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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学校作为一名数学家所受的训练以及他对精密自然科学所进行的研究是协调一致的。
由于他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背景，孔德把物理学（地球物理学）看作是所有科学的模
式和榜样，因为在物理学中，观察和实验与数学相结合，从而产生出一个真正“实证的”
知识体系。因此，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孔德把未来关于社会的科学视为一门“社会物理
学”——凯特尔后来在一种完全与此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术语。
孔德的三阶段规律，就像一切创造性的思想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的前辈，尤
其是孔多塞、卡巴尼斯和圣西门（孔德曾做过他的秘书）的概念或思想的改造。比较一
下圣西门和孔德两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程度，而且这因此也是衡量孔德
的真正独创性的方法。圣西门认为在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哲学变成了拒斥一切不可证实
的东西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但是，在孔德看来，把最后一门科学——社会学——
确立为一种“实证的”学说还不是最终阶段；几门科学彼此间的区别尚未克服，以致产
生出一个完整的（总体的）实证主义体系，甚至这样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它
终将是值得称之为“哲学”的一种综合。在这个最后阶段，一切知识都将是“实证的”
和浑然一体的，都将结合在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即新的社会学科学之中。因此，人们
不仅将认识和理解人和社会的问题和需要，而且也会清楚地知道改造和改善人及其社会
的现状所应采取的步骤。这个思路必然使实证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甚至发展到有教
堂、有一大批教士或牧师，有一个“实证主义的”圣人目录胞括摩西，荷马，亚里土多
德，阿基米德，朱利叶斯·凯撒，圣保罗，查理曼，但丁，谷登堡，莎士比亚，笛卡尔，
腓特烈大帝，比沙）的地步。
圣西门和孔德互相之间的影响是难以把握的，因为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冲
突或分歧。孔德和圣西门都称他们从孔多塞关于科学相继成熟的学说中受益匪浅，但是，
孔德谨慎地拒绝承认他从圣西门那里获得了什么教益，而且只是以轻蔑的语言提到他。
人们经常推测，圣西门对孔德的影响必定要比孔德对圣西门的任何可能的影响更重要些。
就我本人的断定而言，这种观点或看法（没有任何现实的证据证明这一观点）的唯一依
据是，在他们学术上交往甚密的时期，孔德比圣西门年轻，而且此时孔德是圣西门的秘
书。但是，考虑到孔德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而且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而且年轻
人一般要比年老一些的人拥有更丰富的创造性的思想，那么，孔德对至西门的影响难道
就不习能比圣西门对孔德的影响更为重要吗？无论怎样，他们许多思想（包括三阶段规
律，科学的相继发展，“实证主义”或“实证的”科学的概念）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一致
性并不减低对孔德的创造性才华的评价。重要的不是孔德在某种程度上在改造着比他年
长的朋友和同事的某些思想，而是他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些思想。（关于这个论题的一个
比较好的评论见于曼纽尔1962，251—260）最后，孔德确信，其他人（让一巴蒂斯特·
萨伊和查尔斯·德诺耶）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要比他所说的那个“愚蠢的老哲学家”
和那个“堕落的骗子”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他的“精神祖先”（曼纽尔1962，257）是休
谟、康德、孔多塞、德·迈斯特尔、加尔和比沙。
在论述科学的发展时，孔德经常采用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及16和17世纪科学中的
普遍革命的思想。例如，他在1820年的一篇题为例近代史的简短评价》的论文中，就曾
