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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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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怎么会不富有喜剧性呢?” 
  “嘿——嘿——嘿!您真的听见我刚才对尼古拉说,他‘说的不是实话’了?” 
  “怎么会听不见呢?” 
  “嘿——嘿!您真敏锐,敏锐。什么您都会注意到!真是个会开玩笑的人!正好碰到最富有喜剧性的那根弦上……嘿——嘿!据说,作家当中只有果戈理最具有这个特点。” 
  “是的,只有果戈理。” 
  “是的,只有果戈理……最愉快地再见。” 
  “最愉快地再见……” 
  拉斯科利尼科夫一直回家去了。他是那么心烦意乱,那么困惑不解,回到家里,倒在沙发上,就这样坐了一刻钟的样子,只不过是在休息,竭力想让思想多少集中起来。他不想去考虑尼古拉的问题:他觉得,他吃了一惊;尼古拉的供词中有某一点是无法解释的,令人感到惊讶,现在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不过尼古拉的供认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事实的后果他却立刻就明白了:谎言不可能不被发觉,到那时就又会来找他的麻烦。但是至少在那以前他是自由的,他必须为了自己采取某种行动,因为危险并未过去。 
  不过危险达到了什么程度呢?情况开始清楚了。他草草地大体上回想了一下刚才会见波尔菲里的情景,不能不又一次吓得浑身发抖。当然,他还不知道波尔菲里的所有目的,不能了解他刚才的所有打算。但是这场游戏中的一部分花招已经暴露出来了,当然,谁也不能像他那样清楚,波尔菲里走的这“步”棋对他来说是多么可怕。再稍一进逼,他就可能完全暴露自己,那可已经是真的暴露无遗了。波尔菲里了解他性格上这种近乎病态的特点,一眼就看透了他,采取的行动虽然过于坚决,却几乎是很有把握的。无疑,拉斯科利尼科夫刚才已经过于暴露了自己,不过毕竟还没接触到事实;这一切还只是相对的。不过现在他对这一切理解得对不对,对不对呢?他是不是理解错了?今天波尔菲里到底想得到什么结果?今天他是不是当真作好了什么准备?究竟是什么准备?他是不是真的在等待什么?如果不是尼古拉使事情发生了出乎意外的转折,今天他们到底会怎样分手呢?” 
  波尔菲里几乎把他手里的全部牌统统都亮出来了;当然是冒险,不过他都亮出来了,而且(拉斯科利尼科夫一直好像觉得)如果波尔菲里手里当真还有更多的东西,他也会把它全都亮出来的。这“意外的礼物”是什么呢?开玩笑,还是什么别的?这有没有什么意义呢?这后面是不是隐藏着什么类似事实的东西,真正可以证明他有罪的东西?是昨天的那个人吗?他钻到哪里去了?今天他在哪里?要知道,即使波尔菲里掌握了什么真正的罪证,那当然也是因为昨天那个人的关系…… 
  他坐在沙发上,低下了头,胳膊肘支在膝盖上,用双手捂住了脸。全身仍然在神经质地颤抖。最后,他拿起帽子,想了想,向房门走去。 
  他多少有点儿预感,至少今天,他几乎肯定可以认为自己没有危险了。突然,他心中几乎感到一阵喜悦:他想赶快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里去。要去参加葬礼,当然已经迟了,不过去参加酬客宴还来得及,而在那里,他立刻就能见到索尼娅了。 
  他站下来,又想了想,嘴角上勉强露出了痛苦的微笑。 
  “今天!今天!”他暗自反复说,“是的,今天!应当这样……” 
  他刚想开门,房门却突然自己开开了。他颤栗起来,赶紧往后一跳。房门慢慢地、轻轻地打开了,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昨天那个人从地底下钻出来了。 
  那人在门口站住了,默默地朝拉斯科利尼科夫看了看,往屋里走进一步。他完全和昨天一模一样,还是那副样子,还是穿着那身衣裳,然而他的脸上和目光中却发生了很厉害的变化:现在他看上去好像有点儿闷闷不乐,稍站了一会儿,深深叹了口气。就只差他没有同时用手掌捂住脸,把头歪到一边,不然就完全像一个乡下女人了。 
  “您有什么事?”吓得面无人色的拉斯科利尼科夫问。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几乎是一躬到地。至少右手的一个手指碰到了地上。 
  “您这是做什么?”拉斯科利尼科夫惊呼。 
  “我错了,”那人轻轻地说。 
  “什么错了?” 
