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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对人类精神连续发展的哲学评论》）中，杜尔哥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慨叹道：
“伟大的笛卡尔，即使你并不总是喜欢发现真理，至少你已经摧毁了谬误的专横和暴虐”
（1917，58）。在后面（&；13．1）我们还将看到，这个时候，人们相信有一场两个
阶段的革命。笛卡尔完成的只是第一个阶段——根除谬误——但尚未完全发展到第二阶
段，即创立一种新的学说以取代旧的理论。
伏尔泰
当新的概念发展时，尤其是当一个新的概念是对一个旧的概念的改造时，总是要有
一些模糊和混乱的时期。18世纪中叶曾反复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也许没有比伏尔泰的
著作中所清楚表现出来的更典型的例子了。伏尔泰最早的著作包括他的《哲学通信》或
《关于英国的通信》（1733）。在该书中讨论反三位一体主义者时（第七封信），伏尔
泰表达了我们刚刚在孔狄亚克那里所遇见的同样的思想：“您看，在舆论中，像在帝国
里那样，起了何等的革命”。关于这个循环式的革命过程的例子是：“出了三百年风头、
又被遗忘了四个世纪，阿里乌派死灰复燃了。”伏尔泰在这些“信”中一次又一次地向
人们指出17世纪科学和哲学（尤其是伽利略、培根、牛顿和洛克）的伟大。但是，他从
来没有用“革命”这个术语，他也没有用比较容易地转换成激进的“现代”科学观的术
语来表达新科学的伟大。
在《哲学通信》出版近对年后，伏尔泰出版了他的《路易十四时代》（1751）。这
是一本历史文学的经典，而且也是一本以将思想史与政治历史相结合而引起广泛注意的
著作。在第二节中，伏尔泰介绍了革命的含义：“每个时代都产生了它的英雄和政治家；
每个民族都曾经历过革命；所有历史对于那些仅仅希望记住事实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也许，这里所说的“革命”一词的含义是指在“四个幸福时代”达到其类似循环的顶点
的盛衰，“在这四个幸福时代之中，艺术趋向成熟”；而它们都分别开创了“一个人类
思想崇高的纪元”。另一方面，伏尔泰可能赞成革命作为一个在其中产生某些全新的东
西的事件的新的含义。后者更多地同他在几段文字之后讨论什么“我们叫作路易十四的
时代”这一问题时的说法相一致。伏尔泰认为，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理性的哲学”，
也就是说，“从C．黎塞留的晚年到路易十四死后的那些岁月这一段时间，与在我们的政
体方面一样，在我们的艺术、精神和习俗等领域发生了一场全面的革命”。在这一例证
中，并没有任何真正想回到法国任何先前的状态的意思，尽管伏尔泰可能早就记住，这
个伟大变革的阶段具有与其他三个伟大时代（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时代，恺撒和奥古斯
都的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代）开始时的共同的特征。因此，在这个句子中我们也
许会理解，为什么“革命”的两个含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关于创新和变革的
世俗的或非循环观念是从关于盛衰的循环的观点或观念中产生的。
在论述路易十四时代的著作中，伏尔泰用“革命”一词来描述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
命（ch．15，pars．9，20），但是并没有“光荣的”这个形容词。作为一个法国人，伏
尔泰只能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威廉被看作是“英国的合法国王和民
族的解放者”，然而，“在法国，他被看作是他的岳父的王国的篡夺者”（1926，140）。
通过对“经历了人类思想的革命”的这个幸福时代的描述，伏尔泰引入了科学——这是
第对章的主题。我认为，既然这样，那么这里关于“革命”的非循环的含义就没有什么
模糊之处了，尤其是因为伏尔泰此后开始介绍伽利略、托里拆利、居里克（1602－1686，
德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和自然哲学家）和笛卡尔在科学中所进行的新的创造。但是，对
哥白尼的讨论引入了一个复兴的概念。伏尔泰没有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却提到“一
位苦恼的圣徒”。他确实“把长期被人们忘却的古代巴比伦人的古老的太阳系复活了”
（p．35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伏尔泰提到一场“人类精神的革命”，以及“在我们
的艺术、精神和习俗中发生的全面的革命’，但他似乎从末使用“科学的革命”（scie
ntific revolution）或“科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science）这样一些表
