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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须用秀才。尤其是知县有公事下乡，虽有绅士，但陪知县起坐之人，也必须用秀才……还有一层，就是以上这种种工作，都有好的吃，这是社会中第一羡慕的事情……又有两句谚语曰：秀才吃得真是美，小米白面偎着嘴。”（第40页）这些文字，也可以看出科举时代，整个社会对于知识阶层的敬重。至于高中举人、进士的，那种场面，可想而知了。《范进中举》中的描述还算详尽：亲朋祝贺、邻居送钱，实在是一步登天！
科举能够给读书人带来荣耀，整个社会对“科举”考试的关注自然非同一般。举人、进士考中后会怎样风光，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有印象，即使中个秀才也要惊动四邻。“凡应考士子，进秀才之希望较大者，则其家中之人，到这天夜里，一定不睡，要等候喜信。稍宽裕之家，打点酒，弄几样菜，请友人来一同饮酒等候。这个名词，叫做候榜。倘报喜的人一到，则不但本家夜间都要起来共贺，连街坊四邻也多起来道喜，请看社会对此有多么重视！”（第36页）看来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作为社会的炒作重心，每逢科场开考，牵动多少人关注，一如今天的足球赛或“超女”选拔赛！
举人进京考进士，应是有史以来最被关注的赴试。“提到进士二字，那受国家的抬举，社会的崇拜，就比举人程度又高多了。不必说已经中了进士之后，就是未中之前，在赴考的时候，就受到国家种种特别的优待。由家乡到京师，沿路都有公家的车船供应。这个名词叫做公车，举人会试日上公车。”（第109页）后来也引申指乘坐公车之人，即“举子”，“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等上书即称为“公车上书”。举子们“一路乘车乘船，前边总要高挑一面黄旗，上写奉旨会试四字，路上无论经过什么关卡水闸等，都不许留难。比如御河（疑当为运河——引者）山东临清关之水闸，非有运官粮之官船经过，不能随便开闸，就是有官员经过，也得督抚钦差等等，或本地本管官员，才能随便叫闸，稍低级之官，便不能叫，你叫他也不开。可是若有会试的举子叫闸，那是非开不可的。不但官场如此，就是强盗路劫，遇到他们也要退避三舍……平常路劫难得破案……若抢夺了举子的东西，则不能这样简单：若金钱被抢，则县官可以自己赔出来了事；若书籍等等被抢，那是非找回来不可，否则举子可以坐在该管县衙门等候催问，倘该县稍不尽力，则举子不但当面可以申斥他，而且进京后可以嘱御史参他，所以非破案不可。”（第110页）
还有一段历史故事：“乾隆年间卢沟桥税关一案……实迹是这样的：全国税关，多是相当凶横……北京的崇文门税关尤甚，卢沟桥是崇文门的分卡……一次有一旗人，由外省作总督回京，所有行李在卢沟桥被税关勒索了几天还不算，把东西也毁坏了不少，该员大怒，于召见时奏明。乾隆说，你们作外官发财回来，分给他们几文花花，也没什么大关系……由这一来，税关上人员越发得了脸……次年春天有几个会试的举子，路过卢沟桥，税关人员当然是强横勒索……甚至把举子也打伤，把书籍等也毁坏。”举子们自然进京告知同乡御史，参了一本。“乾隆大怒，下了一道上谕说，税关凶横，早有所闻，乃至朕这们几个穷念书的（记得原上谕是这样说的），也来留难勒索……着该监督查明行凶之人，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于是杀了三个差役，当然一堂官员，都担了处分……有这以来，会试的举子就更受优待了，不论路过何种关卡，都受特别招呼，有的送点礼物，有的请吃一顿饭，阔的关卡，还要赠点川资。”（第111页）
阅读至此，不禁想起笔者经历的一段“传奇”，1999年春去武汉大学考博，大约凌晨四点多钟，车过夏邑，感觉被人挤了一下，一惊醒来，看见四个小伙子匆匆跑向另一车厢，此时车上睡倒一片，我登时感觉不妙，大约是被人做过手脚了，一掏西服内兜，那只装有准考证的信封不见了，立即跑去找那四个小伙子，拉着他们要准考证，他们瞪眼说：“准考证？没见！”我好说歹说，拿出50元钱，表示买回也行，那些哥们儿倒也义气，没有要钱，给我说：“凳子底下，你找找。”回来一找，果然在凳子底下，已经揉成纸团了。掩卷而思，不免感慨，今非昔比，天壤之别啊！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宠爱哪一群体，自然有历史渊源和社会原因，不是谁说了就算的，但倘若社会大众过分宠爱那些不值得尊崇的人，则往往出现“被宠坏了”的现象，前几年一电影明星在旅馆打了女服务员几个巴掌，原因只是“老子有钱”！靠扮演大人物成名的某演员，某年往山东菏泽灾区赈灾义演，名为赈灾，但自己一毛不拔不说，还卷灾区的几十万而去。