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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其口腹之欲，所以也只有拼命注射胰岛素，尽量控制他的血糖。当时，他打针的部位，已经由手臂转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经到处是针孔，可说是已经没有地方可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而时常要验血的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挤血，到末了都已经出现干瘪的现象，连血都挤不出来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蒋经国的糖尿病很快就进入末期，也就是最可怕的并发症时期。
眼睛是人身最敏感的部位，所以，蒋经国的眼睛也最早发病。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液使得水晶体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他左眼的视力也因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有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也就是俗称的“美国仙丹”。尽管消炎的功效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并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做蒋经国医官战战兢兢
在蒋经国已经担任“总统”之后，有一天，原来为老先生治疗心脏病的余南庚博士，为经国先生做例行的身体检查，余博士半开玩笑地安慰蒋经国：“经国先生，你的心脏是40岁的心脏，健康得很！”
但是，医生们都心里有数，蒋经国那时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因为他的糖尿病始终没有好好控制。医生担心，这个原本就被人称之为富贵病的慢性病，如果不好好治疗，加上蒋经国终日为了政务东奔西走，难保有一天，蒋经国的身体会被这个富贵病拖垮。
但是，蒋经国自己并不在意，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向来不把医生的建议当作一回事身体力行。他不像他的父亲，始终把医生的劝告奉为金科玉律，他一直是抱持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却要医生扮演治病兼救命的角色，以这样的心态去要求医官，医官们又哪能达到他的心愿，又如何能够治好他的糖尿病？
即使医生三番两次地警告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是他始终将这些专业建议当成耳边风，完全不当一回事，照样到各地奔波，照样什么都吃，表现随时与民众在一起的风格。
因为他的想法和医生的建议是背道而驰的，加上有些医生的态度比较直接，所以，蒋经国的主治大夫共有四位被他以不同的理由，请他们走人。
第一位被蒋经国撤换的医生，是医疗小组的丁医师。他原本是荣民总医院的内科部主任，后来升任为“荣总”副院长。蒋经国撤换他的理由，是说他“不够尽职＂，至于他不尽职的地方在哪里，则没有人晓得。反正，到后来，蒋经国对丁医师非常不喜欢，坚持把他撤换，不兼任医疗小组召集人。
第二位是周大夫。周大夫的问题前面讲过，就是他的嗓门太大，蒋经国对他也很反感。
第三位被撤换的是何挠通。他的问题是经常向蒋经国直言，要求他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的专长是新陈代谢科，基于本身的专业知识，何挠通不断向蒋经国灌输这方面的知识，但是，蒋经国对他的好意并不领情，加上何大夫说话的时候，也许比较直率，就这样，蒋经国对他失去好感，也被他下令撤换。
第四位被撤换的医生是眼科权威、“荣总”的林大夫。他恰巧碰到蒋经国的左眼水晶体周围的新生血管破裂出血，左眼因而失明，蒋经国把这次的责任，全部怪罪到林医师的身上。事实上，人的身体特别是像眼睛那样敏感的部位，是很难照顾的器官，加上蒋经国又有严重的糖尿病，更容易导致眼睛的疾病。
左眼失明后，林大夫赶到蒋经国身边时，情况已经无法挽回。事实上，类似的情况由任何一位高明的医生来处理，都会束手无策的。林大夫到蒋经国身边看了实际的情况后，向经国先生报告，事到如今，只有慢慢靠药物来防止更多的新生血管破裂。可是，蒋经国一听说要“慢慢吃药”，心里更是一肚子火，当时他就责怪林医师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当即决定撤换林大夫。
