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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训练班去了，我们那里俗话叫做“进染缸”去了。几个月以后，不知道他们在那个染缸里染成了什么颜色，捧着一张题有“蒋中正赠”四个字的照片和一张金光闪闪的毕业证书回来，用玻璃框子装好，供在堂屋里。然后找一个空院子，在门口挂上县党部的招牌，拿一盒名片天天出去拜客吃茶，开口“本党”如何，闭口“领袖”怎样，于是他们就成为本县的大公务人员了。我年过六十，却从来没有革过人家的命，也没有进过染缸，凭什么能当大公务人员呢？
当然，也还有没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也没机会去庐山进染缸的人，有朝一日，忽然阔了起来，当上大公务人员。我们县里有个有名的张公爷就是这样。那是因为凑巧他的爸爸妈妈给他生了一个好看的妹子，他把这个妹子打扮起来，送到交际场合里去招蜂引蝶，凑巧给某一个大官儿看中了，他也就爬在妹子的裙带上去加官晋爵，享受大公务人员的“光荣”了。呸！我是宁肯坐一辈子冷板凳，也不愿去领受这份“光荣”的。
那么，我凭什么能够当上大公务人员呢？
是的，我凭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这个科员，还是凭自己搞“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很熟练，才保住的。我早就知道他们在背地骂我不长进，说我倚老卖老，既不信仰主义，又不崇拜国父，其实他们信仰的什么主义呢？说穿了不过是升官发财主义！孙中山倒是他们崇拜的；但不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个，却是印在百元大钞上的那一个……
唉，唉，你看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说到哪里去了？这些话要是给我们的苟科长听去了，把饭碗敲破了，倒是小事，要是给县党部那个梳偏搭搭儿的书记长听去了，给我戴顶红帽子，把我这吃饭的家伙取脱了，才不是好耍的。那个人么，嗯——我看他坐食俸禄，一年不卖几顶红帽子，是混不下去的。算了，不说也罢，还是言归正传吧。
嗯？我说到哪里了？……哦，是了，我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在……不说也罢，反正是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县衙门里做一名科员。所谓科员，就是那种以“啃办公桌”为职业的人。无论天晴落雨，我们都要按时去“啃”八个钟头。说有多少公事可办吧。不见得，大半的时间都在喝茶，看陈年的上海黄色小报。那上面有趣的事就多得很。什么地方女变为男呀；哪个穷光蛋独得五十万元航空救国奖券，欢喜疯了呀；哪个官儿的姨太太爱上马弁，双双投江殉情呀……的新闻，不，应该说是“旧闻”了。大家看了兴致很高，难免就要议论起来，有的甚至企图从生理学的观点去设想女变为男是一种什么景象。大家读报纸读得厌了，就谈昨晚上的牌局，哪个人的牌运亨通，一连做了两个清三番外加海底捞月；哪两个人搭伙抬哪个二毛子的轿子……牌局也谈厌了，于是就悄悄议论起我们县太爷的隐私来。日子就是这样春去夏来，秋去冬来，打发过去了。反正能高升的都高升走了，我们这些不能高升的就只好守着那几张破办公桌，吃点既不饱也饿不死的现成饭罢了。
但是要说成天无事，也未免冤枉了我们，我们每天还是要办那么一件两件不痛不痒的公事。当然，重要的公事是不会有的，那些重要公事早已在老爷绅士们的鸦片烟铺上，麻将桌上，姨太太的枕头边，再不然就在他们的枪杆子尖尖上解决了，何劳我们趴在桌子上“等因奉此”、“等情据此”、“等由准此”地胡诌一通呢？我们之所以一定有几件公事办，其实不过表示在这个衙门里，县长之下果然还有秘书和科长存在，在秘书和科长之下果然还有我们这样的科员存在，在科员之下果然还有办事员、录事和打杂的、跑腿的人存在，每个月上级发来的经费，并没有完全落进县太爷的腰包里去，如是而已。
科长们为了表示他们的存在，有兴趣的时候也到办公室里来签个“到”，划两个“行”，县太爷却很少光临办公室。听说他够忙的，今天要到某大乡绅家里去拜访，明天又要到某退职大员的公馆里去候教，还要坐堂问案，打老百姓的板子，还要和送“包袱”（贿赂）的引线人讲价钱，他还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瞒着自己的黄花老婆，去他私筑的“金屋”里去会自己的“藏娇”。他哪里有工夫来看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人呢？
