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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绞尽脑汁，使尽浑身解数帮助任何一个提出有具体困难而要求退役的人，包括采取种种措施使所有申请者的文件都寄达嘉文那斯岛的司令部，还经常专门打电话查询这些文件是否已经寄到那儿了，换句话说，我对所有要求帮助的人都竭尽所能，而弗兰克所做的则和我恰恰相反。
弗兰克也被征入现役部队，他反而为此感到自豪。本来他上有老，下有小，按实际情况完全能够以家庭拖累为由要求不服现役，但是他不仅不为自己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对自己部队里的那些要求不服一年现役的人缺乏同情心。现在他身兼数职，既是预备役营里的首席行政长官，同时又以民政官员的身份担任现役营里的军士长。他拒绝了所有以困难为理由要求退役者的申请，把退役的事变得比登天还难，以至于他的部下没有一个人得以退役，包括那些有正当理由的人以及不少曾经用高价贿赂过他以求得进入六个月预备役的人。到弗兰克和他的部队离开军部大楼开往李要塞时，随从中的不少人已经对他恨之入骨。
我庆幸自己没有卷入预备役计划，有人以为我事先知道一些内幕，有人甚至认为我有先见之明而尊敬我，其实我只不过是军部大楼里独一无二不贪取这种易得之财的凡夫俗子，因而也就不会惹火烧身。我很洋洋自得，几年前我就考虑过了，金钱的报酬根本弥补不了它引起的危险。尽管参加了预备役的人应征入伍的可能性仅是千分之一，我还是抵制住了这份诱惑，也许我真的有未卜先知的天赋呢！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二战时期的老兵都落入了这一陷阱，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置信。这些在上一场战争中浴血奋战了三四年的老兵又得重新忍受军旅之苦了，况且全已步入中年！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用直接参战，无需去再次面临生命危险，可是被召入伍的人还是为这不公平的待遇而怒不可遏，只有弗兰克·埃尔克满不在乎：“以前拿了钱，现在就得付出代价，有什么好抱怨的？墨林，过去我总认为你是一个大笨蛋，事实上看来你比我聪明得多！”
到了月底，他们全部整装待发，我给弗兰克买了一只手表作为礼物，上面有指南针和指示日期的装置，还有绝对的防震性能。我很喜欢弗兰克，花200美元也在所不惜，而且他去服役，我却留了下来，总使我有种莫名的负疚感。他拿到礼物后很感动，深情地和我拥抱，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要是落难时可以把它典当了来应急。”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
足足有两个月的时间整栋军部大楼空空荡荡，异常寂静，有一半的单位都重新参加了现役部队，六个月的预备役已名存实亡，我的受贿活动也就自然而然地寿终正寝了。由于无事可做，我把小说拿到了办公室里写，少校经常外出，正规军的军士长也经常外出，弗兰克服现役去了，大部分时间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在镇守。有一天，又是我自己独处一室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起来，坐在我的桌旁。我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忙，他反问我是否还记得他。我端详了他半天，依稀有点印象。他说出自己的姓名是默雷·尼德逊，提起我曾帮助过他，他的妻子患有癌症。
我这下子记起来了，大概是两年前吧，一个乐天派的客户安排我会见默雷·尼德逊，我们三人共进午餐。客户是华尔街上的一名优秀经纪人，名叫巴狄·斯托夫，是个擅长经营的超级推销员。他把默雷·尼德逊的妻子患了癌症的消息告诉我，还说她的医疗费用很高，默雷既对花钱人预备役无计可施又非常害怕被征入现役部队后会给派到国外去服役两年。我问他为什么不申请推迟服役，他回答说这办法已试过了，遭到了拒绝。听起来此事有悖情理，但是我没有再问下去。巴狄·斯托夫解释说六个月预备役的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美国本土服役，这样默雷·尼德逊便可以把妻子接到他受训的基地外面去住。他们还提出希望得到我在六个月现役后把他转到控制组去的承诺，从而免去他参加周会和夏令营的麻烦，理由是他必须尽可能多地和生命不多的妻子在一起。我点头答应一定为他办成此事，巴狄·斯托夫毫不隐讳地挑明要求能免费为他的朋友帮这个忙，他的朋友默雷实在是连一分钱也花不起了。
在谈这些情况的过程中，默雷一直不敢正视我的眼睛，他自始至终低着头，一言不发。我那时认为这是个蹩脚的骗局，只是很费解他为什么要把癌症这种不吉利的东西安在自己妻子的身上，难道为了省几个钱就可以这么肆无忌惮吗？当时我还胡思乱想到，要是万一受贿的事昭诸天下，报纸登载文章披露我曾向一位癌症患者的丈夫索取贿赂，那我怎么还有脸见人？岂不成了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的恶棍？况且我自己也会受到良心谴责的，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分文不取地帮他这个忙，还向默雷说了些希望他的妻子早日康复之类的宽慰话。
