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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盘算着是再过几年，他亲自在那些长工班子里，三挑四捡，物色一个好的青年小伙子，招进门来，跟盼儿做成夫妻，恩恩爱爱地过一辈子的太平日子。让他晚年抱个孙孙耍，那就好了。
但是铁柱并不是他的命运的主人，他自己的事情，偏偏不照他自己想像的那么发展，太平日子没有到来，却给他带来了一辈子的灾难生活。
在这山区地带，大小恶霸独占一方，建立起一个一个的小小独立王国。在这些独立王国里，老百姓的生杀予夺大权都操在这些独立王国的暴君手里。正像这些暴君自己宣称的：“这山是我的山，水是我的水，地是我的地，人是我的人，路是我的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能张嘴巴的都是我的。”因此，山上打的野物，河里捞的鱼虾，树上结的新鲜果子，地里长的时鲜瓜菜，都要先送给他们尝新。以至于在他的王国里生长的标致姑娘，虽然早已废除了“初夜权”这种奴隶社会的野蛮法律，可是恶霸和他们的少爷们却拥有霸占她们的优先权。明媒正娶，做姨太太，是合理合法的；暗地里闻到女人家里去偷鸡摸狗，是半合法的。至于估逼估奸，也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穷苦人家有长得标致的女儿的，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灾星闯到家里来。
铁柱的小盼儿虽然才十几岁，却长得很出色了。正如大家说的，长得红艳艳的，白生生的，水灵灵的，泡酥酥的。小盼越是长得标致，越是成为铁柱的老大一块心病，就像一个秤砣挂在他的心上。他思想早一点看中—个长工后生，赶快过门成亲，以免招惹是非。但小盼儿还小，不到时候。平时他不准小盼儿出去抛头露面，只在家里做些家务活路。
可是这怎么能挡得住本乡本土那些浮浪子弟的窥察，怎么能不传进本乡大恶霸张家里那个外号叫“骚棒”的三少爷的耳朵里去，怎么能逃过他那馋猫—样的眼睛？没有过多久，“骚棒”就派管事的来找铁柱。
铁柱眼见灾星进屋，不会有好事情，冷冷地打了一个招呼：
“张管事，请坐。”
“铁柱，我给你道喜来了。”张管事坐下，拿出纸烟来招待铁柱。铁柱拿出自己的短烟杆来，没有接纸烟，也没有搭腔。
张管事夸了张家在本乡的富实和势力，又夸了三少爷的一表人才，于是提出要明媒正娶接小盼进屋的事。“这可是你们的天大喜事，真叫十年难逢金满斗。过门以后，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完的绫罗绸缎，将来早生贵子，还要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哩。”张管事以为加上这一段话作结尾，什么木脑壳也是敲得响的，哪怕你是顽石，也会点头的吧。
但是出乎张管事的意料，对铁柱说话竟像对一根擀面杖吹气——窍不通。铁柱不仅没有像张管事预料的那样，感激涕零地立马答应，反而冷冰冰地说了一句：“我的小盼儿没有那份福气。”并且站起来，准备送客的样子。
“嗐，你的脑壳莫非是榆木疙瘩做的？这么不通人情，人家是磕头都请不到我来上门呢！”张管事说。
“那就请去找别人家吧，我的小盼儿年岁小，不合适。”铁柱还是那么冷冰冰的。
