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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我还想讨讨价，但她看见了我低垂的眼中孤独、忧戚的渴望，只盯在她浑圆的脑门和象征性的帽子上（一条缎带，一束花）；她睫毛一眨：“算了，”她说，象是就要走。很可能仅在三年前，我还见她从学校往家走！这想法把事情定妥了。她领我走上通常是陡峭的楼梯，还有向来为某位可能并不介意撞上其他先生的先生清场的铃声，凄惨地爬到那间鄙陋的屋子，只有床铺和坐浴盆。向来如引，她马上要一件小礼物，我也按规矩问她芳名（莫尼卡）和劳龄（十八）。我对街头妓女这一套向来熟知。她们都说“十八”——一声整齐的鸟叫，是最后的一个数字，也是充满渴望的欺骗，她们每天得公布十遍，这些可怜的小生命。
但就莫尼卡而言，她反而替自己的年龄添加了一二岁，这毫无疑问。
这是我从她小巧、干净、尚未成熟的身体上许多细微处推断出的。她脱下衣服，出其不意的快，部分身体用脏兮兮的薄窗帘裹着，带着完全象婴儿似的快乐站在那儿聆听楼下暮雾笼罩的院子里一位手风琴师的音乐。我看了看她的小手，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她污黑的指甲上，她天真地皱着眉头说“是的，这太不好了，”然后跑向洗漱盆，但我说我并不在意，根本不在意。
她褐色的头发剪得很短，灰色的眼睛充盈着光泽，皮肤苍白，看上去非常迷人。她的屁股不比蹲坐的男孩大；事实上，我毫不迟疑地说（这确实正是为什么我要充满感激地留恋记忆中和莫尼卡在一起的这间薄纱惨淡的房间的缘故），在我曾经使用过的大约八十个妓女中，唯有她给了我无限快乐的痛苦。“他是机灵鬼，发明了这玩艺，”她温煦地评论道，然后用同样快的速度钻回她的衣服里。
我恳求那晚稍晚时再来一次，更复杂的功课，她说九点钟在咖啡店拐角处见我，并发誓她从来没失约过。我们又回到那间屋子，我不禁说道她是多么漂亮，对此她故作端庄地答道：
“你的话非常可亲，”而后，她也注意到我正注视着镜子中我们的小伊甸园——咬紧牙关的爱意，狰狞的笑容，扭曲了我的嘴角——顺从的小莫尼卡（噢，她完全成了个性感少女！）想知道她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睡觉前抹去她的唇膏，以备我想吻她。
当然我会的。我纵情恣意，跟她在一起比以前任何女郎都尽兴，那一晚长睫毛的莫尼卡给我的最后一幅幻影，唤起了一种欢乐的精神，使我很难把它和我耻辱的、污秽而沉默的爱情生活中任何事件联系在一起。当她踱入那场四月之夜的毛毛细雨中，她看上去无比欢欣，怀着我赏她的五十法郎小费，让亨伯特．亨伯特跟在她窈窕的身影后。在一扇陈列橱窗前她停下脚步，兴致勃勃地叫道：“我要买玻璃丝长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那种巴黎孩子发出“长袜”的的口型，读出来，带着渴望，把那个“a”音变成一个活泼的喷腔“0”，象是“长沃”。
第二天午后两点十五分，我又和她在我的房间约会，但不如以前那么成功，一夜之间，她好象少了许多青春，多了妇人气。我从她身上传染了冷漠，这使我没再布置第四次作业；中断这次感情系列并让它在失望中渐渐消失，我也并不遗憾，它荡人心魄的狂念几欲使我受累不堪。就这样，让她还是那个光润灵透、温柔娴雅的莫尼卡吧，就象她曾经有过一分钟或两分钟的样子：一个负罪的性感少女透过实在的妓女，晶莹闪光。
