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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在报道中称，这项逮捕行动首次证实了中国人权斗士长期以来所指控的，中国大陆罔顾人权，出售被处决犯身体器官牟利的罪行。中国检方对这项指控始终加以否认。
BBC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迈利斯发表评论称，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枪毙的犯人都多。根据中国官方报道，每年至少有六千人被枪毙，还不包括那些未见报道的。中国社会对捐献器官抱有偏见，因此医务人员只能把从死刑犯那里得到器官作为移植手术的重要来源。尽管买卖人体器官有违中国法律，但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国营机构盈利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会促使更多的医院把死刑犯器官移植作为一项创收的手段。
《世界日报》同日的文章称，近年来一直致力查明中国大陆以死刑犯器官牟利的前中共政治犯吴弘达23日在华盛顿接受本报电话访问时承认，在联邦调查局上周末破获的一宗两名中国大陆男子涉嫌贩卖死囚器官的行动中，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吴弘达强烈指责“中国共 产党检方是世界上唯一制定法令摘取死囚器官做移植牟利的检方。”同时他还表示，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没有人敢这么做（指贩卖死刑犯人体器官）。中国检方应当对这些不人道的行为负责。
《明报》的文章说，美国的人权团体及国会正游说行政部门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白宫迄今举棋不定。这一案件使人权团体有了新素材。
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检方对两人在美国企图出售中国死刑犯器官的传闻一无所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有关检方部门已一再表示，此类事件不会在中国发生。如若发生，肇事者将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
2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詹姆斯·鲁宾证实，美国检方已于23日通知中国检方，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违反禁止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法律而被捕。鲁宾说，“这些指控非常严重，我们正在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这种行为非常令人厌恶。”鲁宾说，华盛顿曾一再向北京提及此问题，期望北京当局能制定并执行法令查禁人体器官的非法交易。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曾在一次听证会上保证：“我们将会利用与中国高层官员对话的机会，继续表达美国对这件事情的严重关切。”
美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的发言人西森说，“两人被捕表明不人道的行为仍在继续，这是中国检方为获得硬通货币而采取的广泛的、系统的行为，应受到谴责。”
中国检方2月27日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检方与王诚勇案无关。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随后也发表声明说，中国检方与此案以及此案涉及人王诚勇毫无关系。声明引用海南省检察院在批准王诚勇辞职以后所下发的通知：“王诚勇辞职后一切行为与检察院无关。”纽约总领馆的声明指出，海南省的医疗机构从未与境外机构和人员有过移植人体器官的合作。海南省海关也从未查获和发现人体器官出关的事情。声明还指出，根据有关法律，中国检方严禁任何个人和团体从事人体器官交易，违者将受到中国法律的严肃惩治。在中国，出于救死扶伤的目的，按照有关规定，医疗卫生和科研部门只有在死刑罪犯自愿签名同意或经其家属同意，并经过有关卫生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才可利用死刑罪犯的器官，这与其他公民自愿在去世时向医疗卫生或科研部门捐献遗体器官是一样的。声明最后指出，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反华势力捏造谎言，诋毁中国，误导美国公众，企图干扰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在所谓中国死刑犯器官移植问题上制造骗局，欺骗舆论，是徒劳的。