蒋经国向来认为，保护他的身体健康，是医生责无旁贷的事情，所以，蒋经国这种不服病的个性，加上他把保养身体的任务全部加诸医生的身上，当然使得官邸的医生更是战战兢兢，不知如何是好。
纵然蒋经国如此不和医生合作，而且又把责任全部加诸医生的肩头，可是，蒋经国还是有他相当欣赏的医师，他晚年的眼科大夫刘荣宏，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刘荣宏是“荣总”眼科主任，是台湾少数对视网膜剥离很有研究的一位医学专家。自从蒋经国调走了林和鸣医师之后，由他负责医治蒋经国的左眼。当时，他运用先进的镭射医疗设备，为蒋经国左眼新生血管显微治疗，只要蒋经国一打电话，刘荣宏就会放下手边的所有工作，直奔七海官邸，为他检查眼睛，在他的悉心照顾下，蒋经国的眼疾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此外，像神经外科大夫沈力扬，早年也是蒋经国最欣赏的一位医生。可是沈医生在蒋经国病情恶化的时候，却不幸过世了，蒋经国为此十分伤心，还曾颁赠勋位给沈力扬，感谢他的贡献。
整体说来，蒋经国的医官群，不像其父蒋老先生的医疗小组那样齐全。他的医官群，主要是看蒋经国身体病情的需要，临时调集“荣总”最优秀的医生为他治病。
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大致的架构，诸如：
召集人：早期是丁农，后来的继任者是姜必宁，他们两人都是心脏科权威。
新陈代谢科：这是治疗糖尿病最主要的骨干，最早是赵彬宇、金铿年、何挠通，最后是金铿年（台北“荣总”内科主任）。
眼科：林和鸣，继任者是刘荣宏。
心脏科：姜洪霆（“荣总”高雄分院内科部主任）、陈宗瀛（“荣总”高雄分院心脏科主任）、程寿山（已移民美国）、穆瑞运（已逝世）。
肠胃科：罗光瑞（“荣总”院长）。
一般外科：邓述微、彭芳谷（台中“荣总”院长）。
泌尿外科：郑不非。
就因为经国先生认为医生本来就是为他服务的，而且要负起维护他健康的责任，所以，他便经常以个人的好恶随时决定哪一个医生该撤换、哪一个医生要怎么样和他配合，而不是去配合医生的专业建议，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做某种生活习惯上的调整。这也是蒋经国的医官们心中最大的压力。
偏方险些害了蒋经国
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急不得的慢性病，必须善加调养，并且和医生的意见配合，方有控制的希望。因为糖尿病影响到神经系统，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医生特别建议他，除了内服药物之外，还应做一些物理治疗的按摩。所以，“荣总”最早曾经派了一位年轻的护士小姐，这位护士小姐人长得有点像明星彭雪芬，很漂亮，每天按时来“七海”为他做按摩治疗。蒋经国对那位护士做的病理按摩十分满意，可是不久后，那位护士随夫婿出国去了，“荣总”派了另外一位护士来给他做按摩，他大概觉得那一位不如原先的小姐做得好，做了一段时间，他就主动喊停，不想再做按摩。
当然以他的“总统”之尊，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总是有损他的形象，一直希望脚部麻痹能够早日复元，可是，西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他听从汪道渊推介，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马姓中医师很权威。后来那位马大夫真的到“总统府”为蒋经国出诊，并且开了不少中药，还要我们副官去南昌街拿药，拿回来每天在官邸煎药。可是吃了不知多少副了，糖尿病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末了，秦孝仪又向蒋经国献策，说脚不好的话，吃鹿筋有效，于是，蒋孝勇就去各处张罗采买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等蒋孝勇去台北各大中药店买了各种的鹿筋回官邸，再听从偏方的指示，把鹿筋炖得烂烂的，里面什么调味料也没放，只加代糖，就这样把一碗碗那种黏糊糊的鹿筋，吃进肚里。蒋经国吃的时候，眉头紧锁，显然鹿筋的味道不是太好。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反而情况更糟糕，后来再也不敢服用中药，所以官邸到后来还有不少鹿筋存放在那儿。
偏方无效，蒋经国只好还是继续相信正统医生的处方，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有时候他开玩笑说：“这么多年吃的药，都可以堆作一间房子了！”确实，就以他每每餐后来说，大概总要吃个七八颗药丸，后来一些并发的毛病全都慢慢显现出来了。