援引科学革命的思想（弗莱彻1974，99）。孔德在文中说：
直到近代，它们＇自然科学＇还在自身中混合着迷信和形而上学。只是到了16世纪末
和17世纪初，它们才完全摆脱了神学的信条和形而上学的假说。它们在其中开始成为真
正实证的科学的时代，必定是从培根开始，然后到伽利略，并一直持续到笛卡尔。培根
首先引发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而他的同时代人伽利略则为这场伟大的革命提供了最早的
范例，笛卡尔则决定性地把理智从关于科学的权威的羁绊中解放了出来。然后，出现了
自然哲学，而且科学的性能获得了它真正的特点，即贡献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精神要
素。
而且
从这个时代开始，各门科学在自然的延续顺序中，也就是说，根据它们实际上与人
之间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而都相继变成了实证科学。因此，首先是天文学，然后是物理
学，稍后是化学，最后——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中——是生理学，被发展成为实证的
科学。所以，就一切专门的知识而言，这场革命已经彻底完成了，而且对哲学、伦理学
和政治学来说，这场革命显然已达到了它的终点。
在1822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简论科学在社会改造中的必要作用》的论文中，孔德提
出了“科学家在我们的时代应当把政治学提高到观察（经验）科学的地位”的原则（弗
莱彻1974，135）。他的分析基于他的三阶段规律。他声称“四门基本的科学——天文学，
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以及附属于它们的科学”都已成为实证科学，与此同时，
他又不得不说，生理学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于所有三种状态中。例如，“人们特别称之
为道德的（moral）现象”“被一些人看作是一种持续的超自然的作用的结果；而另外一
些人则把它们与能够予以证明的并且不可超越的有机体的状况联系在一起”。孔德在18
25年11月《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哲学思考》一文中，对这一思想又作了更详尽的发挥（弗
莱彻1974，182ff．）。孔德在该文中对“过去两个世纪中人类精神的进步”进行评价时
特别指出，“道德现象（moral phenomena）是所有从神学的领域中摆脱出来并进入物理
学的领域的现象中最新的现象”。他实际上认为，“生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在我们时
代正是以与动物生态的其他现象同样的精神研究道德现象的”。而且，尽管他不会站出
来赞成“道德生理学”领域中彼此矛盾和冲突的这种或那种理论，但是，他确实坦率地
断言，“显示出每一门年轻的科学中不可避免的一种不确定性的这个理论差异的存在，
恰恰清楚地证明了，就我们知识的这个分支来说，正如对所有其他的学科一样，伟大的
哲学革命已经完成”。
因此，可以相信，孔德把科学的发展——它们转变成为一种实证的状态——看作是
一种革命的连续。他认为近代科学的确立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然而，我没有看到孔
德在什么地方曾论述过科学由此而得到发展的革命过程本身，而目．我也不能断定孔德
是否曾有根据地对科学的或哲学的革命与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进行过比较或对照。不过，
对于孔德来说，用很简单的理由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
的转变，永远不可能是连续的和直接的”，而且为什么“总是有一个过渡的混乱状态”
（1975，24；英译见伦兹尔1975，201）。首先，“无政府混乱状态的罪恶的经历”与考
虑旧制度的缺点相比，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激励或激发新的制度。第二，在旧制度消灭以
前，“关于必须要做的事情，不可能形成任何适当的概念”，因为
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的理由是薄弱的，我们不可能使我们自己摆脱我们周围
的环境的影响。甚至最狂放的梦想家，也都在他们的梦幻中反映着当前社会的状况；而
设想出一种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真正的政治制度是更不可能的。最
崇高的精神在接近即将来临的时期之前，是不可能辨识出这一时期的特征的。而且，在
此之前，旧制度的外壳将被全部打碎和抛弃，而且民众的精神将习惯于旧制度毁灭的景
况。