假如他真的到办公室里来了，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比如上面来了视察委员呀，或者明天是什么纪念日，来找科员替他拟一篇讲演稿呀。再不然就是后衙发生了事故。母老虎发了雌威，把我们县太爷打得落荒而走，到办公室里避难来了。这几乎是万无一失，我们只要听到后衙有女人在大发雷霆，我们就得赶快就座，煞有介事地摇起笔杆来，果然不多一会儿，就看到县太爷神色仓皇地踏进办公室里来，坐上尘封的县长席，办起公来了。
且说有一天早晨，我们正在办公室里闲着，七嘴八舌地议论县太爷的太太到底是一个什么货色。有的说她一定是一个唱小旦的戏子，因为她能一板一眼地唱《苏三起解》，不致走腔落调；有的估计她是一个摩登女学生，因为有时候看她下的条子比县太爷的文理还通顺些；有的却坚持说她是一个从良的窑姐儿，哎呀呀，你看她那股子妖劲吧。总之，我们正在议论不休，忽然看到县太爷到办公室里来了。他吃力地转动着他那粗短的腿，用双手捧着大肚皮，由于不胜这一堆肥肉的负担，几乎是滚进门槛来的。跟在后面进来的是瘦长的然而营养良好的秘书师爷，还有服侍县太爷的勤务兵那个机灵鬼小卫也跟了进来。我们马上各就各位，拿起笔杆，摇头晃脑地办起公来。
县太爷的神色看来十分紧张。他在办公室里扫了一眼，对我们照老规矩不满意地皱了—下眉头，他发现两个科长一个也不在，生气地叫小卫去叫他们回来，然后他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我们总觉得像—个乒乓球放在一个大皮球上在我们的办公桌中间滚来滚去。
从乒乓球上发出了声音：
“刚才接到东安镇打来的电话，说中央新生活视察团派一位视察委员来我县视察新生活，已经从东安镇出发，中午前后就要到达县城。”他挺了一挺他的胸膛，以便和他那过于突出的肚皮取得平衡，继续说：“我们一定要表现我们的新生活，拿出革命的精神来办公，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他背诵起新生活运动的教条来了。忽然他抬头望见办公室两头墙上挂的“总理遗像”和“蒋委员长肖像”，皱起眉头看。这两张照片冷清清地挂在这墙上不知道有多少年月了，纸色已经发黄，积尘很厚。许多蜘蛛已经满意于在那里长期安家，繁衍子孙，结满了厚厚蛛网，在蛛网上曾经有许多无辜的苍蝇闻上去，被蜘蛛当点心吃了，剩下的皮壳和残翅，还挂在上面飘动。县太爷望见这两张倒霉的照片，神情有几分紧张，于是发布了动员令：“大家赶快振作起来，把办公室打扫干净，收拾整齐，特别要把墙上的两张相片擦干净。”忽然又发现污损的墙壁上空荡荡的，他转身问师爷：“我们挂在这墙上的那些表格呢？”师爷很谦恭地低下头，惶恐地回答：“今年没有造过表格，是去年党政考核团来的时候，赶造过几张。”县太爷听了感觉有些失望。师爷用手拍一拍他的脑门，智慧就从那儿生出来了，他说：“县长要的话，还来得及赶造。”县太爷：“视察委员等一会儿就要到了，哪里还来得及？”师爷神秘地眨了眨眼睛，说：“自有办法。”
我们衙门的这位秘书师爷，虽然长得像个无常二爷，瘦得像根光棍，小头锐面，其貌不扬，可是绝不能小看他，他是在什么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据说在那个大学里是专门学习治人的法术的。他又是县太爷的小同乡，还有沾亲带故的关系。这个人的确学了一肚子烂条，县太爷干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没有一条不是他出的点子，他总是在县太爷面前夸口“自有办法”，谁要听到他说这几个字，就知道有人该遭殃了。老百姓有两句歌谣唱他说：“师爷一声‘有办法’，黎民百姓泪如麻。”
今天他又说“自有办法”，我们都留心着看他又要使出什么法术来，果然他不慌不忙地叫一个录事把去年的旧表格拿出来。哦，原来他又要我们的“补疤圣手”显本事。我们衙门的这一个补疤圣手本事很大，公文上写错了字，只要他动手术一挖一补，就和原来一模一样。有一回县太爷还发挥这个补疤圣手的绝技，捞了不小一笔进项。原来是上级来公文，给我们县摊了不知道是什么捐还有什么税三万元，县太爷生财有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师爷辅佐有方，叫我们的补疤圣手一挖一补，把“叁”字改成“肆”字，县太爷把这封公文拿去给士绅商贾们一看，天衣无缝，结果县太爷收了捐税四万元，干赚一万元。今天又要请补疤圣手使出他的绝技来。