同她短暂的关系，启发了我一连串的意念，熟悉内情的读者一定明白。在一个明艳的日子，一本黄色杂志上的广告引我到一位名叫米尔．埃迪特的办公室，她一上来就拿给我一本脏乎乎的影册，让我从里面颇为标致的照片中挑出一个性投意合的灵魂（“看看我这褐发美人！”）。我把影册推到一边，把罪恶的要求说出来以后，她的样子象是要告诉我门在哪儿了；然而，等问完我打算出多少钱以后，她屈尊介绍我去找能管这件事的人。第二天，来了位患气喘病的妇人，打扮俗劣，絮絮叨叨，满口臭蒜味，操着很象普罗旺斯地区口音，十分滑稽，发紫的唇上还有一撮黑胡，领我去显然是她自己的家里；突发似地吻了吻她凸起干皱的胖手指尖，为了炫耀她的货是艳如玫瑰情窦初开，她演戏似地拉开一块帘布，露出房间的一部分，我断定是一个挤将的大家庭平常睡觉的地方。现在那儿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肥妞，面露病黄色，令人恶心，至少十五岁了，粗黑的辫子用红绳系着，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敷衍地抚弄着一个秃头洋娃娃。我摇摇头，刚想闪身避开这个圈套，那女人，还在急切地说着什么，就动手脱去年轻女巨怪躯干上肮脏的毛织紧身内衣；而后，看出我要走，她立刻索要她的钱。屋角的门开了，两个刚刚从厨房吃过饭的男人也参加了这场争吵。他们都有些畸形，光着脖子，黑黝黝的，其中一人还戴副墨镜。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刚学走路的罗圈腿小脏娃儿躲在他们身后。这蛮横的鸨儿，态度极为无孔，指着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说他曾经在警察局干过，就是他，所以我最好听话，这真是恶梦的逻辑。我走向玛丽——那是她主演的芳名——她已把她的笨屁股挪到了餐桌前的板凳上，又继续喝她刚才喝了半截的汤，刚学走路的小孩拣起了那个洋娃娃。一种油然而车的怜悯，戏剧性地演出了一个极愚蠢的动作，我不偏不倚朝她手里塞了一张支票。她转手把这馈赠缴给了那位前侦探，我于是痛苦地离去了。
第7节
我不知道鸨儿的影册是否又是幸运的雏菊花环上的一环；但不久，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决定结婚。有规律的生活，自家烧出的菜香，婚姻的全部协约，能预防疾病的床第间活动方式以及，谁知道呢，一些道德价值或精神代替品的最终成熟，我想，即使不能涤除我可耻的危险欲望，至少也许能帮我将它们控制在平和状态。父亲死后，给我名下留的一笔钱，加上我的引人注意、即使有几分野蛮也还漂亮的面孔，能准许我镇定自若地着手我的探寻。经过相当深思熟虑，我的选择落在一位波兰医生的女儿身上：这个好人正巧给我治疗晕眩症和心跳过速。我们下棋；他的女儿从她的画架后面朝我张望，又把向我借来的眼睛和肘放进她立体派艺术家的那堆垃圾里，那会儿画完的是少女，而不是紫丁香和小羊羔。让我再平静地重复一遍：
除去我的不幸，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英健出众的男性；稳健，高大，柔软的黑发，有一种抑郁但格钟诱人的风度。特别的男子气质在病症上则表现出某种阴郁、充血、他必须要隐匿的某些情状。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非常知道，啊，我能轻而易举她获得我选中的所有成年女性；实际上，我几乎养成了不过意留心妇人的习惯，以免她们飘飘然、满面通红地坐到我冰冷的腿上。如果我是个普通的法国人，对华而不实的女人有鉴赏力的话，我就能在众多如痴如醉的美人中，很容易找出比瓦莱里亚更有媚力的生命体。但是，驱使我做出选择的是深思熟虑了谁是令人怜悯的牵累，而我对此发现得太晚了。所有这一切都将证明可怜的亨始特在性问题上总是多么不幸和愚蠢。