孔德援引亚里士多德为例。亚里士多德“不可能设想出不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一种
社会状态，这个社会必然要废除在他之后几个世纪中所发生的一切。”关于他自己所处
的时代，孔德说，“注定要进行的革新是如此广泛又如此彻底”以致“其决定性的准备
时期在以前也从未如此持久而又如此危险”。他说，“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革命的行
动第一次依赖于一种有次序地否定一切有秩序的政权的完整学说。”对于科学中革命的
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孔德对革命的政治变革所作的三阶段分析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早
在一个世纪之前，J．S．巴伊就已把三阶段中的两个阶段引入了对科学的论述和探讨。
孔德的三位一体包括旧的东西的毁灭，由此而产生的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新的东西
的确立。巴伊设想了一个两阶段的过程，通过这两个阶段，每一次科学中的革命都将首
先是破坏一种现存的知识体系，然后创造并采用一种新的知识体系。
库尔诺
安托万…奥古斯坦·库尔诺是奥古斯特。孔德的同时代人，是一位数学家和行政官员。
人们今天记得他，主要是由于他对概率论的贡献，而且也是因为他对科学知识作了一般
的或哲学的分析，而且对科学解释的性质进行了研究。他与孔德的不同在于，他的认识
论是以盖然论为特点的，而孔德则坚决反对概率和统计学成为社会科学或科学的钥匙和
关键。
与孔德类似，库尔诺也提出了一种对科学的分类，这种分类法是同历史，同科学的
发展实际经历的阶段联系在一起。但是，库尔诺反对孔德对“宗教的、哲学的和科学的
学说相继出现”的三阶段的“所谓必然的次序”所作的公式化的描述（1973，4：27）。
而且，孔德所看到的是一个单向度的或直线的进步或发展（级数），而库尔诺则提出一
个双向度的模式（矩阵），他称之为“复式簿记”表（见库尔诺，1851，&；237，28
9；格兰杰1971，452－453）。这里所提出的纵向类目有点类似于孔德的历史学的分类：
数学科学；物理和宇宙论科学（相当于孔德所说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地质学和
工程学）；生物和自然科学（孔德的生理学）；精神论的和符号论的科学（这在孔德的
分类表中是没有的）；政治的和历史的科学（包括孔德的社会学）。
在其《论我们知识的基础》（1851）一书中，库尔诺并没有明确说这个纵的排列代
表一种历史的序列，尽管这个排列包含着逻辑上的从属和依赖关系，它要求某些科学在
时间L是在其他科学之先的。库尔诺的这部论著运用了大量历史上的例证，但在论述科学
变革的过程时并没有举出什么实例。诸如在计算数学中所发生的那些伟大变革，仅仅被
归之为“伟大的革新”，“创造”和“重大发现”（&；200，201；246－249）。在库
尔诺看来，显然具有革命意义的一个事件是伽利略否定了“从毕达哥拉斯到开普勒这些
哲人”终生所作的徒劳无益的探索。这些哲人希图在“和谐的思想”中找到“对大量宇
宙现象的解释”。他们把“和谐的思想”与“他们自己考虑的而且同用于测量连续的量
值无关的数字的某些属性神秘地联系起来”（p．246）：
真正的物理学是在伽利略否定了这些长期的徒劳无益的思辨，并且不仅考虑到通过
实验来考察自然——培根也提出了这一思想——而且想到通过把测量自然现象中一切能
够被测量的东西作为实验的直接对象从而准确地说明赋予实验的一般形式时才确立起来
的。
因此，库尔诺把伽利略的大胆创新比作拉瓦锡在化学中的革新。他称此为“一场相
似的革命”。库尔诺认为，“这场革命是一个半世纪以后在化学中发生的。那时，拉瓦
锡敢于进行比较，也就是说，敢于进行测量或定量分析，而对于拉瓦锡所比较和分析的
这些材料，在他之前的化学家只是把他们所说的定性分析运用其中”。因此，库尔诺认
为，伽利略和拉瓦锡都是科学中的一次革命的引发者。但是，在《论我们知识的基础》
中论述“连续性和不连续性”时，关于这一点，库尔诺对于“数和量”要比对科学中的
革命更感兴趣。
库尔诺的一本书有这样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标题——《论科学和历史中的基本观念的
顺序》（1861）。这部著作虽然引用了许多历史的实例，但是，与其说它是一种历史的
探索，不如说是对科学和历史的逻辑或哲学的研究。库尔诺认为，这里所说的“基本观
念的顺序”是一种逻辑的而非编年学的顺序。尽管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论述了政治的和
社会的革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革命），但是，在谈到像哥白尼、笛卡尔、伽利略、
莱布尼茨和牛顿这样一些著名的科学人物时，并没有采用革命的概念。不过，在第5章开
始一段中，库尔诺顺便提到过一些革命。在这一段中，库尔诺将物理数学与化学和物理