县太爷吩咐已毕，和师爷退到后面的签押房里去了。大家都照县太爷的命令行动起来。有的在收拾那比字纸篓还乱的抽屉，有的在收拾公文夹子，有的在打扫墙头，有的和蜘蛛争夺一阵，才夺回墙上的那两位“衣食父母”，擦拭干净。不多久总算是收拾得差不多了。
过了—会儿，县太爷和师爷两个出来检查来了，看到办公室井井有条，墙上干净，挂着修补过的表格，连墙上的两个老头子，也似乎知道今天有人要来为他们一年来的蒙尘洗雪“冤屈”，再也看不到过去那样阴郁不乐的倒霉样子，忽然变得容光焕发了。县太爷满意地笑了一下。想必这已经够新生活的标准了吧。他又命令每一个办公桌上摆一件翻开的公文，他自己的办公桌上也摆了几件，他还亲自去试一下办公的姿势，也很满意地笑了一下，自然这更合乎新生活的标准了。他忽然站起来对门口行礼，跟着又点头，还不卑不亢地笑了一下，嘴巴动了几下，好像在对人说什么话，我们看到他作古正经地在进行彩排，对空无一物的门口作出种种有趣的表演动作，禁不住要笑出声来。但是他忽然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我们都赶快伏案办公。
这时候才算把两位科长找回来了。这两位科长也算得县太爷的哼哈二将，一个是县太爷的小舅子，据说在什么野鸡学堂里混过几天，县太爷要上任了，才适应需要，把他送到什么党政干部训练班去赶造一下，两月毕业，总算背得“总理遗嘱”和说些“本党……”“革命……”的八股，于是就来当起教育科长来。这个人别的不行，打牌真是高明，偷骗的手法更是厉害。常常是几天几夜不下牌桌，根本不来办公。今天不知遭是从哪家的牌桌上把他请了回来。他一进门对县太爷爱理不理地点了一下头，就胡乱坐到县太爷的位子上去了，还不住用手蒙着嘴打呵欠。他忽然用手拿起墨盒咚地一声拍在桌上，大叫：“碰！”哦嗬！他还迷迷糊糊地以为他坐在牌桌上呢。我们吃惊地望着他，谁也不敢笑。县太爷大概由于种种的难言之隐，也把这个小舅子莫奈何，只是摇头。还是师爷走过去对他说了几句什么话，他才知趣地站起来去找教育科长的办公桌，于是他才真正地“走上岗位”。
另外—个科长是管财政的，这个人和县太爷的关系一直弄不清楚，听口音不是县太爷的同乡，看感情也不是县太爷的知交，还有点大模大样的。我们猜想一定是县太爷在省里的靠山派来监收县太爷该送靠山的“包袱”钱的。这个人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鸦片烟鬼，一天就是睡在床上抽、抽、抽。今天恐怕是县太爷派人去说了多少好话，才把他从鸦片烟床上请了起来的。他进门来也是不知东南西北，一个劲打呵欠，还是师爷给他当向导，他才走上了自己的岗位。
县太爷和师爷又退到签押房去，等候新生活视察委员的到来。
过了一会儿，忽然勤务兵小卫匆匆走进办公室来，他的后边跟着县太爷和师爷，小卫指着我们几个老科员，嘴里说：“老爷请看嘛。”
县太爷走过来把我们三个老科员研究了一下，马上紧锁眉头，很不满意地说：“哎呀，当真话哩，差点出纰漏。”于是他指着我们几个老人生气地说：
“看你们这样子简直不合新生活标准，蓬头垢面，一副倒霉相，一个穿长袍，一个穿短裤，不整齐划一，头发胡子乱七八糟，都像才从牢里拉出来的。”于是他车转身对小卫说：
“赶快叫人去街上成衣铺里借几套中山装来，再去找一个剃头匠来，把这几个老家伙大扫除一下，头发胡子一律刮光。”
“是！”小卫回答一声，笑嘻嘻地向我们做了一个鬼脸跑出去了。
这真是无妄之灾。我们三个也算有一把年纪的人了，胡子对于我们说来，总算不得是什么奢侈品吧，现在却要奉命取缔。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摸着将要牺牲的胡子不胜惋惜。胡子何辜，竟不容于县太爷的新生活。小卫这小东西平时本来很逗人喜欢，生得聪明，人又和气，是我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我介绍到县衙门来当差的，和我一直很不错，不知道今天他为什么给县太爷出这样一个坏点子。
过了—会儿，一个政警抱了几套青布中山装进来，要我们几个老人换上，这却把我们整苦了，平素穿惯了宽袍大袖，自在得很，忽然叫穿上又窄又紧的中山装，怪不舒服。不是肚子挺起，就是背弓起，瘦骨伶仃的肩膀像尖刀顶着衣服，原来被宽袍大袖掩盖着的种种缺点，这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但是在县太爷监临之下，只好穿上。