《明报》2月27日的文章却从不同的角度对王诚勇案提出了质疑。文章说，王诚勇并未实际交付人体器官，也未收受订金。根据一条去年才公布的法律，出售人体器官固然有罪，但是，“兜售”与“被诱出售”是两回事。这就是吴弘达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表示“不是我设圈套诱他上钩，是他自投罗网”的理由。文章还指出，照联邦调查局的办案习惯，在犯罪证据、行为未确凿前通常不抓人。这回王诚勇只具“动机”与“意图”，尚未有具体行动，联邦调查局与纽约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即抓人，有违常理，而且很难赢得陪审团的判决。因此，在逮捕的时机上，可能另具目的。由于联合国人权大会下月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美国检方今年仍未决定是否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议案。而众议院已有议员决定要促成决议案，促使克林顿检方今年仍提出谴责中国人权案。因此难免使人联想：王诚勇案如此草率抓人，莫非志不在能否检控成功，只是意在政治宣传？——《明报》的质疑，自然使人想起中国的成语“醉翁之意不在酒”。
二“他是我的当事人”
离开法拉盛，我和皮特移师纽约曼哈顿。
当天下午，我们去见王诚勇的律师奥利夫·史密斯。史密斯的律师事务所在曼哈顿岛南端百老汇街的一幢摩天大楼里，两个街区以外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座就像并肩而立的两名高大的NBA球员俯视着曼哈顿岛。这里离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只有两个街区，可以说是寸土寸金的地段，街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
楼上却显得冷冷清清。从办公室门外的牌子上我发现了史密斯的名字。办公室是一个小套间，进门是一个小门厅，接待台后面坐着一位黑人女秘书，高中生模样。往里有两间办公室、一间会议室，房间都不大，办公家具也很简单。除了门口的秘书以外，屋里只有一名律师，也是个黑人，瘦瘦的，光头，油黑的皮肤显得衬衫雪白。我猜他就是史密斯。但说实在的，尽管他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如果他在街上迎面走过来，我绝不会猜想他是位律师。
我们在会议室坐定，向他说明了来意。并向他出示了我的律师执照和王诚勇妻子签给我的委托书，——两份文件都是中文的。他翻看着我的证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感觉他对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还心存疑惑和戒备。他说话很少，问一句说一句，不知是谨慎还是根本就不愿意多说。
“哈瑞。吴（吴弘达的英文名）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我问。
“知道；他终身的奋斗目标就是反对中国政府。”史密斯的回答带着浓重的口音而且语速很快，我听起来很费劲。
“那你知道保罗是不是FBI的人？”
“不知道，开庭前检方会提供一些情况的。”
……此时，皮特与他攀谈了起来。性格开朗友善的皮特，让人极易接触。他的加入，使沉闷的气氛缓和了许多。也许是美国人之间少了几分戒备。我想，还是少说话为佳。
从他们的交谈我得知，王诚勇在被捕后的2月25日和3月12日曾出席过两次聆训。
根据美国法律，犯罪嫌疑人被捕后，应当及时的被解送至地方法官或者治安法官面前接受讯问，也叫聆训。此时法官首先应当向犯罪嫌疑人交代其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即所谓的“米兰达权利”：（1）你有权保持沉默；（2）你所说的任何话都可能对你不利；（3）你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政府将为你指定一位免费的律师。这是196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米兰达诉亚利桑纳州”一案后确立的一项保护犯罪嫌疑人的重要的权利。与此同时，法官一般还要对犯罪嫌疑人做继续关押或者具结释放或者取保释放的暂时处置。
史密斯说，第一次聆讯傅行琪以十万美元保释金和五名担保人作保获得保释。当时他也向治安法官提出了对王诚勇保释的请求，由傅行琪的一位朋友作保人。检方不同意，理由是王诚勇的签证已经过期，他又没有正式的工作，他的妻儿和家庭都在中国大陆，他随时有可能离境逃避审判。如果他获准保释后逃回中国大陆，这个案子就无法审理下去了。法官审查了史密斯的保释请求和条件后认为，由于本案非常敏感，而且被告在美国没有亲戚，没有工作，没有财产，既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是永久居民，保人又是本案另一被告的朋友，不适合作保人，王诚勇一旦被保释，逃回中国大陆的可能性极高。因此拒绝了对王保释的申请。
