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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初，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上海作家金雨时、朱如月合著的卢作孚评传《紫雾》。该书的责任编辑潘婧，邀请几位专家学者为《紫雾》撰写评论文章，其中一位名叫吴小龙。当我弄清了此吴小龙即彼吴小龙之后，真切地体验到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快慰。从那以后，我们便因“少中”而建立了联系，也曾在京城聚会过几次。小龙的工作很忙，身体也不十分好，以至于我每次向他发出邀请，都有些犹豫不决。但他只要没课，都一定会赶来参加。2003年4月，我祖父的家乡重庆合川和他当年从事乡村建设试验的北碚，为纪念他110周年诞辰举行系列活动。小龙得知后，主动要求自费前往，并且一个不拉地参加了所有的活动。会后，东道主安排参观游览，他却去了图书馆、档案馆；我们一行人离渝回京，他却只身去成都收集资料，一呆就是好几天。他曾对我感叹：“没想到‘少中’成员中有这么多四川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在‘少中’的七位创始人中，四川人就有六个（张梦九、雷宝菁二人原籍山西，但都出生于四川。参见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第28页）！”莫非“爱屋及乌”，出生在东海之滨的他，也迷恋上了西南一隅的四川
小龙平时说话不多，言行举止谦和低调。可是，说起“少中”来却滔滔不绝。还是那次去重庆，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小龙有点不好意思地征求我的意见，想挨着我的父亲坐，为的是“好向老人家请教一些问题。”席间，老少两代无拘无束相谈甚欢。直到现在，我将近米寿的父亲还记得这位颇有谦谦君子风度的青年学者。听说他去世的消息，老人家忍不住心中的悲痛红了眼圈。
在那次纪念活动期间，我们一起参加了西南师范大学（现改名为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举办的“卢作孚社会改革实践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研讨会。吴小龙在会上侃侃而谈：“卢作孚先生对于中国的救国的根本道路，有着他独特的思考，他认为‘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因为政治上主要的是建设问题，是建设秩序问题。国家虽大，其建设秩序的工作细致，乃与个人生活秩序是一样细致的。分析起来，都是一点一滴的问题，不是大刀阔斧的问题。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所以他反对‘用强迫手段急剧地改革社会某方面的问题’，主张以踏踏实实的建设工作来积累物质和文化资源，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还指出：“卢作孚在城乡关系、教育、卫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一些相当超前的见解和实践，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吴小龙对卢作孚思想和实践的独特解读，得到了与会人士的普遍认同。后来他将这篇发言稿补充整理成一篇文章《卢作孚的思想遗产》，并把它作为“少中”会员的个案，附在了《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的书后。
其实，活跃在吴小龙脑子里的“少中”人物又何止卢作孚一个。他曾经满怀信心地对我说，他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打算为一批有代表性的“少中”人物谋篇立传，书名暂定为《魂系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人物群像》。他为此而开列了一份长长的目录，其中有囊括了“少中”七位创始人的《魂系中国，情寄音诗——少中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深思沉着、稳如泰山——少中学会的精神领袖李大钊》《热忱的实干家——陈愚生》《终生献身科学的周无》《终生献身教育的张尚龄》《东渡扶桑，赍志而没的雷宝菁》和《书生办党，回天无力——曾琦》。