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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个个穿牛仔裙，今年大家都来谈“文明”。而台湾为什么要维护古迹呢？
报纸说，是为了保持“国际形象”，不能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没有文化。
动不动就搬出“国际形象”来作为自我督促的标准，泄漏了台湾目前
一种缺乏自信的心态：我这样做，别人（西方人）会怎么想？于是一面揣测
西方国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地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西方讲究人权，
所以我们处理政治案件要特别慎重；西方人爱护野生动物，所以我们要节制
吃老虎鲸鱼的欲望；西方人珍惜古迹，所以我们也得有一两样，不能太落后。
一切一切的努力，都为了一个大目的：避免别人轻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不
丢人现眼。
这种心态有时候还真有点好处。譬如说，有国际的瞩目，我们的司法
单位与情治机构在政治人物的处理上就格外求公正合法，使国民人权获得保
障，这是意外的收获。可是如果我们有自剖的勇气，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
向国际求好的心态其实可悲可叹：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思想
的自由？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幸福？维护古迹难道不是为
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国际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权、自然、古
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样
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
台湾的英文报纸曾经刊出一封在台外籍人士的读者投书，呼吁我们赶
紧保护自然、维护仅存的古迹。这封信马上就得到一个中国读者的反应，他
说，西方人要台湾保持自然与古迹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自己工业发达，现在
要落后地区“存真”其实在防止我们迈入开发国家之林，所以我们不要上当。
所谓自然与古迹都是西方人的口味，台湾需要的是开发！开发！开发！
※※※
让我们暂且只说古迹。古迹真的只是西方人的需求吗？我们自己究竟
有没有需要？如果没有，就是为了“国际形象”这个外壳，它值得我们努力
吗？你去街头问问那个卖青草茶的老头：桃园神社跟他有什么关系？或者去
问树下那个正在嚼槟榔的少年郎：高雄古墙拆了怎么样？或者，停下片刻，
诚实地问问自己：多一栋、少一栋所谓古迹，究竟与我何干？卖荼的老头大
概会说“嗯宰样啦！”嚼槟榔的少年大概会坦率地说：没关系啦！而受过教
育、思想复杂的你，沉吟片刻，大概会说些“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
终追远”等等有学问的话来。
可是“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又怎么样？你刷牙时要
“国际形象”吗？上厕所时带着“文化遗产”？摩托车在烈阳下抛锚时你“慎
终追远”吗？如果把这些冠冕堂皇其实空洞而模糊的字眼除掉，我们究竟有
没有什么迫切的、真实的理由要保护古迹？
※※※
阿弗瑞是个德国人，今年八十岁。他带我去看他的故乡小镇。
“这栋房子三楼第二个窗，是我出生的房间。”他指着那栋红瓦白墙的建
筑；“我的母亲也在同一个房间出生的。”沿着窄窄的石板路就来到古修道院
的门墙，厚厚一层青苔柔软地覆在颜色斑驳的石墙上，嫩嫩的青草从墙缝里
长出来。
“墙里头埋着一个十二世纪的诗人，以歌颂花鸟出名，还是咱们本家呢！”
阿弗瑞要我走到转角，摸摸看第二排石块是否有个小小的凹孔。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每天清晨牵着我的手沿着石板路到修道院散
步。每次到这个转角，他就会蹲下来对我说：那边第二排石块有个小小的凹
孔，摸摸看里面有什么？我兴冲冲地跑去伸手一摸，凹洞里真有一颗花生米
或巧克力糖，又是惊奇又是快乐。一直到五六岁了，才突然开窍，大概不是
圣诞老人偷偷放的？ 。我的孙子却还以为花生是洞里长出来的——”我伸手
摸摸，青苔有点湿润，那个凹孔依旧在，浅浅的一点。这个驼着背、拄着拐