述方法，他甚至也没有引入与某一门单独的科学——譬如说天文学或力学——或某个单
独的科学发展或个人（如哥白尼或牛顿）或日心说的引入相联系的“革命”一词。这是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伏尔泰认识到像伽利略和牛顿这样一些重要的开创者在科学中
进行的创新的是多么重要，又是如此根本。
在伏尔泰1756年出版的最富雄心的历史著作《风俗论》一书中，革命的概念频繁出
现。该书的序言是从讨论地球本身业已经历的变迁开始的；而且他一开始就谈到“我们
这个世界所经历的变化也许与国家经历的革命一样多”（1792，16：13）。这里所说的
“革命”的确是指某个伟大的（甚或天翻地覆的）变革事件，这一点似乎是没有什么疑
问的。随后对在我们的地球上发生的这些“伟大革命”的讨论使这一解释确定无疑。例
如，伏尔泰断言，“所有这些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或许是“阿特兰提斯洲（大陆）的
消失，如果世界的这个部分确曾存在过的话”（p．15）。而且，对“革命”一词的这个
显然非循环的用法出现在第197章对整个历史的总结中；这个总结一开始就谈到“查理曼
时代以来［整个地球所经历的］革命的这个大舞台”——天灾和破坏——以及“千百万
人惨遭杀戮”。
革命是不连续性和变革
除去这么多的可作多种解释的例子之外，到18世纪中叶，“革命”一词开始主要用
于指称某一次伟大的变革，不再具有某一次盛衰或循环延续的必要的、特定的言外之意。
狄德罗和达朗贝编纂的《百科全书》，虽然是一部自封的“科学艺术和贸易辞典”，但
在“革命”这个条目中把革命一词作为“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中发生的重要变化”的政治
含义放在首位：
1：REVOLUTION，s．f．signifie en terme de politigue un change－
ment considerable anive dans Le gouvernement d'un etat
（也就是说，“革命”是一个阴性词，以政治性的措词说，它
表示“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中”发生的“重要的变化”）
对该词的注释包括三个句子。首先，“这个词来自拉丁文词revolvere，指滚转、移
变、岁月之周而复始、回归”；其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未经历过某些革命”；第三，
“维尔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两三部关于不同国家的革命的杰出的历史著作。”紧接着的
一段述及革命和英国。该辞条指出，“尽管大不列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曾经历过许多革
命”，但是英国人使用这个词时特指1688年的革命。关于光荣革命的这个条目后面的署
名是“D．J．”（即谢瓦利埃·德·让古）。
在这些关于政治革命的讨论之后，对科学中发生的革命又作了三个表述。这三个表
述没有专门讨论科学发展中已发生的革命（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请参看下面第13章），
而是专门探讨了作为几何学（革命的动力）、天文学（在天文学中，证明存在两种形式
的“革命”：一种是轴向的旋转或循环，一种是轨道的革命）和地质学中的专门名词的
革命。在这三个表述中，最长的是由“O”（达朗贝）所写的对天文学的描写。关于地质
学的条目被冠之以“地球的革命”这一标题。这些被认为是“博物学家”（自然主义者）
给予这样一些“自然事件”的称谓：“在这样一些自然事件之中，我们地球的面貌由于
火、空气和水的作用已在其不同的部分发生了改变，而且现在仍然在变化着”。最后，
还有一个更长的条目，要比论述政治学和科学的条目加在一起的内容长出三倍多，这个
条目就是“钟表学中「所运用」的革命”。这篇论文（署名为“M．罗米利”）探讨了钟
表机构中传动装置的齿轮和组合。
在地质学中使用“革命”一词具有特别意义。revolutions of theearth或earth's
revolutions这样一些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市丰的著作中。例如，在1749年出版的《地球
论》的第二篇论文中，他写道（布丰1954，IO4）：
由于海水的自然运动，以及下雨、冰冻、流水、风、地心之火、地震和潮水等等的
作用，地球的表面曾发生过数以万计的革命、剧变、特殊的变迁和蚀变。我们不可能对
此表示怀疑。
因此他认为地球表面所发生的变化是“自然革命的延续”的结果（p．105）。对
“革命”一词这同一用法还见于布丰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他的《自然的纪期》（Epochs
of Nature）（1779）。该书开始是这样说的（1954，117）：