午餐就这么结束了，我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虽然自己立下这么一个规矩：无论是谁，只要他说明自己没钱，又要求参加预备役，我都会为他免费尽此义务。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过多次了，我不收钱是把此举当做善事来做，如今又是入伍又是调到控制小组去省掉五年的预备役责任，得花我多少心思才能办得成啊！要我免费给他办这么复杂的事情，默雷算是开了先河，巴狄自己就是花了500美元才办成的，还没算200美元的入伍费呢！
不管怎么样，我遵守诺言把一切必备的手续都高效而顺利地办妥了。默雷·尼德逊服了六个月役后被调到了控制组，在那里只是名单上有他而已。现在默雷·尼德逊突然到我的办公桌前来究竟又要干什么呢？我和他握手问好后拭目以待。
“巴狄·斯托夫打电话给我，”默雷说，“他从控制小组重新应征入伍，有个单位需要他的军职专长而让他去服役。”
“巴狄可真够倒霉的。”我的口气听起来没有多少同情心，表明希望他别指望我能帮上什么忙。
默雷仿佛在鼓起勇气来说出一些难以启齿的话。他盯着我的眼睛，于是我靠在了椅背上，仰了仰身子说：“我帮不了他什么忙。”
默雷·尼德逊很善解人意地点点头，说：“这个他知道。”
他停了一会儿才说：“你曾经帮了我的大忙，而我从未好好谢过你，你是唯一帮了我的人，我以前就想亲口对你说，我永远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也许这次我能报答你，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他的话让我感到有点难堪，时至今日，要他的钱就更没意思了。对他的事既然已经仁至义尽，何不善始善终，在我的历史上保留下做这件好事的记载呢？
“别提了，别提了！”我对他连连摆手。我仍然持慎重态度，不去询问他妻子的病情如何了，何况我压根儿就不相信有这回事，倒是他这么郑重其事地感激我的同情心，反而弄得我有点不安了，我帮他纯属公关的需要，哪里有真正的恻隐之心？
默雷·尼德逊说：“巴狄要我来看你，让我提醒你：在李要塞有不少联邦调查局的人在向你单位的士兵调查关于出钱入伍的事，他们的目标是你和弗兰克·埃尔克。看来你的朋友埃尔克的麻烦可大了，大约有20个人作证自己是给了他钱才得以入伍的。巴狄说大概过几个月纽约就将组成一个大陪审团给他定罪。他不了解你的情况，叮嘱我一定要忠告你对自己的言行备加小心。如果你要请律师，他会帮你找个能干的。”
有好一阵子我甚至看不见他，眼前一片黑暗，一阵恶心弄得我差点儿呕吐，全身难受得似乎要抽搐起来。我坐的椅子向前倾斜着，仿佛看到了自己锒铛入狱受尽羞辱，维丽极度惊恐悲痛欲绝，她父亲怒火中烧暴跳如雷，我哥哥伤心失望痛苦忧郁……我这个社会的叛逆者再也不是一只自由自在轻松快乐的百灵鸟了……
默雷·尼德逊在等待着我的答复。
“上帝！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自从重新征兵入伍以来就停止了这种行径，他们是如何抓到把柄的呢？”我问他。
尼德逊看起来有点为他们那些行贿的士兵感到内疚，他说：“他们里面有些人对重新应征入伍感到愤怒，于是就写了匿名信给联邦调查局，揭发花钱入预备役的事。他们有意要埃尔克吃苦头，因为他们后来设法逃避重新应征入伍时，埃尔克非但不帮忙，反而百般刁难，到了部队他又是一个干劲十足的军士长，弄得他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置他于死地。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我的思维功能空前快速地调动运转起来，自从我到拉斯维加斯找科里把钱处理好至今将近一年的光阴，与此同时，我又积存了15000美元，还有，我即将搬进长岛的新居。怎么凡事都爱挑最关键的时刻来塌台呢？如果联邦调查局的人在李要塞向所有的士兵调查我，起码有100人曾向我行过贿，他们当中将有多少人招供是靠行贿入伍的呢？
“斯托夫已经拿准将有一个大陪审团审理弗兰克的案子吗？”我问尼德逊。
“应该是的，”他回答我，“除非政府想掩盖这一丑闻。你知道，只需把丑闻踢到地毯下就行。”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又问。
默雷摇了摇头说：“不可能，但巴狄似乎有把握你可以不受株连，所有和你打过交道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你是个好人，你不像埃尔克那样贪得无厌到办事总是无钱莫问。没有人想让你吃苦头，而且巴狄已向士兵们打过招呼，别把你也卷入到这场官司里去。”
尼德逊站起来和我握别道：“我再一次感谢你，如果你需要人为你作证，或者你想让联邦调查局的人找我了解情况，我都会尽力而为。”
我动情地握住他的手问：“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你也会从控制组被重征入伍吗？”