杖的老人正眯着眼睛怀想他的父亲。石板路再转个弯，就到了他家的墓园；
石碑上刻着他父亲、母亲的名字，空白的石碑留给阿弗瑞自己；几丛玫瑰随
着风摇荡，飘着若有若无的香气。
※※※
我也曾经回到我生长的小镇上，可是找不到一条走过的路、住过的庭
院，爬过的老墙、认识的坟墓，更看不到一丛似曾相识的玫瑰。可是你说，
怀旧也只是流行病，没有“过去”又怎么样？没有过去，就没有情感的羁绊。
你为什么把情人给你的野菊花小心地夹在书页里？廿年后的某一天，在枯干
的花瓣不经心地掉下来的那一刻，你对人生与爱情会没有特别的感悟吗？枯
干的花瓣就是古迹。没有过去，我们就无从体认现在，创造未来。卖青草茶
的老头的子孙如果有机会抚摸先人卖茶的木制推车，与青草茶的“过去”比
较，他才能了解属于他的“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才能决定他所追求的
是怎么样的一种未来。盛青草茶的陶瓮与木车就是古迹。
我嫉妒八十岁的阿弗瑞，因为我也希望能牵着幼儿的手，走下一条青
青石板路，告诉他第三株庙柱的雕龙嘴里有一颗陈皮梅。我也渴望能站在斑
驳的坟头看鲜红的玫瑰花怒长，痴迷地回想当年的母亲如何牵着我的手走下
一条青青石板路。没有过去，现在就没有意义，未来就没有方向。古迹，对
我而言，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流行的装饰；古迹，是我切身的、不可置疑
的需要。
※※※
苏南成市长拿怪手把高雄的古墙给毁了。他说，如果处处保存古迹，
我们岂不是走着碰着的都是古人东西！这是闭眼说瞎话。台湾几十年来所作
的是恨不得把整个土地翻过一次，消灭过去所有的痕迹，古迹根本难得，苏
市长居然担心太多。至于说，这么长的城墙，只去了一点点，不值得大惊小
怪——这是无知。因为你用这个理由切掉这一寸，下一任市长可以用另一个
理由切掉那一寸；一堵墙能禁得起几次的切割？苏市长又说，毁墙没错，错
在执行小组技巧不当。这样说，就是市长无能，督导不当，也不是什么可以
原谅的藉口。更重要的是：苏市长罔顾法律，因为那堵墙已是内政部选定的
“古物”。
苏市长过去的政绩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敢作敢当，不怕恶势力的公仆。
在我们台湾地区，这样的人才实在太难得，我们一定要特别珍惜。可是珍惜
并不表示我们就该姑息他的错误。在这次古墙事件中苏市长所表露的无知无
能，就应该受到指责与纠正，内政部说要“淡化”处理，是是非不明、不负
责任的态度，苏市长以他直率的一向作风，更应该承认错误，从错误中学习
教训。
※※※
古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不是文明的装饰，更不是争取国际形象的
手段。古迹，是一面镜子，一个指标，把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
来；没有古迹——没有书页里的花瓣、青草茶的陶瓮、桃园的神社、高雄的
古墙，我们便只是一群无知妄大的盲人。
可是，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需要写这样的文章呢？历史悠久的中国人？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以“沉默”为耻
— —为高雄市民喝彩这一出戏精彩极了！台上有三个主角：一是刚刚
上任的大头市长，一是热中连任的市议员，再就是“生气”了的高雄市民。
苏南成当然知道他为什么派任为高雄市长：他有魄力、有勇气对准了
脓包下刀。在台湾追求高等生活品质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是最臭的脓包，所
以他要大刀阔斧地去整治。
高雄的市议员团体却有不同的算盘。选举日迫近，选票最重要。摊贩
是不是社会脓包根本无所谓；一个摊贩就是一张选票，非保护不可。大头市
长又是个外来客，这个时候不欺负他，更待何时？报纸上描述议员如何团结
起来攻击市长罔顾商贩“民生”，来旁听的摊贩集团如何鼓噪叫好，市长如
何抱歉——软弱的抱歉，他唯一的支柱是：整理环境是政府的政策，他只是
在执行“上面”的政策而已！
作为观众的我，在台下忧心忡忡：坏人的声音这么大，沉默的大多数
要沉默到什么时候？这片面的“民主”继续演下去有什么意思？然而，“哐
啷”一声，高雄市民也跳上台了。写信的写信，打电话的打电话，明明白白
地昭告世人这出戏里究竟谁扮演主人：我们市民要干净的环境，我们市民要
安静的社区；大头市长所执行的不是“上面”的命令，而是“下面”——就
是我小市民——的意愿。你别忘了你今天在台上有个角色演只是因为我让你
上去演！别忘了谁是老板！
真是大快人心的一场戏。我为每一个写过信、打过电话、表过意的高
雄市民喝彩。
常有人说：台湾不能实施真正的民主，因为台湾的人民还没有那个水
准。这次高雄市民的表现可以作为对这种说法的反证。我们的人民显然渐渐