截肢之谜
蒋经国晚年，台湾的各种地下地上刊物，已经有如雨后春笋，这样发达的媒体传播，关于蒋经国生病的一些小道消息也特别多，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外界以讹传讹、扩大渲染的不实报道。
说蒋经国的某只脚已经“锯掉”的消息，便是一个典型的错误信息。
当然，这个传闻，主要和他坐轮椅出入各种公开场合有关，而且，一直到他死后，因为他的遗体躺在棺木内，还有一床棉被覆盖在他的下半身，所以更引人疑惑。到底蒋经国晚年有没有因为脚部组织坏死，而被迫锯断一只或是两只脚？或者另有文章？究竟蒋经国晚年有没有锯腿，始终跟在他身边的我，自然是最清楚了。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没有。
既然如此，蒋经国晚年为什么要乘坐轮椅呢？
这也和他的身体神经病变有关，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造成了他的脚部神经组织麻痹，所以，蒋经国晚年始终抱怨为什么觉得脚一点力气都没有。前面我们也讲过，医生曾经规劝他做各种复健工作，例如按摩，可是，蒋经国并没有横心做下去，加上他自己原先就是一个不喜欢运动，一回家就往床上躺的人，没有机会让腿部多活动。所以，晚年他的下半身肌肉，萎缩的情况愈来愈严重。他的上半身相当肥胖，大约有70公斤的体重，但是，双腿很瘦，所以站久了就支撑不住，走起路来他总是喊累，医生也没有更好的良策，只有让他坐轮椅。
尽管蒋经国到死为止，都没有“锯”过身体的任何部位，可是，他的皮肤确实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发生了相当严重的病变状况。
最严重的，是他的脚部皮肤，可说是到了几乎没有什么感觉的程度，这就是典型的感觉神经麻痹的病症。
最明显的一次，是在一年冬天。当时我们为了怕他着凉，在他晚上睡觉时，不但特别注意他的棉被有没有盖好，除了身体的保暖，还特别为他准备了一只热水暖袋，放在他最怕冷的脚下。
没想到，有一次，大概是某位副官加的热水比较烫，虽然热水袋还包裹着一层毛巾，但因为蒋经国的脚部皮肤已经麻痹，他在睡觉的过程中，脚也没有什么烫的感觉，一直这样“烫”到天亮。当我接班时，一看，不得了！蒋经国的左脚脚后跟硬是烫出了一个大水泡，面积相当大，这一大块水泡肿得很大，我们立刻向医生报告。医生接到这个消息相当紧张，因为有糖尿病的人，身上即使是一点小伤口，复原都要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更遑论是这么一大块水泡，而且最糟糕的是那块已经快被烫熟的皮肤，正是他的脚跟部位，不但对他穿鞋走路是有绝对的影响，要复原可能更需一段长时间。
为了让他可以穿鞋走路方便，孝勇想出一个绝妙办法，特地把他的皮鞋的后跟剪破一个口子，缝上一条宽松紧带，让皮鞋和脚后跟不会直接碰触到他那被烫伤的部位。
在他脚部烫伤的那段日子，有位医生为了表现他的尽职，天天来为他换药，他的精神确定是相当好。可是，一般人都知道，皮肤受伤的话，换药也不宜换得太勤，否则，伤口根本没有保持干燥和休养复合的时间，痊愈的时间当然要比较迟缓了。
那次的烫伤事件，整整做了一两个月的治疗，终于痊愈，这大概是蒋经国卧病期间，一次最明显的“意外”事件。
除了烫伤事件之外，蒋经国全身的皮肤也很特殊，比一般人的皮肤来得干燥，经常见他的皮肤像是蛇蜕化脱皮一样，一片一片地脱落，十分可怕，这可能也是糖尿病的后遗症之一。他的皮肤表皮不但容易脱落，而且皮肤的感觉神经很迟钝，时常皮肤破了还不知道疼，多半是我们发现了，才赶快想办法治疗。
蒋经国怕开“中常会”
所谓“中常会”并发症，其实就是蒋经国内脏和心理因素综合发生的一种全身敏感症状。
一般人可能根本无法想像，为什么蒋经国的糖尿病并发症会和他的日常公务扯上关系。事实上，他的病痛的确和他要处理的公务，特别是同他健康时都要亲临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本上，一切的肇因，和蒋经国常年服用类固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类固醇在最初服用的主要目的，乃是针对他眼睛的问题，医生怕他的眼睛因为糖尿病并发视网膜病变，所以，不得不长期服用那种俗称“美国仙丹”的特效药。后来，蒋经国经常发生食道过敏的情况，经常会有想呕吐的感觉，这也是医生给他吃类固醇的另一个原因。