“年岁小，不要紧，先订下了，等几年长大了再过门就是。”
“不敢高攀。”铁柱还是那一句话。
张管事看到铁柱死咬住这句话不放，有些生气了，脸上变了颜色，说：“你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哟。我把话说在前头。”他站起来走出门口，回头又说：“我过几天来听你的回信。”便径自走了。
小盼儿在后面灶屋里听得一清二楚，等张管事一走，她就走出来扑在铁柱的怀里，早已是泪流满面了，她哭着说：“爸爸，爸爸我哪里都不去，就跟你一辈子。不要打发我出去吧。”
铁柱看到小盼儿伤心的样子，就像针扎在心上一样。小盼儿就是孙小芬的化身，这是他的良心和希望，是他的命根子。小盼儿的哭声就像他的灵魂在呼喊。他抱住小盼儿的头，用手把她脸上的泪水擦了，对她说：
“小盼儿，我的盼盼，爸爸咋个会把你送进火坑里去呢？”
话虽然是这么说，他心里却像打鼓一般。他是知道张家在本乡的势力和手段的。文娶不行，就要武抢，这种事在张家，从那个老“骚棒”开头到下面几个小“骚棒”，发生的也不止—起两起了。
铁柱—想起来，心烦意乱，就把他的破二胡找出来，胡乱地拉，拉得他伤心地掉了泪，小盼儿也陪着哭了起来。唉，天下道路万千条，就是没有穷人走的路啊！
和铁柱一起受苦的几个长工伙伴，白天听说这件事，晚上都到铁柱的茅屋里来，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眼见祸事就要落下来，却谁也拿不出一个主意来。还是一个老长工劝他：
“看起来，你想在这里安个窝儿是安不下去的了，不如及早带着盼儿跑出去，不然你是逃不出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阎王手掌心的。”
“如今兵荒马乱，活路也不好找，出去也是艰险路一条。”另一个长工为他担心。
“再艰险也比落进他们的磨子里受夹磨的好。”老长工说。
“我还是出去跑滩的好，哪怕落到讨口子的下场，也自在得多。”铁柱下了决心。
11
一个月夜里，铁柱把他的全部家当收拾起来，还不够一挑。他只随身带了一把镰刀。现在是快割谷子的时候了，那些随割谷子时令的先后，由南闻北帮人家割谷子的打短工的队伍就要出发了。铁柱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去赶上打短工割谷子的队伍，混过这一秋再说。他临走还没有忘记带上他的那把破二胡。过去的许多日月，从这把破二胡的琴弦上流出来的低沉和悲怆的乐声，正是他的心灵的声音，他可以从那琴弦上找到一点安慰，所以他舍不得丢掉。他从前在孙大老爷家里，用二胡的欢快的音符赢得了孙小芬的欢心，后来孙小芬被关在观音阁里，又靠他的二胡和孙小芬通了消息，其后孙小芬被远远嫁走，投水自杀后，他又靠这把二胡来排遣胸中的积怨和哀伤。现在又靠这把二胡来叙说他的流浪生活的苦况了。他的这一点拉二胡的本事是靠他脑子灵透，向一个算命的瞎子瞟学来的，他不是一个音乐家，根本不懂得作曲子。他只是顺着他的情绪的起伏波动，随意拉的。可是那种真情实感，不仅使他自己不觉掉下泪来，连和他一块劳动的长工们，听他拉起二胡来，也感到很大的安慰。因为从他的二胡中，诉说出他们的痛苦和希望。长工们常常三个五个到他的茅屋里来。也用不着点灯，坐在茅屋外边的石头上，一面吧着旱烟，一面听铁柱拉二胡。一直要拉到深夜，铁柱拉得倦了，大家也不用说一句话，也没有人叹一口气，各自熄灭了旱烟袋上的烟火，回家睡觉去了。现在铁柱要逃难去，临走的夜晚，他用不着去请，就来了七八个长工伙伴。大家坐在那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要求铁柱再拉拉二胡。铁柱要和伙伴们告别了，也很想拉一拉。他从他过年耍龙灯、狮子的欢乐调子，拉到他和孙小芬的不幸的爱情；一直拉到他流浪的苦情。长工们都沉默了，连旱烟袋上的火光也看不到了。最后大家也没有说一句告别的话，站起来各自走了。
