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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虽然没有大声宣布、但彼此都心照不宣、成为行动的准则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三个超级大国，生活状况几乎一模一样。大洋国盛行的哲学叫英社，欧亚国叫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叫一个中文的名字，它通常译成死亡崇拜，也可能叫灭己更好一些。大洋国的公民从来不能知道其它两种哲学教义，他所受到的教育只是让他去憎恨这两种教义，把它们看作对道德与常识的野蛮的践踏。实际上三种哲学几乎难以分辨，而它们所支持的社会制度也根本没有区别：无论哪里，只要有相同的金字塔式结构，就会有相同的对半具神性的领导人的崇拜，相同的靠战争维持和为战争服务的经济。由此可以推出，三个超级大国不仅不具备征服对方的能力，而且这么做它们也无利可图。相反，只要它们始终处于冲突之中，它们实际就在相互支持，就像三捆靠在一起的玉米棒。而三国的统治集团也和往常一样，对自己正在做什么是既了解又不了解。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征服的事业，但他们也知道战争的久拖不决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同时，既然不用担心有被敌国征服的危险，闭眼不看现实也就没有什么发现，而这正是英社、也包括它敌对的思想体系的一个特征。这里有必要重复一句上面提到的观点，那就是，战争一旦变成持久战，它就改变了自己的本质特征。
在以往，战争从定义上看，就是某种迟早会结束、往往会决出胜负的事情。在以往，战争还是一种使人类社会与现实保持联系的主要手段。任何时代统治者都会想把一套错误的世界观强加给追随者，但他们绝不可能鼓励一种会损害军事效能的幻景。只要军事的失败意味着丧失独立地位或者其它一些一般认为不好的结果，那就必须采取严肃认真的防范措施。实实在在的事实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哲学、宗教、伦理、或者政治上固然可以说二加二等于五，但设计枪炮飞机的时候它们就只能等于四。不讲求效率的民族迟早总会被征服，而要追求效率就要把一切不真实的幻想抛开。此外，追求效率就必须能够学习以往的经验，这意味着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要有较为准确的看法。报纸、历史读物当然都免不了经过涂改、带了偏见，但今天人们所做的那种伪造工作却是不可能在从前找到的。战争是使人们保持头脑清醒的一种安全保障，对统治者而论，这也许是一切保障中最重要的一种。战争非胜即败，统治阶级不能全然不负责任。
但当战争确实变成持久战以后，它的危险也就消除了。战争一旦成为持久战，也就不存在所谓军事的需要了。技术进步可以停止，对最明显的事实也可以矢口否认，或者视而不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可以算是科学的研究仍然在进行，目的还是为了战争，但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种白日梦。它们毫无收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效率不再需要了，哪怕是军事的效率。在大洋国，除了思想警察没有什么是有效率的。既然三个超级大国都不能被征服，它们就都可以算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里面无论怎样对思想歪曲篡改，都可以畅通无阻。现实只是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要中才表现自己的力量，这包括衣食住行的需要，避免误服毒药或者从高楼失足落下的需要，等等。生与死，肉体的快乐与痛苦，它们的差别依然存在，但仅此而已。现在，大洋国的公民与外部世界、与历史都失去了联系，他们好像星际的旅行者，无从判断上下左右的方向。在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可以掌握连法老和沙皇都望尘莫及的绝对权力。当然，他们也要避免由于追随者大批饿死而带来不便，要保持与敌人相当的低度的军事技术，但只要满足了这些最低条件，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歪曲现实。
因此，如果我们用从前的标准来判断，现在的战争不过是一种假象。这就像有些反刍动物，它们打架的时候头上的角故意竖向一个不可能伤害到对方的角度。但战争不够真实不等于说没有意义，它消耗了所有的剩余消费品，有助于维持等级社会所必需的那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以后我们会看到，战争现在纯粹是内部事务。在历史上，虽然各国的统治集团都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都限制战争造成的破坏，但他们之间的战争还是实实在在的，胜利者一般都把战败者劫掠一空。但在我们的时代，他们根本不交战，战争是统治集团用来对付它的臣民的，战争的目的也不再是疆土的攻防，而是保持社会结构的原封不动。因此，现在〃战争〃一词越来越让人产生误解。如果说战争在变成持久战之后就不再存在，倒可能是更为准确的说法。人类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到二十世纪一直承受的这种特殊的压力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有截然不同的东西取代了它的位置。即使三个超级大国都同意放弃战争，永远和平共处，每一方在自己的边界内都不受侵犯，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永远不会受到外部威胁的刺激。事实上永久的战争就等于是永久的和平。这一点，虽然党的大多数成员都理解得极为肤浅，却是党的那句口号〃战争就是和平〃的本质含义所在。
温斯顿停了一下，没有接着读。远处什么地方，炸了一颗火箭弹。在没有电幕的房里，独自一人读禁书，这天堂般的感觉还没有消逝。这种与世隔绝，这种安全无虞，都是实在的感觉呀；其中还夹杂着身体的倦意，椅子的松软，窗外吹来的微风轻拂在脸上。这本书叫他着迷，更准确地说，它叫他安心。在某种意义上，它未曾说出什么新东西，然而这一点同样吸引着他。它说的是他想说的话，若把他那些零碎的思想整理成形，大抵上也便是这样。写这书的人，思想与他很相像，只是远比他有力，远比他系统，远比他无所畏惧。他觉得，最好的书，便是说出了你已经知道的东西。他刚刚把书翻回第一章，就听见朱莉亚咚咚地上楼梯。他站起身来迎接她，她把棕色工具袋丢在地上，便投进了他的怀抱。他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面啦。
待他们松开后，他便说：
〃我搞到了那本书。〃
〃是么，搞到了？好啊，〃她显得没什么兴趣，马上跪在煤油炉前，开始煮咖啡。
他们在床上耽了半个小时，才又说起了这件事。夜晚凉得很，得用床罩盖在身上。楼下传过来熟悉的歌声，和鞋子在石板地上的拖拉声。温斯顿第一次来时见的那红胳膊壮女人，简直成了院里一个固定的部分。白天里不管什么时候，她老是在洗衣盆跟晾衣绳之间来来去去，嘴里要么咬着衣服夹，要么就开始唱小调。朱莉亚躺在她那边，看上去已经昏昏欲睡。他把放在地板上的书拿起来，靠着床头坐好。
〃我们得读读这本书，〃他说。〃你也得读。兄弟会的会员都得读。〃
〃你读罢，〃她眼睛都没睁开。〃大点声。这样最好啦。你还能给我讲。〃