在公民史（Civil History）中，人们图谋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寻求自己的荣誉，并
且解释古代的碑文以推定人类革命的纪元，确立人类的或公民的（civil）事变＇精神的
事件」的日期，在自然史中人们运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因此有必要钻研世界的档案，
从地球的内部获取古代的遗迹，收集它们的碎片，并且把所有能够使我们回到自然的不
同时代的物质变化的线索汇集到一系列的证据之中。
G．居维叶在1812年极其明显地运用了布丰对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的比较。居维叶把
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文物研究家；他“不得不同时学习如何复原过去革命的遗物并且解
释它们的意义”。布丰论述在那些极为久远的年代所发生的变化，论述完全被人们遗忘
的事件以及“在人的记忆之先的革命”（p．118）。在布丰看来，革命显然是连续发生
的，但是这些革命——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自然史领域——决不是循环的。
布丰对“革命”（revolutions）概念的使用后来极大地影响到德国哲学家J．G．赫
尔德。赫尔德的从类历史哲学大纲（1784…1791）》一书第1卷第3章的标题就是：“我们
的地球经历了许多革命以后才变成它今天的样子”。赫尔德被公认为人类学研究和原始
文化科学研究的先驱。他运用一种“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为了人类而存在并且表现出人
所没有的缺陷的低级生命形式。但是，这些低级生命形式不一定就是向人类演化的生物
的先前的状态。他的人类进化论不是人的生物学发展，而是人的文化发展。他的著作把
人类历史解释为“关于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人的力量、行动和爱好的一
部纯粹的自然史。”人类的文化发展被看作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是人与它周围变化
着的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赫尔德遵循布丰的做法（见索特，1910），从由
于水、火和空气的作用而产生的革命方面论述了地球的历史（1887，13：21）。他特别
指出，这其中的某些革命促进了地球的形成，而且他表示希望：“我要活到看见关于最
初创造了地球的最早的根本革命的理论”（1887，13：22）。他说，市丰“只是这门科
学的笛卡尔”，而且，他的假设终将被驳倒，就像开普勒和牛顿这样的人被笛卡尔的假
设超越和取代一样。在谈到“关于热、空气、火的新发现以及它们对地球一物质的结构、
合成和分解的各种影响”，以及电学和磁学的新的“简明的基本原理”时，赫尔德可以
设想一个时间，到那时，地球的结构将会“像开普勒和牛顿解释太阳系的结构那样”获
得完全而确定的解释。
赫尔德相当自然地追循布丰的做法，把“革命”看作是推动地球发展的天翻地覆的
重大事件（《人类历史哲学大纲》第1卷第3章）。他断言：“今天，这种可怕的变化并
不「像在地球历史之初那样」频繁了，因为地球已经停止了它的发展”，这个地球“已
经老了”。但是他认为，正如里斯本大地震所表明的，这样一些革命并未完全终止（18
87，13：24）。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
当18世纪进入其第三个四分之一时间的时候，出现了自光荣革命以来最著名的单一
的社会政治事件。今天，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之后，美国革命——就像它的先驱
光荣革命一样——看来也许并不十分激进，甚至还算不上是一次“革命的”事件。而且，
还有一种保守的政治倾向将美国革命称为独立战争，或者折衷地说，是革命的战争。在
它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美国革命具有一种双重形象。一方面，它是一场激进变革（主
要是回到光荣革命的条件和状态以及它的《权利法令》或《权利法案》——意义上的
“革命”。保守主义者可以支持一场旨在回到或者——如B·贝林喜欢说的——“循环到”
（revolvemnt）一个世纪或者更早以来所有英国人都保证拥有然而却主要受到沃波尔
（1734－1742任英国首相）政府侵蚀的权利。但是，某些激进分子，包括像托马斯·杰
斐逊和托马斯·潘恩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在革命中看到了某些全新东西的确
立。这就是革命之后不久即被采纳的美国国宝之上的箴目“Novus ordo Seclorum”——
时代的一种新秩序，或者如三十年代末重新解释时所说的——一种“新政”——的意义。
革命，而不是回归到某个比目前好的古老状态的新的内容，体现在杰斐逊《独立宣
言师亮的语调中：“当处于人类的事件之中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解除把他们同其他