学作了对比。他说，“化学和物理学取得了进步，并且经历了革命，而在几何学和力学
中则没有什么进步或相应的革命”（1861，120）。但是，在随后的论述中，库尔诺既没
有具体说明这些革命是什么，也没有说这些革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进步的特征。
库尔诺最注重历史性研究的著作是他的《对近代思想和事件的发展的考察》。该书
初版于1872年。它的一个主要论题是革命在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
过程中的作用。其中有三章的标题表明了革命概念的重要性：第三卷第一章中的“数学
中的革命”（关于17世纪），第4卷第1章中的“化学中的革命”（论述18世纪），第5卷
第6章中的“经济的革命”（有关19世纪）。该书最后整个第六卷专门论述法国大革命及
其影响。
在对中世纪作了一般性的介绍和论述（第1卷）之后，第2卷一开始就对历世纪“科
学的进步”进行了分析的叙述。对数学的初步的说明和解释是从哥白尼革命开始的（18
72，99）：“在历世纪的科学史中，一切都在哥白尼的名字以及他在天文学中引起的革
命的重要性面前相形见细，苍白无力”。的确，“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起的革命，将永
远是理性战胜感觉，战胜想像，战胜一切成见的伟大胜利的最完美的例证，是有可能取
得这样一个胜利的确证，是人们可以把所有对同一体裁的批判性论述与之相比的最好例
证”（P．101）。“这个典型是由所有科学中在时间上最古老的也是最完善的科学提供
的”，这是“绝对适当的”＇bien dans l’ordre＇。
第3卷讨论17世纪的情况。它一开始就提到“未来舆论的革命，信仰的革命，制度的
革命，语言的革命，以及趣旨的革命”（p．172）。作者认为，17世纪科学的进步和革
命赋予那个时代以独一无二的伟大特点，无论宗教。政治或哲学，还是文学和艺术，都
不可能赋予那个时代以同样显著的特点”。这个世纪以“一系列伟大的科学发现”以及
一次“数学中的革命”为标志（同上）。库尔诺对他关于这个世纪以及这一世纪在科学
中发生的革命的看法作了如下概括（pp；173…174）：
17世纪科学发展的历史确切划分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为了自身，为了某些人
在它们中所发现的魔力，或者通过对其未来作用的神秘的模糊的预感而长期发展的理论
科学，突然搞开了宇宙秩序中那些最基本、最简单、最伟大因而最令人难忘的东西的奥
秘。一般运动规律，引力的作用，以及最后，关于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理论，或者……
“世界的体系”——这些都是由抽象的思辨和批判的观察的奇妙结合所确定和解释（就
人类掌握它用以解释任何东西的范围而言）的结果。从那时起，在理论科学的领域中，
正如在观察和实验的领域中一样，新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在几何学中，如同在天文学
和物理学中一样，新的发现变成了革命。而且，至少对几何学和天文学来说，这些革命
在其各个领域中都是空前绝后的。所以，这些革命所唤起的伟大科学家的声誉也是无与
匹敌的，而且，近来似乎也没有什么荣耀会减低与他们有幸发现并揭示出来的最重要的
真理和比较高的规律在神圣计划的秩序中占据的地位相同的地位。这个地位将一直保留
在人类的记忆之中。
库尔诺并没有像丰特奈尔那样，把莱布尼茨和牛顿的发现归之为一场“革命”，尽
管他认识到了微积分的极端重要性（bk．3，ch1，p．177），而且他还引证了丰特奈尔
关于17世纪数学中某些创新的思想（p．180）。库尔诺也没有把在“门世纪的物理科学
和自然科学’冲的发现列为革命（bk．3，ch．2），虽然他确实提到那时出现的并且集
中在理论数学和物理力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的危机”（p．192）。但是，他称赞伽利
略使科学走上了新的道路：库尔诺认为，伽利略向人们揭示了如何从诸如一块石头的坠
落或一盏吊灯的摇动这样一些“最寻常的现象”中引出重要的科学的结论（pp．186—1
87）。他指出了“迫使造物主公开她的秘密，使简单的基本的数学定律现出其本来面目”
的方法和途径。伽利略是“实验物理学和数学物理学的创立者”，而且尤其是“物理力
学的创立者”。但是，显然他没有引起一场“革命”。而且，牛顿也是如此（pp．189－
190）。
库尔诺用“革命”这个术语加以描绘的整个17世纪的物理和自然科学中的唯一发现
是哈维的血液循环。他说，在哈维的发现之后，“依照某些根据可以预期在近代化学后
来在工业中所带来的那种医学中将发生一场革命”。但是，这个发现不久就“对医学理
论和实践的变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库尔诺断言，一个科学发现的实际意义，
与实际所发现的东西的内在重要性并无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