现在铁柱把东西收拾好，马上要走了，他除开挣饭吃要用的工具镰刀外，就是带着这把二胡。趁天色未明，他挑起担子，牵着小盼儿上路去了。
他不知道往哪里走，反正要逃出张“骚棒”的霸道外边去。他想往南走，现在是快割谷子的时候了，到南边去找活路也许好找一点。于是他向南边无目的地走去了。
果然，走了两天后，地势越来越平坦，稻田越来越多，稻田里的谷子黄灿灿的一片连一片，迎风摇摆。有的田块已经开镰了。这是一个求吃的好地方。他知道这一带的风俗就是这样的。地主老财们总不想多请长工多花钱，总喜欢在农忙的时候请临时短工。这样，没有固定活路，也没有固定老板，可供雇佣的流浪汉到处都是。特别是秋天割谷子的时节，卖零工的汉子成群成伙，从南到北，一路割上去，虽说汗水流了一路，却也可以吃几顿饱饭，还可以喝酒吃肉，还可以结交一些穷汉朋友。
铁柱走到一处正在开镰割谷的田边，开口问了：“请问这位割谷子的大哥，你们这里还缺短工吗？”
那个埋头割谷的青年抬起头来，看到铁柱，并不感到奇怪，只是奇怪地望着铁柱挑了一副担子，担子上还挂得有一把二胡，更特别的是他还带着一个女娃儿。这和他们一般卖零工的大不一样。他们出来卖零工，除开一把镰刀和一个装有两三件换洗衣服的小包袱外，就只剩下两只劳动的手和一张吃饭的嘴了。为什么这个打短工的挑着家当、带着娃儿出来呢？
一个像长工领班的汉子走了过来，问了一下情况，知道铁柱是从北边逃荒到这边来的，这样的事多得很。他对铁柱说：“你等到起，我去问一下老板。”
长工领班到附近一个村子里去了不多一会儿，和他一块走回来的看起来是一个管家模样的人。那个人走拢来，一看铁柱，虎头虎脑的，像．座铁塔似的站在面前，马上就满意地答应雇他当短工割谷子。并且在长工领班的要求下，答应铁柱不和别的打短工的帮工匠住在一起，把他和他的女娃儿安顿在一间堆灰的土屋角落里。
铁柱没有想到这么顺利地找到了活路。他下田割谷子麻利得很，以至于别的打短工的伙计不得不提醒他：“老哥，干得合适一点哟。”铁柱马上放松一些，和其他的短工保持在一条线上。小盼儿没有什么活路，就在割过的田里拾谷穗，半天也可以搓出半碗一碗谷子来。
早秋燠热得很，只有低矮天窗的灰屋更是闷热。他拖一床旧席子出来在晒坝边和短工伙伴们在一起乘凉。随便摆谈起来，天南地北，千奇百怪，无拘无束。有一个小青年问铁柱：
“铁柱哥，我看你带得有一把二胡，你会拉吗？”
“我没有好好学过，只是随便拉的。”铁柱回答。
另外—个年岁大一点的短工突然问铁柱一句话：“你带的是你的女娃儿吧，她的妈妈呢？”
这一句话像．把刀子插进铁柱的心里去。但是他却并不感到痛苦似的，他的心早已麻木了。他连气也没有叹，只是沉默着低下头来。
这些帮工匠一年到头四处流浪，谁没有一笔苦情账。看到铁柱把头低下去，不做—声，便知道不应该去戳铁柱的痛处。谁也没有再追问他。可是沉默，对铁柱来说却是更难堪的惩罚啊。
铁柱忽然站起来，走进灰屋去，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把二胡。他似乎不理会大家，径直走到晒坝外的竹林边，在一个池塘边的石头上孤独地坐下来。过了不多一会儿，琴声就从那池塘边传了过来，那么轻，那么细，却很悠扬，池塘的蛙声都忽然停下来了。