人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束缚，在地球的力量之中设想自然法和自然之神得以确立的独立的
和平等的地位，就变得必要了”。这里不是眼光落后地维护古代权利，而是关于目前状
况的明确陈述。此外，杰斐逊所说的“公正和平等的地位，既不必从天启之神那里寻找
根据，也毋需基督教圣经的辩护，而是“自然’域“自然之神”的昭示。杰斐逊并没有
像他原来打算做的那样，继续乞求“神圣的和不可否认的”真理，而是仍然断言，在特
定意义上说，某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牛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设想他的《自然科学
的数学原理》建立于其上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而且，革命的新奇之处在下述激进的主
张中也被立刻断言：“人类的创造者赋予”人类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
“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法国革命比较早地采用了它的美国前辈使之确定的名字。它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纲领
无论与光荣革命相比，还是与美国革命相比，都前进了许多。而且，正如我早就指出的，
在法国革命之后，“革命”这个词本身一般说来已经失去了任何残余的循环论的意义，
而保留了其纯粹天文学的意义。法国革命不仅爽快地赞同这个词的新的意义；革命中的
事件也影响到以多种方式对革命进行思考。首先，大革命的极端手段和暴力导致人们对
无论哪种形式的革命都可能带来的不幸结局以及它们的正常的、有益的结果产生忧虑。
第二，法国革命确立了一个典范，人们依此典范把深刻的社会变革看作是政治行动的～
个附随物。第三，事实证明，这一新的革命概念的言外之意是，革命带有必然性，就像
行星围绕太阳转的革命是必然的一样’“
虽然法国革命是眼光向前的，而且一般说来不被看作是向一个先前状态的回归，但
是，仍然存在过去岁月的许多重要成分，这在礼仪和标志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革命
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顶垂尖圆锥“自由帽”，它可以在18世纪叨年代的无数雕版印刷品
上看到。这顶帽子传统上是由一位希腊奴隶获得他的解放证书时戴的，而且它是已经获
得自由的一个显著的标志（见插图8和9）。另外一个标志是一捆棍棒，古罗马的“法西
斯”，在美国革命中也用了这一标志。这里是对法国革命的新的纲领与现在受到新生活
（也许还有一个新的或扩展了的意义）感染和影响的远古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的一个象
征性的表达。
已故的汉纳·阿伦特特别指出，旧的天文革命观以及回归的含义是法国革命的一个
特点。她把传说中的国王路易十五与罗会福科尔…利昂古尔公爵在1789年7月14日晚上
（巴土底监狱刚被攻占之后）的一次谈话作为自己的主要例证。据说，国王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次起义。”而利昂古尔则说：“不，阁下，它是一场革命”。当然，我们无法
知道利昂古尔当时在想什么，而事实上我们也无法从任何同时代的材料中知晓他究竟有
没有这样说。H．阿伦特对革命作了深入研究，而且至少我会相信她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的
和分析的洞察和远见。她认为，在这个传说的谈话之中，“革命”一词是“最后一次在
政治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在把它的意义从天上带到地上的旧的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的”
（197，47人在18世纪的政治出版物中，我本人发现了对H．阿伦特思想的一个独立的更
进一步的证实。作为本书的插图再版的，这个同时代的出版物展示出“法国革命的天文
学体系”。而且，根据利昂古尔的说法，H．阿伦特推测：“重点从一个循环运动的合法
性完全转向其必然性，这也许是第一次”。因此她提出，革命的政治形象仍然来自“星
体的运动”，但是“现在所强调的是，人的力量是不能阻止”革命的运动的，而且，它
已变成“一条自然规律”。人们传说的1789年7月14日的那些谈话指出了起义和革命的区
别，这在18世纪是一个规模和目的的区别。起义被认为是叛乱或暴动，而革命则意味着
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在现时代的条件下，利昂古尔也许会说，的确不存
在反对目前的政权领导人的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