也有后来成为共产党领袖的《青年运动的先驱——恽代英》《雄才大略的“普通会员”毛泽东》《从文学青年到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从塞纳河到黄浦江——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的领导者赵世炎》和后来成为青年党领袖的《问学问政的“学钝室”——李璜》《万竹楼上的史家——左舜生》；还有在教育、科学、文学、经济等不同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从五四青年到考试院长——杨亮功》《历史风雨中的“三叶草”——宗白华、田汉、郭沫若》《从土木工程学生到“首都市长”——沈怡》《文章师表，气节楷模——朱自清》《波澜壮阔的“大波”——文学家李劫人》以及《实业救国，力拯民生——中国“船王”卢作孚》等等。这是一串何等耀眼的明珠，又是一部何等激越轩昂、壮阔跌宕的命运交响乐！可惜的是，被教学和各种重负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的吴小龙，还来不及实现他的写作计划，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去世的时候才51岁，正当干事业的好年华。
我第一次见到吴小龙，就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在哪里可以买到他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他无可奈何地笑笑说“还没有出版呢”，却没有告诉我个中的原因。2006年初，我先生严家炎为了搞清楚“少中”会员、诗人康白情的卒年，向吴小龙请教。他很快就打来电话告知了正确的年份。我接过电话向他表示感谢，他用比往常更为开心的语调笑答：“不用谢，我还要感谢你们呢。我的书快要出版了，到时候会送给你们的。”听了他的话，我也为这本待产五年、梦寐以求的书即将面世而感到格外高兴。可万万没有想到是，小龙这句话竟成了他留给我的“绝音”。当我得到他病重的消息，赶往医院看望时，他已昏迷不醒。出版社刚送到的新书《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就放在距他咫尺之遥的床头柜上，他却再也无法睁开眼睛，欣赏这部心血之作了。直到最近读了他为这本书写的《跋》之后，我才知道该书迟迟未能出版，原来是受到出版经费的困扰和一位“南方先生”剽窃成果的双重牵制。在小龙的追悼会上，我忍不住问他的弟弟吴小山，小龙当初出书遇到经费困难，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让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小山哽咽着说：“我哥就是那样的人，不愿给朋友添麻烦。”而对于那位忘恩负义的“南方先生”，小龙既没诉诸法律，也没庭下索赔，而是选择了宽容：“大家混口饭也都不容易，委屈一日三餐要吃饭的人，莫如委屈一下学术吧。这么一想，我也释然，大可不必愤世嫉俗了。”如果经费问题早一点解决，如果那位“南方先生”良心未泯，小龙是可以亲眼看见这部书的啊，现在一切都晚了！
然而，永远也不晚的，是小龙那颗与“少中”先贤们一样的闪亮的心，是那份执著于把“抹得干干净净、遮得严严实实”的“少中”历史昭示于天下的真挚的情。追悼会上，送别小龙的队伍有数百人之多，在他的灵堂前排起了长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师生们含着眼泪说，吴老师讲课很有吸引力，大家都很怀念他，他们学校正掀起“远学孟二冬，近学吴小龙”的热潮。已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声名不菲的吴小龙，生前住的房子还是学校分配给他的过渡房，“形单影只”地与他钟爱的书籍和资料共处一室。长年坚守冷门研究的他，收入不算宽裕，可是对于弟弟小山的生活学习，对于亲戚朋友的经济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有求必应。小龙病重住院四个月期间，小山朝夕相伴在他身旁，以弥补自己平时照顾哥哥不够的歉意。在小龙陷于昏迷的两个月里，小山也不离左右，为的是每天都能看见亲爱的哥哥。小龙的女友告诉我：“小龙研究‘少中’，自己也学习‘少中’，时时处处以‘少中’为榜样，仿佛都变成了‘少中’人。”生前来不及留下一句遗嘱的吴小龙，在《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的结尾处留下了他在人间最后的心愿：