在科举时代，读书人受宠有加，被宠坏了以至成为贪官污吏、权臣奸佞的自然难免，秦桧、严嵩是其代表；但是，绝大多数读书人能够面对社会大众的关注与崇敬承担起“行为世范”的责任，处治世则作清官廉吏，遭乱世堪为忠臣良将！宋代的包拯、文天祥，明代的海瑞、于谦、左光斗、史可法是也。《中国的科名》对这一点讲述不多，但也略有涉及。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六世祖赵翼（江苏人），参加乾隆某科的殿试，本为第一名，但同时的第三名为王杰，陕西韩城人。“卷子规定后，还未标写名次之前，乾隆忽然问各读卷大臣，在本朝陕西省出过状元否？众答未经出过。乾隆说，如此则何不给他一个状元呢？……于是便把王杰中了状元，赵翼便为探花。”（第144页）王杰如此被宠，自然知恩尽忠，“他做军机大臣的时候，正是和坤正当权的时候，但他向来看不起和坤，同在军机处，除公事外，绝不与和坤交谈，永远自坐一隅。一次天寒，他自搓其手，和坤说中堂的手真好。他回答说，手虽然好，就是不会要钱。和坤当然很恨他，但因皇帝对他很好，只好听了他的。像这类的情形还很多。年老告辞还乡，乾隆特命皇子与之设宴饯行以荣之。并赐他的诗，中有‘清风两袖返韩城’之句，实实录也。”（第145页）
科举制度于1906年废除，至今已一百年，一个世纪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范进中举后疯了一阵，那是科举时代读书人被宠的结果，现在送人一个博士头衔，带给人的兴奋也绝不会达到疯的程度；孔乙己穷得吃不上饭了也要穿着长衫，他不是舍不得那件油渍麻花的外套，而是舍不得丢掉“读书人”的身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读书人或文化人的标记是上衣口袋里别上一、两支钢笔；七八十年代则可以带上一只手表，如今手机都普及了，还有什么可以作为读书人、文化人的区别性特征的？前几年流传“校徽可以防盗”的笑谈之后，谁还以读书人、文化人自居而引以为荣？科举时代远去，读书人曾经的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影星、球星和“超女”！
但是，面对这些，你可千万别说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了，笔者感觉，恰恰是社会进步了！因为读书人不再作为社会的关注热点与炒作重心，最关键的原因是：读书人多了。尤其是近几年，高等教育也由精英教育变成了普及化大众教育，真的假的也好，实的虚的也罢，毕竟大家都是读书人了，谁宠谁呀？
（《中国的科名》，齐如山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22．00元）
从《万历十五年》到《乾隆一日》
李国涛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真是一部影响很大的著作，为它的出版三十周年，中华书局还出了新的一版，叫“增订纪念本”。我又读一次。日前看到一本《乾隆一日》，听说很有趣，我买一册，读了。有人说，《万历十五年》是“以年为史”，这书则是“以日为史”，它选的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极平常的一日。从我读这书的印象来说，我觉得很有趣，很受益。但我觉得它不像“史”。如果“以日为史”，那一日必定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比如，1919年5月4日，可以为史，即“五四史”，而且已有过类似的史著。又比如，美国的“9·1l”也可以写成一个特殊的“一日史”。这一日如果是任取的一天，没有重要事件，那就很难成“史”。一年就不同了。一年对历史而言虽短，如选得好，可以承上，可以启下。一年中发生的事件毕竟还是较多，可以有，而且必定会有，较为重要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作者说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书的英文名就是这个），但是，这一年自有其重要性。书的开头就说，一年中的许多事，“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书里讲的事都围绕这一中心。就以书里七章来说，讲万历皇帝，在这一年（前后）开始倦于朝政，“怠工”了。因此，那年，首辅申时行也觉得干不下去。那年，大清官海瑞去世。那年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在万历十六年，大将戚继光去世。在前一年，即万历十四年，大思想家李贽剃发为僧。这都是与那一年相关的事。而最重要的大臣张居正，其实早在万历十年病逝。张居正一手专权，却也帮助万历皇帝搞了十年大改革，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大有好转。