了解到“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一种罪恶。排队买票时，真正可恨的并不是
那一两个插队的人，因为他们是少数；真正可恨的是那一长排、几十个耐心
排队的人眼睁睁看着少数人破坏秩序而不说一句话！
没有勇气说，没有正义感！而走出车站时还要抱怨：没有用哪！乱糟
糟，没有用哪！
中国人到欧洲旅游，常常赞叹欧洲环境的幽雅清净，欣羡之余，却不
曾想到，美好的环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由每一个国民的努力争
取来的。一个德国市民走在街上看见一个坑，他会生气市政府保养工夫没做
好，会打电话去要求立即地改善。具有这种态度他必须先有两个基本观念：
第一。他是主人。城市的美好要靠他的督促来维持，政府受雇于他，就有义
务把事情做好。第二，他不能“沉默”，他沉默，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这话一
点也不错的。
环境脏乱恶劣，就表示这里的人民没有能力创造美好的社会。我们是
几流的人民呢？高雄市民拒绝作“沉默的大多数”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指标。
不，沉默不是美德，是耻辱。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啊！红色！
美术馆长是个艺术工作者，还是政战官？如果新闻报导没有偏差的话，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李再钤的雕塑作品在市立美术馆展出，有人投书认为作
品漆成红色有点像中共的红星；苏瑞屏馆长从善如流，立即把该作品花了八
千元改涂成银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议。这是一件小事吗？我认为非常严
重，因为“小事”暴露出两个文明社会所不能容许的心态：第一是对艺术的
极端蔑视，第二是极权制度中才有的政治挂帅。
不久前我收到一份“中国天主教文化协会会讯”，发觉其中转载了《野
火集》中一篇文章《正眼看西方》。文章是我的，名字也确实是我，但是内
容中突然出现一段奇怪的话：“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奉，因为
先在西方，而我们就认为是洋教，不宜信奉，其实，天主子耶稣基督，人类
的救世主，原来降生在中东？ 。”这段话不露痕迹地混进了我的文章，却不
是我写的！但是任何读者都看不出来这段文字不属于原文。
这份天主教刊物不曾在事先与报社或作者取得转载许可就径行刊登别
人的文章，这是对别人智慧财产的一种掠取行为。而涂改作品、穿凿附会以
达到利于自己的目的，这对于读者是欺骗，对于作者，是栽脏。如果一个宗
教团体可以涂改我的文章，那么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团体也可以在我的文字中
插进它的宣传用语——身为作者的人，要如何向世界澄清他到底写了些什
么？文字的后果又由谁来负担？我相信天主教协会涂改我的文章并没有恶
意，但这样的行为所透露的，是对创作者极端的蔑视。作为一个写作的人，
我要为所写的每一个字负责；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全心全意的努力与我所有智
慧的集合。恣意地涂改作品是罪行，也是侮辱。李再铃的作品如果是红色的，
那么他一定有他最真切的理由；只有那一个颜色能真实地表达出他创作的意
义，换了颜色，那个雕塑品就不再是他的作品。苏瑞屏擅自涂改了一位艺术
家的创作，就好像天主教协会私自改了我的文章一样，那篇面目已非的文章
不再是我的作品，红色变银色的雕塑品也不再是李再铃的心血。这个行为叫
做欺骗，叫做盗窃。天主教协会这样做，我觉得只是欠考虑的结果，或许可
以原谅；一个美术馆馆长做出这样的事来，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个涂色“小事”很明白地显示出来，台湾的艺术
仍旧笼罩在若有若无的政治阴影里。首先，我们有这么一个人逛到美术馆去，
他看的不是艺术品本身，相反的，他看到这么一件红色的作品，马上兴起政
治的恐惧（害怕雕塑家是共产党？害怕红色对观看人有洗脑作用？害怕共产
党为这个作品拍照作宣传？）而给美术馆写这封疑神疑鬼的信。
其次，我们又偏有这么一位不用大脑的美术馆长。她涂改作品的动机
大致上只有两个可能：第一，她也同样有这位投书人的恐惧；因为同意红色
有政治危机，所以改色。
第二，她并不同意投书人的说法，但为了避免“有关单位”可能会有
的敏感，为了自己是“官”的身分，以为涂改颜色是最保险、最省麻烦的办
法。
而最后，还有雕塑家本身。在他的抗议中，他说，只有一个人投书，
