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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伏日和腊日。《礼记》是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但凡开过童蒙的，几乎无人不识“伏腊”二字，如今这个堂堂的户部侍郎萧炅，居然把它读成了“伏猎”，真是无知得惊人，堪与他的主子“弄獐宰相”李林甫媲美！
严挺之既然是张九龄的人，自然看不起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于是故意拿萧炅开涮，提着嗓门大声问他：“萧大人，请问您刚才念什么？”
萧炅不知道人家在玩他，还一脸无辜地说：“伏猎呀，怎么了？”
在场众人本已掩嘴窃笑，听到这里终于控制不住，登时捧着肚子哄堂大笑。
严挺之也是又好气又好笑，过后就跟张九龄说：“朝廷已经出了一个‘弄獐宰相’，岂能再来一个‘伏猎侍郎’？”
张九龄二话不说，几天后就把萧炅贬出了朝廷，外放为歧州刺史。
就因为这件事，严挺之把李林甫往死里得罪了。
当时张九龄正和李林甫明争暗斗，急欲引严挺之入相，以便增强自身实力，但是严挺之既已得罪李林甫，要想入相势必会有很大障碍，于是张九龄就劝严挺之去应付一下李林甫，说：“如今李林甫正得宠，你应该上门去拜访他，跟他缓和一下紧张关系。”
可严挺之根本听不进去。
因为他和张九龄几乎是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都是一样的孤傲清高，一样的负才使气，因此压根就看不起李林甫这种人，不要说叫他登门求和，就算是李林甫来主动找他，他都未必会给对方好脸色看。
如此一来，严挺之跟李林甫的嫌隙也就越结越深了。
像严挺之这种心里藏不住事的人，自然是把他对李林甫的鄙夷和不屑全都挂在了脸上。可李林甫却不同，无论在什么场合碰见严挺之，他脸上总是一如既往地荡漾着和煦的笑容。
毫无疑问，李林甫脸上的笑容有多和煦，他对严挺之的恨意就有多深。一旦逮着个机会，他一定会让严挺之知道，得罪他李林甫将意味着什么……
开元二十四年末，也就是牛仙客事件刚刚过去不久，朝中就发生了一起贪污案。这本来是一起极为普通的案子，犯案者是一个名叫王元琰的刺史，跟严挺之、张九龄等人丝毫没有瓜葛，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起八竿子打不着的贪污案，却让李林甫一下子抓住了严挺之的把柄，以至最终把首席宰相张九龄也一起拖下了水。
王元琰案发后，按惯例交付三司（大理寺、御史台、刑部）审讯，结果发现证据确凿，罪无可赦，可就在有关部门即将定案之前，有一个女人却找到了严挺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他救王元琰一命。
这个女人是王元琰的妻子。
本来，像这种已经铁板钉钉的案子，严挺之是绝对不应该插手、也没有必要插手的，可这一次，严挺之却觉得自己难以推脱，非插手不可。因为，这个女人是他的前妻。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尽管严挺之和这个女人早已离婚，但毕竟还是有一些旧情。严挺之经不住前妻悲悲戚戚地一再恳求，最终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帮她这一次忙。
此时的严挺之绝对不会想到，就因为他这一次心软，不仅引火烧身，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而且还连累张九龄背负着“徇私”的罪名下了台，最终还在客观上助成了一代权相李林甫的强势崛起。
就在严挺之不顾一切地替王元琰四处奔走的时候，一双像鹰隼一样锐利的眼睛已经从背后死死盯住了他。
严挺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都落入了这双眼睛之中。
数日后，当李林甫判断严挺之已经完全坐实了徇私枉法的罪名后，才不慌不忙地递上了一份黑材料。
当然，李林甫是一贯谨慎的，他出手伤人的时候，永远不会把自己暴露在明处。所以他没有出面，而是授意自己的手下，把材料递给了宫中的近侍宦官，再由他们转交给了天子李隆基。
这是致命的一击，也是最后的一击。
玄宗看完材料，顿时暴跳如雷。
好你个严挺之，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居然敢营救一个已经被定性的贪污犯？！
玄宗当然知道，严挺之背后的人就是他一贯尊重的首席宰相张九龄。为了证实是不是张九龄给了严挺之胆子，玄宗当即召集三位宰相入宫，面无表情地说：“严挺之为了一个女人，胆敢徇私枉法，为罪人王元琰开脱，你们说，这事该怎么办？”
李林甫缄默。
裴耀卿缄默。
张九龄如果聪明的话，此时当然也应该保持缄默。不管他如何器重严挺之，这个时候都只能丢卒保车、壮士断腕，与严挺之彻底撇清干系。假如再聪明一点的话，他甚至应该义正词严地痛骂严挺之几句，然后主动表示自己对属下管教不严，理应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只有奉行这种明哲保身、以退为进的官场哲学，他才能保住玄宗对他的信任，从而保住首席宰相的乌纱。
只可惜，张九龄没有这么做。
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是因为他不屑。