说也奇怪，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是在星期三，主要原因后来我们才研究出来一个结论：原来，蒋经国对“中常会”原本就非常介意，这是他掌握党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媒介和手段，每逢“中常会”，以往他总要借机在会上发表一些重要政策性的宣示，所以，从一开始，他对“中常会”的事前准备工作，便十分重视，把它当作一件最重要的常态工作看待。
但是，大概是他太重视星期三的这个会议，他愈是重视，他的身体反应也愈是强烈，所以每逢星期三，他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一面恶心呕吐。这时，他只有再服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
有时，他实在难过极了，以为肠胃有什么问题，请肠胃科的医生来检视，看看到底有没有毛病，可是等医生来做听诊，又一切正常，到底是要吃类固醇还是不吃，真是搞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有时候，身体痛楚到实在出不了门，他只好请轮值的“中常会”委员，代理他当主席主持会议；有时候，他觉得已经有几次没去主持会议的纪录，再不去的话，外面又是如何看待他的连续缺席，这会不会导致外界有政局不稳的忧虑呢？他真是考虑再三，最后咬着牙，硬是撑着病体，坐轮椅到中央党部开会。可是，会议开着开着，他的体力有时就出现撑不下去的现象。
一位在中央党部工作的朋友，有次问我：“你看主席是怎么回事？头歪一边，而且眼睛都闭起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开会的发言？”
为了避免蒋经国在开“中常会”时体力不济，有关方面只有缩短会议时间匆匆结束，这也象征着他的生命已经愈来愈接近尾声。
然而，蒋经国还是忍着锥心之痛，继续出席“中常会”，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念念不忘要去开“中常会”！
病床上背诵演讲稿
很多老一辈的朋友如果听过蒋经国演讲，一定对他长江大河似的口才，印象深刻，大部分人都不晓得，他是完全靠背诵讲稿才会如此滔滔不绝的。
因为蒋经国演讲向来是不看稿子的，多半是他在要演讲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在家里先把要讲演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然后等到临场时，再很灵活地将记忆在脑海里的稿子讲出来，好像是和一个老朋友说话似的，行云流水，十分流利，再配合他演讲时的丰富表情和演讲时的抑扬顿挫，就成为一篇十分生动的演讲稿。
口若悬河的讲演、略带沙哑的语音，曾经风靡多少男女老少，这便是蒋经国独特的演讲风格。
晚年，他躺在床上，没事的时候，就在背演讲稿。一次不熟再背诵第二次，第二次不行，再第三次，这样反复背诵，到真正称得上滚瓜烂熟为止。
记得在1987年“行宪”纪念日前夕，他为了准备到中山堂向所有岛民大会代表演讲，还在十分沉重的病痛中，背诵翌日要去公开发表的演讲稿。当时，蒋经国的视力已经十分衰弱，为此，他的秘书王家驿特地要人写一份特制的演讲稿，专供蒋经国阅读之用。这个特制的讲稿，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有十厘米那么大，因为，只有那样大的字体，蒋经国极度退化的视力才可以勉强看得见。
那次，我和王家驿各自拉住那张讲稿的一端，蒋经国就躺在床上，看着那份由我们举着的讲稿，吃力地背诵着。虽然，当时他的记忆力尚未明显衰退，但短短的一份讲稿，却花去他好久的时间，他才背诵完毕，然后疲累地躺下去，闭目沉思。
蒋孝勇担心他没有办法和过去那样，把讲稿很流利地在大会现场演讲得朗朗上口，所以，特地去那年的“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做了一些特殊的布置。例如，在蒋经国要上去讲话的那张讲台上面，制作了一块呈弧形的板子，这块板子主要是为了可以放置蒋经国的那份大字讲稿用的。孝勇是为了防止蒋经国一旦忘了稿子内文时，还可以看看稿子内文，随时可提醒他。蒋孝勇的巧思的确发挥了作用。
那次的“行宪”纪念日，发生了民进党借“国大代表”举抗议布条闹场事件，民进党人在台下高声呼喊口号。可是，在会场上方的主席台上，蒋经国根本不知道台下在吵嚷些什么。至于台下民进党人举的布条，因为蒋经国视力已经极为衰退，他也根本看不见台下的情况，加上他是忍着身体的剧痛去的，在他发表完简短的致词后，侍卫人员担心他体力无法负荷，便匆匆推着他的轮椅扬长而去。我们随从人员都认为，蒋经国那次根本没有发觉台下有任何异样。
所以，有人说，两个星期后，蒋经国突然过世，可说是被民进党气死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些牵强附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