又过了一阵，小卫跑进来向县太爷报告说：“剃头师傅请好了，过一会儿就来，是才从重庆大码头来的下江师傅，手艺好，行头新。”县太爷不耐烦地说：“管他上江下江，只要是剃头匠，不是杀猪匠就行，要快！”小卫说：“马上就到。”说罢又跑出去了。
过了好一阵，剃头师傅还没有来，忽然听到衙门口站岗的卫兵高声在叫：“敬礼！”
这一声使县太爷下意识地跳了起来。莫非是视察委员已经来了吗？县太爷还没有走出办公室的门。县太爷有个贴身马弁叫老胡，他老早就下定决心，要和小卫比赛精明。今天他为了赶在小卫的前面来向县太爷报告他的这一件重大发现，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向县太爷大声报告：“来了！”
县太爷抬头从门口望出去，看到有一个三十来岁的油头粉面、
仪表非凡的人，穿着藏青色哗叽中山装，脚踏亮皮鞋，手里抱一个大公事皮包，很神气地咯噔咯噔走进来了——果然是视察委员到了。
县太爷是老于官场的人，当然一眼就看出来了。他马上迎了上去，口里还念念有词，我们连忙坐下来，规规矩矩办起公来。
县太爷恭敬地引进这个顶威武的视察委员来，我们本想站起来表示敬意，可是县太爷用手一按，叫我们不必站起来，以示我们办公多么认真紧张。县太爷请那位视察委员坐下来后，吩咐：“拿开水来！”县太爷想得真周到，新生活是不讲究喝茶的，所以叫拿开水来。小卫应声拿进两杯开水来，放在视察委员和县太爷的面前，转过身还朝我们扮一个鬼脸，退出去了。
县太爷很有礼貌地问：“请问贵姓？”
“姓贾。”那委员也有礼貌地回答。
“请问您是才从重庆到敝县来的吗？”
那位视察委员点了一下头，“唔”了一声，望着我们的蓬头垢面。
我们知道这一下真是太糟了，我们没有来得及剃头，给他看到了，这无疑对于县太爷的新生活是一个大污点。县太爷也发觉这一点，赶忙用话岔开，对视察委员说：“您辛苦了。”
那位视察委员又“唔”了一声，仍旧目不转睛地视察我们三个老头儿。
县太爷看来也有几分惊慌了。往常上面来了什么委员，只要寒暄几句，就可以安顿到后花园客房里去随便谈话，无顾忌地讨价还价了。今天这位视察委员怎么不买账，并且在办公室里东张西望，像专门挑眼的样子呢？莫非新生活运动真是有一番新气象吗？
县太爷为了转移目标，他就开始向视察委员报告本县新生活运动的大略情况来。他说得如此流利，以致视察委员无法插嘴，据说这就是官场中的一种战术。他讲他怎么提倡讲究卫生，每星期都要大扫除，他说他还提倡做早操，勤理发，常换衣服，他还报告县城设立了多少垃圾箱、公共厕所的数目字，他说他严厉禁止鸦片烟和赌博，在本县几乎就要蘩绝了等等。县太爷用小手绢擦着头上冒出来的微汗，但是他显得很满意于自己的有条有理的报告。
县太爷的创作天才和编谎话的本领，使我们十分吃惊，他居然在这几个钟头的纷乱生活中，有条不紊地编出这一套好听的话儿，其实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我敢说这位视察委员和往常来的委员也不过是一丘之貉，县太爷才开始报告，他就显出对于那些枯燥数目字没有兴趣。我相信他心中想的，早已是就要摆出来的丰盛筵席和将滚滚流入他的腰包里去的钞票了。虽然他在听的过程中，不时瞟我们这几个不合新生活标准的老头儿，其实不过是一种“说包袱”的策略，好像对县太爷表示：“你说得多好听，我当面就拿到你不合新生活标准的把柄了，等一会儿‘说包袱’，是要多加一点才行的。”
当县太爷讲的稍微松一口气的时候，视察委员问：“说完了吗？”
县太爷赶忙站起来，微笑着说：“没有了，没有什么了。”他恭敬地低着头，用手向后花园客房一摆，说：
“请！”
这位视察委员坐着不动，忽然把他的大皮包打开来，拿出一块绸布和理发用的推剪，向我们几个老头儿一指说：
“叫他们快来剃头吧。”
“啊？”县太爷和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禁惊叫起来。
县太爷过了好一阵，才清醒过来。他的胖脸上开始充血，红得像个大辣子，不知道是因为害羞还是将要大发雷霆。我们看着他忽然用手狠狠地在办公桌上拍了一掌，把公文夹和墨盒都骇得跳了起来，大叫：“混蛋！”他用手指着那位视察委员——不，现在应该说是剃头师傅了——大叫：“妈的×！你为什么冒充视察委员？”
那个剃头师傅忽然陷入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局面里来，却并不感觉害怕，到底是大码头来的人。他理直气