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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脸堆笑 让彤红的火光
照亮额头的皱纹 甚至
照亮他记忆深处 我幼小的童年
以及 被阿妈的爱情
浸泡得无比滋润的青春时光
樱桃树
阿哥啊 你我的姻缘
是用了整整一千年的期盼
苦修来的 但是
生命又是如此短暂
弹指之间 苦修千年的姻缘
便在百年的站台 抛锚
并最终成为两道平行的车辙
或阴阳相隔 或烟消云散
阿哥啊 等你有空时
我们相约着回趟老家吧
在被天神祝福过的祖土上
种下两棵樱桃树
一棵樱桃树是你
一棵樱桃树是我
我们用心灵呵护它
我们用爱情哺育它
我们用希望培植它
我们用祈祷灌溉它
让它茁壮成长 叶茂枝繁
百年之后 你我的爱情
可以居住在樱桃树上
开最纯洁的花
结最甜美的果
以树的姿势 再相爱相守
一千年 甚至是一万年
单增曲措，女，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人，1974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现供职于迪庆藏族自治州文联。自1999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先后在《诗歌月刊》《当代小说》等报刊发表作品近百篇（首）。有作品入选多种诗歌选本。
两个小随笔
哑 石
“充满活力即为美。”
这句关于地狱的警句，是布莱克鼓着眼睛郑重其事说的。他同博尔赫斯一样，对老虎身上斑斓、燃烧的花纹极其痴迷。可以想见，布莱克说这句话时，地狱乃一只丛林中奔跃、嘶吼的猛虎！它的恐怖，就是它的灿烂。当然，如果有人，眼神灼灼，要把这只虎翻译成马拉美的“终结之书”，抑或博尔赫斯的迷宫，我也没有太多的理由反对。
毫无疑问，敏锐的认知、饱满的语言和创造的才华，这三者，共同组成了文学中“虎”的斑纹，亦即“地狱”的斑纹。消融于这燃烧的斑纹，当能体会出一种灿烂的本体论激情，一种销蚀骨水的“欣喜”——美，自当如此，亦唯其如此，古往今来，才有那么多不要命的呆瓜，厮厮然，投身于虎口。
地狱从来都是令人战栗的。将来还会那样。本质上，它与人在**高潮中的战栗没什么不同。布勒东也说： “如果美不令人战栗，就不是美了。”这种美学理想，被他自称为“超现实”。显然，正是这一“超”，同时道出了本雅明那“震惊”美学的宫闱幻景和乡野本色。
猛虎，依然在大地上游荡，并被时代粗俗地、口水滴答地视觉化。尤其是可以无限复制的电子影像，正怀着最终将其咔嚓的“险恶”居心，把布莱克的真理，模仿得淋漓尽致！此时，我们又该如何翻译它？甚至，能不能翻译它？
或者，当眼神游移地，用仆人般谦恭的语气说：“宁静哦，宁静方为美”？
“我沉思我的肖像……”
《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中有段话让俺怎么也忘不了，一想起，又忍不住偷偷傻笑。瞧，米沃什坐在宽大的书桌跟前，稍微挺了挺阴影中嘎嘎脆响的脊椎，算盘珠珠般兴奋的脊椎，秉笔直书：
“我沉思我的肖像，它浮现在别人的仇恨之歌中，浮现在别人的诗歌和散文之中：一个幸运儿。事事顺当的那种人。不可思议的狡诈。自我陶醉。爱钱。没有一丝一毫的爱国情感。对祖国冷漠于心。卖国只卖个手提箱的价。衰弱无能。一个关心艺术而不关心人民的唯美派。可收买的人。失算者（他写了《被禁锢的头脑》）。不道德的个人生活（他追逐利用女人）。蔑视他人。傲慢自大。等等。”
哈哈，米沃什就是这样写的，但更是这样写的（我保证。华沙米格尔大街153号的一间阁楼，从左往右第三个饰有圣像小浮雕的栗木书橱中，至到21世纪末期，还保留着他微微泛黄的手稿）：
“我沉思我的肖像，它浮现在数世纪后的口耳相传中，浮现在大自然的青山绿水中：一个蒙受圣恩的人。诸事完美的角色。不可思议的智慧。自尊。理性清澈。没有一丝一毫的狭隘情绪。将祖国深藏于心。不懂得如何算计：即使全世界黄金堆起来，也买不走他21克的灵魂。心肠太鸡巴柔软了。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常被弱势者感动得一塌糊涂。极端勇敢（他写了《被禁锢的头脑》）。风流倜傥（热爱美人、歌诗、醇酒）。风度卓尔不群。不肯媚俗。如此，等等。”