  “我怀有恶意。” 
  他们两人互相对望着。 
  “我很恼怒。那时候您去那里,也许是喝醉了,您叫管院子的去警察局,还问起那摊血,可是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都把您当成了酒鬼,我觉得很气愤。气得觉都睡不着了。我们记住了您的地址,昨天到这儿来过,问起过……” 
  “谁来过?”拉斯科利尼科夫打断了他,霎时间记起来了。 
  “也就是说,我得罪您了。” 
  “那么您是住在那幢房子里?” 
  “是啊,我就住在那里,当时和他们一道站在大门口,您忘了吗?我是个手艺人,就在那里干活儿,好多年了。我是个制毛皮的工匠,小市民,接了活儿,拿回家里去做……我最恼怒……” 
  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清清楚楚回想起前天在大门口的那幕情景;他想起,除了两个管院子的,那儿还站着好几个人,有几个是女人。他想起,有一个人的声音提议把他送到警察局去。说话的人的脸像什么样子,他记不起来了,就连现在,他也没能认出来,不过他记得,当时他甚至回答了一句什么,还转过脸去,面对着那个人…… 
  那么,可见昨天的那场恐惧就是这么来的。最可怕的是想到,为了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当真几乎毁了,几乎毁了自己。可见,除了租房子和问起那摊血,这个人不可能说出任何别的东西。可见,除了这些呓语,波尔菲里也没有掌握任何事实,除了可以作不同解释的心理状态,波尔菲里那里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证据。可见,如果不再出现更多的事实(不应该再出现更多的事实了,不应该了,不应该了!)那么……那么他们能拿他怎么办呢?即使逮捕他,又能用什么来彻底揭穿他呢?而且,可见波尔菲里只不过是现在,只不过是刚刚得知租房子的事,而在这以前,他并不知道这回事。 
  “这是您今天去对波尔菲里说……说我去过那儿吗?”他高声问,这个突然产生的想法使他吃了一惊。 
  “哪个波尔菲里?” 
  “侦查科科长。” 
  “我对他说了。两个管院子的当时没有去,我去了。” 
  “今天?” 
  “就在您去以前不多一会儿。我全都听见了,什么都听见了,听见他是在怎样折磨您。” 
  “在哪里?听见了什么?什么时候?” 
  “就在那里,在他的隔板后面,我一直坐在那里。” 
  “怎么?那么您就是那个意外的礼物吗?这是怎么回事? 
  请您说说吧!” 
  “我看到,”那个小市民说,“那两个管院子的不听我的话,不肯去,因为,他们说,时间已经太晚了,大概,局长会生气的,因为去得不是时候,我心里很气,气得睡不着觉,于是就去打听。昨天打听清楚以后,今天就去了。头一次去的时候,他不在。过了一个钟头再去,不接见,第三次去,才让我进去。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向他报告了,他在屋里跳了起来,还拿拳头捶自己的胸膛,说:‘你们这些强盗,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我要是知道这样的事,我就会派人去把他押了来!’随后,他跑出去,叫了一个人来,跟他躲在旮旯儿里说话,随后又回到我这儿,盘问我,骂我。他狠狠地责备我,说了很多很多;我把什么都向他报告了,还说,听了我昨天的话,您什么也不敢回答我,还说,您没认出我来。这时他又跑来跑去,一直捶打自己的胸膛,大发脾气,又跑来跑去,等到向他报告,说您来了,他说,喂,你到隔板后面去,暂时坐在那儿,不管你听到什么,都不要动,还亲自给我端来一把椅子,把我锁在里面;他说,也许我还要找你。等到带来了尼古拉,您走了以后,他把我也放了,他说:我还需要你,还要问你……” 
  “他当着你的面审问尼古拉了?” 
  “放您走了以后,立刻也放我走了,在那以后才开始审问尼古拉。” 
  那个小市民住了口,突然又一躬到地,手指碰到了地板。 
  “请宽恕我的诬告和怀恨。” 
  “上帝会宽恕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刚说完这句话,那个小市民又向他鞠了一躬,不过已经不是一躬到地,而只是深深地弯下了腰,然后慢慢转身,从屋里走了出去。“一切还都祸福难测,现在一切还都祸福难测啊,”拉斯科利尼科夫反复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大胆地从屋里走了出去。 
  “现在咱们还要较量一下呢,”他恶狠狠地冷笑着说,说着下楼去了。他恨的是他自己;他怀着鄙夷和惭愧的心情回想起自己的“胆怯”。 
   