怎么能算！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两个人或一百个人投书认为红色有“政治”，
那么涂改颜色的行为就不算错。
这个涂色事件由三个人共同演出：市民、文化官吏，与艺术家。三个
人中，没有一个觉得政治干涉艺术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对。这是怎么回事？投
书的市民患有恐惧症，我们可以说，他只是不懂得艺术独立的重要，可以谅
解。那么苏瑞屏呢？她有没有受过任何艺术训练？她了不了解作为一个美术
馆长有什么样的责任？她是政战官，还是艺术工作者？至于作品受到涂改的
李再钤，难道他真的认为，多几封投书，政治就有理由控制艺术吗？这真像
个指鹿为马的社会。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九日
《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挑战？血，也是红的孟祥森读了八月二十九日
龙应台的《野火集》《啊！红色！》不得不有言。
首先，必得像龙应台一般声明：“如果新闻报导没偏差的话”，因为我
甚至连那篇新闻报导也没有看到。
其次，便要问问，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在“立即把该作品（李再钤
的雕塑）花了八千元改涂成银色”之前有没有把该作品的“本色”（红色）
先用沙纸打掉，或用松香水之类的融解剂化掉、洗掉。
因是，这是一个“绝对”关键性的问题：设若李再钤的雕塑果真又像
星状，而且又是红的，则只是表面上用银色把它“涂”起来，“绝对”是问
题重大，因为那是“粉饰”，是“掩藏”，是“包庇”——而粉饰、掩藏或包
庇的是什么呢？是“红星”！这比赤裸裸的“红星”还要可怕，还要危险，
因为赤裸裸的红星众人一望即知——不是有市民投书指出来了吗？——而粉
饰的、掩藏的和包庇过的红星，却足以“掩人耳目”，使人视而不见，见而
不明，使人“视线不清”，其将可造成的“潜在”祸害，千百年后，谁能知
之？这是“包藏祸心”，其罪当——当什么？我不敢讲，还是请原先那位投
书的市民判断和裁决吧！
所以，悔罪避祸之道，首先就是把那银色先“洗”掉，然后，再派人
把包藏在银色之内的红色“洗”掉——要记得，必须洗得干干净净的，连一
点渣渣都不准留——然后嘛，还先不能涂银色，必须先请各方面人士——当
然包括原先那位投书人——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从各个角度与微角度来
察看，李再钤的那件雕塑是不是呈“星”状或“可能”成星状，甚至也“莫
须”呈星状，反正，只要有呈“星”状的任何“可能”，都一律把它打磨掉，
打磨成什么样子呢？就是打磨成再也不可能成为星状的样子，绝对、永远不
再可能成为星状了，这样，才“安全”，才“没有问题”，然后，再把这永不
再可能成为星状的东西，涂上银色——注意，什么颜色都可涂，就是不能涂
成红色，当然，也不能涂成“近于”红色或跟红色“有关系”的颜色，再者，
也绝不可涂成黄色，因为，中共的“五星旗”中，不巧它的图案——也就是
那儿颗星——不是红色，而是“黄”色，因此，不但红星不可用，连黄星也
是有问题的——这样，把这个除去了星状之一切可能性并涂成银色的东西，
再标上“李再钤作品”——这就对了，这才是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该做的
事。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二十多年前，当我们在大学念书时，就曾听
我们温文尔雅的美学老师虞君质先生对我们说过，某某年轻的抽象画家在某
某国家画廓展出其抽象作品，经人指出，其抽象画中竟隐含有“毛某某”的
字样，于是群众大哗，而该画家则遭治安单位扣押询问，而终由虞君质等先
生联名保出的事。
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虞先生那文气非常明显的脸上透着的那极难捉摸
的笑容来。
※※※
再举一个例子给那位投书市民和苏瑞屏馆长壮胆：约在半年前（当然，
也是“如果新闻报导没有偏差的话”，但那篇新闻报导我是亲眼看到的），台
中的某一位女议员在巡视台中通往梧栖港的中港路时，突然发现中港路两旁
的行道树开的都是黄花。这一下不得了啦，她立刻赶回议府，发言曰：偌大
一条路都开黄花，还成什么话，我们台中市岂不成了“黄色都市”了，因此
建议市长把那些树统统砍了，另种别树——至于是什么树，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是不能开黄花，当然也不能开红花，否则，不是黄城就是红城，那还得
了！
可惜的是，当时的台中市长并没有“从善如流”，我想他之所以胆敢如
此固执，大概是因中港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