成都平原的秋风，轻轻翻动着微黄的手稿——昨天，一种奇妙因缘，已使它摊开在我弥漫着回锅肉蒜苗香的床榻上。仔细端详，其字里行间，有些蓝得不易察觉的小小凸起，像神秘的星宿。我赶快找来密写显影药水，折腾了好久，才看清楚用达芬奇密码密写的，是下面一段话：
“很明显，这就是我，Czeslaw Milosz，哪怕我的对手，那些隐藏在时间长河中的对手，要在我身上打击那些他们想象出来的弱点，这个人，依然是我。我沉思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些特点，可以确认。”
细节
鲁西西
技术时代毫无疑问地把人们的注意力由整体转向了细节，因为发明了显微镜，同时发明了望远镜，这帮助对细节感兴趣的人既对近处的细部特征感兴趣，又对远处的细部感兴趣——一个整体的物质人，变成了由无数器官组成的组合零件，变成了一个一个可以拆解的细胞，一个宇宙，一夜之间被伟大的科学家们看成了夸克、量子、黑洞等符号，而且还在细分。同时，一首始终以一个生命整体出场的诗歌，也跟着变成了一个个可以拆解，又可以随时组合的符号——否则，就是一个对技术不感兴趣的人，一个对诗歌内部没有进行深刻研究的人，一个马上要被后工业的高倍显微镜所率先淘汰的人。
我并没有反对细节，我曾经也对细节着迷，正是因为对细节的着迷，曾几何时我就走到了细节织成的羊肠小道上，最后迷路了。我是1999年的某一天开始醒悟，开始从对细节的执迷转到对细节的无限放弃（或扬弃）中来的。因为对细节的着迷，我可以一口气说出保罗·策兰、阿赫玛托娃、卡瓦菲斯、博尔赫斯、帕斯、曼德尔施塔姆等一大批曾经影响过我的人们所写出的作品里面深埋的吸引我的细节——我一次次被冲击，而且，不同的时间，我会成为不同的对自己的诗歌实验投注技术激情的人，直到1999年我最终感到疲惫。
为什么感到疲惫呢，因为我想为诗歌增添我想置入的新要素，可因为技术的限制，我无法做到，我开始对诗歌绝望，因为它不容许我自由写作，自由增添，它的技术正在妨碍我——以前，是这个东西在促进我，使我一步一步朝里走，当我走到最里的时候，我发现其它东西都不见了，只有技术。我本来以为它是活的，可它僵死在那儿，似乎在嘲笑我，我终于弄清我所追求的那样东西了：我曾把自己的诗歌理想交给它，没想到它拒绝接受，因它没有这个能力。
1999年底，精疲力竭的我开始撤退，摆在我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要么进行新一轮的反技术实验，要么停笔，在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进行我所说的新一轮的反技术实验了。反技术，不是不要技术，不看重技术，是将它放在诗歌的恰当位置。这个过程有些艰难，因我是有意而为之，因我这样做，就是一种冒险，因我离开了我的时代，进行着同时也是反时代的试验。
我回到了词语本身，我把词语本身的生命力放在了第一位，当我从细节退回，我发现，我的写作开始获得一种生机，没想到这样做，我反而看见了我的时代，看见了我与日常生活所应该建立的基本关系。
在海边的风声里
北 野
1
一到冬天，海边的房子就变成了勃朗特姐妹笔下的呼啸山庄。
风往往是整夜整夜地刮。尖利的风声，好像携带着圆盘锯溅出的火星子，令人想起正在被切割的岩石、船坞、楼盘、森林和整个海岬。
有时大风摇晃着门窗，就像刚刚登陆的加勒比海盗，挥舞着火枪和大刀，凶悍地愤怒地嚎叫着。
2
就是在这样的夜里，有一次我独自到海边散步。
海啊，那诞生风暴的地方，黑得像命运。而夜空，那原本是高挂星星的地方，低得像绝望。这时，我突然注意到一个垂钓的人，他戴着皮帽子站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上，向着汹涌的海浪使劲地抛撒着渔线。
风呼呼地吹刮着，浪哗哗地翻卷着，海水之上只有一点点微弱的灯光，连多腿的虾爬子都钻进了海底的石缝。
那么此刻，这个两足的、无毛的、直立行走的、戴着皮帽子的垂钓者，他到底指望着什么呢？
他是不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结，需要通过一条渔线向大海诉说？
或者他幻想着普希金童话里的小金鱼，在这个恶浪滔滔的夜晚重现？
3
这是200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
它距离我最初“把思想写在纸上”的冲动，至少有二十多年时间了。
在海边的风声里，我渐渐意识到二十多年来我所热爱的诗歌，正像今夜这恶浪滔滔的大海：