在第二次聆训时，一般法官还要求被告人对指控的罪行进行答辩。如果承认有罪，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再开庭审判，可以由法官径行对被告人做出判决。如果不承认有罪，法官就要尽快安排开庭。
后来我在一份华人报纸上看到关于第二次聆讯情况的报道。那天出席旁听的人很多，主要是美国中、英文主流媒体的记者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官员以及王诚勇、傅行琪的朋友等。下午3点左右，王诚勇身着浅蓝色囚服被法警押解到庭，他的目光在拥挤的旁听席上四处扫描，看到有一些华人记者，就向他们微笑着点头示意。然后以清晰而缓慢的语调说：“我有话要讲，我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这一举动引起了法警的紧张。一名年长一点的法警立即冲到旁听席第一排座位上，用身体将王诚勇与坐在第一排的《世界日报》的记者隔开。另一名年轻的法警也上前命令正向王诚勇递送名片的记者把名片收回去。这时，已被保释的被告傅行琪在其辩护律师柯恩的陪同下西装革履的出现在法庭上。当轮值法官多林格刚刚落座，王诚勇突然以高亢的声音大声喊道：“我的案件很不简单！”这一喊，嘈杂的法庭内变得一片肃静。王诚勇继续喊到：“我是被政治阴谋陷害的！我没有罪！”史密斯听不懂他在喊什么，连忙制止，“Don’t talk！”（不许说话！）但王诚勇不顾史密斯的阻止，还是喊叫不停：“我被政治阴谋陷害！”“我被政治阴谋陷害！”法官见状，连忙叫法警把他带走。这次聆训仅仅几分钟就草草收场了。法官将此案签署给联邦法官白茨审理。当王诚勇被两名法警押解离开法庭的时候，王还以求援的目光频频回顾旁听席上的人们。
为了取得史密斯的信任，我给了他一套我从法拉盛找到的证据的复印件。他翻看着那些材料。他很奇怪，“你从哪儿搞到的这些材料？”
“从王诚勇的朋友那儿。”我说。
“能把FBI录的音带和像带给我复制一份吗？”我问他，听起来好像有点等价交换。
“我的翻译拿去整理了，不在我这里。”——显然他不愿意给我提供。
“那你能给我一些什么材料呢？”
“我只能给你一份起诉书。”
临走时我问史密斯：“我能去监狱见一下王诚勇吗？”
“他是我的当事人，我不希望你见他。”
“是呀，我知道，他是你的当事人。可我是受他妻子之托，一是来看望他，二是为他提供法律帮助，他也是我的当事人。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都是要见的，请你不要介意。”
“那好吧，星期一我可以带你去，不过我要带上翻译，我必须知道你对我的当事人说了些什么，这是为了保护我的当事人，也请你不要介意。”
“当然，我理解。”
在FCI（联邦矫正院）王诚勇被关押在纽约西北距市区一百英里的奥蒂斯菲尔被称作联邦矫正院（FEDERAL CERECTIONAL INSTITUTION，简称FCI）的联邦监狱。一大早史密斯就驱车带我去见王诚勇，随行的还有他的翻译——一位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短发，微胖的沙小姐，听她的口音像是台湾人。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聊着天，谈论着家庭装修的问题，——史密斯买了一栋新房子。我坐在后排听着他们的谈话，望着窗外初夏的景色。途中，我只问了一句：“你这是第几次去了？”“第六次。”他回答。
一个多小时以后，汽车离开高速公路，驶进了一条较窄的没有标志线的专用车道，道路两边都是笔直高大的松树。在寂静的森林中又行驶了几分钟，豁然开朗，出现一片平地——联邦监狱到了。没有高墙电网、炮楼机枪、探照灯，从外表看，很像是一座学校。红砖墙，落地窗，——在密林深处。
进得门来，我对值班的狱警说我是在押嫌疑犯王诚勇家属聘请的律师，并递上了我的护照和律师执照。律师执照上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几个字有英文译文以外，其余内容都是中文。只见狱警假模假势的翻看着，然后抬起头瞟了我一眼，显然是与执照上的照片比对。史密斯上前证明了我的身份。狱警什么话都没说，递出了两张表格。我们各填了一张表格以后，就被获准进去了。进去以前，狱警在我们的手背上盖了一个原子章，在自然光下什么也看不出来，而经下一道门时，经仪器一照，盖章的地方就会发出像验钞机验钞时钞票上的那种磷光。我们举着盖了章的手前后共进了四道壁垒森严的铁门，最后来到一间大厅。
这个大厅是犯人与家属会见的地方，摆着一排排塑料椅子，一侧墙的正中间，高高的台子上坐着两个狱警。步话机、电话和电脑将他们与前门和牢房联系起来。因为不是探视时间，大厅里冷冷清清的。大厅的一侧还有卖饮料、咖啡和卖食品的自动售货机、微波炉，还用玻璃隔出了一间小孩子游戏的地方，有塑料滑梯和一些简单的玩具，像在中国的麦当劳常看见的。在大厅的北侧有四间由玻璃封闭的单独的小房间。透过玻璃，可以看见里面摆放着的桌椅。其中一间谈话室里两位身着西服的男人正和一位身着墨绿色囚服的人攀谈，桌上放着咖啡和可乐。这并不是我所预料的像电影、电视里所见到的探监场面。
等了一会儿，王诚勇出现了，一身墨绿色的囚服，四十岁左右，个子不高，皮肤白皙。
我站起身，“我是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的李京生律师，受你太太的委托，作你的法律顾问，向你提供法律帮助。你同意吗？”