   
  ! 

 



 




 一



  彼得·彼特罗维奇与杜涅奇卡以及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作了那次决定他命运的解释以后,第二天的那个早晨对彼得·彼特罗维奇也起了使他头脑清醒的作用。昨天他还觉得那件事几乎是幻想的产物,虽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可仍然好像是不可能的,现在,尽管他感到极为不快,却不得不渐渐地把它看作木已成舟、无法挽回的事实了。受了伤害的自尊心好似一条毒蛇,整夜在咬噬着他的心。彼得·彼特罗维奇一起床,立刻照了照镜子。他担心,一夜之间是不是会害了黄疸病?然而暂时这方面还没出什么问题,彼得·彼特罗维奇看了看自己轮廓优美、白皙,最近稍有点儿发胖的脸,有一会儿工夫感到宽慰,满怀信心,相信一定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另找一个未婚妻,大概,还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可是他立刻清醒了过来,坚决地往一边吐了口唾沫,这使得与他同住一间房间的年轻朋友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脸上露出了无声的、然而是讥讽的微笑。彼得·彼特罗维奇看到了这个微笑,心里立刻认为,他的年轻朋友这样笑是很不对的。最近他已经发现这个年轻朋友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他突然明白了,昨天不该把昨天那件事的结果告诉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这样一想,心里感到加倍恼怒。这是他昨天一时冲动,太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太容易动怒而犯下的第二个错误……随后,好像故意为难似的,这天早晨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就连他在参政院里为之多方奔走的那个案件,等待着他的也似乎是败诉。特别惹他生气的是他的房东,为了不久即将结婚,他向这个人租了一套房子,还自己花钱装修了一番;这个房东,这个发了财的德国工匠,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废除刚刚签订的租约,要求按写进租约的条款,支付全部违约金,尽管彼得·彼特罗维奇交还给他的房子几乎是重新装修过的。家具店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虽然定购的家具还没有搬到住宅里去,却无论如何也不肯退还一个卢布的定金。“我可不会为了家具而特意结婚!”彼得·彼特罗维奇咬牙切齿地暗暗地想,同时那个显然已经无望的希望又在他脑子里忽然一闪:“难道这一切真的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灭了,结束了吗?难道不能再试一试吗?”一想到杜涅奇卡,这想法再一次诱人地刺痛了他的心。这时他心中痛苦极了,当然,如果现在只要他希望让拉斯科利尼科夫死于非命,就能把他置于死地,那么彼得·彼特罗维奇一定会立刻表示这样的愿望。 
  “除此而外,我的错误还在于,我根本没给过她们钱,”他边想,边闷闷不乐地走回列别贾特尼科夫的那间小屋去,“见鬼,我为什么这样吝啬?这甚至毫无益处!我想对待她们先苛刻一些,让她们把我看作神明,可她们竟然这样!……呸!……不,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譬如说吧,给她们一千五百卢布,在克诺普公司①和英国商店里置办些嫁妆,买些礼物,各式各样的首饰,化妆品、光玉髓,衣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事情就会好一些……我们的关系也就牢固一些了!现在她们也就不那么容易拒绝我了!她们就是这样一种人,如果拒绝的话,一定认为有义务把礼物和钱都退还给我;可是要退还是很难的,而且也舍不得!良心也会感到不安,心里会想:怎么,就这样突然把一个直到现在如此慷慨、相当客气的人赶走吗?……嗯哼!我失算了!”彼得·彼特罗维奇又一次咬牙切齿,立刻骂自己是傻瓜——当然是暗自责骂。 
   