“不可能了，”尼德逊苦笑了一下，“我有了一个男婴，而妻子在两个月前死了，入伍这件事与我不会再沾边。”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此话时的表情，那充满着悲伤的声音，那流露着怨恨的眼睛，那被绝望扭曲了的脸部，都在说明他仅仅是为了把儿子抚养长大才苟活于人世的。今天早上他去上班，受了朋友之托马上赶到这里来提醒我，顺便感谢我过去曾为他所做的事情，并且告诉我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我渡过难关。虽然我的帮忙在当时对他的确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今已经事过境迁。我懊悔当时不相信他的遭遇，现在只能用心意来表达对他妻子逝世的哀悼了。原来他那天自己不述说困境，在巴狄·斯托夫为他求情时又一直低着头，就是因为他很明白我不相信他们，以为他们全在说谎，现在他是用实情给我一个小小的报复吧。我希望他心里能够因此得到点满足。
在斧头砍来以前，我就像一只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地熬了一周。到了那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很惊讶少校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星期一都到得早，而且精神焕发。他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才走进他自己的办公室。
十点整，有两个人走进了办公室，说是要找少校。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冲着什么来的了，文学作品和电影对于这行的描写实在太惟妙惟肖了——穿西装，打领带，戴着古板的软呢帽，这身正统保守的衣着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年长的那位大约有45岁，面部粗糙，表情呆板，另一位和他完全不相称：年轻得多，身材高大硬朗，不是运动员的那种肌肉发达的矫健型，而是一副精瘦的大骨架，外面包着一套守旧的夹里西装，英俊的脸上缺乏经验，看样子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丁。我领他们走进少校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呆了大约30分钟左右，然后出来站在我的办公桌前，年长的那位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就是约翰·墨林吗？”
“我们能否和你在一间单独的房里谈谈？我们已经征得你上司的同意了。”
我站起来，领他们走进一间用作预备役总部夜晚会议室的房问。一进门，他们俩就立刻打开皮夹子，出示了绿色的身份证。年长的那位自我介绍道：“我叫詹姆斯·华勒斯，是联邦调查局的，我的这位同事叫汤姆·汉南。”
汉南对我友好地微微一笑，背诵道：“我们现在向你提出一些问题，但是在取得律师的帮助之前，你不必做出回答。一旦你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利用你的回答来指控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说着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来，他们也相继坐下，一个在我的左边，另一个在我的右边，把我夹在当中。
年老的那个叫华勒斯的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
“不知道。”我早就下定决心，绝对不自觉供出一句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也不说俏皮话，更不要装模作样。也许他们估计到我已猜出他们此行的目的，那又能把我怎么样？
汉南问：“你能否提供一些你个人所掌握的有关弗兰克·埃尔克收受预备役军人贿赂的情况？”
“没有。”我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打定主意不当演员，既不表示吃惊也不献出微笑，反正不做出任何情感的流露，以免引起更多的怀疑或攻击。就让他们以为我在掩护自己的朋友吧，即使我无罪，这样为朋友保持缄默也是人之常情吧！
汉南又问：“你有没有出于某种原因收受过任何预备役军人的贿赂？”
“没有。”我回答得干脆利索。
华勒斯故意非常缓慢地说：“其实这些情况你全知道，你总是在收受了年轻人一定数量的贿赂之后才肯征他们入伍，你很明白是你和弗兰克操纵着那些名单的。如果你否认这些事实，就是有意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撒谎，这就意味着你在犯罪。现在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有没有在收受贿赂或者其他东西后才帮小伙子们入伍？”
