不了多少海内名师，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材，而离开了这两方面的足
够人数，教育就会失去一种至关重要的庄严氛围，就像宗教失去了仪式，比赛失去
了场面，做不出多少事情来。
正是面对这种两难，一群杰出的教育家先后找到了两难之间的一块空间。有没
有可能让几位名家牵头，避开闹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创办一些“民办官助”的书院
呢？书院办在山上，包含着学术文化的传递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种独立精神和超逸情
怀；但又必须是名山，使这些书院显示出自身的重要性，与风水相接，与名师相称
，在超逸之中追求着社会的知名度和号召力。立足于民办，使书院的主体意志不是
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据文人学士的文化逻辑来建立，教育与学术能够保持足
够的自由度；但又必须获得官府援助，因为没有官府援助麻烦事甚多，要长久而大
规模地办成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获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价，
甚至也要接受某种控制，这就需要两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书院的文化品格把
各级官员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发出来，让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来参与书院的事业
，又凭借着权力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这种情景，后来果然频频地出现了。
由此可见，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
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
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
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中国名山间出现过的书院很多
，延续状态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合理的。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
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正恰与书院所在的环境相对应，但据我看来，这个
称呼还包含着对朝廷级别的不在意，显现着幽默和自在，尽管事实上山长是在道德
学问、管理能力、社会背景、朝野声望等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只想好生管
住一座书院，以及满山的春花秋叶、夏风冬月，管住一个独立的世界。名以山长，
自谦中透着自傲。山长薪俸不低，生活优裕，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专门在历代
山长居住的百泉轩流连良久，那么清丽优雅的住所，实在令人神往。在山长的执掌
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
，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
。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
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程簿”上
，山长定期亲自抽查。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即小学）为主，也
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
方面的课程。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
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内忧十
分深重的１８４０年，冯桂芬还在《重儒官议》中写道：
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
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
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
这种响彻户外的书声，居然在岳麓山的清溪茂林间回荡了上千年！
在这种气氛中，岳麓书院的教学质量一直很高，远非官学所能比拟。早在宋代
，长沙一带就出现了三个公认的教学等级：官办的州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可以升入
湘西书院；在湘西书院里的高材生，可升入岳麓书院。在这个意义上，岳麓书院颇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研究生院，高标独立，引人仰望。
办这样一个书院，钱从哪儿来呢？仔细想来，书院的开支不会太小，在编制上
，除山长外，还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监院、首事、斋长、堂长、管干等教学行
政管理人员，还要有相当数量的厨子、门夫、堂夫、斋夫、更夫、藏书楼看守、碑
亭看守等勤杂工役，这些人都要发给薪金；每个学生的吃、住、助学金、笔墨费均
由书院供给，每月数次考核中的优胜者还要发放奖金；以上还都是日常开支，如果
想造点房、买点书、整修一下苑圃什么的，花费当然就更大了。书院的上述各项开
支，主要是靠学田的收入。所谓学田，是指书院的田产。政府官员想表示对书院的
重视，就拨些土地下来，有钱人家想资助书院，往往也这么做，而很少直接赠送银
两。书院有了这些田，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即便是改朝换代，货币贬值，
也不太怕了。学田租给人家种，有田租可收，一时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让
死钱变成活钱。从现存书院的账目看，书院的各项开支总的说来都比较节俭，管理
十分严格，绝无奢靡倾向，而学田的收入又往往少于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请补
助了。我想，那些划给书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样是黑色的泥土，一样是春
种秋收，但千百年来却是为中国文化、为华夏英才提供着滋养，这与它们近旁的其
他土地有多么的不同啊。现在我的案头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书中谈到书院的学田
，说书院借着学田“以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收入作为常年经费”，愤懑之情溢于言
表。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地租和典息都是“剥削收入”，书院以此作为常年经费也
就逃不脱邪恶了。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小农意识，宁肯不要教学和文化！中国的土
地那么大，可以任其荒芜，可以沦为战场，只是划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块而搞成
了一项横贯千年的文明大业，竟还有人不高兴，这并不是笑话，而是历史上一再出
现的事实。中国的教学和文化始终阻力重重，岳麓书院和其他书院常常陷于困境，
也都与此有关。而我，则很想下一次去长沙时查访一下那些学田的所在，好好地看
一看那些极其平常又极其不平常的土地。
三
岳麓书院能够延绵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人
格力量的贯注。对一个教学和研究机构来说，这种力量便是一种灵魂。一旦散了魂
，即便名山再美，学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气候。
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这一点，
历代岳麓书院的主持者们都是很清楚的。他们所制订的学规、学则、堂训、规条等
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
端庄的文化人。事实上，他们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设为归
结，尤其是后来成为岳麓书院学术支柱的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
中国古代的一门哲学－－文化人格学。因此，山明水秀、书声琅琅的书院，也就成
了文化人格的冶炼所。与此相应，在书院之外的哲学家和文化大师们也都非常看重
书院的这一功能，在信息传播手段落后的古代，他们想不出有比在书院里向生徒们
传道授业更理想的学术弘扬方式了，因此几乎一无例外的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参与这
一冶炼工程。书院，把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这三者，融合成了
一体。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想提一提朱熹和张栻这两位大师，他们无疑是岳麓书院
跨时代的精神楷模。朱熹还对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做出过类似的贡献，影响就更大了。
我在岳麓书院漫步的时候，恍惚间能看到许多书院教育家飘逸的身影，而看得最清
楚的则是朱熹，尽管他离开书院已有八百年。
朱熹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之高，可以用伟大诗人
辛弃疾称赞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以一般眼
光看来，这样一位大学问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去做教师了，若就社会地位
论，他的官职也不低，更不必靠教师来显身扬名，但朱熹有着另一层面的思考。他
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习气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
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论语集注》）又说：“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
。”（《答王子合》）他把教育看成是恢复人性、改变素质的根本途径，认为离开
了这一途径，几乎谈不上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和发展。“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
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语类》）在这位文化大师眼中，天底下没有任
何一种事业比这更重要，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崇山间的座座书院，捕捉从那里
传播出来的种种信息。
他知道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栻正主讲岳麓书院，他以前曾与张栻见过面，
畅谈过，但有一些学术环节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探讨变成书院
教学的一种内容呢？１１６７年８月，他下了个狠心，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
生随行，不远千里地朝岳麓山走来。
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栻一起进行了中国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
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
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朱熹和张栻的
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却都已身处中国学术
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