面对玄宗森寒逼人的目光，张九龄竟然趋前一步，朗声说道：“据臣所知，严挺之已经和这个女人离异，应该没有什么感情，更谈不上什么徇私。”
就是这句话，彻底颠覆了张九龄自己苦心维系了大半生的道德形象，也让玄宗李隆基对他彻底丧失了信任。
玄宗之所以能够容忍他一再违忤圣意、触逆龙鳞，无非是看在其一心为公、从不徇私的份上。可现在倒好，张九龄一句话，就亲手葬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也亲手抹掉了他在玄宗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好感。既然如此，玄宗凭什么还要留他？
玄宗盯着张九龄看了很长时间，最后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说：“虽离，乃复有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严挺之和他前妻虽已离异，仍旧不免有私心！
玄宗这句话一锤定音，为王元琰贪污案画上了一个句号。同时，也把严挺之和张九龄一块定了性。
次日，玄宗颁下一道诏书：王元琰贪赃受贿，罪证确凿，流放岭南；严挺之徇私枉法，为罪犯开脱罪责，妨碍司法公正，贬为洺州刺史；张九龄不仅徇私包庇属下，且有交结朋党之嫌疑，免去中书令之职，罢为尚书右丞；裴耀卿素与张九龄交厚，也有结党之嫌，免去侍中之职，罢为尚书左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天，在同一份诏书中，玄宗郑重宣布——由李林甫取代张九龄，出任中书令，兼集贤殿大学士；牛仙客就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这两道任命状，就像是狠狠扇在张九龄脸上的两记耳光。
你说李林甫最终将危害朝廷社稷，那朕就让他取代你，让他成为帝国的首席宰相，看他到底如何祸国殃民！
你说牛仙客是边陲小吏，连做尚书的资格都没有，那朕就偏偏让他当尚书，还要让他当宰相，看他当不当得起！
既然朝廷是朕的朝廷，社稷也是朕的社稷，那么只要朕愿意，就没有什么不可以！
是的，只要玄宗李隆基自己愿意，确实是没什么不可以的。
“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上（李隆基）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随着张九龄的罢相和李林甫的崛起，唐玄宗李隆基也在由俭入奢、由明而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从开元二十四年的这个冬天起，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那个“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冬天，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偌大的帝国之中，确实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挡大唐天子李隆基走向深渊的脚步。
当然，李隆基是无法预见未来的。
连西方哲学家休谟都十分怀疑明天的太阳是否会照常升起，李隆基又如何预见未来呢？
不要说二十年后的事情，就算接下来马上要发生的这一幕人伦悲剧，也是李隆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到的……
【太子废立】
作为一个皇帝，李隆基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因为他不仅通过个人奋斗攫取了大唐天子的宝座，而且通过不懈努力缔造了彪炳千秋的煌煌盛世，所以，就算用“天纵神武”“雄才伟略”这一类夸张词汇来形容他，似乎也不算过分。然而，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李隆基的表现却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开元十二年，他无情地废黜了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结发妻子王皇后，导致她随后抑郁而终。时隔十三年后，他又亲手废黜了太子李瑛的储君之位，同时废黜了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的王爵，在同一天将这三个儿子贬为庶人，旋即又全部赐死。
尽管这些决定都出自玄宗本人之手，但是这一幕毕竟是谁也不愿看见的。
白发人送黑发人，无论如何都是人生中最惨痛的悲剧之一。
那么，这一幕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一个父亲不顾一切地对三个儿子痛下杀手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武惠妃容不下他们。
太子李瑛是玄宗的第二子（据说长子李琮小时候被野兽抓伤了脸，故因破相而无缘太子之位），李瑛的生母就是李隆基当年在潞州爱上的那个歌姬赵氏，后来封为赵丽妃。在李隆基当临淄王时，最宠爱的妃子有三个，除了赵丽妃外，还有皇甫德仪和刘才人。皇甫德仪生玄宗第五子鄂王李瑶，刘才人生第八子光王李琚。由于三个母亲都得宠，这三个儿子自然也备受玄宗的疼爱。