第8节尽管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寻求一张给人安慰的面容，一名光荣的热衷家务者，一副生命力旺盛的阴部，而瓦莱里亚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她摸仿小女孩的才能。她模防并不因为她推测出了我的隐私；那就是她的风格——而我感觉到了。实际’上，她至少快三十岁了（我从来也没能弄清她确切的年龄，因为她甚至连护照都说了谎）并丧失了童贞．我，在我这方面，倒象个性变态者似地坦白无遗。她的脸上满是绒软汗毛，一副嬉笑摸样，穿得象个娃娃，还慷慨地露出大半条光滑粉腿，很知道怎么用天鹅绒拖鞋的黑色大大地突出她赤裸脚面的白，并且撅起嘴，弄出酒窝，顽皮地乱跑乱叫，她会以能想象到的最装模作样、最陈旧的姿态把她浅黄色的小卷发甩来甩去。
在市政府举行过简单仪式以后，我带她去我新租的寓所，出乎她的意料，我在碰她之前，竟让她穿上一件普通的女孩睡衣，那是我设法从一所孤儿院的亚麻布衣橱里偷出来的。
结婚当夜，我得了些乐趣，太阳升起时，这白痴歇斯底里大发作。现实很快就要求维护它自己的权利。褪了色的小卷毛露出黑色的发根；细软的汗毛变成利净皮肤上的尖刺；孺湿而多动的嘴，无论我怎样用爱情去填塞，也总是屈辱地泄露出和她那死去的貌似蟾蜍的母亲在一帧肖像里的对应部分的相似；而现在，亨伯特·亨伯特的手中不再是一个白皙、顽皮的小女孩，而是一个大个子、胖鼓鼓、短腿、巨乳、头脑不着边际的罗姆酒水果蛋糕。
这情状从一九三五年持续到一九三九年。她唯一有价值的是逐渐和缓的天性，这确实有助于在我们又小又脏的套房里建立起一种临时的舒适感：两间屋，一间窗外是模糊的景色，另一边是一堵砖墙，一间小厨房，一个鞋形木浴盆，坐在里面，我觉得自己象马拉，只是没有一个粉颈少女来刺杀我。我们曾经一起有过极少温暖安逸的夜晚，她沉醉于她的《巴黎晚报》，我则伏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上工作。我们去看电影，骑自行车看拳击赛。我很少向她不再鲜嫩的肉体求欢。
除非在特别焦灼和沉痛失望的时候。对面的店铺商有个小女儿，她的情影令我发疯；好在有瓦莱里亚的帮助，无论如何，我狂热的心境还是得到了合法的疏泄。至于做饭，我们默默地放弃了蔬菜牛肉汤的小锅伙食，大半去波拿巴街一处拥挤的地方进餐，那儿的桌布上到处是葡萄酒污迹，还有许多外国口音噪嗓不休。隔壁，一位艺术商在他杂乱的橱窗里陈列了一幅华丽、明艳、涂满大绿大红、金灿灿墨蓝蓝的古代美国钢版画——一辆火车头带一只巨型烟囱，巴洛克式怪状大灯，还有一架巨大的排障器拖着它淡紫色的客车厢穿过风雪漫天的大草原之夜，闪烁着火星的浓烟混入电闪雷鸣的锦云中。
这些都统统打破了。一九三九年夏天，我的美国叔叔去世，留给我每年几千美元的收入，条件是我移居美国，并对他的企业感兴趣，这期望倒甚合我意。我感觉到我的生活需要骚动一下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婚姻安乐的丝绒布上开始出现蛾子洞了。近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注意到我的胖瓦莱里亚不象过去的她了，老是陷在某种奇怪的不安静状态；甚至表现出象最对时间的不满，这和她从前模仿的血统特点是极不相称的。当我告诉她不久我们就要乘船去纽约时，她神态焦灼又迷惘。她的证件还有点儿麻倾。由于她丈夫是瑞士公民，因此护照不能轻易办出；我于是决定有必要到省政府和其它一些手续处去排队，这弄得她无精打采，尽管我耐心地给她描述美国，一个拥有玫瑰般儿童和大树的国度，在那生括不知比枯燥、肮脏的巴黎要好多少呢。