他死后万历又恨他，做了种种处置。到十五年，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已经无存。张居正是不能不提的大人物，其实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也已说不上有特别的关系，“世间已无张居正”了嘛。《万历十五年》所写内容牵涉前几十年，后几十年。没法不牵涉。书的结尾说：“1587年……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它的尽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记录。”所以我说有承上启下的关系。书中写到首辅大臣二名，还有名将、名臣、思想家的活动；皇帝更不用说。所以，它是历史，而且是黄仁宇的“大历史”。而《乾隆一日》则不能如此。
据我的印象而言，《乾隆一日》的引人之处不在于历史，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都没有精微见解或系统解剖。我以为《万历十五年》其实也是一种传记的写法，集几个传记，锁定于某一年（前后），即明代的万历十五年。写这一年里许多重要人物的所行和所思，前因和后果。写出在这个历史中的个人作用，包括个人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特点。在他写万历皇帝，写张居正、申时行，写许多人物时，都写出这一点。它好看，也使读者震动。《乾隆一日》不能使人震动，但是它好看。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多有关清代宫廷的知识。这很难得。它融会到皇帝一日之内的活动当中。宫廷里是一日三餐吗？不是，两餐。吃什么，怎么吃，哪里吃，规矩如何，等等，我原来略有所闻，不得其详。这里说到乾隆那一餐，我才知道。睡觉呢？在哪里睡，何时睡，何人陪他睡，这是关于宫廷之事里很感神秘有趣的事。这书里介绍详细。不是妃子姗姗迎驾，也不是妃子在宫女簇拥下来到某宫。不是。至少在雍正朝以后，皇帝都住在养心殿，睡觉时，是太监背来一位赤裸裸的妃子（包在被子里）。一觉睡到早朝时分？不是。待一个时辰，太监就在帐外叫：“送娘娘回宫”，——她要离开养心殿皇帝的龙床。我们原来对坤宁宫充满神圣感。读此书以后，神圣感没有了，只有点阴森森的神秘感。原来，那里主要用于祭神，是祭满族萨满教的神，上香叩头，大呼“鄂罗罗”，当场杀猪，煮肉，半生不熟地吃。皇后主持其事。早晨一次叫“朝祭”，晚上还有“夕祭”。说来满清的皇后也挺辛苦的。当然，必定会写到军国大事。批阅奏章，接见官员。仪式如何？这里都写到。所以，如果说《万历十五年》由传记组成，那么《乾隆一日》就是由细节展开。当然这里也有传记，比如有一节《四代丞相》就介绍乾隆的四位首席军机大臣，有傅恒、刘统勋、于敏中和阿桂。但是较简，也不是此书的重点，与黄著里写的几位难以比拟。乾隆的风雅之举是作诗，此书里写他情绪好时，与臣子一起联句写诗的情况。君臣联句写诗之事，历代都有。但到清代，作者说：“在重华宫举行茶宴联句，这是清宫典礼之一。”二十多名身着朝服的大臣汇集一处，在十二张桌前坐定，叩头以后入座，然后赋诗。今年以雪为题。皇帝先写三句，古诗都是以二句成一联、四句成两联的。这里故意留下一句，由下一个人凑成。然后传给位最高的傅恒，他再凑四句，又留一个单句由以下的人凑。这能写出什么好诗呢？但是也就写成124句，真称得上“平庸”二字。但是我看到《缅怀孝贤皇后》一节提到皇帝写到的几首悼亡诗，我觉得也还有点真情，也许在乾隆皇帝的众多的平庸诗作里，该算是好诗。因为孝贤皇后是在乾隆十六岁，还是身为皇子之时嫁过来的。那年她十五岁。年纪十五六岁的一对小夫妻，那时并非帝后关系，真是好日子，过了约八九年，过得很美满。这个年龄和这种夫妻关系，正是可以产生美好感情的时候。皇后去世，乾隆一直深深怀念。书里选了乾隆皇帝八十岁那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他去谒祖陵，顺便到孝贤皇后陵前行礼，并赋五律一首。前两联平平一般，后两联说：“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夏日冬之夜，远期祗（只）廿年。”这里说得很伤心。好像是向妻子诉说三十多年来的经历和辛苦，而且说，人活百岁只是妄想。经历一个个冬夏日夜，现在，就说离妄想，离最远的期望——百年——也只有二十年了，即将与你相会于地下。到他八十六岁那年，已是嘉庆元年，他作为太上皇，又去孝贤皇后陵，当然，他又赋诗。诗无特色，但诗后有自注，注中说“孝贤皇后于戊辰（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大故，偕老愿虚，不堪追忆。”由此可见，他真是旧情难忘的。皇帝也希望“白头偕老”，也有“不堪”之情。