这些坐在草席上的粗汉们当然不是音乐欣赏家，可是谁也没有说。．
句话来打断琴声，大家用心地听着，不知不觉都为这如泣如诉的二胡声吸引住了。是痛苦的，却又感到一种慰藉，深怕铁柱不拉下去。
夜深了。那凄婉的声音不断从铁柱的二胡琴弦上流了出来，在那夜空里盘旋，飞向黑暗的远方。池塘里的青蛙，似乎不想扰乱这些苦人们正在享受的哀乐，也停止了哇啦；竹林里微风吹过，簌簌作响，如泣如诉，像是在给二胡伴奏。铁柱忽然把二胡拉得飞快，高亢激越的声音，传入夜空，倒好像有千军万马杀奔过来，那么暴烈、愤激。这是刀和枪在搏击，这是血与火在飞溅，这是生与死在决斗，这是命运的呐喊，这是复仇的号召，这是巨雷在滚动，这是闪电在飞刺……忽然，嘎的一下，悄然无声，像拉断了琴弦一般。
长工们听了，像是突然把自己的感情的闸门关住了，更是难过。但是谁也没有说什么，谁也没有要求铁柱再拉下去，就是这样最好，让痛苦关在心底，明天晚上再让铁柱的琴声把自己的感情的闸门拉开，缓缓地流出来。这是痛苦吗？不，这是一种难得的安慰，一种苦中带甜的享受。
“铁柱哥，听你拉二胡，知道你有一本说不完的苦情账，何不说出来，让我们替你分担呢？”一个青年长工向铁柱提出要求。
“是呀，你摆一摆吧。”别的长工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谁没有自己的—本苦情账呢？可是说不出，也许听了铁柱的诉苦，能够从自己的感情的共鸣中得到一点安慰吧。
长工伙伴们的要求像一颗火星落进铁柱的心里去，突然燃烧起来了。他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他和孙小芬的甜蜜然而夭折了的爱情告诉长工同伴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点安慰。可是从哪里说起呢？他怎么能够把他的二胡丢在一边呢？怎么能离开和他一同度过欢乐和忧愁日月、并且能够替他倾诉这种欢乐和忧愁的这把二胡呢？离开他的二胡，他似乎什么也摆不出来了。
他忽然想起，他在孙大老爷家当放牛娃儿的时候，碰到两个老长工师傅，一个叫石贵，一个叫牛囡，他们曾经在田间劳动的时候，用自己的歌喉唱着自己编的山歌，倾吐穷人的心酸。那声音是那样的催人落泪却又叫人心里舒坦。他还想起，他的另一个叫王万山的长工师傅，这是他的文化老师，教会他念唱本，并且教会他唱出这些唱本的本事。他自己在过年过节玩狮子、龙灯的时候，也编过一些顺口溜，并且唱出这些顺口溜来。现在大家要他摆他和孙小芬的苦情，何不自己合着自己二胡的弦索，编一些唱词，边拉边唱呢。
就这么办。于是他利用割谷子的时候，边割边想，编出唱词，晚上就和割谷子的长工们，在地坝边、竹林背后的小塘边坐下来，调好他的琴弦，一边拉—边唱了起来。他的感情像是突然找到了一个开放的口子，顺着二胡曲调从弦索上流了出来。他感到痛快，长工们听起来也感到亲切，他唱的那些苦情不也正是自己的遭遇吗？
从此以后，铁柱成为这群割谷子的流浪汉的中心人物，几乎每天晚上，都不约而同地准时到了铁柱的茅屋里来，或者一同到池塘边去，听铁柱又拉又唱。后来他们割完这一片谷子，要流浪到北边去割另一片晚一点收割的谷子了。大家都裹成一团，不愿意散开，都想跟着铁柱走，走到哪里，听铁柱唱到哪里。