一天上午我们从一家办公大楼出来，她的证件基本办妥；在我身边蹒跚的瓦莱里亚，突然剧烈地摇动起她狮子狗一样的脑袋，却又一言不发。我让她持续片刻，然后问她是不是心中有事，她回答说（我把她的法语翻译过来，我想，必然就是一句斯拉夫人的陈词滥调）：
“我生活中还有另一个男人。”
在现在的丈夫听来，这是最丑陋的语言。它们使我晕头转向，我承认。若象一般诚实的粗夫，就在街上随便什么地方揍她一顿，但这并不可取。多少年来的隐痛已经教会我超人的自制。所以我把她招进一辆已经在路边缓行多时的出租车，在这种较为秘密的地方，轻声建议她解释一下她的粗话。
一股突增的愤怒使我窒息——并非因为我对那个可笑形象，亨伯特夫人，有什么特殊兴趣，而是因为合法与不合法结合的事应完全由我一人决断，而她，瓦莱里亚，是喜剧妻子，如今竟厚颜无耻地准备按她的方式来摆布我的安逸和命运。
我要她情人的名字。我重复一遍我的问话；但她坚持象滑稽表演似地嘟哝着，论述她和我在一起的不幸福，申明她立刻离婚的计划。“他到底是谁？”我终于吼出来，用拳头猛击她的膝盖；而她；毫不退缩，盯着我，好象答案太简单，根本用不着说，然后迅速地耸耸肩，指了指出租车司机的胖脖子。
他在一家小咖啡店停下车，作了自我介绍。我记不清他可笑的名字了，只在这么多年过后，仍然很清楚他的样子——一个结实的前白俄上校，胡子蓬乱，留平头；这样的人，在巴黎总有成千上万，经常从事这种傻瓜生意。我们拣张桌子坐下；沙皇分子要了葡萄酒；瓦莱里亚在膝上放好一张潮湿的餐巾后，又开始说起来——指着我，而不仅是朝着我；我从来没料到她会有如此雄辩的口才，语言能注在这样尊贵的容器中。并且还时不时向她不动声色的情人发射一串斯拉夫语。情况真是荒谬透顶，尤其当那位出租车上校以自得的微笑打断了瓦莱里亚，并开始陈述他的观点和计划时，情况更是荒谬不可言。他用他那夹杂着劣质口音的精确法语描述了爱情和工作兼有的世界，并决定同他的娃娃妻子瓦莱里亚手拉手地走进去。
这会儿她开始修饰自己了，坐在他和我之间，涂抹她干皱的嘴唇，又搔首弄姿，挑剔她宽松衬衣的胸襟等等，他谈论着她，就象她根本不在眼前，又好象她是一个受监护的孩子，为了她的利益，从一个聪明的保护者转移给另一个更聪明的保护人；尽管我无望的愤怒已经夸大并且破坏了某种印象，我仍敢起誓他实际上是在向我咨询有关她的情况，诸如减肥饮食、经期、衣服以及她读过的和应该读过的书目。“我想，”他说，“她会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吧？”
噢，他简直是个学者了，达霍维奇先生。
我打断这番叽哩呱拉的言语，建议瓦莱里亚收拾她那点财物，不得延误，对此，平庸乏味的上校勇敢地提出可以把它们搬上车。于是他又恢复原职，载着亨伯特夫妇去他们的寓所。一路上，瓦莱里亚都在说着，而倒楣的亨伯特却在和小亨伯特商讨着亨伯特·亨伯特是否应该杀了她或她的情人，或俩人一起，或一个也不。我记得曾经玩过一个年轻同学的一支自动手枪（我没有提过这事几，但无关紧要），那会儿我竟产生了先享受一下他的小妹妹，一个最最透明的性感少女，有一头卷曲的黑发，然后再自毙的念头。我现在怀疑瓦莱契卡（上校这样叫她）是否真地值得击毙，或勒死，或淹死。她长着非常脆弱的腿，我决定，一旦就剩下我们两人时，我要予以猛击。