把这本书印出来，就算是我对“少中”朋友们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或许，我得离开这个题目一段时间了。此时此刻，不禁想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去国辞》里的几句：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常相忆！……”
也许，这个课题有它的局限性，“少年中国学会”有它的局限性，但，我对它倾注过感情，我对此永远不会忘记。
2005年7月6日凌晨三点
于京西万寿寺
小龙，现在你可以坦坦荡荡地，带着你的书，带着你的深情和厚意，去和你的“少中”朋友们相会了。他们都在天堂的门口迎接你呢，那其中一定也有我的祖父。
时代舞台上的冷静的观察者
笑 蜀
我是三年前在重庆北碚举行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认识吴小龙先生的。他专治少年中国学会历史，尤其从思想史角度，这正好是我一度涉猎的。而他对我几年前出版的两本书也一直非常关注。所以我们共同语言不少。更吸引我的是他的性格，平易、爽朗而不乏幽默感。我们一见如故，从此就成了好朋友。
那时的吴小龙，看上去很壮实。但不曾想，仅仅过了两年，我们在北京大柳树南站的一家小饭馆见面时，他已显得清癯而疲惫。我略感诧异，但总以为是过度劳累所致，没有也不可能往别的方面去想。
所以，当我突然接到一位朋友的EMAIL，主题竟是“吴小龙去世”，不禁大为惊惶：应该是别的吴小龙吧不会是我的朋友吴小龙吧
但展开邮件正文，我已无语。的确就是他，的确就是那个朴实无华的吴小龙，那个温良敦厚的吴小龙，那个见面不多、但每次见面都让人如坐春风的吴小龙。
他竟然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一如他平时的低调。他才51岁呀！他的学术长河才刚刚开始向大地奔涌呀，他的思想绿叶才刚刚开始向天空舒展呀！他怎么能遽然而去，甚至，来不及跟他一鞠躬
在这个和暖的秋日里，我突然感到一丝淡淡的寒意，一缕隐隐的伤痛。
这是一个声嘶力竭的时代，这是一个旌旗乱舞的时代。时代的列车据说座位有限，只有不惜一切手段抢到了座位的人，才会是未来的选民，才会有荣华富贵。被时代列车抛弃的恐惧，因此成了诸多自命精英的聪明人的头号梦魇。为了摆脱这个梦魇，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民主，自由，公正；科学，打假，基督教，一切好听的名词，都被当作名利场。于是争抢风头，真不真诚不重要，需要就是一切，生命不息，出位不止。
处于这样的狂乱之中而不为其所迷，不为其所裹胁，无欲无求，从容淡定，在时代的舞台上做冷静的观察者，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需要自信，需要看的开。在我看来，吴小龙正是这样自信的人，这样看的开的人。任尔东南西北风，他几十年兀自独立，在历史的烟海中默默地爬梳，默默地问切时代的脉搏。一个真正隐于市的大隐！
有的人，可能一生中只见过几次面，却让你从此记住了他，每每想起他，心里都觉得塌实。有的人，在世的时候你不觉得，但等到他哪一天撒手而去，你才会突然发现，你的精神的天空，竟因此而残缺。吴小龙就是这样的人。他的无欲无求，他的从容淡定，非但没有抹杀他的价值，反而使他脱颖而出。他不是一个名人，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充满了人性温暖的人。不求另类而另类，那么清新雅致，那么卓尔不凡。
行文至此，突然大惑。中国人是相信因果律的，是相信好人有好报的。吴小龙这么好的一个人，却英年而逝，难道报应就应该是这样的吗但是，或许这于吴小龙是福而不是祸——世道多难，或许上苍不忍让吴小龙这样的好人在人间过多受难，而要他早点超度，早到天堂安息，亦未可知好人往往命不长，或许可以从这样的角度解释
寂寞书生路
潘 婧
我们可以说是因书相识。
认识吴小龙，是因为我的《抒情年代》。他从我的一个朋友那里读了这本书，很喜欢，想写一篇评论，于是和我通了电话。毕竟是学历史的，他对书中的背景部分很感兴趣。的确，在我写《抒情年代》的时候，我试图以个人的角度，以我所认为是更接近真实的样貌重述那一段被遮蔽的历史（或文学史）。后来他在《回望抒情年代》中写道：