“没有。”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汉南突然笑出声来：“我们已经抓住你的朋友弗兰克·埃尔克的尾巴了，我们有证据证明你们是合伙干的，也许在这幢大楼里还有其他民政职员甚至军队官员和你们一起胡作非为，如果你把你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如实向我们交代，将对你大有好处。”
他的这番话里没有提问题，这样我就只需看着他。不发一言。
突然华勒斯用冷冷的声音说；“我们知道你是这种勾当中的罪魁祸首！”他的这句话使我第一次打破了我原定的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对策，哈哈大笑起来。当然笑得很自然，合乎情理，他们不应该因此生气。我看到汉南也忍不住偷偷一笑。
促使我大笑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使用了“罪魁祸首”这个短语，让我第一次感到整个问话过程只不过是一部二流水平的电影而已。我笑的另一个原因是本以为只有稚气未脱的汉南才会提出如此没有水平的问题来，以为年长资深负责这个案子的华勒斯是个有威慑性的人物，结果这些全是想当然。我笑的原因中还有一个就是我完全明白他们已彻底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居然以为是在追查一个组织严密，诡计多端，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兴师动众地从联邦调查局派重击手来这里了。他们没有想到此案只不过是些穷酸的小职员骗取几个铜板来花花而已，他们忘记了或者真的不了解这里是纽约，人人天天都在某种意义上犯法，他们看不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人也是在天天上当受骗。
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大笑得罪了他们，所以盯着华勒斯的眼睛伤感地说：“我情愿自己是个罪魁祸首，而不是现在这么一个可怜兮兮的小职员。”
华勒斯专注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问汉南还有什么问题要向我提出，汉南摇摇头。华勒斯站起来说：“谢谢你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汉南在同一时间也站了起来，我跟着他们站起来，这样三个人就紧挨着站在一块了。我在不知不觉中伸出手来，华勒斯和我握了握手，我也和汉南握了握手，之后大家一起走出会议室，穿过大厅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口。他们和我点点头道别后就向通往大楼出口处的楼梯走去，我则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从容镇定，一点都不紧张。最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主动伸出手来和他们握别，回想起来也许这是为了消除紧张情绪的一种下意识的举动，还有就是可能因为他们既没有羞辱也没有威吓，我，所以我出于感激之情做出了此举。他们很客气很有修养地向我例行公事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事后我才悟出他们实际上对我抱有怜悯之心——一介收入低微的小职员找几个额外的小钱来帮补生计算得了什么！是的，我有罪，但罪行轻得不足挂齿，当然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也会毫不留情地把我投入监狱，好在目前他们没有这份兴趣，我这么个卑微的小人物根本不值得他们发威。“人们竟然为当兵去行贿”这一罪行的本身就够荒谬的了。想到这里，我又笑了，对于一个小人物来说，45000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又被自怜自叹的情绪淹没了。
我一回到办公室，少校就出现在里间办公室的门口向我打手势要我到他那里去。少校的军服上挂满了各类勋章，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随后又参加了朝鲜战争，一眼望去，他胸前起码有20条缓带。
“问话进展如何？”他问我，面带微笑。
我耸耸肩答道：“我认为进展顺利。”
少校摇摇头，好奇地问：“他们告诉我这种活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干的？”他的言行里充满了赞叹。
“我认为全是些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我面不改色地回答，“我从来没有见过弗兰克从哪个人手中拿过一笔钱！还不都是那些被重新征入现役的人为了发泄私怨而血口喷人。”
“也许吧，但是在李要塞，他们下令空运100名士兵来纽约面对大陪审团作证，那可就不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了！”他微微笑着看了我好一阵子，又问：“在和德国佬打仗时，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