时钟指着六点，这是十八点啦。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耽在一起。他把书放在膝头，开始读起来：
第一章 无知就是力量
有史以来，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结束开始，世界上就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他们还有许多进一步的差别，有不计其数的各种名字，他们相对的数量、彼此的态度也会因时代而不同，但社会的根本结构从来不会改变。即使是在一些大动荡、一些看来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后，同样的模式又会卷土重来，就像陀螺仪，无论我们把它推得多远，最后总会回到平衡点。
〃朱莉亚，没睡罢？〃温斯顿问。
〃没，亲爱的，我听着哩。读罢。写得真好。〃
他便接着读下去：
这三个团体，他们的目标全然是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维护自己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和上等人交换位置；下等人，当他们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下等人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过多地受到繁重工作的摧残，对日常生活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意识，那就是取消所有差别，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贯穿整个历史的，始终是一场主要轮廓大体相似的战争，它周而复始，一遍遍地发生。有很长时期上等人看来一直是高枕无忧的，但迟早都会有那么一天，他们或者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或者失去了有效统治的能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于是，中等人就假装告诉下等人说他们是在为自由、正义而战，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推翻上等人。中等人一旦目的达到，就把下等人推回到原来的奴役状态，自己做了上等人。不久，这两派人中有一派（或者两派同时）分裂出一个新的中等人派别，斗争重新开始。三派中，只有下等人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地实现都从来没有过。如果说整个历史没有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那可能是夸大，即使在今天这么一个衰退的时代，一般人在物质上也比几百年前要好。但是任何财富的增加，行为方式的文雅，改良，或者革命，都没有使人的平等往前迈进哪怕一小步。在下等人看来，一切的历史变革，改动的无非是主人的姓名。
到十九世纪末，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这一反复出现的模式。于是就有各种学派的思想家把历史看成循环的过程，声称不平等是人类生活不可更改的法则。当然这种学说在过去就一直有自己的支持者，但现在它的表述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过去，一直只有上等人才宣称我们需要一个等级制社会，它的鼓吹者包括国王、贵族，以及依附他们的教士、律师等等。一般它还会许诺在死后的想象的世界里一切会得到补偿，以使自己更加动听一些。至于中等人，以往只要他还在为权力斗争，就一直会利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类字眼；但现在，那些还没有掌权但在觊觎权力的人们开始攻击人类友爱的概念了。在过去，中等人以平等为旗帜发动革命，旧专制一推翻马上就建立新的专制；而现在新的一派中等人实际不等到那时候就宣布了自己的专制。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早期出现的理论，是从古代奴隶起义以来一直延伸到现在的思想之链上的最后一环，它没有摆脱历史上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大约从一九○○年以后，各种社会主义的变形都公开放弃了建立自由平等的目标。大洋国的英社运动，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东亚国中一般所称的死亡崇拜运动，这些都是本世纪中叶新兴的运动，它们都有意地把实现不自由、不平等作为目标。这些新兴的运动当然都是从以前的运动中脱胎出来，往往保留了原来的名字，以原来的意识形态为幌子，但它们的目的都是要在一个选定的时刻把进步阻挡，把历史凝固。我们常常看到的钟摆现象又要发生、然后停止。与以往一样，上等人被将要作上等人的中等人推翻，但这一次，由于有意识地运用了某种策略，上等人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永远不变。
这种新学说的出现，部分是由于历史知识的累积和历史意识的增强，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都几乎是没有的：历史的循环运动在这时已经是可以分辨的了，至少表面如此；同时，既然能够分辨，它也就能够改变了。但更主要、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的平等就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确实，每个人仍然天赋不等，专长不同，有的比别人更占了便宜，但阶级的划分，财富的悬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必要了。在早先，阶级划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人心所愿，不平等是文明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现在还需要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使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水平上，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因此，从意在攫取权力的这一派的观点来看，人类平等不再是需要为之奋斗的理想，而是要加以克服的危险。在更为原始的时代，那时事实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以它为信仰相对就较为容易。一种现世的天堂观念，那里人人都生活在友爱之中，没有法律，没有繁重的工作，它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长达数千年之久。甚至那些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获得实际利益的群体，都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也部分相信他们那套人权、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一类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还使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种主要的政治思潮都倾向了专制。早先的天堂，就在它可以实现的那一刻起，不再为人相信了。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冠以什么名字，都退回到等级制度和严酷控制之中。到了一九三○年左右，各种观点开始普遍地变得冷酷了，一些长期不再使用的做法，包括不加审讯地投入监狱、将战俘用作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强制人民迁徙这么一些已经有好几百年停止使用的做法，再度变得流行；更有甚者，它得到了那些自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的容忍、甚至辩护。