然而，几年以后，当那个美艳动人又野心勃勃的武惠妃出现在玄宗身边的时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李隆基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到了武惠妃和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身上，赵丽妃、皇甫德仪和刘才人恩宠渐衰，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也随之丧失了原有的父爱。
相同的愤怒、嫉妒和忧伤，迅速在这三个年轻人的心中泛滥开来。
那个妖精武惠妃和她的儿子，凭什么能够后来居上，博得父皇的专宠？父皇身为一国之君，岂能如此偏心，如此薄情，如此寡恩？！
这不公平！
三个同病相怜又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这样缔结了一个悲情三人组，时不时地聚在一起互倒苦水、怨天尤人。
在人与人之间，负面情绪是最容易传染的，就像流感一样，只要一个流鼻水，旁边的人很快就会打喷嚏，而太子李瑛的这个悲情组合也是如此，只要其中一个眉头微皱，另外两个必定长吁短叹，最后就是三个人一起捶胸顿足，指天骂地。
太子李瑛并不知道，他和两个弟弟的所有“怨望”言辞，已经一字不漏地落进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就是驸马都尉杨洄（娶武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
自从王皇后被废黜后，武惠妃就把下一个打击目标锁定在了太子身上。她相信，只要抓住太子的把柄，往皇帝那里一捅，再加上宰相李林甫在外朝声援，她就一定能够扳倒太子。
为了掌握太子的一举一动，武惠妃就把窥伺东宫的任务交给了女婿杨洄。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太子李瑛恰恰又是一个毫无城府、感情用事的人。他那些怨天尤人的牢骚怪话，非但无以改变自身的处境，反而只能把自己推向绝地，遂了武惠妃的心愿。
开元二十四年冬，杨洄把悲情三人组的怨望言行一五一十地向武惠妃作了报告。武惠妃即刻发飙，跑去向玄宗哭诉：“太子暗中结党，欲图加害妾身母子，而且还用很多难听的话咒骂皇上……”
玄宗勃然大怒，马上召集宰相，准备把太子等三人一起废了。
当时张九龄还在相位上，他当然不允许皇帝随便听几句谗言就废掉太子，于是坚决谏阻，说：“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太子及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人都庆幸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未闻大过，陛下岂能凭无据之词，在盛怒之下尽皆废黜？！况且太子乃天下根本，不能轻易动摇。从前，晋献公听了骊姬的谗言而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听信江充的巫蛊之言问罪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偏听贾后的一面之词废黜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采纳独孤后之言废杨勇、立杨广，最终丧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绝对不敢奉诏！”
不就是废黜一个不中用的太子吗？何必跟朕大掉书袋，还一口一个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朕看你是小题大做、危言耸听！
玄宗脸色铁青，闷声不响。
尽管对张九龄的谏言很不以为然，可废黜太子毕竟不是一件小事，要让玄宗真的撇开宰相一意孤行，他一时倒也下不了决心。
正当玄宗举棋不定之时，李林甫投出他关键的一票了。
当然，李林甫是从来不会跟张九龄发生正面冲突的。在众人廷议的时候，他故意不置一词，一直等到下殿之后，才故伎重施，凑到一个近侍宦官的耳边嘀咕了一句：“此乃皇上家事，何必问外人？”
显而易见，李林甫这句话，有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武惠妃对他的拜相出力甚多，他理当回报；二、迎合皇帝，打击张九龄，向首席宰相之位再靠近一步；三、寿王李瑁一旦被立为太子，他李林甫就立下了定策之功，来日李瑁当皇帝，他这个大功臣自然可以把朝政大权牢牢握在手中。
李林甫自以为此言一出，皇帝一定会采取行动，而太子李瑛也一定会乖乖地滚出东宫。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武惠妃自己居然走了一步臭棋，结果就把煮熟的鸭子弄飞了。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武惠妃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功亏一篑，问题就出在她太过心急了。