它没有星光，没有魔瓶，没有寻找金羊毛的英雄，也没有海妖的女儿那迷人心魂的歌声！
它的表面翻滚着豪华游轮倾泻的现代垃圾，它的深处游弋着鬼魂般的纯物质的核潜艇。
它不适合垂钓，不适合洗澡，不适合想象，也不适合为了爱和美而进行的远征！
它只适合：茫然和沉没。
4
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在远离大海的中亚草原，在远离泡沫的宁静内心，我开始了纯属个人的诗歌之旅。
我相信“诗歌曾是神圣的语言”，并坚信它依然应该神圣。
我相信“人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尽管有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我相信“灵魂是肉体的气味”，尽管有人对灵魂嗤之以鼻。
“生活并不美好，”我勉励自己：“而我们的心，要向着美好死而无憾地飞呀！”
“把大地留给庸人去治理吧，”我写道：“我要天空！”
5
转眼之间我已经43岁。
“从前我四处流浪／带着短剑和诗行／／如今我一片荒凉／青春和才华已快用光”。
当我顾影自怜的时候，我发现面目全非的不仅仅是从雪山到海洋的物理空间的变化，也不仅仅是从青春年少到英雄迟暮的岁月流逝的变化——最令我吃惊的是：
我常常被人们称作诗人，而我感到生命和生活中的诗意正在消失或已经荡然无存！
并且，像诗意、诗歌和诗人这类从前十分明晰的东西，现在变得一团混乱！
6
“诗歌精神”是我十五年前提出的一个模糊概念。
我当时给它的定义里包含着“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之类的更加模糊的元素。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日神的向上（如《浮士德》），还是酒神的向下（如《恶之花》），“诗歌精神”都是拒绝“庸众习俗”的；好像诗意就是对恶俗生活的一种反动，好像写诗就是对恶俗生活的一种抗击。
然而，很快，恶俗生活全面击溃了我那可怜的幻想，恶俗胜利了。其标志是：
整个社会根本不把诗意、诗歌和诗人放在眼里，社会尊重强权和钞票，欣赏恶和丑。
在这个过程中，诗意蒸发了，诗人隐遁了，诗歌则作为一种没心没肺的“文本”选择与时俱进，开始大面积地转基因繁殖：先是“恶作”满天飞，继而被愤怒的革命群众撕开衣裙就地“恶搞”。
7
诗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谚云：“大道运行，各行其是可矣！”
是的。如果我瞎了眼或者死了心，也许我可以做到保持沉默。
遗憾的是，我修行太差，尚未破掉偏狭的“我执”，故有此嗔怒之文。
万望列位看官大人读者诸君海涵，并一笑了之！
随时间流逝的写作
海 男
从18岁在滇西永胜小镇开始涂鸦中的第一次书写生活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漫长的时间在日后等候着我。这种漫长包括人生不停止地迁移、栖居；也包括变幻莫测的写作之旅出现的一系列的困难；还包括你的心智，你写作的情结和环境都要经受住时间的熔炼。我是在一个暮色激荡的时刻离开滇西的，我上了火车。上了北去的火车，从那一刻开始，语词就在纷乱之中碰撞着铁轨，我带着写作笔记本、箱子，把自己塞进火车厢的角落，仿佛塞进一只火炉，历炼自我的时刻是在那个晚上开始的，然后我到了北京，到了鲁迅文学院的一间房子里。
很多年以后，我栖居在昆明，这是我最为明智的选择，因为，一个写作者必须寻找到适宜想象力、虚构的语词所需要的磁铁之乡。所以，我回到了云南，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北京不适合我，北方不适合于我的居住和写作，我依然是乘火车回到云南的。于是，在下火车时，风来了，不仅仅是从滇池边呼啸而来，也是从哀牢山、横断山脉，从滇西古驿道上而来，直抵我的胸口，这正是我灵魂落地的地方，也是我的魂灵游荡的边疆省份。
居住在昆明已经16年了，作为我私人生活的栖居地，它容纳了我写作的跳跃变化，也容纳了我写作生活的流逝。我想述说的是在时光如此变幻莫测的时间里，我依然每天保持着写作的习惯。没有任何人命令我写作，也没有任何学会机构需要我来写作，我写作，这是一种宿命。