但我们再也没有这机会了。瓦莱契卡——这会儿飞流而下的眼泪把她彩虹摸样的粉妆染得乱七八糟——已经装满一只大木箱，两个小皮箱，一个鼓胀的纸盒。那位该诅咒的上校一直在旁边踱来踱去，时而穿着我的登出靴，时而朝她屁股飞踢一脚，这真叫我无计可施。我不能说他的表现有什么无礼，或傲慢之处；相反，象是在一场把我编入其中的附加戏中，他处处展示出旧时代的贤明谨慎之礼，每一举动都先附上各种各样发音错误的道歉（我请求原谅——对不起——我是否能——我能不能——等等），当瓦莱契卡从浴盆上方的晾衣绳上倏地拽下她粉色内裤，他机敏地转过身去；但是立刻他好象就占据了房间的每个角落，这个无赖，认为他的骨胳正适宜这套房间的构造，坐在我的椅子里读我的报纸，解开一根系著的绳子，点起一支烟，数数茶匙，参观了洗澡间，帮助他的娇妇包起她父亲送她的电扇，然后，把她的行李朝街上抬去。我半个屁股坐在窗台上，交叉双臂，痛恨、厌倦得要死。最后，两人双双走出了这振动的房间，——我在他们身后撞上门，门的震颤仍然敲着我的每根神经，这撞门就可怜巴巴地代替了那反手一拳，按照电影规则，我应该把它打在她的颧骨上。拙劣地演完了我的戏，我一脚踏进洗澡间，想查看一下他们是否裹带走了我的英国香水；他们没有；但是我一转身，突然一阵强烈厌恶袭来，我发观这位沙皇政府前幕僚，在彻底舒服了他的膀胱以后，竟没有冲刷马桶。那个庄严的池膛里，一汪异邦人的尿，温和着一只粘湿、黄褐色的烟蒂，在里面膨胀，这真象奇耻大辱重重打击了我，于是我疯狂地四处找寻武器。实际上，我敢说，这并没什么，不过是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礼貌（或许还带有东方风味）激励了那位好心的上校（马克西莫维奇！他的名字突然用计程车送还了我），一个象其他人一样非常严肃正经的人，把他个人的需要压抑在彬彬有礼的无声状态，让他所有的急流紧搂着他自己肃静的细流直泻而下，以便能不突出他主人住所的狭小。
但那一时刻，这想法并没出现在我的脑中，带着愤怒我搜遍厨房，想找一件比扫帚更好的东西。马上，我又放弃了搜索，冲出房间，勇敢地决定赤手空拳同他搏斗，我虽然身强力壮，但毕竟不是拳击家，而那个矮墩墩、宽肩膀的马克西莫维奇看上去象是铁铸一般。街上空旷旷的，没有任何我妻子离去的踪迹，除了她掉在士里的一粒莱茵石扭扣，她曾把它保存在破盒子里，虚掷了三年。这一切避免了我那时的鼻破血流。但没关系，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实现我的报仇雪恨的。一位从舶沙第纳来的先生有一天告诉我，出生于佐波洛夫斯基的马克西莫维奇，其太太在一九四五年前后不幸死于生产；夫妇俩不知怎么去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被美国一位显赫的人种学家用于她主持的一次一年之久的实验，报酬甚丰。这次实验研究的是人类长期服用香蕉食物并始终处于爬行状态，会有何反应。我的报告人是位医生，起誓说他曾亲眼目睹瓦菜契卡和她的上校，那时已经是鬓发斑白，体态拥肿，在一套灯火通明的房间里（一间是水果，第二间是水，第三间是草垫席等等），和其它九个雇佣的赤脚兽一起在扫得干净的地板上刻苦匍匐，他们都是从穷困无路的人中挑出来的。我想到《人类学评论》
杂志上查找出这些实验的结果；但好象尚未公布。
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