总之，有趣的叙述颇多。如秀女之选，如太监生活，如皇后出家。皇权高峰时期，臣子生死皆由皇帝定夺。有一节说到刘统勋刚出道时，弹劾大臣张廷玉和纳亲。乾隆既不否定刘统勋的弹章，又曲意保护张廷玉和纳亲，就这样批道：“朕思张廷玉、纳亲若果声势赫奕，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如此陈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可以箝制……朕心转以为喜。”有人敢告他们胡作非为，就证明他们没有胡作非为。这是什么逻辑？没人敢找皇帝说理。但乾隆的滑头和机智也表现出来了。
所以我说，《乾隆一日》很可一读。
（《乾隆一日》，吴十洲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5月版，41．00元）
新书过眼
特约栏目主持：黄湘
《双重束缚：文学、摹仿及人类学文集》。＇法＇基拉尔著，刘舒、陈明珠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5月版，27．00元
此前基拉尔的著作曾有两种在国内翻译出版，一是初版于1961年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冗译，三联书店1998年4月版。以下简称《浪漫》），一是初版于1982年的《替罪羊》（冯寿农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1月版）。应该说，前者只是基拉尔尚未“不惑”时的干将发硎之作，后者才标志着他的学问终于“桶底脱落”。然而，迄今为止，《浪漫》在国内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替罪羊》，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作为文学批评著作的前者远比作为人类学著作的后者好读；另一方面却也由于两者之间草蛇灰线的联系过于暗昧难寻。好在现在有了这本初版于1978年的论文集《双重束缚》的中译本，可以说在前两本书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基拉尔那套被人冠以“基拉尔主义”之名的独门绝技，至此纵未纤毫毕现，也总算水落石出。
《浪漫》其实已经包含了“基拉尔主义”的基本要素——以“摹仿”和“介体”概念为核心的欲望分析模式。此书通过分析五位小说大师所揭示的人类欲望特征，诸如塞万提斯笔下的“模仿”、斯丹达尔笔下的“虚荣”、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狂热”、普鲁斯特笔下的“攀附”，提出了“三角欲望”或者说“摹仿的欲望”理论。基拉尔区分了人类的生理“需求”（appetite andneeds）和社会化“欲望”（desire），后者的本性是“摹仿”——“人永远不是自身欲望的根源，欲望永远源自被模仿的第三者，源自一个既是楷模又是对手的介体。一种不可避免的人的规律把我们引入陷阱，关入地狱般的三角里：人只希望他人所希望的东西。这种特殊的关系解释了人与人之间持久的竞争，并揭示了人际关系中充满永久的暴力。”（《替罪羊》引言）——事实上，“双重束缚”（To doublebusiness bound）这个书名，或许便是来自英国人类学家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视为精神病起源的“双重束缚”（To double bind）：“所有的欲望最终会将彼此诱捕在矛盾的双重指令陷坑中，‘摹仿我，不许摹仿我’。当普遍的双重束缚的效果极端到无法再隐藏，我们谈起精神病。”（《双重束缚》，第134页）
说到精神病的起源，自然绕不开弗洛伊德的相关学说。平心而论，基拉尔和弗洛伊德的问题意识极其相近，他的“三角欲望”理论毋宁说是对后者“俄狄浦斯情结”的匡正与重构。弗洛伊德的误区在于把欲望视为主体和对象之间的直线关系，忽视了第三方亦即“介体”的存在，因此他把男孩成长过程中对父亲与日俱增的迷恋，解释为主体同时具备对母亲的性欲冲动和对父亲的同性恋欲望，两种欲望的冲突使得男孩既认同父亲，又视其为障碍。基拉尔的解释听起来则可信得多：正是对父亲欲望的摹仿导致了男孩对母亲的迷恋，而且越是受到来自父亲欲望的阻碍就越是让男孩对摹仿欲罢不能。也就是说，所谓“俄狄浦斯情结”只是“三角欲望”的特例。它之所以特殊，盖因此种“三角欲望”属于“内中介”的极端情况。基拉尔对“内中介”以及与之相对的“外中介”定义如下：“如果介体和主体各居中心的两个能量场的距离太大，彼此不接触，我们把中介称为外中介。如果两个场距离很小，因而或多或少彼此渗透，我们就把中介称为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