“太好了！太好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显得特别激动，像见到亲人一样。
这种场合显然不容过多地寒暄。我把事先准备好的关于案件事实方面的问题连珠炮一样提了出来，他逐一回答着。翻译几乎在同时把我和王诚勇的谈话翻给史密斯。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王诚勇突然问道，“我不是要求换律师吗？这个问题进行的怎么样了？”这句话翻译也毫不忧郁地翻了过去。史密斯用惊愕的眼光盯着我。刹时，小会见室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王诚勇在给妻子的信中提到，检方给他指定的律师很粗暴，不耐烦，希望能给他换一个律师。这也是我此次来的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事怎么能在史密斯在场的情况下说呢。我马上说，“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还一个劲的向王诚勇使眼色。但为时已晚，史密斯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涨着黑红的脸，“你要换律师吗？可以，这是你的权利！”我看事情不妙，赶快把话题岔开。王诚勇见此情况要求我留下来和他单独谈谈，史密斯却不同意，说他下午还有事，必须中午以前赶回去。会见只有一个多小时就匆匆结束了。
回到纽约，我开始试着给王诚勇另选律师。我知道在美国请律师的费用很昂贵，原来听说一般的律师都在每小时二百至三百美元以上，这次一打听才知道这只是大律师的助理的价格。联系了几家事务所以后，我觉得资金问题是难以逾越的大障碍。另外我也考虑，史密斯接手已经将近三个月了，对案情很熟悉，与王诚勇也有了深入的交流，所以能不换最好不换，况且现在史密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王诚勇，其他人难以接近。如果换人，万一他在交接上不配合，也是麻烦。于是，我不得不打消了换律师的念头。我的作用只是进一步协助、督促史密斯。我把这个想法和皮特谈了，他也同意。于是我们便着手帮助史密斯准备动议。
在美国的刑事案件当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案件是通过开庭审理解决的，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案件通过不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辩诉交易或者动议程序解决。
辩诉交易是美国所特有的刑事诉讼制度，简单地说，就是以认罪为条件换取比较轻的指控或者比较轻的处罚。一般适用于犯罪事实比较清楚，证据比较充分的案件。经过辩诉交易了结案件，省时省力省钱，被告还可以获得比较轻的处罚，对控辩双方都有好处，因此被广泛采用。但对这项特殊的法律制度，人们也是褒贬不一。哈佛大学终身法学教授，曾出任辛普森案、泰森案和克林顿总统弹劾案的首席律师艾伦·德肖微茨就认为，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通过辩诉交易了结是一件很糟糕的事。知道自己有罪的人多倾向于庭外交易，结果是得到了较少的刑期，甚至可以逃脱罪责。而上庭的人多半是自信无罪的，但他们却未必能够打赢官司。
动议既包括程序问题，也包括实体问题。在事实比较清楚的情况下，如果被告方认为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可以向法院提出动议，陈述理由，请求法官判令撤消案件。有时法官在对动议做出裁决前，还需要举行听证会。这样就使被告获得了由法官而不是由陪审团决定他是否有罪或决定是否将他交付审判的机会，至少多了一次在开庭前了解控方的证据情况的机会。法官审查动议以后，如果认为被告方的理由成立，即可撤消案件。只有在控辩双方对事实问题争议较大，或法官根据现有的材料对是否构成犯罪与辩方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才进行陪审团开庭审判。
陪审团的任务是认定事实问题和认定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由于陪审团是由平民百姓通过抽签随机组成的，陪审员不懂法律，法官也无法操纵，只能在合议前给予有限的指示，审判的结果有很大的或然性。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把案子交给陪审团审判是有很大风险的。
因此，在律师接手一件刑事案件以后，如果认为被告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就努力与检方达成辩诉交易，为其当事人争取一个较轻的处理结果。如果有抗辩的理由，就要向法官提出动议，请求法官接受动议，扫清开庭前的障碍；或者请求法官在开庭以前撤消案件，——不战而胜。
指控罪行审查批准：美国助理检察官：马西亚·R·艾萨逊（MARCIA·R·ISAACSON）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