就在玄宗因张九龄力谏而犹豫不决的当口，武惠妃竟然吩咐一个心腹宦官去跟张九龄传话，说：“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言下之意，只要你张大人高抬贵手，来日李瑁入继大统，你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武惠妃的这个举动堪称愚蠢之极。她明明知道张九龄是个不可能被收买的强硬角色，还派人去跟他做交易，其结果可想而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张九龄指着那个传话宦官的鼻子一通臭骂，第二天就把武惠妃的那句蠢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皇帝。
玄宗一听，心里老大不是滋味。
原本他还以为是太子三兄弟合起伙来欺负武惠妃母子，他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可现在看来，反倒是武惠妃有耍弄阴谋诡计的嫌疑。尤其让玄宗感到不悦的是，武惠妃企图与外朝宰相联手颠覆东宫，这是典型的妇人干政，大大地触犯了忌讳！
所以，经过武惠妃这么一折腾，玄宗也就矢口不提废黜之事了。
太子李瑛就此躲过一劫。
可是，他并没有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任何经验教训。随后的日子，他照旧和两个弟弟天天泡在一块，不是骂武惠妃就是埋怨皇帝，没半点新鲜的。
很显然，这是一个政治敏感度极其低下的太子，也是一个丝毫没有谋略的太子。在帝国宫廷这样一个危机四伏、万分险恶的环境中，在武惠妃处心积虑、咄咄逼人的夺嫡态势之下，如此不善于自我保护的太子，注定是要完蛋的。
废黜风波刚刚过去没几天，帝国高层的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子李瑛的保护伞张九龄被赶下了台，武惠妃的政治同盟李林甫出任首席宰相。
一时间，东宫的上空再次乌云密布。
不过，张九龄虽然离开了相位，但毕竟还是尚书右丞，对朝廷的很多事情还是有发言权的，只要他还在朝中，东宫就没那么容易被颠覆。
可令人无奈的是，张九龄现在已自身难保了。
因为李林甫不想放过他。
为了彻底杜绝张九龄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李林甫一直在寻找机会，打算把他逐出朝廷。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坏在一个叫周子谅的监察御史身上。此人是张九龄引荐的，而性格也和他一样，既自命清高又性情急躁，做事直来直去，从不讲究策略。由于看不惯牛仙客这种目不知书的武夫当宰相，加之为了替老大张九龄出口气，周子谅就对牛仙客发出了弹劾。
只可惜，他的弹劾方式太过拙劣，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按理说，要弹劾牛仙客，最准确的角度应该是说他文化程度太低，又从未在中央任职，缺乏统揽全局的经验和才能等等，可天知道周子谅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没有从这个地方入手，而是拿了一本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谶书，声称按书中所言，牛仙客没有资格当宰相。
此时的玄宗正在器重牛仙客，哪里听得进周子谅这种居心叵测、莫名其妙的弹劾，自然是火冒三丈，当场就命左右把他按倒在地，一顿棍棒伺候，直打得周子谅七窍流血，晕死过去。过了一会儿，周子谅悠悠醒转，玄宗余怒未消，又命人把他拖到百官办公的地方，再次当众暴打，最后下了一道敕令——流放岭南。
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周子谅当然走不到岭南，才走出长安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李林甫抓住机会穷追猛打，对玄宗说，这个周子谅是张九龄引荐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此次弹劾的幕后主使正是张九龄。
玄宗二话不说，当即把张九龄贬为荆州（今湖北江陵县）长史。
张九龄一离开朝廷，太子李瑛等人的末日也就到了。
早已急不可耐的武惠妃再次授意女婿杨洄指控太子等三人。
为了确保此次攻击能够得手，武惠妃加大了火力，除指控三人心怀怨望外，还加上了致命的一条——称太子与太子妃的哥哥薛锈暗中勾结，企图发动叛乱！
这无疑是一条十恶不赦的罪名。
自古以来，大多数皇帝对于这样的指控，通常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更何况像李隆基这种依靠政变上台的皇帝，这方面的神经尤其敏感，当然反应也就尤其强烈。
玄宗接到指控后，根本不作调查，而是直接召宰相入宫商议。
这一次，决定太子命运的人不再是一心为公、顾全大局的张九龄，而是一心想颠覆东宫的李林甫了。
所以，太子死定了。
李林甫只对玄宗说了一句话：“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们这些臣子可以过问的。
这就是李林甫的高明之处。表面上看，他投了弃权票，不替皇帝拿主意；可事实上，他却帮皇帝下定了废黜太子的决心。
就在张九龄离开长安的第二天，亦即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玄宗下诏，将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