小盼儿跟着铁柱流浪，也和一块割谷子的长工伯伯、叔叔们一起，享受她的唯一的亲人铁柱爸爸的演唱和二胡独奏。她还不懂事，对于人世的辛酸知道得不多。但是从她的爸爸的唱词和叔叔伯伯们的插话里，她知道在世界上有这么一对深深互相爱着的人，曾经扮演过一场多么悲惨的爱情悲剧。她知道这出悲剧中的女主角已经屈死在山中的小河里，男主角带着唯一的女儿芳芳流浪出去了。
她竟没有想到这个女儿便是她自己，因为谁都叫她做盼盼嘛。她也为芳芳的下落担心，禁不住有一天夜晚，她问她的爸爸：
“芳芳和她的爸爸后来到哪里去了？我们能找到他们吗？”
叔叔伯伯们不禁笑了起来，爸爸却一点笑意也没有，反倒皱了一下眉头。可是，他又马上搂住盼盼，和颜悦色地诓盼盼：
“找得到的，你将来会找到他们的。”
盼盼没有兴趣向自己的爸爸学习拉二胡，却对爸爸的演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开始学习歌唱，和着爸爸的二胡旋律。由于她已经很熟悉这个故事，又十分感动，很快就学会演唱，并且演唱得很有韵味。她的歌声比爸爸那多少带着沙哑味的歌声清丽得多了，虽然没有爸爸唱的那么真切，在哀伤中夹着愤慨。
一个好心的叔叔，有一回去县城，竟然买了一个小鼓，还配上牙板和签子回来，让盼儿边唱边打着小鼓，铿铿锵锵很有节奏，敲打在点子上。这样一来，突然给铁柱的二胡增加了色彩。盼儿演唱也更是抑扬顿挫、舒缓有致了。怪不得有的叔叔说：“要是有一身好衣服把盼儿打扮起来，把头发梳好，搽上胭脂水粉，再把小鼓配上架子，用红绸系着牙板，在铁柱这把很有味道的二胡的伴奏下，叫她演唱起来，真比城里戏台上唱清音的姑娘还强得多哩。”
12
当时大家这么说着好耍，谁知后来盼儿真就这么办了。这也是生活所迫，或者说命里注定的吧。
铁柱一伙打零工的长工，割完了谷子，秋风渐起，田里的活路越来越少，就像往年一样散了伙了。有的进城去“打野力”、抬轿子、挑水或者干别的打杂活路，有的下河去拉纤，走码头去了。唯独铁柱带着个女娃儿，没有办法。去当长工，地主老爷倒是看得起铁柱那一身气力和手艺，却不喜欢他多带了一张吃饭的嘴。要去做点小买卖吧，他却没有本钱。搞来搞去，铁柱除开他的那把二胡和盼儿的那副歌喉，什么本钱也没有了。铁柱和盼儿既然不愿意落入沿门打莲花落的乞讨行列，讨残汤冷饭过日子，就只有走进沿途卖艺的行列，凭自己的二胡和盼儿的演唱过日子。这种日子当然比打莲花落的乞丐过的日子稍好一点。
乡下的五大三粗的成年汉子，能跳会蹦的青年小伙子，还有大姑娘、大嫂子、老大娘、老太婆，除开逢年过节，看玩狮子、龙灯和花灯彩船，听打川戏围鼓，或者有幸去远地赶庙会看热闹，平常是说不上什么文化娱乐的。只有烧香叩头，求神拜佛，看端公跳神驱鬼，算作一种文化活动。年轻的小伙子有时碰上运气，可以跑十里八里山路，到乡场上去看耍猴戏的。这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牵一只也是饿得没精打采的猴子和一只饿得精瘦的老狗，他给猴子穿上红背心，让它提个小锣，骑在狗背上当当敲着跑圆场，或者翻几个跟头，跳个“加官”，便向还没有来得及走散的观众乞讨几个小钱罢了。在乡下能够引起老太婆、老大娘和大嫂、大姐兴趣的是来了说“圣谕”的，讲“善书”的。那种老头，大概和三家村的冬烘先生差不多的打扮，衣服虽说早已褪色，却还洗补得很干净，穿得很周正，以表示他们的地位要比那些打莲花落的、
耍猴戏的，甚至于比那些卖唱的，都要高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