  ①彼得堡的一家服饰用品商店。 
  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他回到家里,比出去的时候加倍凶恶,加倍恼怒。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屋里准备酬客宴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还在昨天他就听说要办酬客宴了;甚至记起,好像也邀请了他;可是由于自己有一大堆麻烦事,别的事情他都没去注意。他赶紧去向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打听;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在家(现在她在墓地上),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正在摆开的桌子旁边张罗着;他得知,酬客宴将会办得十分隆重,几乎所有房客都受到了邀请,就连和死者不认识的人也不例外,甚至连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也受到了邀请,尽管以前他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争吵过,最后,还有他,彼得·彼特罗维奇,不但被邀请了,而且甚至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因为他几乎是所有房客中一位最重要的客人。阿玛莉娅·伊万诺夫娜①本人也受到十分尊敬的邀请,尽管以前有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因此现在她在料理一切,忙着张罗,几乎觉得这是一种享乐,而且,她虽然穿着一身丧服,可全都是崭新的绸衣,打扮得既漂亮,又阔气,并为此感到自豪。这些消息和事实提醒了彼得·彼特罗维奇,使他产生了某种想法,于是他回到自己屋里,也就是回到了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屋里,不知在想什么心事。问题在于,他也得知,邀请的客人当中也有拉斯科利尼科夫。 
   
  ①前面,马尔梅拉多夫曾说,她的父名是“费多罗芙娜”。 
  不知为什么,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整整一早上一直坐在家里。彼得·彼特罗维奇与这位先生建立了某种奇怪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当自然的关系:几乎从一住到这儿来的那天起,彼得·彼特罗维奇就瞧不起他,恨他,而且恨得简直太过分了,可是同时又好像有点儿怕他。彼得·彼特罗维奇一来到彼得堡就住到他这里,并不单单是由于吝啬,想省几个钱,虽说这几乎是主要原因,不过还有另外的原因。还在外省的时候,他就听说,这个由他抚养成人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现在是最进步的青年之一,甚至是一个在某些他很感兴趣的、神话般的小团体里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这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非常惊讶。这些十分强大、无所不知、蔑视和揭露一切人的小团体,早就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恐惧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恐惧,不过,也完全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当然,还在外省的时候,对这类事情他不可能形成哪怕是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概念。他像大家一样,听说有这么一些进步分子,虚无主义者,揭发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在彼得堡,这种人特别多,不过和许多人一样,他也把这些名称的涵义和性质夸大和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最怕的就是揭发,这也就是使他经常感到过分惶恐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在他梦想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彼得堡来的时候。在这方面,他是所谓受过惊吓的,就像小孩子有时受了惊吓一样。几年前,他在外省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遇到过两起无情揭发的事件,所揭发的都是省里相当有威望的大人物,而在他们被揭发以前,他一直依靠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靠山。一次揭发的结果,是被揭发者特别丢脸,另一次的结果,几乎是引起很大的麻烦。这就是彼得·彼特罗维奇一到彼得堡,决定立刻摸清情况的原因,如有必要,他就要抢先一步,讨好“我们的年轻一代”,以防万一。在这方面,他把希望寄托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身上,而且,譬如说吧,他去探望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勉强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别人的意见了…… 
  当然,不久他就看出,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极其庸俗、而且有点儿傻头傻脑的人。但这丝毫没有打消彼得·彼特罗维奇的顾虑,也没有使他受到鼓舞。即使他相信,所有进步分子都是这样的傻瓜,他的不安也不会消失。说实在的,对这些学说、思想和制度(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是用这些东西猛烈地责难他)他丝毫也不关心。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只需要尽快、立刻弄清:这儿发生过什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些人有势力,还是没有势力?如果他着手做某一件事,他们是揭发他呢,还是不揭发他?如果揭发,那么是为什么揭发,现在到底是要揭发些什么?不仅如此,而且要弄清:如果他们当真有能耐的话,能不能设法博得他们的好感,而且立刻稍微欺骗他们一下?该不该这样做?譬如说,能不能通过他们使自己的事业进展得顺利一些?总之,他面前有成百上千的问题。 
  这个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体质虚弱、害淋巴结核的人,个子矮小,在某处任职,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颜色淡得出奇,留着肉饼状的连鬓胡子,并为这胡子感到非常自豪。此外,他几乎经常害眼病。他的心肠相当软,可是说话很自以为是,有时甚至极端傲慢,——如果与他的体形相对照,这几乎总是显得十分好笑。不过,在阿玛莉娅·伊万诺夫娜这儿,他却被看作相当受尊敬的房客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不酗酒,而且按时缴房租。尽管有这些优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当真有点儿傻里傻气。他赞成进步思想,加入“我们的年轻一代”,——这是由于年轻人的热情。这是那些多得不可数计的形形色色的庸人、思想极其幼稚、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却又刚愎自用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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