以后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国际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在经历这十年之后，才有了体系完备的英社（及其对手）的政治理论。但它们的出现，早在世纪之初的各种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就有了预兆。从这种普遍的混乱中将要诞生的世界，它的主要轮廓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显现了出来；哪一类人将控制世界，这同样已经变得很清楚：新贵族的主要组成包括科学家、行政官僚、技术人员、工会领导、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这些人员论出身是在中产阶级中拿工资的那一部分和工人阶级的上层，他们所以能够形成、并聚集在一起，则是得益于垄断工业和集权政府所造成的一个单调机械的世界。论贪婪，论奢侈，他们都比不上以往的贵族；但他们却更加渴求权力，尤其是，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更加热衷于消灭反对的势力。最后这个区别非常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历史上的所有暴政都显得心慈手软，效率不高；统治集团一定程度上总会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凡事乐得留下余地，只注重公开的行为，对臣民的思想毫不关心。即使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用现代的标准来看也还是宽容大度的。所以这样，原因部分是在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府，它的能力都不足以把它的人民置于频繁的监视之下。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舆论变得容易了，电影广播就走得更远。以后又有了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接受和发送，这时候，私人生活就到此为止了。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官方宣传的包围之中，其它的通讯渠道对他都是关闭的。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做到不仅强迫全体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在观点上也没有任何分歧。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社会又和以前一样，重新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人。这些新的上等人不同于从前，他们不再根据本能行动，知道用什么办法保护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统治惟一安全可靠的基础；财富和特权一旦携手，最容易得到保护。本世纪中期进行的所谓〃废除私有制〃运动，实际只是把财产集中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的人手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财产的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个人。从个人来看，党的成员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外一无所有；从集体来看，党拥有了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了一切，可以以它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支配生产出来的一切。在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年里，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集体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般人们都设想，在资产阶级被剥夺之后社会主义就会到来。毫无疑问资本家确实被剥夺了；工厂、矿山、土地、楼房、交通，这一切都从资本家那里夺走了。既然这些已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应该是公有财产。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脱胎出来，并沿袭了它的语汇的英社，事实上实行了社会主义方案中的一个主要内容，而结果是人们事先就预见到并盼望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永久的现象。
但要永久建立一个等级社会，需要处理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只有四种情况才会使一个统治集团丧失权力。一种是外部的征服，一种是统治的效率太低，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一种是它助长了一个强大的、心怀不满的中等人团体的形成，一种是它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和积极性。这些原因并不单独发生作用，一定程度上它们同时存在，这是一条规则。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克服这些问题，就能够永远维持自己的权力。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阶级的心态。
上面的第一种危险，从本世纪中期以后实际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这三个国家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惟一的可能是发生了人口统计方面的缓慢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只是在理论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