在经历了难以言喻的许多生活事件以后，写作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它伴随着时间的煎熬。不错，许多事情都需要时间来确证，词语也一样，它就像任何事件一样，必须落进时间的刀锋和沙漏器中去，随同刀锋的锃亮，我仍会看见许多东西都被揭穿之后的一团秘境；而从沙漏中过滤出去的沙粒，给我们的选择和困惑带来了真理。
此刻，我刚写完一本书，题为《最漫长的煎熬》，记录了云南洱海地区白南诏国到大理国时代的一段秘史。在里面，我依然触摸到了时间，凡是与生或死谜团纠缠一体的，都是时间的影子，所有被祭师和诗人们吟唱不休的只不过是时间的碎片而已。
自从多年以前给《诗刊》邮寄诗稿时，命运就编织出了这样的蛛网：诗歌像是温柔无止境的私人之旅，携带着我生命中难以拒绝的美妙的时光；诗歌像是黑夜和白昼交织中发出的任何一种切人我胸口的声音，它奴役着我上半辈子和下半辈子的现实生活。如今的我，居住在滇池边缘，使我不断地生活于语词中，并为此沉溺于语词的是快乐；是因为我的生活之旅从不缺乏与心智相遇的灵性生活，比如，在辽阔的云南边疆区域，在与一只狐狸相遇时，我同时也滋生了诡计和狡黠的美，可以穿巡的美；比如，在堆集着时间碎片的洱海地区，我寻找十三个王陵的时间，耗损尽了我的激情，然而，在死亡和秘密中，我获得了诗歌和用来书写的灵感。
在流逝的一切时间里，我的宿命，已经交给了未知的一切时间，只有写作可以抵制日渐衰竭的审美疲倦，唯有写作才可以揭穿心灵生活中最漫长的秘史。
“回避”的技术与“介入”的诗歌
蓝 蓝
茨维坦·托多罗夫在一篇题为《面对极限——集中营的道德生活》的文章中，提到了索尔仁尼琴曾亲身经历的一幕。在劳改营，一个囚犯非常认真地用自己的手艺砌好了一面墙。而据另一个名叫列维的人讲述，奥斯威辛集中营他见过一个品德极好、曾救过他的泥瓦匠为盖世太保修建防护墙以避空袭。这位泥瓦匠勤恳认真，工作出色。他的理由是“以做好命令他的工作来维护个人的尊严”。集中营里的女人们，也是尽心尽力地干活，她们说：“我们织出一流的手套，并引为自豪。”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就要被送进焚尸炉的人们这样做不是听从纳粹的命令，而是为了职业的尊严。
同样，他还举出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一个卫兵对集中营司令鲁道夫·霍斯的描述，说他如何“着迷于他的工作”，甚至连他的妻子也对他忽视了家庭和她的情感抱怨连天。这位集中营的卫兵忘了提到鲁道夫的工作是一桩大规模的集体谋杀。
茨维坦·托多罗夫指出，做好一件工作是否总构成善，不应仅仅根据它们是什么而且也应根据它们被用来做什么来进行判断。一个人必须将其用途和后果一起放进头脑考虑之中。这是因为，个人的尊严并不建立在社会认可之上，而仅仅在于良心和其善的意义悬而未决的行为之间的一致。
自然，这是人们在极端情形下遭遇到的个人尊严和道德的问题。到了今天，为了自我尊严的完善，在追求专业和手艺完美性的名义下，把对整个人类、对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隔离开来，是不是意味着同样也存在着问题？
从我们当下的各种刊物里，我读到过不少技术精良、几乎无懈可击的诗歌作品。在文本中，隐喻、反讽、通感……等等，做得完美无缺，形式的创新和观念的创新比比皆是。我不能不说，在修辞的意义上，在丰富汉语文字和表达形式的意义上，这些诗歌的的确确做出了贡献。但是，假如我在其中看不到对人的关心，看不到对他人生活的想象力和表达，我不会认为这是一首好的作品。我无法赞同单纯的技术主义的做法，因为作为现代社会的特色，“热衷于技术特权能使我们对人类情感变得迟钝（布鲁姆·贝多汉姆语）”。尤其，诗歌创作是一项探索人与世界、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语言艺术活动，技术主义至上从根本上违背了诗歌并不完全内在于个人、而是最终要超越个人立场的原则。
诗歌创作是一项复杂的思维活动，作用于诗人的不仅仅有修辞艺术的要求，还有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良知，以及对存在的关怀和对他人他物的想象力。追求单纯的技术主义从某一角度说，恰恰是一切扼杀人性、忽视人类情感、对人类生存处境冷酷漠视的极权统治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