当现实还未成为历史时，人们看到的常常是亲历者所纠缠和身陷其中的“平庸的龃龉与琐碎”，而当它进入历史之后，这琐碎的一切就隐退了，朦胧中的一切就带上了光环，以致于能够让亲历者重新瞥见它们时都感到惊异和欣喜。“文革”发动者那一代人的辉煌历史不就是这么形成的吗而朦胧诗这一代人，由于最终未能占领主流话语的阵地，所以其经历就介乎两者之间：已非“经历”，却未成为神圣化的“历史”；而未进入“历史”的“经历”，是注定要与它的种种琐碎一起湮灭的。于是，“拯救写作”就成为一种切望。
这是历史学家的解读，这也是我们接近的地方：企图打捞被湮没的沙砾，即使是徒劳的。
在电话里，我们渐渐地熟识，他的略带闽南腔的声音诚挚而敦厚，断断续续，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们似乎已经是老朋友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后来见面是缘于另一本书，即我编辑的《卢作孚评传》（雨时、如月著）。在我拿到这部书稿之前，我对这位在民国时期曾经名声煊赫，由于其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品格而被国共两党双方推崇，被梁漱溟称为可与古代圣贤相比的伟人一无所知。他在1952年的非正常死亡，使他在主流话语中成为一个尴尬的，不得不回避的话题。于是，一个原本不应该被忘记的人被几十年的权力话语遮蔽，同时被掩埋的还有一些历史事件的枝枝杈杈。作者雨时说，写卢作孚评传的过程对于他就像一次精神的洗礼；对于我，阅读这本传记的感觉也是如此。从某种角度说，一个民族留在记忆中的历史人物代表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价值的取向，难道占据我们的精神活动的舞台上的就只有那些嗜血的帝王将相吗卢作孚是一个崇尚建设与精神的人，在如今的商业社会中，他仍旧是寂寞的。在我周围的作家与学者群中，知道卢作孚的人寥寥无几。卢作孚先生的孙女卢晓蓉在电话里说她一直在寻找一个研究“少年中国学会”的叫吴小龙的人（卢作孚早年是“少中”的成员）。正巧，或者说，这世界真的很小。在晓蓉的召集下，我们在友谊宾馆见了面。那次在座的还有做记录片的小白，他在筹拍一个关于卢作孚的专题片。就这样，我们几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吴小龙，他的容貌比他的声音似更温厚。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不合潮流的事情；在喧嚣的传媒声中，我们的声音是喑哑的。
当年的“少年中国学会”聚集了后来在各个领域主宰中国的精英以及英年早逝的悲剧英雄，但是，这一段青春恣肆的辉煌历史由于不适合某种叙事格局而不被述说。可以想见，这其中的某种情愫唤起了吴小龙持久的激情，以致他把“少中”作为主要研究课题。在以娱乐精神为时尚的今天，这当然又是一件寂寞的事情。跑遍全国的图书馆查阅资料，自掏腰包实地采访。九年磨一剑。待到书稿杀青，又因缺少资金延迟出版；直到他病重，直到千辛万苦搜集来的资料被他人剽窃。我和晓蓉去医院探望时，他已陷入深度昏迷，那本（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和晓蓉精心挑选的花篮放在他的床前，但是他再也看不见了。
吴小龙的早逝令人格外痛心。在一种僵硬的教育体制下，我们必须经历一番蝉蜕一般的挣扎，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思想道路，我们的成熟期因此被延迟。五十岁，正是创作的高峰期，却是壮志未酬。听到他病重的消息，我格外的痛心，还因为他生前的寂寞。直到我看到追悼会上他的那么多的学生，看到那些稚气的面孔和他们发自内心的哀伤，才略感欣慰。
他的道路是寂寞的，但是浮光掠影的繁华之后，他的书会长存。
又一个书斋空了
何 蜀
《博览群书》2006年第9期发表了吴小龙的《我有迷魂招不得》。我知道这是编辑部为了表示对小龙的敬重而特意发表的。因为这时，小龙已经因脑癌晚期而在医院昏迷一个多月了。这应该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而这文章的题目又刚好道出了他当时的生命状态。
我和小龙相识于2003年春。他来重庆出席卢作孚研讨会。我们一见如故。特别是谈起对“文革”历史的研究，他也有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